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賣字作文看海藏

何以見得石遺的推測是不正確的呢？海藏的真正心事從何得知呢？見微知著，不妨就海藏賣字作文這一端來作一番考察吧。就《日記》所記，從其行事歸納，可知海藏有“三不書”之例，即語及易代之事者不書、改事民國者不書、品格不高者不書。今分述如下。

（一）語及易代之事者不書

這有《日記》之文為證：

伯夔告餘，馮夢華所作《劉忠誠墓誌銘》稿已送海藏樓。夜，閱其稿。其論庚子事雲：“清社之後屋者且一終星。”餘以為非人臣之言，當坐以大不敬也。（民國八年[1919]七月廿六日）

以《劉誌》稿還袁伯夔，辭不能書。（同上廿七日）

胡琴初來簡，言《劉忠誠墓銘》請刪改，仍乞書丹。以簡複琴初，辭不書。（同上八月廿一日）

一拒再拒，不留餘地，即使委托者答應任其刪改，亦不予通融。說來馮夢華（煦）、袁伯夔、胡琴初還都是海藏的好友呢。原因即在“清社之屋”指清亡，海藏不想看到這個字眼。既然如此，字有“民國”者他更不想看到了：

愛蒼、昆三來。昆三為梁眾異托書“民國大學”匾署，辭不為。（民國二年［1913］八月廿八日）

請看《日記》中的夫子自道：

唐文治使胡子美及阮惟和字子衡者持書來訪。南洋公學建圖書館，欲由東南各省紳士聯名，呈請內務部發《四庫全書》一部庋藏圖書館中。錢能訓已允發，惟聯名之數未足，欲求餘列名呈中。餘曰：“仆不認有所謂‘民國’者，故不能列名。此事甚好，當試詢沈愛蒼、林貽書諸人。如彼允列名，明日可以電話奉複。”夜，林植齋來示其友書，亦以請發《四庫全書》事托林來求列名。餘語之曰：“餘與民國乃敵國也。吾弟嘗為安徽政務廳長，以彼列名則可。”丁衡甫來，亦談此事，丁亦不肯列名而為之代托錢幹臣。（民國六年［1917］十二月初六日）

海藏這個宗旨涇渭分明，足見其忠於清室、反對民國的死硬立場。

（二）改事民國者不書

例如袁樹勳父子：

觀陳伯嚴所為《夏郎中誌》及《袁海觀誌》，並不佳。袁父子皆事袁世凱，餘必不為此文，伯嚴何故為之？異哉！（民國六年[1917]七月二十日）

陳伯嚴即著名詩人陳散原（三立）。袁樹勳字海觀，其子即思永（伯夔）。所稱《袁海觀誌》雲者，全題為《清故署兩廣總督山東巡撫袁公神道碑》，今收於《散原精舍文集》第八卷。海藏以項城為“亂臣”，事亂臣者自為其所不滿。盡管海藏與袁氏父子來往頻繁，但遇到“大是大非”，界限卻甚分明。

他沒料到以散原的氣節，居然肯為之作“誌”，所以有“異哉”之歎。海藏當然知道伯夔是散原高足，詩與乃師一脈相承，其父墓誌，散原自當為之，沒什麼可驚異的。可這些他都不管了，可見其傾向性的強烈。更有甚者，海藏且不願與改事民國者列名於一紙：

展視李勁風手卷，題者為莊蘊寬、梁啟超、周善培等，乃辭不題。（民國七年［1918］三月廿六日）

得傅增湘書，欲印《道藏》，請餘為發起人。傅今教育長，擬置不答。（同上四月初四日）

這裏提及梁啟超，不妨再作一點說明。戊戌變法前海藏與康、梁師弟兩人交往頗為頻繁，而印象卻極不佳：

堅伯出《康有為最近政見書》示嘯桐，餘語嘯桐曰：康、梁者，閩諺所謂半瓶醋耳。餘於丁酉初見二子時，目康為鬼幽、梁為鬼躁。鄧颺、何晏，今則驗矣。（光緒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二日）

