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與“外我”

據錢公《石語·序》，這原是“（民國）二十一年除夕，（陳石遺）丈招餘度歲”，“退記所言”，後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八日”“重為理董”於“巴黎客寓”的一篇文字。查二十一年除夕，是為公曆1933年1月25日，考陳丈（1856—1937）在這一年，已七十有七；而錢公（1910—1998）則尚隻二十有三。這原是當夕一老一少所說的“私房話”，彼此說得相當坦誠和投機，不過在當時以及以後的一段日子裏，由於觸及某些名流，自然不便公開，這也就是《石語》直擱至1996年才行問世的原因。

不知讀者注意到，錢公手稿影印“陳衍石遺說”這五個字中“衍”字闕筆寫作“”的情況否？直到1985年10月29日，我蒙錢公損書，因賤名亦有“衍”字，錢公也是這麼寫的（附見原書複印件），近見《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日劄》中“衍”字也莫不如此。由此可見錢公對石遺先生的尊重。按古時對帝王之名要避諱，各朝各代，都有特殊的規定，這裏不須多贅。後代尊孔，以“四書”“五經”取士，對至聖孔子和亞聖孟子之名諱，自雍正四年後，則又有統一的準則：凡有孔丘之“丘”字，一律避諱作“邱”，《論語》中孔子自稱，則闕筆作“”；《孟子》中孟軻之“軻”或闕最後一筆或不闕，都同樣讀作“某”，塾師在命學生背誦時進行圈點，都要用朱筆在其名上畫上一個方框框。此外又有所謂“家諱”，唐李賀因其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舉，韓愈為他寫了篇著名的《諱辯》之文，但李還是沒有聽從，仍然不行應舉。《紅樓夢》第二回，寫賈雨村聽冷子興說到林如海夫人名喚賈敏時拍案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皆念作‘密’字。寫字遇著‘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這該是讀者所熟知之事吧？

《石語》手稿

我略引這些掌故典籍，隻作為一種曆史現象的觀念形態和民族傳統的道德習俗來看待，於此可見錢公對石遺先生的心態，夐乎與其他前輩不同，知遇之恩與知己之感，始終用尊師尊聖之禮侍之，該是多麼的難得啊！人們每每對錢公有刻薄之苛譏，但於此實亦足見其有厚道威風的一麵。有些人或者以為錢公似不至於這麼守舊，而不知錢公於致師友的函件，一直都是遵守極其嚴格的傳統格式來表達的，當然這也得因人而異，如彼此都用語體文來往的書信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原來師友之間，常常也不免出現一些令人很為不快的世態。王闓運（湘綺）嘗言及他兩個根基最好的弟子，一個是廖登廷（廖季平），“思外我以立名”；另一個是楊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猶能自立”，楊“則隨風轉移”。這當是湘綺老人多年接觸觀察而得，並不是真有前知的神通。楊度的詩文原很可觀，但耐不得寂寞。後來雖為革命做了一些工作，然學術上實一無所成。季平先生因潛心伏案，故不斷有新著殺青，然太好求新求異，不惜穿鑿附會，也終於偏離了軌道（參見拙著《寄廬雜筆》中《談今文學家的殿軍廖季平大師》文）。

湘綺老人所說的這兩位弟子實際上是兩種類型，而都各有其典型的意義，且又各有所發展。

我嘗聞見屬楊度型的若幹人，其中有兩位都說他們的老師是近今獨一無二的大師，而其中隻有他這個弟子才是嫡傳的衣缽，其他都不能算數。而他的弟子也自詡為一脈相承的法乳。幸得他們尚是“自說自話”而已，不然，學術界也要掀起一場爭霸的大混戰了。不過我可以斷言，像這樣的傳承弟子，縱然得其緒餘，實已一代不如一代，沒有多大的出息了。

也有一些弟子，明知他們的老師成就不大，可也不切實際地把他們捧得過高過大；見有人對其師略有微詞，就要群起而攻之。這與其說是為了報師恩，倒還不如說是為了抬高自己。這種人可說是楊度型的異化。

我又嘗聞見屬廖季平型而又變本加厲的，有些人初則服膺師說，繼則處處與師對著幹，但其宅心並不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卻是挖空心思想取而代之而妄圖成為“百世之師”。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依草附木之徒、盲從蠱惑之輩。其危言詭說，雖可聳動一時，流毒一代，但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了，矯枉已有人，自欺必自害。我早有預見在前，卻想不到現報之速也。

