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誌向有異 幸親可侍
錢鍾書來藍田,是公私兼顧。“公”是為任教國師,“私”是為侍奉父親。
錢基博(1887—1957),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古文學家和教育家。從小學教員到中學教員,再到大學教授。1923年應孟憲承之請任上海聖約翰大學國文教授。錢基博在《自我檢討書》裏談到應聘聖約翰大學國文教授的緣由時說,當時上海的各教會大學的學生隻認真讀英文,而不把國文課當一回事,也不重視國文教師。孟憲承應聘到聖約翰大學任國文主任,想找一位對國文有堅定自信,不怕學生麻煩的人同去,以扭轉這種風氣。於是錢基博一口答應。錢基博回憶說,上課時,“我開口第一句問:‘諸位!請問是哪一國的國籍?’學生目瞪口呆,無一人對。接下去,我就說:‘諸位!毫無問題是中國人。然而諸位一心讀英文,不讀國文,各位的心,已不是中國人的心!我聽說諸位到聖約翰讀書,每年花費須五百多元。我想諸位家裏,花了五百元一年,賣掉你們做外國人!我想諸位祖宗有知,在地下要哭!我今天已不是聖約翰雇聘的一個國文教員,而是一中國父老的身份,看你們作子弟,挽你們的心,回向中國!我想你們不願,也得願;因為你們身裏有中國人的血!’我意氣憤昂,聲音愈說愈響。而學生仰麵朝著我,寂然無嘩!我知學生心裏已感動。”
1925年,上海爆發“五卅慘案”,全國各大中城市紛紛罷工罷課,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聖約翰大學和附中的師生也組織罷課抗議,但遭到校方阻撓。於是553名學生和以孟憲承、錢基博為首的19名華籍教師集體宣誓脫離聖約翰大學,在各方的鼎力相助下,成立了光華大學。錢基博任中國文學係主任;廖世承任教育係主任,後任光華大學副校長兼附中主任。廖世承在光華十年,立足於附中,麵向整個中等教育,對中等教育的曆史、現狀,做了比較全麵係統的研究。
1938年7月27日,廖世承奉命創辦國立師範學院。8月11日回到上海懇請錢基博去湖南辦師範學院並擔任國文係主任。錢基博一聽為抗戰救國培養人才,立刻答應下來,並幫廖世承聯係在上海的曾為光華大學的同人,一起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此時錢鍾書還在國外,9月從法國乘船回國,10月到達香港,下船便直赴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
1938年11月11日,錢基博與國文係副教授周澂、英文係教授汪梧封自上海輾轉來藍田,任國立師範學院國文係教授、係主任。
據吳學昭所記楊絳回憶:“鍾書在藍田,對爹爹的‘侍奉’也隻是每天午後和晚飯後,到毗鄰的老夫子屋裏坐一會兒,說說話。再就是經常親自為爹爹燉雞湯,這是他在牛津阿季生小孩時練就的手藝。孟憲承先生當麵對老夫子讚他兒子孝順,老夫子說:‘這是口體之養,不是養誌。’孟先生說:‘我倒寧願口體之養。’可是爹爹總責怪兒子不能‘養誌’。爹爹所謂的‘誌’,鍾書不能完全認同,兒子的‘誌’,爹爹又完全不理解。鍾書心上感到委屈,隻能跟阿季說說。”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呂氏春秋·遇合》:“凡舉人之本,太上以誌,其次以事,其次以功。”在中國傳統文化裏,對於一個人來說,“誌”是最重要的。至於養什麼誌,則因人而異,因時而異。
錢基博自己養的是怎樣的“誌”呢?錢基博與孟子的生日相同,都是陰曆二月初二,他在《孟子約纂》一書中說:“意者天之啟予?孟子之學,將待予小子而昌明矣乎!”表達他願成為一個20世紀的孟子的意願。在國師開學典禮上,教職員獻了一塊“擊蒙禦寇”的匾額,這匾額的銘文是錢基博撰寫的,這“擊蒙禦寇”四個字,即是錢基博在國難時的“誌”,即樹立教化以禦敵人。
