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發生在新生活開始後的第二個月。
那是再平常不過的一天早上,我準備換鞋出門,母親在客廳裏踱步。她走著走著,突然說:
我心裏咯噔了一下。根據母親說話的習慣和語氣,我能斷定她說的家,不是當時租住的房子,而是村裏的老家。
我停止換鞋,啟發道:“你知道後院我表奶嗎?”
“那咋能不知道!”
“對呀!我表奶家就在咱家後麵。這下想起來了吧?”
母親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想起來了,想起來了……你看我這該死的記性!”
鑒於母親已經被我們先入為主地診斷為患有健忘症,加之她瞬間就恢複了記憶,所以我沒有把這事太放在心上。當時我心裏想的是:再留意一下。
豈料到了晚上,一家人圍著桌子吃飯時,母親又蹦出了這句話。
麵對母親的異常表現,父親保持著緘默,愛人則有些發蒙。我先照搬早上那種方式來刺激母親,結果發現不管用。我又換了幾種方式,如給她講村莊的名字、更多的鄰居、房子旁邊的那片竹林……結果仍不管用。最後,我不得不打開筆記本電腦,把存在裏麵的照片逐一翻給她看。當母親看到老家房子時,終於說:“我想起來了。”
這天晚上我心情有些壓抑。當母親睡下以後,我禁不住對正在看電視的父親說:“我媽的忘性怎麼突然大得這麼嚇人!”
父親看似遲鈍,實則心裏特別有數。他似乎知道我會和他探討這個問題。所以當我說完,他幾乎不假思索,非常自然地低聲應道:“我感覺你媽這個,有點像是老年癡呆的早期症狀。”
我愣了愣,說:“應該不是吧?我媽才五十六歲!”
事實上,我是在根本就不了解老年癡呆這種疾病的前提下說出這句話的。而不知為何,父親沒有反駁我,他仿佛在忖量,眼睛卻一直緊盯著電視,所以很難說清他究竟是在忖量母親的事還是在看電視。
在此,順便談談我的父親。
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後當過人民公社的社員,後來“文革”改變了他的命運——他從社員變成一名勞動改造分子。不過,父親並沒有屈服於命運,而是通過自主學習、刻苦鑽研醫書,“化腐朽為神奇”地成為一名赤腳醫生。隨著改革開放,他又從赤腳醫生升級到鄉村醫生。(父親的職業是醫生,但身份一直都是農民。)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父親會說母親像是老年癡呆的早期症狀了——畢竟他是名醫生。但我卻因為對這種疾病的無知而不相信(也可以說是心理上不願承認)父親的預判。至於父親為何沒有反駁我,當時不明白,現在想來,大概是同理心使然吧——他也不希望母親得的是這種疾病。
我見父親久不搭話,就又說:“明天我跟我二哥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帶我媽去醫院一趟。”
父親點點頭:“可以。”
翌日跟二哥見麵,說起昨日母親的異常表現,二哥也不相信(或不願承認)父親的預判。還沒等我提及是否要帶母親去醫院,二哥就先說:“這兩天你帶媽去醫院看看吧。”
我問:“去哪家醫院比較合適?”
“去中醫藥研究院吧,掛個專家號。”
中醫。二哥推薦了中醫。當時我心想:為啥不去看看西醫呢。但這種想法轉瞬即逝,最終我還是聽從了二哥的建議。
我有個特點: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做主(比如我的生活和夢想),大家庭的事情我從來不做主。
可能有人會說:魯非,你太圓滑了,大家庭的事情該操心也要操心。
操心是對的,但我做不了主。因為我深受農村封建傳統觀念的影響,家裏事曆來兄長說了算。再加上二哥是一個有主見又比較強勢的人,他認定的事情很少能被人改變。再說即便聽我的建議去看西醫,我也不知道該掛哪個科室的號,這反映出了我對阿爾茨海默病的無知。
從2010年12月到2014年9月間,我們先後帶母親去了中醫藥研究院、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第一人民醫院、第八人民醫院、中心醫院,最終又回到第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才算正式確診母親患的是阿爾茨海默病。總結走這麼多彎路的原因:一是習慣致使我們想當然地去尋中醫;二是初期阿爾茨海默病,更多的還是靠主觀臨床判斷,醫學檢查往往難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