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兩周年的那一天，楊靖宇的部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

另一位共產黨人張甲洲，在1932年4月，和幾個黑龍江老鄉一起，穿上長袍馬褂，化裝成商人，攜帶兩支手槍，從北平來到哈爾濱。

不久，張甲洲一行受中共滿洲省委委派，前往張甲洲的老家巴彥縣組織抗日遊擊隊。他們決定在5月23日這一天，謊稱張甲洲要結婚，邀集各方勢力，正式打出抗日的旗號。

這一天正是每年一度趕廟會的日子。一大清早，鎮上來了兩百多人。不少人嘖嘖稱道：“你看看老張家，可真有麵子，兒子結婚，來了這麼多人道喜。”

參加張家“婚禮”的人們，酒足飯飽之後，拿出事先準備好了的槍支彈藥和紅袖標，打出“東北人民抗日義勇軍”的旗幟。張甲洲把大家集合到井沿邊一塊空場上，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最後，他號召大家：“寧可抗日戰死，也決不能當亡國奴！”

這件事轟動了全縣。偽縣長程紹廉派出大批軍警前來鎮壓。這時，一些士紳出麵找程紹廉求情。偽縣長算是給了大麵子，說：“組織隊伍可以，但不能有張甲洲，他是赤化分子。隊伍裏有他，我就要打！”

士紳們叫張甲洲出去暫避風頭。張甲洲帶領部分隊伍衝出重圍，隻剩下一百來人。他決定收編胡子隊伍。張甲洲注重實際，敢於團結一切願意抗日的人士，他說：“不管是什麼人，隻要跟我們一起打日本鬼子，一律歡迎。帶槍帶馬來，就更歡迎。”這個口號吸引了大批愛國誌士，張甲洲的隊伍很快就發展到七百多人。

張甲洲把隊伍整編為四個大隊和一個模範隊、一個教導隊。其中裝備最好的是模範隊，清一色的三八槍，全隊三十多人，全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隊長金永錫是個二十四歲的朝鮮族小夥子。

遊擊隊壯大之後，便開始了攻城打窯。所謂“窯”，就是房子或院落，如果裏麵有槍，就叫做“響窯”。

7月16日，遊擊隊攻打龍泉鎮的天僧泉酒廠，遭到頑強抗擊，久攻不下。酒廠東家的兒子在城裏當偽警察中隊長，帶著四十多個人，準備打過來。形勢嚴峻，張甲洲下令停火，自己單槍匹馬闖進天僧泉酒廠，找東家張八瞎子談判。

張甲洲對他說：“遊擊隊來打龍泉，就是要槍要子彈，擴充抗日武裝。抗日救國是大事，你不打日本，我們打，可是我們缺少槍支彈藥，你先借給我們，等打完了日本，我們再送還。你看怎麼樣？”

張八瞎子知道不“借”過不了關，可是槍太貴，“借”出去實在心疼，那就“借”給他們子彈吧。遊擊隊硬是從這個酒廠裏“借”出了將近五千發子彈。

十多天後，張甲洲身穿草綠色西裝，肩披鬥篷，騎著大馬，帶著五名警衛員，去找大地主王四談判。王四隻放他一個人進去。他剛進門，就被王四的家丁綁起來了。接著，家丁又要繳警衛員的槍，警衛員們要打，張甲洲使個眼色，他們便打馬回遊擊隊報告去了。

王四抓住了張甲洲，就向程紹廉報告，請他派人來押解。程紹廉派出沈營長，帶著車馬，直奔王四窩堡。遊擊隊得到情報，便擺出圍窯打援的架式。

當晚，王四知道沈營長一時半會到不了，怕遊擊隊把張甲洲搶走，就派一名炮勇把他秘密押到地主張興的家裏。這下倒好，張甲洲說服了張興，帶著他參加了遊擊隊。

張甲洲回到了遊擊隊，王四立即帶著一家老小躲進縣城。張甲洲帶著隊伍進了王四窩堡，召集窮人開會，開倉放糧、分浮財，末了一把火燒掉王四的房子。一時間，漢奸人人自危。

7月下旬，張甲洲帶隊向蘭西鎮一帶西征，一路上破土窯、攻城鎮，所向無敵，一個多月時間，行程千裏，隊伍擴大到一千多人。

中共滿洲省委關注著這支隊伍的發展。8月中旬，趙尚誌奉省委之命來到遊擊隊，擔任參謀長。

趙尚誌到任後，便和張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彥縣城。當時巴彥縣城還沒有日軍，偽軍力量卻很強。他們決定聯合原東北軍的才鴻團和蘇占山的胡子隊“綠林好”一起作戰。