要求錢鍾書養什麼“誌”呢?錢鍾書是他的長子,要求自然要高。錢基博曾手書《題畫諭先兒》(錢鍾書出生時,其伯父給他取名為仰先,字哲良),告誡他說:“少年人不可不有生意。所謂生意者,須知早春吐蕾,含而未秀,乃佳。吾常目此時曰釀春,愈醞釀,生意愈鬱勃。……汝在稚年,正如花當早春,切須善自蘊蓄。而好臧否人物、議論古今以自炫聰明。淺者諛其早慧,而有識者則譏其浮薄。”王玉德.錢基博評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這是告誡少年錢鍾書要有朝氣,也要謹慎,埋頭蘊蓄才能。
錢鍾書在清華讀書時,嶄露頭角,錢基博得知兒子“知與時賢往還,文字太忙”非常高興。但又聽到兒子曾說出“孔子是鄉紳,陶潛亦折腰”這種對古人不尊敬的話,又感到“在兒一團高興,在我殊以為戚”。他告誡錢鍾書:“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勝我,我心尤慰!清識難尚,何如至德可師!淡泊明誌,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誌摩。如以犀利之筆,發激宕之論,而迎合社會浮動淺薄之心理,傾動一世;今之名流碩彥,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實大!”錢基博.諭兒鍾書劄兩通(其二).上海:光華半月刊,1932.並將錢鍾書的字“哲良”改為“默存”。要求他“立身務正大,待人務忠恕”。這時要求錢鍾書養的是“淡泊明誌,寧靜致遠”之誌,先做人,不要去追求一時的名聲。
在國難時期,知識分子應養怎樣的“誌”呢?國師創辦之初,錢基博對師生演講時說:“寇深矣,國危矣,吾人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慮無不思所以自處;凡我邦人之有血氣者,慮無不恫心疾首,覆亡是懼,亦且勠力同仇,有死無二!不知吾黨智識分子之身受高深教育者,當此日強寇憑陵,盡人敵愾,將別出四萬萬之人而自有其身份與價值耶?抑亦同其勠力同仇,而有不能以自外於四萬萬之範疇者耶?”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師季刊,1939.
“人生艱難惟一死;如勇士不忘喪元,誌士而在溝壑,不難一死,何誌之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此則我中華民族之精神,而古聖昔賢之所留貽,以世世詔我子孫而立國於不敝者也!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當此喋血抗戰,再接再厲,勇士前仆後繼之喪其元者何限!特是吾黨智識階級之身受高等教育者,是否能為不忘溝壑之誌士,則殊未敢以信!夫富貴逸樂,人之所欲;而在溝壑,則人人所畏沮也。然而不安於溝壑,則必耽富貴逸樂;而智識階級之吾黨,亦既養尊處優,若固有之,不安溝壑,亦固其所;此今日漢奸之所以多智識階級,而為國人之大詬也!如能安於溝壑,富貴不淫,誌節自堅,何有漢奸!”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師季刊,1939.概而言之,在國難當頭時,知識分子要擔負起救亡的重責,保持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為國而死,在所不惜。這就是錢基博堅持的知識分子此時應養之“誌”。
作為國師的教師,該擔負怎樣的救亡的重責呢?可從錢基博帶錢鍾書去拜訪曹典球一事看出。
曹典球(1877—1960),湖南省長沙縣人,著名的教育家。錢基博比曹典球小十歲,少年時讀過曹典球應試秀才時的作文及另外的文章,感覺“其詞蔚如,其趣淵如,低回往複”,便產生出仰慕之情,想象曹典球“必神情散朗,意度安詳”。錢基博.猛庵集序.夏國權,吳繼剛.愛國教育家曹典球先生.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98.
