五 撰《談藝錄》 憂文化亡

五 撰《談藝錄》 憂文化亡

一個人的立誌與養誌，既要受社會、時代、家庭、文化、教育甚至身體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也要受個人性格、思想等主觀因素的影響。錢鍾書出生時，他的伯父給他取名為“仰先”，字“哲良”；他周歲抓周時，抓到的是一本書，他的祖父給取輩分名“鍾書”，他十歲時，他父親給他改字為“默存”，都多多少少影響著他的立誌與養誌。錢鍾書雖然和其父親一樣鐘情於中國傳統文化，但他畢竟受過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誌”與父親的“誌”不一致是理所當然的。隻是父親不理解這一點，錢鍾書也不敢爭辯，隻是心中感到委屈，曾在寫給楊絳的信中，訴說父親總責怪他不能“養誌”的苦悶。

錢鍾書曾說過：“我有興趣的是具體的文藝鑒賞和評判。”王水照內山精也.關於宋詩選注的對話．田慧蘭等.錢鍾書楊絳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這是受家風的影響。錢氏家族是一個世代讀書的家族，錢基博在《自我檢討書》裏說：“我祖父教書，我伯父和父親教書，我同堂哥哥和自己的親哥哥都教書。我從小跟著我伯父和父親、哥哥讀書；因為我祖上累代教書，所以家庭環境，適合於‘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熱烈!”

錢鍾書早在青年時期，就立誌要把文藝批評上升到科學的地位。這可能與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受到英籍教師瑞恰慈的影響有關。瑞恰慈是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美學家、詩人，對20世紀文學批評的影響最大。他是清華大學重金聘來的，與錢鍾書同一年進清華大學。瑞恰慈在清華開了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這兩門課。他的文學批評課，將古典文學批評理論與自己的文學批評主張結合起來，提出的文學批評理論其實就是文字字義分析論。“在他看來，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一個象征品。而文學批評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不相關或者說是絕緣體，從作品或者文字之間的隱秘關係找出來。他認為作品文學越抽象則象征性越強，而作品的文學價值就越高。當我們讀《圍城》，不是裏麵有很多象征的地方嗎？”湯晏.錢鍾書．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9.其實，錢鍾書的《談藝錄》《管錐編》也受到了瑞恰慈文藝批評理論的影響。

對照瑞恰慈所主張的文學批評理論，錢鍾書深感古今中外這方麵的名家都隻是憑主觀創立學說，在一個時期裏可以驚動一世，過了些日子，則又如秋後的蚊蠅，涼風一掃，不見蹤跡。其中有站得住腳的，也隻剩下片言隻語可供參考，整個體係算是垮了。還有一種批評家，頭腦冬烘，眼光如豆，談創作幾同癡人說夢，難免扣槃捫燭之譏，甚至專揀牛溲馬勃，拚湊成書。鄭朝宗.但開風氣不為先.鄭朝宗.海夫文存.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曾有一位好心的同學勸錢鍾書寫一本文學概論之類的書，結果遭到了拒絕。他說過：那種書“好多是陳言加空話”，即使寫得較好的也“經不起曆史的推排消蝕”，隻有“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後世所采取而流傳”。因此他要紮紮實實地下苦功，不說一句陳言和空話，而每一點滴的收獲都是自己才智的結晶，可以傳之久遠的。同上。

而冒效魯給他的建議他卻接受了。冒效魯(1909—1988)，字景璠，又名孝魯，別號叔子。其家學淵源深厚，少時習經史，喜詩文，有才子之名。1925年進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五年後以第一名成績入哈爾濱法政大學就讀。1933年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秘書職，給大使當翻譯。錢鍾書在發表於1940年2月出版的《國師季刊》第六期上的一首五古《得孝魯書卻寄》詩中詳細地敘述了在歸途中兩人相見相識的情景：“前年攜婦歸，得子為同航。翩然肯來顧，英氣挹有芒。謂曾識名姓，睹我作旁行。”詩後，錢鍾書還補充說：“餘與君遇於歐洲歸航，君言在俄時睹雜誌有餘所為其文，遂心識之。餘舟中和君論時，所謂‘舟行苦寂寥，可人不期至。東塗西抹者，慚子知姓字’。”兩人邂逅，大有相見恨晚之歎。兩人吟詩談詩甚洽，遂成莫逆之交。“對坐甲板上，各吐胸所藏。子囊浩無底，我亦勉傾筐。相與為大言，海若驚汪洋。哀時忽拊膺，此波看變桑。尋出詩卷示，鷙悍烏可當。散原若吷庵，批識爛丹黃。”詩後補充說：“君舟中與餘談兩絕雲：‘莫向滄波談世事，方憂此海亦生桑。’餘題君二絕有謂：‘氣潛足繼白山後，筆韌堪並雙井雙。’非溢美耳。”冒效魯希望錢鍾書寫一部詩話，“命我綴其後，如名附三王。”錢鍾書在《談藝錄·序》中也說他是“吾黨之言詩有癖者也，督餘撰詩話”。