攻打巴彥縣城很順利，遊擊隊又與“綠林好”聯手打進了東興縣城，在城裏住了下來。進城後的第三天中午，木蘭縣的偽軍頭目孫三閻王帶著一千多人打了進來。“綠林好”一槍沒放，帶著隊伍就溜。遊擊隊孤軍奮戰，傷亡將近五十人，趙尚誌左眼下留下了三個彎月形的傷疤。遊擊隊用兩張大馬雪橇拉著傷員，突圍出去了。

湯原也是一個令日軍十分頭痛的地方。1932年春天，共產黨在湯原建立的反日同盟會，有了一千多名會員，建立遊擊隊的條件成熟了。秋天，馮仲雲和李福臣相繼奉命來到這裏創建抗日武裝。

成立遊擊隊需要槍，縣委號召黨團員捐款買槍。兵荒馬亂的歲月，槍太值錢了，一支大槍能換六十斤黃豆！大家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力出力，硬是弄到了二十多支槍。這些槍不起眼，有鐵公雞、別拉彈、套筒槍、駁殼槍等，但遊擊隊隻要有了槍，就可以去打仗了。

10月10日，湯原民眾反日遊擊中隊成立，李福臣任隊長。這支隊伍是由四十名黨團員組成的，其中七名是漢族，其餘都是朝鮮族的男女青年。

1933年下半年，由於叛徒告密，日軍發動大搜捕，逮捕了縣委書記裴治雲等十二名黨團員和愛國青年。日軍嚴刑拷打，然後把他們活埋在深坑裏。日軍在西北溝的高粱地裏搜出縣委委員高慶雲和他的兒子，當場用刀砍死。驟然間，湯原籠罩著陰森恐怖的氣氛。

這場浩劫中，隻有一個幸存者，就是縣委委員夏雲傑。他秘密聯絡湯原各地的黨組織，擔負起縣委的領導工作。

血債要用血來還。要討還血債，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裝。夏雲傑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重建反日遊擊隊。

11月末，夏雲傑派團縣委書記小於通過親戚關係打進鶴崗東黃花崗偽軍自衛團內部，又派徐振江和隊員老曲，裝成賣大煙土的商人，混進偽自衛團的營房。他自己帶著二十多名隊員，拿著一支大槍和一把沒有撞針的小擼子，隱蔽在院外。團丁們圍上來買大煙土時，徐振江和小於發出信號，遊擊隊員一擁而進，徒手繳了團丁的槍。這次行動共繳得大槍十四支，短槍兩支。

有了槍，湯原遊擊隊再也不用玩“空手道”了。

夏雲傑的遊擊隊裏有一對黃金搭檔，都是朝鮮族戰士。一個叫徐光海，遇事沉著，通曉日語，一臉的絡腮胡子，長得有幾分像日本人，扮日本指導官誰看都像。另一個叫裴敬天，漢話流利，日語流暢，最合適扮成翻譯官。1934年秋天，夏雲傑派他們除掉經常給日本人通風報信的藥房先生王風舞。

他們來到藥房裏，扮成日軍大佐的徐光海，知道王風舞不懂日語，便用朝鮮話問他：“你的，內嫩摸兒哈那？”

王風舞回答說：“太君，我是行醫看病的。”

“啊！你是給馬胡子看病的！帶走！”

王風舞趕緊說：“太君，你可別把我當外人，我和佳木斯憲兵隊有聯係。前天有三個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徐光海一聽，氣得大喊：“死了死了的！”

他們第二次行動是在火龍溝，大地主薑海泉組織秧歌隊，準備歡迎日本守備隊到來。日本人還沒到，薑海泉就落到了徐光海手裏。徐光海見大街上等著看熱鬧的人來得不少，便還了真麵目，給民眾做了一通抗日宣傳，押著薑海泉、帶著秧歌隊，又裝成日本指導官，來到舒木河，順順當當繳了偽自衛團的槍。

此後沒幾天，除了“領銜主演”的兩位，還有二十多名“警察”，出現在一個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裏。