其實,錢基博更敬佩曹典球的為人處世。曹典球追求維新思潮,立誌救國,主張“維新自強”以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中國。1908年至1912年任湖南高等實業學堂(今中南大學前身)監督時,創辦了礦業、土木、機械、化學、鐵路等專科。湖南高等實業學堂是當時除北洋大學堂外,工程學科最完善的學校。1923年曹典球用自己多年積蓄創辦文藝中學。1931年至1932年任湖南大學校長。因撰寫過討蔣文章,被蔣介石強令免去其教育廳廳長和湖南大學校長職務。後專心辦文藝中學,倡導“教育救國”,認為救國“要的是科學,要的是經濟,要的是人才”,並將六十大壽所得賀禮萬餘元全部用來修建文藝中學的實驗室和圖書室,以育人為己任。他的第四個兒子留學日本,回國後也留在文藝中學任教。
1940年春,為避日寇,文藝中學搬到今漣源市楊家灘鎮。這時辦學經費十分困難,曹典球除主持校務外,還兼教國文、曆史;家庭經濟拮據,需要變賣借來的親戚的長沙地皮,才能支付一家生活及子孫的教育費用。他的妻子和第四個兒子都因勞累過度於這一年病故,卻無錢安葬,全靠當地一位仰慕曹典球才學人品的士紳周鹹和捐贈兩具棺木。這種舍家辦學的行為體現了“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的湖南學風。
曹典球所租住的師善堂距藍田不足二十公裏,錢基博一聽文藝中學搬遷到了楊家灘,就攜錢鍾書坐滑竿來拜訪。錢基博將自己在國立師範學院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贈送給曹典球;錢鍾書可能帶去了刊載自己十首詩這10首詩是《何處》《將歸》《孝魯無題雲誰識幽人此夜心渺如一葉落牆陰因憶餘牛津秋風所謂此心浪說沾泥似更逐風前敗葉飛真同聲也因賦》《孝魯以出處垂詢率陳鄙見荊公所謂無知猿鶴也》《更呈孝魯》《簡孝魯索翹華夫人畫》《入滇口號》《讀近人詩鮮厭心者適孝魯寄鶴柴翁詩來走筆和之》《雙燕》《春懷》。的《國師季刊》第五期及新近寫的詩。曹典球對錢基博父子的到來感到非常高興,設宴招待。他在《喜錢子泉挈默存至》寫道:“筍輿得得出山隈,一笑拈髯鳳子陪。各自崎嶇忘老至,為憐寒儉載春來。文章細與分流別,狂簡都能識體裁(自注:贈以所著《中國文學史》,庋藏於文藝書館)。隻是盤飧嫌市遠,洗塵先舉稚孫杯。”曹典球讀了錢鍾書的詩後,寫了《和錢默存》詩二首。其一讚歎錢鍾書曰:“那有桃源足隱居,大千都是劫灰餘。羨君海外歸來客,讀盡人間未見書。蘭芷入懷殊不惡,文章憎命竟何如。漫愁屈賈無安處,卑濕於今漸掃除。”夏國權,吳繼剛.愛國教育家曹典球先生.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98.這首詩和的是錢鍾書的《趙雪崧有〈偶遺忘問稚存輒得原委〉一詩,師其例贈燕謀。君好臥帳中讀書》原韻。錢鍾書的這首詩沒在《國師季刊》上發表過,但編在《槐聚詩存》1940年裏。這首詩的尾聯用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裏的典故:“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這兩句詩的意思是:不要說屈原、賈誼這樣的人才沒有安置的地方,你(錢鍾書)來到藍田,給這偏僻的地方增添了光彩。從詩句可看出,三人交談時,曹典球明白了錢基博攜兒子來這裏的一個意圖:希望他能長期安心於國師工作。於是,曹典球以詩句對錢鍾書予以嘉勉。
本來,錢基博要兒子來藍田,照顧自己不過是一個借口。錢基博很佩服廖世承,他曾在《自傳》中說自己“治事之勤,不如上海王寶侖、嘉定廖世承”錢基博.錢基博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更重要的是,當時,日寇正瘋狂南侵,國土日益淪喪,錢基博認為中國的抗日“非造人何以善後!勝,則惟造人可以奠複興之基;敗,則惟造人乃能圖報吳之舉。而造人之大任微師範學院誰與歸!”錢基博.國立師範學院成立記.國師季刊,1939.所以,他要兒子來國師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協助廖世承把國師辦好,承擔明恥教戰的責任,為抗日建國培養人才。這就是錢基博希望錢鍾書養的“誌”。