及宣統退位、袁世凱竊國之際，梁入仕民國，康則與海藏同為遺老，常與接觸，對待卻與以前不同。如《日記》說：

過康有為小談，餘詢之曰：北去乎？康曰：恐無北去之理。餘曰：北方皆亂臣，南方皆賊子，子將奚從？（民國三年［1914］七月廿九日）

雙方於此顯然是有“共鳴”的。正由於此，所以：

觀《四庫叢刊》新出十餘種；菊生代章行嚴出所得舊《館壇》拓本，求餘題跋，已有康有為跋。（民國八年［1919］七月廿三日）

這裏既沒有“辭”，亦不見“拒”。其“已有康有為跋”一語,似無“恥與噲伍”之意，盡管海藏對康的作為終究還是大為不滿的：

報言，康有為以廿八日卒於青島，上欲賜恤，陳寶琛諫，謂康宗旨不純，且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鄭孝胥奏曰：“德宗齎誌抑鬱以終，實受康有為之害。戊戌之獄，他日當付朝議定之。”上然之。（民國十六年[1927]二月廿九日）

於此可見遺老心理之一斑了。

（三）品格不高者不書

例一，哈同、羅迦陵夫婦：

有姬佛陀者來訪，乃哈同之管事，雲哈同生日，欲作壽屏，詢餘能為作文否，餘為介紹於李審言。（民國四年［1915］七月朔）

陳介庵來，代求書《倉聖大學同學錄》簽字，辭之。（民國十年［1921］五月初九）

“倉聖大學”乃哈同所辦，聘請遺老及知名人士培養人才、研討國學，頗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海藏卻鄙薄其人，不但拒絕為其作壽文，連寫幾個字也不屑，這又是為何呢？當是哈同之妻羅迦陵生活起居仿效慈禧太後僭越之故。且看：

哈同園燈火極盛，車馬填咽裏許，乃羅迦陵作生日也。（民國二年［1913］七夕）

葉浦孫來，談哈同、姬佛陀、俞誌韶、馮夢華、章一山之狀。日前，為耆老會，行鄉飲酒禮，以馮為賓，向姬拜揖無算，立俟禮成乃罷去。俞尤諂媚哈氏及其妻。章受姬委任編教科書，可資揮腹。（民國七年[1918］四月初二日）

哈同為其婦羅迦陵做生日，姬佛陀以簡請往聽戲，且雲有王靈珠、羅小寶、麒麟童之戲，辭不往。（民國八年[1919］七月初八日）

盡管海藏後來與姫佛陀等也有所往還，但不過是“虛與委蛇”而已。在關鍵問題上仍然是壁壘分明。這與某些拚命想擠進圈內的窮酸之士是截然不同的，但也未必稱得上是“貧賤不能移”吧。

例二，盛宣懷父子：

林質齋來，言“盛杏蓀之四子三十歲，李審言為作壽文,欲求公書而不敢言”。餘笑曰：“使杏翁而在，亦不敢為書壽文也。”貽書來，言昨日自杭州來，明日入都，示餘林琴南所作壽文，欲餘書之。餘曰：“此文不能書。且俟吾弟七十再書未晚。”（民國十年［1921］十一月朔）

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號愚齋，江蘇武進人。累官至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改良派和經濟實業家。於教育事業亦多貢獻，上海南洋公學乃交通大學前身，即其創辦。盛在宣統三年（1911）因與四國銀行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激起鐵路風潮，隨之爆發了武昌起義，於是被革職，逃亡日本。1912年始返上海。盛雖未仕民國，但海藏則以罪臣視之，以為臨難而苟免，尤失大臣之體，故不唯其子之壽文不屑為，即杏蓀縱在，亦不能為書壽文。李審言駢文雖佳，海藏亦頗推重，但由於對事主的看法與己大相徑庭，故亦不肯徇情買賬。

看來海藏於此事之固執雖比林琴南亦猶過之，卻也有其通達的一麵。眾所周知，林對提倡新文學的胡適之先生是幾乎水火不相容的，但海藏居然與胡適之、徐誌摩多有往還：

胡適來訪。（民國十三年[1924]九月十八日）

訪適之，不遇。（同上二十日）

高夢旦與胡適之同來，胡求書其父墓碣。作書。（民國十七年［1928]三月初二日）

夜赴沈昆三之約，坐客為陳伯嚴及其子彥通、陳小石、胡適之、徐誌摩、夏劍丞、拔可、貽書。（同上十五日）

徐申如及其子誌摩來吊（按海藏夫人於二月十八日逝世）,誌摩贈《新月》雜誌，且求明日來觀作字。（同上十八日）

徐誌摩、胡適之來觀作字。（同上十七日）

檢《胡適日記》，恰好1924年這幾個月以及1928年1月至1月23日內容缺失，故無法一一對勘。但胡早於1922年5月30日被遜帝宣統約見過，胡此日有記雲：“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此話傳播於外，輿論褒貶不一。最鄙視之者自屬反對新文學的黃季剛（侃）和林公鐸（損）了，林斥胡“汝為溥儀之奴”（陸敬《黃季剛先生革命事跡紀略》，見《量守廬學記》）。海藏日記中於胡的主張及其反對派亦有涉及：

