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鹹豐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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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年底到1854年年初，在天津戰區、金陵-揚州戰區、武漢戰區和廬州戰區，戰事都對官軍不利，而且官軍方麵指揮作戰的大員往往互相扯皮。在天津戰區，僧格林沁與勝保各執一詞，指責對方。在揚州片區，慧成與崎善互相推諉責任。在武漢戰區，太平軍於上年12月份重新在黃州集結，對上遊構成極大的威脅。而崇綸對吳文鎔的刁難變本加厲。為了應對敵情，吳文鎔主張從省城派出兵力走陸路偵探敵蹤，尋機攻擊。之所以不走水路，是因為曾國藩的水師尚未齊備。崇綸馬上唱反調，堅持要立刻雇用幾百艘民船，派出五千兵力，水陸並進。吳文鎔說：“現在城防兵力勻不出五六千人，而民船臨陣必退，反而誤事。”於是崇綸不再理睬吳文鎔，連總督給皇上奏報軍情他也不肯列名。吳文鎔對這種無賴的態度無可奈何，請求皇帝將自己罷免，另派重臣接任，或者先讓崇綸兼代總督。

吳文鎔此舉犯了鹹豐皇帝的大忌。緊要關頭，皇帝最恨臣子撂挑子。臣子可以互相不買賬，但不能拿臉子給皇上看。鹹豐皇帝嚴旨申斥吳文鎔，責成督撫同心協力。他仍令吳文鎔迅速帶兵出城迎戰，令崇綸專辦武昌城內外防守。又令台湧火速趕往德安接手防務，以便青麟調往武昌。

1854年1月初，吳文鎔決定奉旨出征。這是一個無奈之舉。皇上不許他等待曾國藩組建水師，擔心延誤出征，那麼他隻得領兵趕緊渡江馳赴黃州前線。他對此次征戰毫無把握，已經懷著必死的決心。他被崇綸逼到這個地步，隻能以死來抗爭崇綸的無理取鬧。

吳文鎔決定從武昌帶走四千兵力。由他先後調往黃州前線的兵力共計七千多人。他給崇綸留下六千人守城，擔心省城兵力不夠，通知官文從荊州調二千名滿兵來接濟武昌。

吳文鎔正要開拔，崇綸忽然覺得失去了安全感，動員僚屬一起去跟吳文鎔商量：“製軍大人大可不必急於帶大軍出城，先派唐樹義率領水師去黃州就行了。等到軍餉和兵力充備之時，大人再親自前往，如此便可防剿兩不耽誤。”

崇綸出爾反爾，吳文鎔哪裏肯聽！崇綸說服不了吳文鎔，又向皇上告了一狀，說吳總督性情偏執，不聽人言，沒有因時製宜，不搞集思廣益，以致百姓憤怨，官兵離心。

鹹豐皇帝接到告狀的折子，也看出崇綸自相矛盾。此人先前參劾吳文鎔閉城坐守，現在又責怪吳文鎔堅持出城作戰。鹹豐非常詫異，崇綸為什麼出爾反爾？為什麼從直隸到江蘇到湖北，官軍領導班子總是在關鍵時刻鬧不團結？唉，也罷，這兩位大員同在一城，一定互不相容，還不如將他們拆散。於是他堅持要吳文鎔趕緊渡江，親赴黃州指揮作戰。

鹹豐皇帝正在為各地大員與朝廷離心背德而煩惱，又接到張芾奏報，以江西財政困難為由，請求暫停采買銅鉛運往雲貴。鹹豐覺得此人越來越不聽話，奉到諭旨時不能虛心體會，為皇上分憂，反而 “呶呶置辯”，於是決定將他交部議處。

鹹豐皇帝罷免了穆彰阿，對他手下的紅人張芾與陳孚恩自然也不喜歡。南昌保衛戰中，這兩名失寵的大臣都在城內，與江忠源合作得不錯，守住了危城。但皇帝並未因此加賞張、陳二人，反而指責張芾保奏太濫。張芾凡有所請，皇帝總要找茬子駁回，並頒諭申斥。這一次的奏章，也許確實帶著張芾的幾分怨氣，但皇帝比他的怨氣更大，所以張芾撞到了槍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