介乎兩者之間，隨著世情風會之變化而急速變臉的，亦古已有之。最典型的例子，無如乾隆、嘉慶年間袁枚（隨園）的某些弟子。當袁聲氣最盛時，很多人都爭相攀附以列門牆為榮。有兩個自稱門生的人都命其詩集曰《推袁集》，又有人刻一“隨園詩弟子”的閑章以自炫。及至袁卒後譏彈攻訐之聲四起，於是某人又改刻“悔作隨園詩弟子”的閑章以自表白。說來其時尚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壓力，但有許多人就抵擋不住這一場輿論的小小風暴了。其間獨有一個名叫孫韶的卻敢於處處為之回護（參見陳文述《頤道堂文鈔》卷三《孫蓮水傳》、阮元《揅經室三集》卷五《春雨樓詩序》、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四《孫九成墓誌銘》，及本人與劉永翔合注之《袁枚〈續詩品〉詳注》［增補本］）。

及至1949年後的曆次運動中，誣師賣友，不惜造謠揭發而用以開脫自己者，更比比皆是。反右鬥爭中，常見有些人，其本性也許並不惡劣，及至被打倒而戴上帽子後，就如黠豎子之誘人跌落糞缸，或為倀鬼之陷害師友。初時，其本人雖總是“夾著尾巴做人”，可憐巴巴的，一旦撥亂反正、改正平反，又一躍而自詡為“五七戰士”，趾高氣揚起來。我嘗和友人感歎說，不要以為右派都是受冤枉了的好人，其間良莠不齊，也有的是戴上帽子後才變壞，改正後學了乖，反而變得愈來愈乖巧也愈發壞透了的。至於在十年動亂中，則尤變本加厲，層見疊出的反反複複，更是罄竹難書的了。然而在陸鍵東著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也見到不少足以代表中華民族品格的優異人士，如陳寅恪先生的助手黃萱女士，犧牲世俗的享樂，始終不渝忠於職守。而其中尤以和他的學生劉節教授之間的師生情誼最足感人：1967年底挺身而出竟願代先生上台挨鬥！他們曆劫不磨，可謂千古難得一見，真令我肅然起敬，畢生縈懷。這才真是我們民族的精英、道德的光焰。

再轉說錢公，先生對於世俗人生的陋習，原是早就參透了的。《談藝錄》（增訂本）曾有多處慨乎言之，乃至司空見慣：“夫麵諛而背毀，生則諛而死則毀，未成名時諂諛以求獎借，已得名後詆毀以掩攀憑，人事之常，不足多怪。子才（袁枚字）聲氣標榜最盛，世態炎涼，遂尤著耳。”（見529—530頁）

及經“文革”的洗禮，感觸尤深。當長子永翔晉謁時問及為何不招收研究生時，公似餘悸特深，乃坦然慨言曰：“研究生不是利用我的，就是要害我的。”剖析同於湘綺，但易“外我”為“害我”，憤激之情，溢於言表。但這絕不是在有意步趨，實殘酷的現實情狀有以啟之、“於今為烈”的五濁末俗有以證之故耳。故永翔於返回逆旅後感觸殊多，枕上吟成七絕六首，其三即雲：“大道猶驚射羿弓，皋比無意煦春風。但將著述留天地，百世仍籠絳帳中。”即是對錢公所說的這層意思的實錄和感想。

《石語》的最可貴最難得的所在，就是真實。特別對陳老先生來說，不像他應酬文字對某些達官貴人及相與師友那麼吹捧，也不像寫《石遺室詩話》那麼的徇人之情。這裏沒有任何社會壓力、策略權宜和世俗幹擾。倘要說是知人論世吧，這該是最靠得住的真實情感，絕無矯揉造作和違心掩飾之可言的。因為他麵對的是一個驚才絕豔的年輕世交後輩，原沒有顧慮和設防的必要。

但真實的談吐雖然是陳老的由衷之言，卻不見得全是公正的不刊之論。錢公記錄時不乏湊趣的插話，目的無非是存當日之真情，可絕不能認同甚或誤會為錢公的識見。記錄後的按語，主要便於讀者的考索，而非有意幫腔或暗藏異趣之跡。若論彼此立意之別，讀錢公著作，多可悟得。最顯著者，如誤論嚴滄浪之意，《談藝錄》（增訂本）207頁即有道及，未嘗有所避諱回護。拙作《寄廬雜筆》442頁中已加摘引，足證錢公之於真理一端，決不肯因循苟且，為“外我”立名，所謂“蠹生於木，而反食其木”者實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依我”呢，永翔在《讀〈槐聚詩存〉》中曾記述蘇淵雷教授在錢家見書房掛著陳老寫給錢公的詩軸，當時未曾記下，後來去信求其錄示，錢公複信不允說：“倘傳錄炫示，便跡近標榜借重，非某甲堂堂一個人所願也。”（詳見《錢鍾書研究集刊》第一輯）

尊前輩，具深情，不“依我”又不“外我”，不矯情又不徇情，看破世情而又痛貶惡俗。少陵詩雲：文章有神交有道。定公詩雲:獨往人間竟獨還。二語當可為錢公合而誦之矣。

錢鍾書先生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