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石遺與鄭海藏

一、《鄭孝胥日記》的史料價值

談到黃秋嶽與梁眾異之以詩人而先後下水，自然讓人聯想起鄭海藏（孝胥）這個也寫得一手好詩而地位更高、聲氣更盛的大漢奸來。《石語》中有兩處提到了他，我則因近來取讀《海藏樓詩》及《鄭孝胥日記》，頗多收獲，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理清了海藏和石遺之間的一重公案。

鄭孝胥（1860—1938），字蘇堪，一作蘇戡，或作蘇龕，又字太夷，號海藏，福建侯官人。光緒八年壬午（1882），與林紓、陳衍同登鄉試，海藏是榜首，即所謂解元是也。工書善詩。錢子泉先生《現代中國文學史》於海藏有專章詳論，摘引當時勝流的評述，莫不推崇備至。商務印書館初版《辭源》題簽，即出自海藏的手筆。鄭的八卷本《海藏樓詩》，曾經風靡一時（現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訂重版）。石遺老人在《石遺室詩話》中亦多所論舉，評價在陳三立之上。在未讀其日記之前，心想這麼一個“射雕手”和“聖手書生”，其創作經驗該有多麼可觀，其論文談藝該有多麼精辟，或許會超過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吧？不料披尋之下，卻發現己見無多，而其中抄錄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這部常見書，竟不惜連篇累牘，讀之頗以為異。豈其時得書維艱，錄以備忘嗎？日記而抄錄舊文，終令人覺得煩膩。《荀子·大略》雲：“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也許可以解釋這一現象吧。這是我初讀《日記》時的一個感覺。

林紓手書對聯

現在重讀一過，發現海藏於其他典籍如馬總的《意林》、沈括的《夢溪筆談》、程大昌的《演繁露》等隻略加摘錄，與對胡書不同。可見他並不把日記當讀書筆記來做。我不禁想起《黃侃日記》中也有大段抄錄清翟灝《通俗編》、俞正燮《癸巳類稿》《存稿》的文字。至於為趙秋穀（執信）所重，曾“三訪吳門而求之不得”的吳喬，其所著《圍爐詩話》六卷中卻有三分之一抄自馮班的《鈍吟雜錄》及其手批《才調集》中語，還有錄自賀黃公（裳）《載酒爐詩話》的文字。由此看來，海藏也是以《叢話》中語愜心貴當而錄之、存之的，以征同聲之應、同氣之求而已。

海藏活了七十九年，其日記連續記了五十六年。縱觀五厚冊洋洋二百餘萬言的《鄭孝胥日記》，其最大的價值在於保存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可以從中窺探諸多曆史事件的冰山一角，更可了解有關人物的行跡和心態的複雜。如《日記》中記錄了張勳複辟失敗後，不少遺老的複辟“大清”之心依然未死，甚至連在國民政府中居高位、握兵權者亦搖擺不定、多懷二心，不時與遜帝暗通聲氣，屢獻殷勤。《日記》中還保存了如今已難得一見的《梁星海致黎元洪勸降書》（宣統三年［1911］十月初十日）、《袁世凱複梁鼎芬書》（同上十一月廿五日）、升允的《檄告天下文》三通（民國二年［1913］五月十九日、二十日），敘述了優待清室條例的簽訂與公布過程（印鸞章《清鑒綱目》雖有著錄，但文字簡括，且略其經過）。雖有些內容抄自當時報章，亦彌足珍貴，以海藏自己亦投身其中，如溥儀出宮前後乃至偽滿期間不少罵“鄭賊”的電文和報道，《日記》也一一照錄，毫不介意。比之李慈銘置身局外，《越縵堂日記》僅能摘抄邸報不可同日而語。

海藏之所以會挾持溥儀去東北，投靠日寇，籌組偽滿洲國，我一向以為這是他出於傳統道德觀念的“愚忠”所致。因為在我們看來，這樣做自然是賣國做賊，而在他們這一小撮效忠清室的殘渣餘孽心中，卻是奮不顧身的救駕勤王之舉。當時有不少遺老，在清末時官職雖然不大，卻都以“殷之頑民”自居。正是出於這種“遺民”心理，在張勳複辟這一鬧劇開場之際，一些頗具名望和社會影響的人物都或明或暗地支持了此項活動。我少時曾對陳伯衡師陳述過我的這一觀點，得到他的讚同（見拙著《雕蟲詩話》）；今讀《鄭孝胥日記》，更可證實我昔日淺測之不謬。

姑先看《石語》所記，老人一反其《石遺室詩話》對鄭詩的有褒少貶，而代之以抑揚兼具、抑多於揚且兼斥海藏為人的嚴正立場：

鄭蘇戡詩專作高腔，然有頓挫故佳。而亦少變化，更喜作宗社黨語，極可厭，近來行為益複喪心病狂，餘與絕交久矣。

錢公於其後有夾注雲：“按：時一二八滬戰方劇。”但對石遺“少變化”雲雲的批評卻不曾表態，這使我們很難窺測錢公是否同意這個意見。

在早於《石語》問世之前十二年（1984）出版的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其中記1934年11月30日金鬆岑招飲於青年會之食堂，石遺亦應邀出席。席間石遺述海藏事，多有錢公不及知者，足補《石語》之遺，今摘錄有關之語如下:

十二時石遺來，長身鶴立，瘦顴短須，貌悴而神猶健。鬆岑為予通名，歡然相揖，謂已收予詩入其詩話。席間談蘇翁事甚詳。謂蘇龕入滿，由一妾而來，其事甚奇。初蘇翁娶吳長慶女，奇醜而妒。蘇翁十年前尚能日行百裏，早起躍越一桌。既娶一妾，而被妻監視，不得近。乃習於半夜即起就妾。宣統請其教學，諸子請攜妾入津。自此始與清帝昵，實皆蘇翁自為計攜妾耳。近聞在滿極不得意，嘗有函寄石遺弟子秋嶽，授意請汪精衛邀其返國，精衛笑置之。要其人由精力過人，故好事功，嘗謁吳佩孚，使中國能用之，必不入滿。其入滿，非由忠於清也雲。

但石遺所述是否屬實呢？我以為不然。現據《日記》記載，可以斷定，所謂海藏“授意請汪精衛邀其返國”，絕非悔而為此，乃是別有所圖。又石遺隻聞“嘗謁吳佩孚”，卻不知此舉實承溥儀之旨（見民國十三年［1924］四月初三日《日記》），更不知海藏與各新舊軍閥間半明半暗的來往還多著哩，從《日記》可見海藏充當清室複辟說客的用盡機心。石遺不知其“殷頑”之固，而僅以男女大欲測之，推測可謂輕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