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與古文

《石語》曰：

餘早歲學為駢體文，不能工也，然已足傷詩、古文之格矣，遂拋去不為。凡擅駢文者，其詩、古文皆不工。餘弟子黃秋嶽，駢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而散文不能成語。

初讀這些話，似覺石遺老人隻是信口而出，並不曾作過周密的考慮。立論的中心，隻在以對論，詩不過是好像順口拖出來的。因為所舉其弟子黃秋嶽的例證，並沒有涉及他的詩。反觀《石遺室詩話》中，譽及其詩者卻在在可見，都沒有說其“不工”，倒是“極工”的呢！

那麼，《石語》所記“詩、古文”的“詩”，是否因口誤而贅入，理宜刪去才對呢？

是又不然。檢《石遺室詩話》，卷八則又有說雲：“習為駢體文者往往詩情不足。以在‘六藝’中‘賦’‘比’多而‘興’少，《頌》《大雅》多而《風》《小雅》少也。惟武進屠敬山（寄）工六朝駢文，而《結一宦詩》，則詩情亦複不淺。”則顯然又是以駢文與詩對立而言的。照這樣說，豈不是唯屠敬山詩是特例，黃秋嶽卻又不在其列了嗎？

但這畢竟是行文前後失應的小疵，提而勿論可也。見及此語,很容易使人想起明末清初侯方域（朝宗）的一則掌故來。

周百安（圻）《與吳冠五書》雲：“朝宗初學駢儷文，壯而悔之，規於大家。”查侯的《壯悔堂文集》，卷三《與任王穀論文書》有批評駢儷文的一段話說：

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為文，解此者鮮矣。

初初看去，似真有異代同心之感。但細按之，卻全然有別，朝宗所指責的，是專指“六朝選體之文”，石遺老人所說，乃是指曆代所有的駢體，即除選體外，尚包括初唐的王、楊、盧、駱，晚唐的“樊南四六”，以及兩宋直至清末民初之作。朝宗指出選體文字的弊端，是確實存在的。如最著名的足以代表駢儷典範的《哀江南賦》，其“序”與“賦”，就多有重出和淩亂的所在，即所謂“不按部伍”者是，而並非技巧上的倒裝與曲折。石遺老人非難駢文，雖與侯氏之說角度不同，卻認為學了駢文，就“足傷詩、古文之格”，難道駢文之為害，竟是這麼沾染不得的嗎？

倘從另一途徑來探索，如李小湖的《好雲樓初集》卷二十一《木雞書屋駢文序》中即說：“雪苑（方域）正短於駢體，故為是名，以厚其集耳。”這正如《伊索寓言》中所說的，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事實上，才子型的文人、名士派的學者，常有把自己不能為的說成是不屑為，自己不曾得到的就說已經得到了的都算不得數。最顯著的實例是龔自珍，因其生平不善書，已是不能入翰林而大恨。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其翰林者，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吾家奴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詳見柴萼《梵天廬叢錄》卷十一。其他筆記亦各有相類記載）而最天真得幼稚可笑的則莫過於王闓運，其《湘綺樓日記》光緒十六年三月廿九日雲：

看惠棟《漢書·注》：“今此誰賊。”文理不通，信元和生員之陋也。生員、翰林，本朝無通人，積習移之使然，亦猶進士官少能吏，彼拘墟之見重也。然則舉人乃人才之藪，宜克（愙）齋、季高偏貴之。

由於湘綺老人自己不曾考取進士，隻是一個舉人（光緒三十四年，湖南巡撫岑春煊奏請特與褒獎，才於四月初九日朱批賞給翰林院檢討，這絕不能算作科班出身），於是遂將舉人之上（進士、翰林）下（生員）一齊抹倒，而唯此中階“乃人才之藪”，且以吳大澂、左宗棠為例證之，豈不令人絕倒！

石遺是否也有這種心態呢？這是頗值得我們玩味的。其實石遺於己之詩文原是相當自負的，這裏說“傷詩、古文之格”，正是由於“早歲學為駢體文”之故，言下之意是說，倘使不學駢體文，成就還會更大，學而兩傷，今已追悔莫及，徒喚奈何矣。要是真有人有所譏彈，則已解嘲在先，足以封嗤點流傳之口，亦未為得計也。