何木林急忙把“日本指導官”徐光海和“警察署長”戴鴻濱迎進上房。何家有錢有勢，幾個兒子各有兩個老婆，槍就更多了。戴鴻濱估計他們的槍沒領槍照，便到下屋找出一支槍，交給“日本指導官”，使著眼色說：“太君，他家窩藏槍支，求皇軍治罪！”

徐光海會意，衝著“翻譯官”喊了幾句，裴敬天便對何木林說：“槍的，執照的有？”

“有哇，有哇！”

“統統的拿出來，驗照！”

何木林嚇得冒冷汗，趕緊交出家裏的四十多支槍。戴鴻濱對“翻譯官”說：“報告皇軍，這些槍大都沒有槍照。”

“翻譯官”和“日本指導官”嘀咕一陣，對何木林說：“皇軍念你忠心，不予治罪，把槍都拿到集賢鎮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趕緊叫兒子備上三匹好馬，馱上那些槍，把“皇軍”送走。

東滿地區的抗日遊擊戰也是有聲有色。1931年11月，童長榮奉命擔任中共東滿特委書記，很快就建立了幾支抗日武裝。朝鮮人金日成來到安圖縣明月溝，創建了安圖遊擊隊。遊擊隊從日軍手裏奪取槍支彈藥，自己也製造武器。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彙，叫做“牛皮步槍”。日軍在深山密林裏呆上幾天，就會斷口糧。他們把農民的牛搶來宰了吃，先把牛皮剝下扔掉，等到牛肉吃光了，又把牛皮撿來烤著吃。遊擊隊埋伏在附近，等三三兩兩的日本兵來撿牛皮時，把他們幹掉，奪取武器。用這種辦法奪來的步槍，就叫做“牛皮步槍”，奪槍的遊擊隊員，叫做“牛皮步槍同誌”。

東滿各地的遊擊隊，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型兵工廠，有的還生產出自己的拳頭產品。延吉遊擊隊有個小兵工廠，生產出了日軍最害怕的“辣椒麵炸彈”和威力更大的“延吉炸彈”。

正是在童長榮到達東滿的時候，一支日軍測繪隊闖入延吉原吉林省防軍第三營的駐地，旁若無人地走到炮位窺測。擔任警衛的班長史忠恒命令戰士鳴槍示警，日軍根本不理。史忠恒火了，下令開槍射擊，擊斃兩名日軍，把其餘的嚇跑了。

第三營打死了日本兵，營長王德林把部隊帶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義抗日，號稱“吉林中國國民救國軍”。

中共綏寧中心縣委聞訊，立即派出與王德林私交很深的李延祿去找他。李延祿匆匆趕到救國軍駐地，但是，有三撥人比他來得更早，而且是帶著禮物來的。

第一撥代表國民黨吉林省黨部，給王德林送來“自衛軍第一路軍總指揮”的頭銜。第二撥代表抗日將領李杜，他帶來的禮物實惠多了，是一萬現大洋的支票，外加一個團的番號。第三撥，便是吉東三縣的紳商代表。

這些人喋喋不休地勸說王德林，而他就是不表態，隻是一個勁地抽煙。李延祿年輕氣盛，毫不掩飾對他們的厭惡，叫王德林把那些人打發走

王德林說：“李杜的代表說要收編咱們，怎麼辦？”

李延祿想了想，對王德林說：“李杜要收編咱們，還帶來一萬元軍餉，斷然拒絕恐怕不好。但咱就這樣變成他的一個團，也不合適。我倒覺得，不如收下一萬元軍餉，另外為他組建一個團。”

王德林喝著酒，聽著李延祿的話，覺得在理。他請李延祿給他當參謀長，兼任李杜改編的補充團的團長。李延祿滿口答應下來。

李延祿從各地來投軍的青年中精選出了四百多名，組成了三個連，又從原來的部隊裏挑了有進步思想的史忠恒和李鳳山，加上跟他一起來的共產黨員左征和樸重根，到補充團當連長和副連長。

不久，補充團建立了秘密黨支部。一支由共產黨人掌握的隊伍，在救國軍中悄悄出現。

1932年春天，救國軍收複寧安，共產黨人田寶貴組織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隊伍，很快發展到二三百人。他們找到李延祿，要求合編。李延祿經請示王德林，把他們收編為第二補充團，由李延祿兼任團長。這樣，救國軍內由共產黨直接掌握的力量進一步發展。