冒效魯的希望鼓勵了錢鍾書。從此，錢鍾書“獨辟蹊徑，不尚空談，不作高論，而把主要精力用於研讀具體作品，試圖從其中概括出攻不破、推不倒的藝術規律。他也注意古今中外一切文藝理論，吸取其中值得吸取的東西，但他嚴格遵守的卻是批判的原則。他不迷信任何人，更不昏著頭腦去趕時髦，趕時髦是他最鄙視的淺薄行徑。他既致力於探索藝術規律，自然要廣泛閱讀文藝作品，不能滿足於習聞慣見、家喻戶曉的那幾種，這就是他愛繁征博引的真正原因”。這是鄭朝宗對錢鍾書寫作《談藝錄》的評述，他還說：“一切不存偏見的人應該承認，這樣的治學方法無論如何要比從概念出發的專事空談更堅實牢靠，更合乎科學。這條路子的第一個成果就是《談藝錄》。在此書的序言中，錢先生明白宣告：‘凡所考論，頗采二西之書，以供三隅之反。蓋取資異國，豈徒色樂器用？流布四方，可征色澤芳臭。故李斯上書，有逐客之諫；鄭君序譜，曰“旁行以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雖宣尼書不過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來意即名“東土法”，堪譬《借根方說》之言。非作調人，稍通騎驛。’那時，談藝之書可進入科學著作之林的信念，已深深地銘刻在他的腦海中了。”

國師的學術研究風氣皆濃厚。這不僅給錢鍾書研究學術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也給他以激勵。於是，他在教學之餘，開始了《談藝錄》的寫作。