姑不論石遺的想法究竟如何，且單提“凡擅駢文者，其詩、古文皆不工”這個立論，卻是非常片麵的，隻不過是“自照隅隙”，專從一己的經驗和極少數例證下此論斷，即所謂“以偏概全”罷了。

須知以體論文，最早在曹丕的《典論·論文》裏，就有“文非一體，鮮能備善”的話，又接著說：“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雖其時文體尚未大備，但曹丕的論斷卻已照顧得很全麵了，即以體論文，既有偏能之才，亦仍有兼善之“通才”。何石遺老人所見與所思之不廣耶？

駢散兩體及詩詞皆擅之通才，為後人所公認者，於有宋一代當數歐陽修、蘇軾與王安石。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二雲：“本朝四六，歐公為第一，蘇、王次之。”清李調元《賦話》更進一層雲：“宋人四六，上掩前哲。”這都是很有體認的會心之言。雖然歐公自言“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參見《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六），但於職責所在，不得不作時卻仍不礙其工，且比之選體，已克服了“不按部伍”的缺失，而又都未曾有傷其詩、古文之格。這難道不是明擺的事實嗎？再說清代博學者多，駢文複興，流派紛呈，能駢能散且詩詞兼而有得之通才，人數實遠過於往皆。梁任公謂其時駢文“極工者僅一汪中”（見《清代學術概論》［三一］）,未免太信口失言，不負責任。實則各家所為，原各有得，後人抑揚，互有重輕。或出門戶之見，或以嗜好之殊，所謂文無定法而又無定評，原不足怪，但離譜太遠，總難服人。這裏不及多敘，不過特別要提出一個為一般輿論尚不曾足夠重視的孫原湘（子瀟）來。錢公說“孫子瀟詩聲淫詞冶，《外集》五卷，上配《疑雨》,而為文好作道學家性理語”雲雲（見《談藝錄》［增訂本］234頁），語固極是，但尚未論及其《天真閣全集》中全部的駢散詩詞。就各體詩文來說，我實難挑剔的出它放言遣詞和篇章結構之缺失。

石遺老人既於駢文早習而不能工，此後自未遑專心潛研，隻知他僅為吳鼒編選、許貞幹注的《八家四六文鈔》作過補注，這其實隻不過是清代駢文的一角，何得信口妄言“餘弟子黃秋嶽，駢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乎？查冒懷蘇《冒鶴亭先生年譜》1935年冒廣生《小三吾亭文（丙集）》（未刊稿）之《顒園主客圖記》，即寫到陳石遺“論駢體文，謂有清一代，不如其徒某某，能為三千言之壽文，汪容甫不敢也”（見384頁）當可作為參證。其所以不點名而以某某代之者，因冒氏與黃本有往還，且同往祝石遺之壽，故諱之耳。這與黃後來的投敵出賣情報尚無關係。

又按《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二誇黃之才尤詳而細：“秋嶽詩廿年前餘采入《詩話》者，皆十餘歲至廿餘歲之作，後讀書既多，肆力為駢體文，餘以為能集清代之大成，而仿佛治《公羊》治《大戴》之儀鄭堂、治《尚書》治《墨子》之問字堂者居多，故五七言遂與專力治詩者有異，平日朋好每誚其詩患才多。”言下之意,則似孔廣森、孫星衍都及不上黃秋嶽之能“集大成”的了。譽弟子實亦借以自譽，姑可不論。所當特別注意的，是“丈言時，指客座壁上所懸秋嶽撰七十壽屏雲：此尤渠生平第一篇好文字”。“鍾書按：黃文結構，全仿彭甘亭《錢可廬詩序》。”

如根據這些話的層次換一種口氣來推論：清代駢文，能集其大成者唯黃秋嶽，而黃之第一篇好文字代表作，是為陳石遺丈之七十壽序；可這篇壽序，並非精心結撰而成，不過是仿彭甘亭（兆蓀）的近代假古董！則“集大成”雲乎哉？又何以見之哉！縱使錢公之按語，目的隻在誌其博識，明其淵源，在客觀上亦不能不使讀者一探此微意矣。