有江西邵祖平字潭秋者，持子培名刺來見，自言在南京東南大學，與胡先驌等同編《學衡》雜誌，斥胡適之新文白話；莊斯敦以呈禦覽，陳、朱師傅皆讚許之。邵頗知詩學，談久之，借去《伏敔堂詩》，其人才二十餘歲。（民國十一年［1922］八月廿六日）

陳、朱師傅指陳寶琛與朱益藩。但海藏本人於《日記》中對新舊文學並未發表意見，可能以為學術無關乎政治，且以胡與溥儀有此一段因緣之故，遂與交往，且欣然同意為其父墓碣作書。這與他對待盛杏蓀的態度恰成鮮明對照。

那麼海藏在什麼情況下，才肯“書”呢？前述胡適例已略有涉，還當補充的是，海藏對求書還別有條件和要求。今仍舉數例：

例一，葉慶堂：

葉揆初來，示葉小鬆慶堂壽文，易實甫所作駢文，熊秉三具名，求餘書之。刪去熊秉三偽銜，改用“太歲在旃蒙單閼如月”雲雲。（民國四年［1915］一月廿三）

秉三乃熊希齡字，時任民國總理，海藏乃以偽銜視之；又不欲用民國紀年，“旃蒙單閼如月”者，即乙卯（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二月也。詳見《爾雅·釋天》。這是“語及易代之業者不書”的變通做法。

例二，張謇：

拔可來，為季直求書壽屏。若令子培列名撰文，餘亦允為書之。（民國十一年［1922］二月十七日）

章希援、徐積餘來。希援雲：子培已允為季直作壽文。（同上十八日）

這是自重其書，怕他人為文不足相符，故提此要求，其特重沈子培（曾植）文，亦以彼此皆屬清室舊臣耳。

例三，陳其美：

陳藹士求為陳其美作“百折不回”四大字，刻於墓上。其美雖狂賊不識道理，然仇視袁世凱，卒為所殺。嘗詰袁世凱：“如鄭君者何以不用？”袁曰：“大才槃槃，難以請教。”陳固不識餘，後乃於黃秀伯宅中見之。餘今以其兄之請，亦以愧賣主求榮之士大夫耳，所謂“亂臣之罪浮於賊子”也。使複辟事濟，陳其美或反先降，蓋惟理足以折服之耳。孫文極重升吉甫，即其事也。（民國六年［1917］閏二月初九日）

以陳其美反對袁世凱，且賞識自己之故。

然而最為人困惑的，卻是以海藏如此之高自位置，也竟肯躬身為杜月笙書《上海杜氏家祠碑記》。難道對這一社會黑惡勢力也有所顧忌而不得已為之嗎？其實非也。海藏雖然沒有像此前為陳其美題墓那般作出詳細的說明，但在前後數天的記事中卻足以讓人明其就裏：

又赴劉陸誌之約，坐有楊晳子度、範潛之德光、湯斐予漪及杜月笙、張嘯林等。杜、張約十三日晚飯，二子皆法租界之豪客也。（民國二十年［1931］三月十一日）

杜月笙、張嘯林約至其居晚飯，遣車來迎；坐客數十人，有朱子橋、張之江等。（同上十三日）

邱訪陌為杜月笙求書。（同上十七日）

李釋戡來商杜氏家碑，求書。（同上四月初五日）

召見陳增榮，代上海法租界華商董事杜鏞進呈聖祖、高宗文集。（同上初八日）

書《上海杜氏家祠碑記》及匾聯。（同上十七日）

黃默園來致杜祠潤筆八百元。（同上十八日）

可以推知，劉誌陸之約，實為杜月笙、張嘯林等與海藏相識牽線。杜、張於席上借機發出邀飯之請，且車馬遣迎，禮數隆重。於是僅隔數日，趁熱打鐵，杜不由自己出麵，而轉托他人代求（猶未言所求何書）。且一之不足，為示鄭重，直至隔了二周之久，才又轉委海藏好友具體商求。但看來最能打動海藏之心者，還是杜對清帝的尊重和效勞。在這特定的環境下，雖知“豪客”之未必可取，卻不妨取其於“複辟”有利的一麵。至於“八百元”的厚酬，當非海藏著眼之處。

《日記》以上所記，就事論人，亦可見石遺雖與海藏有多年過往之密，而對其認識實在算不上有什麼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