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引發的思考

小說《百年孤獨》的開頭，這樣寫道：“多年以後，麵對行刑隊，奧雷裏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個開頭，曾被譽為“空前絕後”。

在此，我有意模仿一下：“幾年後，每當我因為母親的阿爾茨海默病而不堪重負、瀕臨崩潰的時候，我總是會想起2010年秋天二哥打來的那兩個電話。”

那年9月，二哥的兩次來電——尤其第二次——令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二哥的原話是：“我希望你能回鄭州發展，我們一起，這樣照顧爸媽會更方便一些。”

“我們一起”是個不太明朗的話。究竟怎麼一起，二哥沒明說。不是他故意不明說，而是我倆都覺得沒必要明說。因為作為兄弟，我倆早已心照不宣：如果我回鄭州，必然是父母跟著我住，換言之，他（暫時）出錢，我（長期）出力。

雖說是心照不宣，但我還是特意加了“暫時”和“長期”兩個詞。之所以用括號，是表示這屬於我個人的主觀想法，不代表二哥的想法。至於二哥的想法，據我對他性格的了解，一定是他長期出錢，我盡我所願地出力。不得不說，二哥很有個性。但我比他更有個性。隻不過，二哥的個性是張揚的，我的個性是隱忍的。當時我就心如明鏡地意識到二哥這種一廂情願，抑或說烏托邦式的想法行不通。因為我認為：一個人隻有經濟不依附於旁者，才能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簡言之，隻有經濟獨立，才能精神自由。

對於上述我談到的出錢、出力，在讀者看來，可能會感到奇怪，並會產生諸多疑問：你和二哥為什麼不能是AA式的錢、力共擔？你大哥哪裏去了？難道你父親不能肩負起照顧你母親的任務嗎？或者說鄉下空氣那麼好，為什麼非要把父母接到城市而不能在老家找個保姆來照顧他們？

我先來回答為什麼不能是AA式的錢、力共擔？

其一，我是一個浪子，重新回到鄭州，一切都要從零開始，不可能立馬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盡孝。

其二，父母跟著我生活，這早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個理所當然該怎麼解釋？請允許我娓娓道來。

小時候，家裏窮，農活也繁重，我們兄弟三個很早就被父母揪到地裏幹活。每每到了快中午或者快天黑的時候，按理說母親應該提前回家做飯，但父親為了提高勞動效率，總是讓我代行做飯之務——畢竟我的勞動能力，在團隊裏是最弱的。那時候，我才上小學四年級。也就是說，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就已經在農忙時負責整個大家庭的吃飯問題。之所以說“大家庭”，是因為當時家裏還有我爺爺。隻是很遺憾，我爺爺不會做飯。

做飯非我所願。換言之，我寧可在地裏幹活，也不願回家做飯。然父命難違。坦白說，我是帶著深深的痛苦感接下這項任務的。而且這項任務，一旦接受，就別想停下來。

就這樣，做飯，我從不會到會，從痛苦到習慣，以至於最後，父母都忘記了事情的起源，都認為我喜歡做飯。尤其長大成人後，每每逢年過節、家族聚會，大家誰都不必操心做飯這檔子事兒——因為那不就是我分內的事兒嘛！

常言說“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當做飯成為一種習慣，勢必會影響到我的性格——使我在敏感、憂傷的基礎上，變得越來越細心，越來越善於照顧家人。

所以，盡管父母沒說，但我可以猜測到：他們一定希望晚年時候能夠跟著我住。畢竟，世上再沒有比跟著一個喜歡做飯、善於照顧家人的兒子住更令人心裏踏實了，難道不是嗎？

當然，單用做飯來論證“理所當然”，分量是不夠的。對父母而言，吃飽穿暖隻能算是物質享受。他們還需要精神享受，就是跟著子女要過得自在。自在與否，則取決於子女小家庭的氛圍是否和諧。

公允講，我們弟兄三個對父母的孝心是一樣的，妯娌們對待父母也是一致的孝敬。然而大哥、二哥的小家庭氛圍卻並不是很和諧，兩口子鬧別扭的事情時有發生。盡管這種別扭屬於夫妻內部矛盾，無關父母。但我覺得父母一定會多想——“是不是我們不住在這裏，他們就會過得和睦一些？”

相比較來說，我和愛人的小家庭氛圍尚算和諧。故而我想：父母還是跟著我住更為合適吧。

關於第二個疑問：你大哥哪裏去了？

前麵說過，大哥老實，不通世故，發展並不順利，畢業後一直在家鄉所在地級市平頂山上班，靠工資養家糊口。

俗話說“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跡”。我認為，大哥隻要有一顆孝心，就足矣。如果他能將自己的生活過好，父母必會因此感到欣慰；能讓父母欣慰，何嘗不是一種孝呢。

在2012年的時候，我大哥辭掉了平頂山的工作，也來到了鄭州發展，並在我住所附近租了一套房。在經濟上他可能能力有限，但實際行動上他其實做得也很好。

關於第三個問題：難道你父親不能肩負起照顧你母親的任務嗎？

我父親比我母親大十四歲。假如父親身體硬朗，老夫照顧少妻也不是沒有可能。遺憾的是我父親年輕時命運坎坷、勞累過度，以致早早落下腰疾，六十多歲便行走困難。2008年，父親在鄭州做了一次腰部大手術，效果不甚理想。2010年時，母親五十六歲，父親已經七十一歲，當時的父親除了不能做家務、不能行遠路，生活上尚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難能可貴的是從2010年到2020年，當我把人生黃金十年的絕大部分精力都用來照顧患病母親時，父親一直維持著自己照顧自己的狀態，並未給我的生活雪上加霜，甚至還力所能及地緩解著我的經濟壓力。不得不說，這是一件無比幸運的事。

關於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非要把父母接到城市而不能在老家找個保姆來照顧他們？

首先，這跟當初我想當作家就被視為不務正業一樣，也是一個觀念問題——如果孩子走出了農村，不把父母接到城裏享福，一定會遭人戳脊梁骨。我們弟兄三個脫不了這種俗。

其次，農村固然有農村的好處——譬如空氣新鮮、飲食健康；但城市也有城市的優勢——譬如生活便捷、醫療發達。2010年，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母親患的是阿爾茨海默病。當時我們愚蠢又固執地認為母親得的隻是“健忘症”——是一種經過治療可以逆轉的疾病。所以，把父母接到城市住，最主要的考慮，應該是城市更有利於母親的就醫和康複。

但事實上，當後來我們走了一係列彎路——對母親疾病的認知，從“健忘症”到“抑鬱症”再到確定是“阿爾茨海默病”之後，我們又自以為是地覺得農村適合母親居住。然而真正回到農村，一係列原來沒有出現的問題卻開始陸續浮出水麵。不得已，我們又重返城市。如此頻繁折騰了數回。

那是一段至暗且絕望的時光，母親的阿爾茨海默病發展至中期時，開始表現出精神分裂症狀——每天罵人、砸東西、打我。此況令我疲於應付、心力交瘁；小家庭難以維持，妻女被迫回了武漢。這一切，都是起初我根本預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