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裏也回憶說：“《談藝錄》也是在這一時期草創的，用的是小鎮上所能買到的極為粗糙的直行本毛邊紙。他每晚寫一章，二三天以後又修補，夾縫中，天地上，填寫補綴得密密麻麻。他每完成一章，就交我閱讀，陶潛、李長吉、梅聖俞、楊萬裏、陳簡齋、蔣士銓等章節是最先寫出的，我都有過錄本。1941年，在他臨離去藍田前，奮力清了一遍稿，謄錄了一本，就在原稿本上，大筆一揮‘付忠匡藏之’五個大字，把它贈遺給了我。”田慧蘭等.錢鍾書楊絳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對於寫作《談藝錄》的起因，錢鍾書在《談藝錄》小序中說得很明白：“餘雅喜談藝，與並世才彥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議論。二十八年夏，自滇歸滬瀆小住。友人冒景璠，吾黨言詩有癖者也，督餘撰詩話。曰：‘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餘頗技癢。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彙成一集。即以詩話為外篇，與之表裏經緯也可。比來湘西窮山中，悄焉寡侶，殊多暇日。興會之來，輒寫數則自遣，不複詮次。”在解釋為什麼取名《談藝錄》，而不像“昔人論文說詩之作，多冠以齋室之美名，以誌撰述之得地。賞奇樂誌，兩美能並”時，說：“餘身丁劫亂，賦命不辰。國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處，賃屋以居。先人敝廬，故家喬木，皆如意園神樓，望而莫接。少陵所謂‘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每為感愴。”因明朝徐禎卿沉淪下僚，著有《談藝錄》，於是“因徑攘徐禎卿書名，不加標別。非不可也，無可加者”。然後進一步闡釋了援用徐禎卿《談藝錄》書名來作自己著作的書名的原因是：“亦以見化鶴空歸，瞻烏爰止，蘭真無土，桂不留人。立錐之地，蓋頭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識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嬋娟子’也。”錢鍾書.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即用《談藝錄》這書名來表現世事變化、物是人非、國土淪喪、百姓無所歸依等現實；表達淮南小山曾有詠桂的辭賦留於後人，但今日中華文化恐不能流傳後人的擔憂。就自己而言，故鄉無錫已被日寇占領，而自家的七尺場老宅“錢繩武堂”也被日本浪人武人龍憲兵隊霸占，真是無家可歸了。現在於上海租房而居，站立的地方、住的地方都不屬我們所有，更無心思在書名上賣弄。智者會認為我這部《談藝錄》中蘊含著庾信《哀江南賦》那樣的悲慨之意，而不是把自己比作絕代的“美女佳人”。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全方麵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麵在占領區強製推行日語教學，大力宣傳法西斯殖民文化，還肆無忌憚地洗劫和毀滅中國文化；另一方麵采取各種手段破壞教育文化機關。日寇在向中國大舉進攻時，每到一處都要瘋狂摧毀學校。抗戰前，我國有專科以上學校108所，而到1938年8月底，據《抗戰中的中國文化教育》載，“此108校中受敵破壞者，共計91校，其中全部受敵破壞者計10校”。1937年盧溝橋事變三個星期後，天津淪陷的當天深夜，日軍開始轟炸天津，他們選擇的主要目標是“南開”係列學校，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均遭到日軍轟炸和放火焚燒，知識殿堂全部變作瓦礫場。南京的中央大學，連續三次遭日寇飛機轟炸。浙江大學在向西南遷移時，日機跟蹤轟炸。日寇占領區和日寇飛機能轟炸到的地方，圖書館、博物館同樣遭受滅頂之災。據1946年國民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遞交的一份題為《1937年以來的中國教育》的檔案統計，抗戰發生以來，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受影響最大。戰前全國圖書館有1848所，戰後僅存940所，其中大部分已破爛不堪。文化侵略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中國文化，實行日本文化。所以，錢鍾書憂慮中華民族文化會遭受徹底摧殘。他寫《談藝錄》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和保存中國傳統詩論文化，並使之發揚光大。錢鍾書在國師完成了《談藝錄》的上半部，後來回到上海繼續下半部的寫作，1948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王梓瑜《〈談藝錄〉如何“談藝”？——淺論錢鍾書〈談藝錄〉述學文體》一文中說：“鍾書寫《談藝錄》一方麵是疏解自己陷於孤島的寂寞憂愁的心情，另一方麵也有保存和傳承中國文化，使傳統文化不致在戰亂中喪失的意味。”王梓瑜.《談藝錄》如何“談藝”？——淺論錢鍾書《談藝錄》述學文體．文史知識,2013.所以，其發憤著書之誌，就是憂國憂時的愛國情懷，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品格。他有個妙喻，說對祖國的懷念留在情感和靈魂裏，不是像字刻在石上的死記憶，歲久能滅，而是像字刻在樹上的活記憶，年深愈顯，“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錢鍾書.宋詩選注·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錢鍾書在《談藝錄》“序言”裏也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錢鍾書.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談藝錄》以探討中國傳統詩學為主要內容，涉及美學、比較文學、修辭學、藝術論、創作論等範疇，視野寬廣，內容精深。主要闡述和分析了藝術創作的模寫自然與潤飾自然、妙悟與神韻、理趣、於山水中見性情、“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文章布置的“行布”、比興風騷、曲喻、心手物相應、詞與意的離合等十個文藝理論方麵的問題。

《談藝錄》出版後，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錢鍾書也繼續對它進行補訂。1984年出版了《談藝錄》補訂本。陸文虎《錢鍾書〈談藝錄〉的文論思想》一文中說，《談藝錄》“提供了引進西方新學，指點中國古代文論的成功範例。此書熔古今中外於一爐，彙文史哲社於一冊，慎思明辯，匠心別具，為士人增學，為學子作則。我敢斷言，有誌於學問者，若以此書作為入門之津梁，將來必然青春無悔”。田慧蘭等.錢鍾書楊絳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澳門大學教授龔剛也說：“錢鍾書的《談藝錄》作為在現代語境下寫成的融合了新思維的舊詩話，已為後來者的探索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立足點。”龔剛.錢鍾書與文藝的西潮.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