日軍為了加快從朝鮮向中國吉東和北滿地區運送兵員和物資，在占領東滿地區後，便著手修建敦化至圖門的鐵路。王德林多次派人破壞和威脅這條鐵路的修築，使日本人十分惱火。本莊繁一再下令，要關東軍迅速恢複吉敦路的“治安”。為此，日軍派出了號稱有萬人之眾的天野第十五旅團和上田支隊前來“進剿”。

王德林接到一封用火燒掉一角以示“火急”的信件，立即召集手下人商議怎樣應敵。副總指揮孔憲榮主張躲，參謀長李延祿主張打，王德林則暫不表態。

救國軍裏的共產黨員召開支部會議。書記孟涇清說：“就是隻剩下補充團，我們也要抗日。”怎麼打法？李延祿提出：把隊伍拉到鏡泊湖山區去。

王德林再次召集軍事會議，李延祿力排眾議，主張打。會議開到第三天，李延祿說：“就是隻有補充團七百人，我們也要打。”

王德林最終下決心打了。他知道，補充團平均每人隻有三十發子彈，便下令將庫存的手榴彈全部運到補充團。

李延祿選好的陣地是鏡泊湖南頭的“牆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扼守著從敦化直通寧安的咽喉要道。路在巉岩底下，緊靠大江。補充團隱蔽在山崖邊，七百名戰士靠大塊的岩石作掩護。山坡光禿禿的，隻是山腳有些岩石，日軍不會想到這裏有埋伏。

一切布置停當，補充團開始了戰前焦急的等待。他們最擔心日軍不走“牆縫”。不過，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有人“牽大驢”。

陳文起是南湖頭一帶有名的獵戶，當他知道救國軍要伏擊日軍，跑到隊伍上來，想在戰鬥中露一手好槍法。可是，他呆了兩天還不見動靜，便在夜裏回瓦房店去探聽虛實，不想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麼的幹活？”

“打獵的。”

“槍呢？”

“沒槍。都是借人家的圍槍用。”

“前邊馬胡子的有？”

“沒有。”

陳文起對答如流，身上又沾有野物的血跡，日本人不懷疑他是打獵的。他們非常得意，以為找到了一名合格的向導。

淩晨，陳文起領著天野旅團八千多名日軍，仿佛牽著八千多頭驢，直奔“牆縫”而來。

雞叫頭遍的時候，補充團陣地上的哨兵喝道：“什麼人？”

“老百姓，給部隊送信的！”一個女聲回答。一個老頭的聲音接著說：“她是俺姑娘，咱們找補充團指揮部。”

老頭名叫史振德，一見李延祿，便說：“陳文起已經牽大驢往這邊來了，你們快準備打吧。”他還說，他帶女兒來，是怕部隊誤會。

不久，望遠鏡裏出現了日軍的隊伍：紅肩章，長槍刺，扛槍的臂膀。李延祿一聲令下，戰士們一躍而起，手榴彈沿著五裏長的狹路紛紛下落，爆炸聲四起，臨近死亡的慘叫聲不絕於耳。日軍指揮官下令的聲音顯得瘋狂、驚慌而淒厲。憑依崖石猛攻猛打的七百戰士，扔掉棉衣和帽子，身上隻剩下短褂，猛力朝日軍扔手榴彈。

補充團打得正來勁，負責堵口子的地主武裝悄悄開溜了。李延祿接到報告：日軍在狹路口外停止前進，動向不明。他念頭一閃：日軍隨時可能從背後襲擊，便果斷下令：撤！

幾天後，李延祿派人回到“牆縫”察看，發現日軍在那裏留下了三個火葬點，把槍支隨同日本兵的屍體燒毀。救國軍得到一千五百多件被火燒毀的殘槍筒，還搜出兩千多支完整無缺的三八式步槍。可見日軍傷亡將近四千人，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這一仗，補充團犧牲七個人。

“牽驢人”陳文起在槍響後飛奔到一塊石崖後邊。趕車的問他怎麼不逃命，他說：“我還得弄杆好槍！”這位獵手還沒把槍弄到手，就被日本人抓住了。日軍把他吊在房梁上，挑開了他的胸膛。