當時,湖南省立第一臨時中學搬到距藍田約三十公裏的橋頭河鎮,錢基博也曾攜錢鍾書去參加教學活動。這所臨時中學租民房,借祠堂,克服種種困難辦學的行為,使他們體會到這裏的師生黽勉殷勤、教育救國的精神。據湖南著名學者、出版家鍾叔河回憶說,他的“大姊那時讀書橋頭河,距藍田不遠,她訂閱的《學與思》上常有國師的消息。有回報道師生聯歡,寫到‘父子教授’到場而態度各異。兒子穿西裝打了根紅領帶。這說的是誰,小學生的我並不關心,那根紅領帶卻一直記在心裏。第二年進了初中,‘英文先生’是國師畢業的,講過他的老師和太老師,一個英文係主任一個國文係主任,學問都很了不起。這些話聽過也就聽過了,但因為紅領帶印象深刻,所以亦未能忘”鍾叔河.錢鍾書《山齋涼夜》詩.湘水.長沙:嶽麓書社,2014.。
雖然父子誌向有異,但不妨礙父子之間的感情。來藍田時,五十二歲的錢基博體弱多病,他在《自我檢討書》中說自己“早年失血,以致心臟硬化,肋間神經常常作痛,往往徹夜不得貼席眠;及到日本抗戰(按:抗日戰爭)發生,家破流亡,眼看到各地的淪陷、人民的慘痛,恐怕焦慮,加增了我的心悸、舌麻、頭痛”。錢基博.錢基博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嗜書如命,一心鑽研學問的錢鍾書每天早晚要到父親房間裏問安,晚飯後陪父親在李園裏散散步,時不時要給父親燉一隻雞。
有一次,錢鍾書幫了父親一個大忙。楊絳《我們仨》裏回憶說:錢鍾書寫信告訴她,父親“關心國是,卻又天真得不識時務。他為國民黨人辦的刊物寫文章,談《孫子兵法》,指出蔣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澤東懂得孫子兵法,所以蔣介石敵不過毛澤東。他寫好了文章,命吳忠匡掛號付郵”。“吳忠匡覺得‘老夫子’的文章會闖禍,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鍾書不敢諍諫,諍諫隻會激起反作用。他和吳忠匡就把文章裏臧否人物的都刪掉,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發現文章刪節得所餘無幾,不大高興。可是他以為是編輯刪的,也就沒什麼說的。”楊絳.我們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錢鍾書雖然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情結,但他畢竟也深受過西方文化的熏陶,所以他對父親雖然孝順,但不盲目崇拜,甚至也不讓學生盲目崇拜。漣源市誌辦公室退休幹部傅定誌講過這麼一個故事:錢基博講課時,常搬一把太師椅,坐在講台上講。講到得意處,興致勃發,搖頭晃腦。學生們認為他風度十足,講課生動有趣,十分歡迎。但錢鍾書對這種教學方法卻不以為然,對他父親的一些學術觀點與見解更不隨意附和。他常對一些朋友和學生說:“老頭子那一套,你們可別信那麼多。”劉世南在《記默存先生與我的書信交往》裏也說到這樣一件事:“一天,王君轉述聞諸國師舊友的軼事:國師有一對父子教授,父親叫錢基博,兒子叫錢鍾書。這位鍾書先生少年英俊,非常高傲,有一次在課堂上居然對學生們說:‘家父讀的書太少。’有的學生不以為然,把這話轉告錢老先生,老先生卻說:‘他說的對,我是沒有他讀的書多。首先,他懂得好幾種外文,我卻隻能看林琴南譯的《茶花女遺事》;其次,就是中國的古書,他也比我讀得多。’”劉世南.記默存先生與我的書信交往.傅宏星.錢基博年譜.