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秋嶽與梁眾異

一

石遺老人是頗以黃秋嶽（濬）這個學生為自豪的。不意文人無行又無品，竟至墮落到出賣軍事機密給日本軍國主義。不過這是陳石遺在黃被處決以前，就先已逝世而不及知了，不然真不知將做何感想也。

近人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37年8月28日記雲：

黃秋嶽、黃晟父子與其他漢奸共十八人，以二十六日晨槍決。午後翻《石遺室詩話》，讀黃各詩，誠極工，此人可惜可恨。顧寧人謂“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此尤不但無恥而已。擬抄其好詩印為一冊，曰“黃漢奸詩抄”，以伯衡所藏秦檜墨跡冠其封麵，罵此等人，使此等人遺臭千古，是忠厚之道，渾非刻薄。

8月29日又記雲：

休日。欲作一書寄錢名山先生，言黃秋嶽事，未成。於報紙見秋嶽死前半月所為《花隨人聖庵摭憶》，有一條論日本在元時已用漢奸探敵情，“我人當以為炯戒”雲雲，文人言行相背至此，真堪咬牙切齒也。

接石遺先生訃聞，此老先秋嶽而死，尤為運氣，石遺七月八日夜九時以疝氣疾逝，八十二歲。（均見532頁）

秋嶽向日方報告我國封鎖江陰要塞重要軍事情報，致使停泊長江各口岸日軍軍艦遁逃一空，原無容異議。近卻於2001年3月20日《中華讀書報》見有陳禮榮《民國“肅奸”的一大疑案》長文，主要援引曹聚仁《也談黃秋嶽》的看法加以發揮，相信“參加會議”的邵力子對曹聚仁說的話，即以為“黃秋嶽是不會知道軍事會議的軍事秘密的”。從而猜測：“這是不是意味著麵對一再失利的軍事敗績，當局為了鼓舞軍心民氣，不得不拉個人出來‘祭刀’？”

然而我們幾個熟人，包括若幹難友，於撥亂反正後談到這件震驚一時的間諜大案，卻有人知道報紙未便公開披露的一些內情,則並不像陳禮榮想的那麼蹊蹺。

我們幾個人為什麼會談起這件事的呢？首先是曾經身為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的智囊之一的經濟學家高嶽生（方）老先生，他分析世界局勢、社會問題十分敏銳深刻，老朋友們都十分愛聽高老的高言大論。高老特別欽佩黃的《花隨人聖庵摭憶》對近代治亂興衰的剖析，認為秉政者若能有他這麼的眼光，社會就不致弄得這麼亂七八糟。初以為照理說像這麼頭腦清醒、可謂是先知先覺之人當不會倒行逆施、自尋死路的。唐秉珍兄則說出了其中原委。唐的胞兄國珍曾擔任過我的同鄉、津浦鐵路委員長邱煒的親信秘書，邱死後，其時轉任國防部作戰處處長，後棄政從學，受聘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授。秉珍兄的消息即來源於他的這位兄長。說當時原打算將若幹船隻沉入江口以阻塞通道，隨後即用大炮、飛機將所有敵艦一舉毀滅。這樣，至少在上海可以守上一二年，好爭取時間，以為此後的調遣部署。不意一夜之間日艦即已全部逃逸了。

參與這個機密會議並最後做出決定的隻有極少數的幾個人，是誰將消息傳遞出去的呢？即便說日艦的撤走行動“是早有準備”“用不著黃秋嶽父子來送情報的”，為什麼如此“完備周詳”的布置卻麵臨一片倉皇狼藉，猶如陳文所說“甚至連家中的貴重物品也悉數扔下，有的家裏電風扇都沒顧得關上”，“就連擺上桌的飯菜都尚未動一箸，便已是人去樓空了”？

據秉珍兄說，首先被懷疑的是何應欽，因為他是老牌的親日派。但經過細密的排查，卻沒有一絲蹤影。接著懷疑上白崇禧，隨後又密查了孔祥熙、宋子文，煞費周章而都一無所獲。最後從銀行賬單發現黃濬有巨額彙款自日本彙入，才一舉擒獲。據黃供稱，他和日本間諜是在南京某大飯店中交換的。黃將機密置於禮帽之內，到飯店後即將禮帽掛在衣帽架上，日本間諜來了也將禮帽掛在一處。彼此各自入席會宴，從不交談。待至酒醉飯飽，又各自換戴禮帽揚長而去，這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黃被捕招供後，其子黃晟適隨宋子文將出國考察，有關當局迅即派員將其從機場逮回。一起處決者共十八人，其中十七人槍決，隻有黃秋嶽是被殺頭的。據說蔣介石殺人，一般都是槍殺的，獨於黃秋嶽，卻親自下令要殺頭示眾。