人們把他葬在離“牆縫”不遠的地方。

從“牆縫”逃走的日軍，幾天後又在鬆乙溝落入李延祿設下的火陣，被工人遊擊隊消滅了約兩百，天野少將也被擊斃。

1933年元旦前那幾天，李延祿帶領部隊堅守磨刀石車站附近兩個小山坡。壞消息接踵傳來：鐵路工人報告說，日軍乘鐵甲列車抄了他們的後路；廣播裏說，自衛軍第二十一旅旅長關慶祿已經在綏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先後撤到國外去了，丁超則乘專機到長春就任偽滿洲國的內務府大臣。

李延祿想，抗日救國的大旗，隻有靠共產黨人來扛，共產黨必須打出自己的旗幟了。他馬上召集骨幹和士兵代表，宣布這支隊伍從今以後正式歸共產黨領導，名稱就叫“抗日遊擊總隊”，不久擴編為“抗日救國遊擊軍”。

日本人把遊擊軍視為勁敵，調來鼇剛村的第一旅團進行“討伐”。3月3日，日軍飛機和大炮猛轟馬家大屯，遊擊軍頑強抗擊。戰鬥結束後，李延祿帶著部隊清理戰場，發現烈士遺體中混有一個日本兵的屍體。李延祿沉著臉，找到負責打掃戰場的別動隊隊長李光。

“你是怎麼搞的，啊？怎麼把他也弄進來了？”

李光趕緊說：“這可是個好人。”他說，別動隊打掃戰場時，在大肚子川溝的鬆林裏發現一輛滿載子彈的汽車和一具日本兵屍體，還在附近找到一封信，請懂日語的人一看，才知道寫信的人是日本關東軍間島輜重隊裏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助男，信的內容如下：

親愛的中國遊擊隊同誌：

我看到你們分撒在山溝裏的宣傳品，知道你們是共產黨的遊擊隊。你們是愛國主義者，也是國際主義者。我很想和你們見麵，同去打倒共同的敵人，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著，走投無路。我決心自殺了。我把我運來的十萬發子彈贈送貴軍。它藏在北麵的鬆林裏。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我雖身死，但革命精神長存。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吉東地區有一支吉林自衛軍，1932年4月，中共滿洲省委把周保中派到寧安領導抗日鬥爭。周保中絞盡腦汁，思考怎樣打進這支隊伍。他琢磨出一個最簡便的辦法——讓自衛軍把自己抓去。

吉林自衛軍的士兵在花臉溝抓住了周保中。他那口濃重的南方口音，差一點要了他的命。東北士兵聽不懂他的話，懷疑他是日軍探子，把他綁起來，要把他殺掉。周保中費盡口舌，才讓他們明白：他要見頭頭。士兵放下已經舉起的刀，把他的要求報告上去。

自衛軍左路軍的領導人正在開會，聽說抓了一名日本特務，便中止會議，開始審問周保中。

周保中說：“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從關內來的，是抗日援馬團的。馬占山投降了日本，聽說你們抗日，我才來投奔你們。”

“你說你是從關裏大老遠跑到咱這疙瘩來抗日的，那你對眼下東北抗日的形勢有啥看法呀？”

周保中說：“你們在牡丹江東岸與日軍對峙，形勢十分不利。怎樣才能改變呢？要主動出擊，襲擊敵人後方，前後夾擊，迫使敵人撤退。據我所知，自衛軍抗日士氣很高，但紀律不夠嚴明，長官貪汙腐化，士兵搔擾百姓的事還不少。真想抗日，就得整頓軍紀，發動群眾。日本人不是一天兩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長期的事，要建立抗日根據地。對南京政府，大家用不著抱什麼幻想，他們執行的是不抵抗政策。”

周保中一席話，把自衛軍的頭頭們震住了，終於相信他不是日本特務，而是一位很有頭腦的愛國誌士。他們頓時滿臉賠笑，連連說有眼不識泰山，吩咐給他鬆綁，接著請坐、敬煙、上茶。最後，還請周保中留下來，到宣傳部指導工作。

周保中一到宣傳部，就宣傳統一戰線和抗日救國。自衛軍的一些將領，表麵上對他讚賞，背地裏卻對部下說：“別聽周蠻子那一套！”不久，找個借口解散了宣傳部。

這時，王德林聽說周保中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想把他收為己用。宣傳部解散之後，周保中當上了救國軍的總參議。他要求上前線指揮作戰，王德林讓他去給前方總指揮吳義成當參謀長。周保中指揮部隊襲擊東京城，攻打安圖縣，攻克敦化城，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