黃侃詞稿手跡

但擅駢文“而散文不能成語”如黃秋嶽者固亦有之。記得我少時見陳文述之《碧城仙館詩鈔》（黃侃譏之為“國旗體”，那是藝術觀的分歧，姑可勿論），又得讀《武林掌故叢編》中《蘭因集》內陳氏之《小青墓誌》駢文，歎為驚才絕豔，求其《頤道堂全集》久而始得，駢文都很可觀，散體卻法度全無，懷疑不是出於一人之手筆。但這畢竟是十分罕見的現象。近代隻有一個為王湘綺譽為聖童的曾廣鈞重伯（曾國藩之孫），和陳文述相類，然而他們的詩雖然流派不同，卻都是寫得很好的。不過，一般說來，雖因舊時不用標點斷句，駢文便於朝廷之宣讀（參見謝伋《四六談麈序》），但非博覽而兼巧思不為功。且語欲清淺而辭又忌粗俚，故嘗難倒了好些學人名士。最受人注目的，是宋時名臣司馬光為辭知製誥竟至九上其狀。其第一狀有雲：“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粗嘗從師，至於文辭，實為鄙野。向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言功，正恐循此而進，典章誥命，取嗤四方，為國大辱。”其第三狀複著重申陳此意雲：

臣自知其學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命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複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為人指笑；又貽聖朝愧恥，謂之乏賢。

最後，在上第九狀中有注雲：“二十三日上言，蒙恩改天章閣待製。”（詳可見《溫公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二一［第一、二狀］、卷二二［第三至第九狀］）

司馬光是很傑出的宋代名臣和史學家，也是一個能詩能文之士。然而就因寫不好駢四儷六之文，竟至堅辭知製誥之職，而且也不曾在他處為自己“護短”過。

再看為石遺老人最推崇的詩人、列排名榜第二（第一空缺）的鄭孝胥，即以林庚白這麼自負其詩為天下第一的，也一度曾許鄭為第一（參見林著《麗白樓詩話》下編、拙著《寄廬雜筆》中《天下詩人誰第一》《年齡最小的教授》二文，至於鄭擁溥儀複辟，那是另一回事），而不知鄭也是寫不來駢文的。他年輕時初入張之洞幕，其《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廿六日即記雲：“香帥（張字孝達，一字香濤，南皮人）屬擬四六信。餘久疏此，不能為也。”次日遂請人代陳不能四六之狀。

駢儷之難，於此可見。章太炎先生於並世之文人少所許可，而獨推王闓運之文能“盡雅”（見《太炎文錄初編》卷二《與人論文書》，又於王乘六等記錄的《國學講演錄·文學略說》中有所申述）。王固自負其文，但亦有其一番甘苦的老實話：

餘之駢文，非紗帽所能為。餘今已不能矣。六朝人罕有老者，故駢文最妙，蓋須壯盛心力乃能成之，又須有少年氣韻，亦不妨稚巧，皆與達官老朽不相類也。（見《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年八月廿一日）

劉師培最重駢文，也是駢文寫得極好的學人，曾認為文之“由簡趨繁，由於駢文之廢，故據事直書，不複約其文辭；由文趨質，由於語錄之興，故以語為文，不求自別於流俗”（見《劉申叔遺書·論文偶記》）。章太炎先生最讚賞劉的經學，大約病其文近於俳，竟說“劉申叔文本不工”，但卻並沒有將駢文全盤否定。他明確地指出：

駢散二者本難偏廢。頭緒紛繁者，當用駢；敘事者，止宜用散；議論者，駢散各有所宜。（見《國學講演錄·文學略說》）

再說錢公對駢文的看法，尤多妙解，茲摘其要雲：

嘗試論文，駢體文不必是，而駢偶語未可非。駢體文兩大患：一者隸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駢語，兩語當一語，疊屋堆床。……然而不可因噎廢食，止兒啼而土塞其口也。隸事運典，實即“婉曲語”之一種，吾國作者於茲擅勝，規模宏遠，花樣繁多。駢文之外，詩詞亦尚。用意無他，曰不“直說破”，俾耐尋味而已。

至於說到駢文之好餖飣塗飾，錢公則又與古文之另一種搔首弄姿相提並論：

駢體猶冠玉而失麵乎，桐城派古文搖曳吞吐，以求“神味”，亦猶效捧心之顰，作回眸之笑，弄姿矯態，未得為存其麵也。蹙眉齲齒，亦失本來，豈待搽脂粉、戴珠翠哉！（均見《管錐編》第四冊1473—1474頁）

則於駢散兩體的得失，斷得既公允而又入微，且於此亦可窺見錢公與石遺老人文學觀之異趣，而並不曾隨聲附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