其時著名翻譯家畢修勺老先生適在其老友陳誠幕中做客，也風聞相類的說法，然而沒有秉珍兄說得這麼詳盡。這就是為什麼此案甫發即行判決的原因。可絕不會像陳禮榮等人臆測的那麼微妙。

但老人雖不及見秋嶽的這個可恥、可恨而又可悲的結局，而對其因生活汰侈溺惑的情況卻是早已一清二楚的。老人曾致函李審言（詳），內中說起：

黃秋嶽官國務院參議，年能進萬金，而揮霍不能治生（此不能傳我衣缽），致虧空數萬金。現在北都，月僅得二百金,窮不聊生矣（有萬金買來之妾）。（《李審言交遊書劄選存·陳石遺先生書劄》第五函，見《學土》卷一，1996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不過“萬金買妾”之事卻不甚確切，而是為一個有名的交際花所迷惑（其名姓唐兄和畢老都說起過，但不曾多加注意，聽過後隨即就忘了）。這位交際花排場極大，揮霍無度，黃的入不敷出，正是由於負擔不了這麼沉重的開支，遂出此下策，鋌而走險，淪為民族的敗類，真所謂是“有好都能累此身”了。

秋嶽的這個不良習性，原是師友皆知，難予規勸的。李肖聃嘗於民國四年往見陳弢庵（寶琛）時向陳進言說：

予言閩士如黃濬秋嶽，弱冠能詩，長老歎異，惜其不事正學，日事征逐。師傅同鄉老輩宜有以訓督而裁成文。陳言：秋嶽藻采，秀發可愛。其祖故為搦吏，父入翰林。予常勉以世德，望其不事夜遊，自重身體。（見《星廬筆記》）

這樣說來，秋嶽的墮落，正是由於他難移的本性使然，原是另一種“性格的悲劇”，一種極端的個人享樂主義導致了他的自我毀滅。

陳禮榮此文提到瞿兌之為黃書作序，說：“當時，北平雖為淪陷區，而瞿氏盡管隻稱‘黃秋嶽中道隕蹶’，實乃‘非所料及’，然而對其案情因由卻也諱莫如深，僅用‘驟被獨柳之禍’六個字一語帶過。”以下還特加“按語”說：

按當時公開報道黃秋嶽漢奸案時稱，正當他到玄武湖一棵孤柳樹下，與日本駐南京領事館人員交接情報之際，被南京警備司令部及警察廳派出的偵緝幹探一舉擒獲——本文作者注。

我沒有見過當時有這麼一個公開的報道，頗疑這恐怕是陳禮榮先生在得見瞿兌之文後望文生義而想當然的虛構解釋吧？——須知這麼想、這麼說，都是大錯特錯了的！

“獨柳樹”，或省稱“獨柳”，乃是唐代專門用來處決投敵或叛逆者的行刑處所，地點在長安子城西南隅。《舊唐書》及《資治通鑒》中常見有此記載。如《肅宗本紀》：二載庚午，“斬達奚珣等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仍集百寮往觀之”。又如《通鑒》卷二百四十：“上禦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之下。”又一般大臣犯罪，最多賜以自盡，獨叛逆則否。最受冤屈的是宰相王涯，為宦官仇士良所搒笞，不勝其酷，乃手書官誣造反情狀，即於皇帝暗中訪察，也不敢翻供。結果牽累了許多人赴郊廟徇兩市（東西兩市），腰斬於城西南隅獨柳樹下。詳見《舊唐書》卷一六九《王涯傳》。

於此可見，瞿兌之序文應用此典當是非常貼切的。至於說序文於黃稍有回護之意，蓋為原就相識的死友作序，自不得不耳。且瞿氏自己實也有不可言說的苦衷呢。我於瞿氏，曾因赴友人之請同桌吃飯過兩次，彼此雖打過招呼，但相信他一定記憶不起，隻見他隻管和某人喁喁私語。殊不知我、蘇淵雷和他，還有其他的一些友人都吃了這個偽君子的大虧，無中生有，張冠李戴，接木移花之事，揭露出來，委實駭人聽聞。幸得我和蘇淵雷尚無曆史汙點，可是也已弄得九死一生，狼狽不堪了。而瞿則竟於“文革”中被捕，雖瘐死獄中未必為某所致，但絕不能說無火上加油之力也。或問我何以能知其情，那是在組織上表揚其改造成績，號召所有涉案人向其學習的大會上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