1932年10月，救國軍第一次攻打寧安縣城，日軍頑強抵抗。周保中率領敢死隊，一馬當先衝進城，炸毀軍火庫，擊斃日軍頭目小島少佐等人。激戰中，他中了一顆子彈，鮮血直流，還堅持指揮戰鬥。戰鬥結束，他需要治傷，沒有麻藥，他讓人用大鉗子拔出子彈，用刮刀把爛肉刮掉。大家服了他，讚歎說：“周參謀長‘刮骨療毒’，勝過昔日的關雲長！”十二天後，周保中又帶著傷痛指揮部隊第二次攻打寧安城，消滅了幾百名敵人，繳獲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建立了聲望，做工作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揮所裏，他秘密建立起黨支部，在士兵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和團員。

冬天，周保中退出救國軍，帶著邊區軍的兩個連到寧安與李荊璞的部隊會合，著手組織綏寧反日同盟軍。

李荊璞是寧安縣的青年農民，當他決心拉起隊伍去打日軍的時候，幾個和他一塊扛活的窮哥們兒都說：“好使！”

可是，他們沒有槍。做個草頭王都要槍，何況是去打日軍呢！李荊璞說：“咱們不妨先向胡子們學一手，向那些家裏養槍的大糧戶借幾條槍用。”

那年月，東北有許多胡子，剛起局的時候，手裏也是沒槍的。他們用紅布包裹條帚疙瘩或者帶彎的木棍，往人家後腰上一戳，次次都靈，好像沒有誰敢來試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說幹就幹。一天晚上，李荊璞帶著幾個人，手裏拿著一把假槍，突然出現在一個大糧戶家裏，對嚇得發抖的主人說：“你不用怕，我們不是砸響窯的胡子，是為了抗日，來找你借幾條槍用，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們再來還你。”就這樣，他們手裏就有了第一批槍，接著，他們拿著這些槍，繳了偽寧安保安隊一個班的槍，隊伍很快發展到一百多人。

李荊璞先是投奔王德林的救國軍，被編為騎兵團的一個連。沒過多久，他就發現，救國軍上層人物抗日不堅決，在日軍進攻下一退再退。隊伍退到老爺嶺時，他把手下幾個班排長找到一起說：“弟兄們，看來打日本是不能靠他們的。半年多了，他們沒打過一次日本，我們不能跟著他們跑。我們要自己幹，要保衛家鄉！”

李荊璞剛說完，士兵於洪仁說：“說得對，打日本就得靠我們帶領老百姓自己幹。打日本需要槍啊！我們何不把營部收拾了再走？”

“這樣可能不行，”李荊璞說，“本營的那兩個連就住在附近，槍一響，他們就會趕過來，那時我們恐怕就很難走了。”

“這好辦，咱們不讓槍響就是了。”於洪仁說，“連長可以帶人去找營長，說有緊急情況要報告，進去就把他們的槍下了。我帶一個排在外麵巡邏，應付意外情況。”

李荊璞一拍大腿，說：“好！就這麼幹！”

他們的行動十分順利。當晚，這個連悄悄離開老爺嶺，回寧安老家去了。於洪仁對李荊璞說：“連長，我看還應該發表一個宣言，表示一下咱們抗日到底的決心。”

“行！”李荊璞說，“聽說你是念大書的，還當過教書先生，肚子裏有墨水，那你就寫一個吧。”

於洪仁起草的宣言發表後，寧安一帶的一些小股武裝，紛紛慕名來投，隊伍很快壯大起來。日偽軍將他們當成“討伐”的重點目標。偽保安隊像尾巴一樣跟在他們後麵，想伺機消滅他們。

“和這群兔崽子們拚了！”李荊璞被這個大尾巴弄火了。

於洪仁對他說：“連長，現在打沒把握。隊伍剛拉起來，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先和他們藏貓貓，找準機會再打。”

李荊璞依照於洪仁的計策，派出幾名能幹的隊員和偽軍兜圈子，把他們誘進伏擊圈，消滅了這條大尾巴。

打了勝仗，李荊璞對於洪仁刮目相看。他後來才知道，這位有膽有識的於先生，原來是中共寧安縣委專門派來改造他這支隊伍的。不久，李荊璞加入了共產黨。一個以於洪仁為書記的黨支部很快建立起來。這支部隊改名為“寧安工農反日義務總隊”。