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錢基博在《古籍舉要》一書中也說到這樣的事:“傍晚納涼庭中,與諸兒論次及之,以為《答問》(按:指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可配陳澧《東塾讀書記》。儻學者先讀陳記以端其問,繼之《答問》以博其趣,庶於學問有從入之途,不為拘虛門戶之見。”錢鍾書對把《無邪堂答問》放到《東塾讀書記》後麵的做法,表示不讚同。但錢基博也不同意兒子的見解,並耐心地進行解釋。可見,錢鍾書從小就有質疑精神,而錢基博與兒子之間學術討論中也是講民主的。
當初,錢鍾書來藍田雖然有點勉強,但到來之後,能盡一個兒子的責任,錢基博還是感到高興、幸福的。錢鍾書在《得孝魯書卻寄》詩裏感慨道:“載愁而攜影,來此涸陰鄉。彌天四海人,一角閉山房。惟幸親可侍,不負日堂堂。”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師季刊,1940.《孟子·盡心上》也說:“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1941年夏,錢鍾書與徐燕謀回到上海不久,徐燕謀請錢鍾書一家三口赴父親生日宴。錢鍾書回家作了一首《燕謀尊人生日招飲》(見《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筆記)詩送給徐燕謀以致謝,詩中還表達自己對父親的內疚——“吾親客病尚淹留”在內地。1942年夏至日,錢鍾霞與石聲淮訂婚,錢基博《金玉緣譜》裏說:“吾兒鍾書來書,欲為我撰年譜;儻有資於日記,爾聲淮其助成之。”錢基博父子之間是互相牽掛的。
1957年,錢鍾書因時任武漢華中大學(今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的父親患食道癌病重到武漢省親,途中寫有一組《赴鄂道中》詩,其一回想起二十年前與父親的離別,詩曰:
路滑霜濃喚起前,老來離緒尚纏綿。
別般滋味分明是,舊夢勾回二十年。錢鍾書.槐聚詩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此時,錢鍾書四十七歲,感覺年老了,離愁別緒牢牢纏住自己,不能解脫。霜濃路滑的艱難,喚起了對先前的回憶,想起二十年前與父親的離別,那情景仍然曆曆在目:1938年,錢基博來國師前,錢鍾書攜妻女回國到香港上岸後,赴西南聯大,“報到後,曾回上海省視父母,並送爹爹上船(由吳忠匡陪同前往藍田師院),順便取幾件需要的衣服。他沒勾留幾天就匆匆回昆明去”楊絳.我們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可見,錢鍾書對與父親同任教於國師的這段經曆是牢記在心的。
1980年11月,錢鍾書在日本訪問,有人“開玩笑地請問錢先生:怎樣評價他父親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錢先生自嘲地輕說:不肖!不肖!然後謹慎地說:他們父子關係的好,是感情方麵的良好;父親對自己文學上的意見,是並不常常讚同的。不過,父親的許多優點之一是開明、寬容,從不幹涉自己的發展”孔芳卿.錢鍾書京都座談記.金宏達.錢鍾書評說七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所以,錢基博盡管要兒子按他的希望養誌,但決不強迫,決不強力幹涉。
《莊子·天地》裏說:“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意思是說,孝子不無原則地奉承他的父母,忠臣不無原則地諂媚他的國君,這是孝子盡孝、忠臣盡忠的最高境界。
錢鍾書侍奉父親的境界就是如此,他也在侍奉父親中感覺到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