習慣了等級製的日本人，也為漢奸們排了個座次，邵本良、王友成和李大善三人並稱“東北三大厲害”，其中邵本良是“東北第一大厲害”。

邵本良本性其實不良。他有二十多年的匪齡。“九一八”以後，日本人發現了他這個匪材，封他為東邊道的少將“剿匪”司令。

邵本良為虎作倀凶於虎。他打擊抗日武裝比日軍厲害。日本人進了東北的山林就玩不轉，空有好槍法和武士道，常被遊擊隊牽來牽去，找機會揍上一頓。邵本良鑽山林卻是老手，手下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打仗時帶槍還帶刀，一進林子就把路標砍出來，在山裏轉不會迷路。冬天下雪，遊擊隊和日本人打完仗，鑽進林子，把雪上的印子一掃，日軍就丟了目標。但你把雪掃得再幹淨，邵本良也能找到蹤跡。他就憑著這點本事，向日軍誇下海口：“有我邵本良，就沒有楊靖宇！”

邵本良和楊靖宇的較量，開始於1933年年底。楊靖宇的後衛部隊在鬆花江以南地區與邵本良的偽軍遭遇，打死打傷十一名偽軍，付出了三傷四亡的代價，犧牲的有楊靖宇的老戰友金伯陽。

一個多月後，楊靖宇和李紅光指揮第一軍獨立師用調虎離山計把邵本良的主力調出老窩三源浦，然後乘虛而入，逮捕了漢奸走狗，沒收了他們的財產，摧毀了偽滿鐵路工程局和偽警察署，燒了幾十間營房，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和武器彈藥。

這一仗震動了南滿。三源浦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又是梅輯線上的重要據點，地勢險要，戒備森嚴，許多人都說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還難。楊靖宇偏偏拔了虎口的牙。但是，邵本良狠性改不了，發誓要讓楊靖宇知道他的厲害。

不久，第三次較量開始。邵本良的偽軍，加上兩千多名日本兵，在柳河縣大小荒溝一帶擺開陣式，包圍了楊靖宇的部隊。

包圍歸包圍，但日偽都知道楊靖宇是“山林之王”，輕易不敢往深山密林裏打。那麼，怎麼讓楊靖宇出山呢？

邵本良說：“我有辦法！”

他假擬了一封給部下的信，謊稱東麵有他的重兵，故意讓這封信落到楊靖宇手上。

楊靖宇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戲。從地圖上看，東麵山高林密，邵本良不可能在那裏部署重兵。日偽怕楊靖宇突入東麵深山，想用這封信把他引到自己布有重兵的西麵，鑽他們的口袋底。楊靖宇將計就計，也擬寫了一封給部下的假信，故意讓它落到邵本良手裏。

信中說，他打算從西麵突圍，命令部下來配合。

邵本良看了信，自以為得計。那天深夜，他憋足了勁在西麵等著楊靖宇，楊靖宇卻帶著部隊從東麵突圍而去。第二天上午，楊靖宇帶隊向北急行十幾公裏，打下了邵本良的後勤基地涼水河子，繳獲大批軍用物資。楊靖宇還放出風說，他準備去打柞木台子。邵本良急忙去援救，沒想到楊靖宇攻打的是八道江鎮。

這一個回合，邵本良知道楊靖宇的厲害了，私下裏說：“我邵本良夠鬼的了，楊靖宇比我還鬼。我邵本良的一個兵打得過十個胡子，一個紅軍卻打得過我邵本良的十個兵。”

“山林之王”楊靖宇沒有頭腦發熱。他知道，邵本良一定還會找上門來。他為了穩操勝券，規定了四個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不擊中敵人要害不打，自己代價太大不打，對當地老百姓損害大了不打。要打怎樣打？楊靖宇也想出了四條：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朝鮮民眾，紛紛參加東北的抗日群眾運動和抗日遊擊隊。金日成等人所創建和領導的部隊是最引人注目的。他們在一年間與日偽軍進行大小戰鬥一千六百多次，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日本所發表的數字說，這支部隊在將近五年時間裏，共打死打傷日偽軍警四千三百二十一人，俘虜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四人，繳獲武器三千一百七十九件。在抗日戰爭中，中朝兄弟結成了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楊靖宇在他創作的《中韓民眾聯合抗日歌》中寫道：“聯合起來！中韓民眾！本赤誠，互相間。誓殺到敵人大本營！勇衝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