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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年代的清江浦，是運河與淮河交會之處南北東西的通衢，既是七省咽喉，又是京師孔道，南船北馬，五河要津。在河運主宰經濟命運的時代，清江浦占盡河漕優勢與天時地利。

太平軍打到揚州時，清江浦緊張了一陣。這個水天一色、風月無邊的地方，成了官軍擔心被太平軍占領的戰略要地。副都禦史雷以誠奉命巡防運河，駐紮在清江浦，有意於積極參與軍事，幹出一番大業，可是他手下無兵，不知從何下手。

有一天，雷以誠到邵伯巡視，忽有門人來報：“有名士錢江到訪，來獻安邦之國策。”

雷以誠說：“快快請見！”

雷以誠心想：早就聽說這個錢江，出身於名門望族，自幼穎悟立群，十二歲時能操筆成文，立就六百言，被邑人稱為“奇人”。因屢試不第，科場受挫。家道中落，投筆出遊。一路抑鬱不得誌。後來輾轉至廣東，慕名投奔林則徐，不料林則徐已被革職遣戍新疆。在廣州時，錢江見英人索要不已，經常滋事，欺負國人，便與何大庚起草《全粵義士義民公徼》，聯合紳商，招募三萬壯士，攻打英人商館。當時清廷已與英軍議和，琦善聽說此事，大為驚駭，在英國人的威脅之下，隻好查辦，將錢江逮捕，以“虛張聲勢”罪將他充軍新疆，錢江因此名揚海內。

錢江在新疆與林則徐相聚，輔佐林大人治理水利。林、錢二人因治屯有功，被朝廷特赦。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林則徐被起用，署理陝甘總督，錢江為新幕客。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林則徐奉命移督雲貴，錢江與之分手，出遊京都。進京之後，交遊於公卿之間，放蕩不羈，愛說大話。如今他跑到我這裏來獻安邦之策，不知是否真有兩把刷子？

雷以誠正在思忖，隻見一個五十歲出頭的文士走了進來，拱手一揖，說道：“在下長興人錢江，字東平，號曉峰。見過副都禦史大人。”

雷以誠道：“先生大名，如雷貫耳。幸會！幸會！不知先生有何見教？”

錢江說：“在下看得出來，雷大人如今有為難之處，不知在下說得對也不對？”

雷以誠道：“哦？你倒是說說看，雷某有何難處？”

“清江浦並無城郭，很難防守，而且大權盡在河臣，雷大人在那裏，不過每天收一收各地的報告，多半是例行公事，不可能有什麼作為。大人有心前往揚州助戰，可是手中無兵，豈不是很犯難麼？”

雷以誠暗暗吃驚：此人果然不凡，雷某的心事都被他看穿了。於是問道：“錢先生可有法子為雷某解難？”

“這有何難？”錢江笑道，“在下有一小策，能為大人解難，不調兵而兵至，不請餉而餉裕。”

“願聞其詳。”

“裏下河一帶十分富裕，不難從民間募集軍餉。有了錢，大人就可以招募鄉勇，何愁手中無兵？大人帶兵前往揚州，駐紮在仙女廟，既可巡防運河，又能保衛裏下河富庶地區，皇上必定高興，說不定還會讓大人參與江北大營的軍事，大人大有可為啊！”

雷以誠道：“先生屈駕，請留幕府輔佐軍事，辦理糧台，不知可否？”

錢江此來本為投奔明主，雷以誠既發出邀請，他便爽快地答應下來。雷以誠聽從他的勸告，拉起一支鄉勇，駐紮在揚州以東約三十裏處的仙女廟，幾天間招收了幾千名勇丁，募集軍餉幾十萬兩，軍威大振。

鹹豐皇帝得知雷以誠自告奮勇組建部隊，靠近揚州前線，兼守裏下河門戶，果然大為讚賞。自從洪秀全造反，多數官員避之惟恐不及，難得有這麼一名文官自請拿起武器，主動向前線靠攏。

惠成的兒子晉康與雷以誠一同辦差，主動請戰。雷以誠和他駐紮在萬福橋，控扼了揚州的東南方。太平軍得知裏下河地區非常富有，企圖取道萬福橋向這一地區推進，都遭到雷以誠鄉勇的阻擊，無法過橋向東推進，官軍得以保全通泰的十幾座城鎮。

雷以誠一開手就做得如此順利，又聽從錢江的勸告，向皇上報告：清淮東路募勇籌餉大有可為，不但可以守住裏下河的門戶，還能牽製敵軍北竄之路。

皇帝大喜，授予雷以誠很大的權限，令他一麵設法保衛裏下河，一麵同漕運總督楊以增嚴密巡查河岸。勝保離開揚州後，鹹豐任命雷以誠為刑部右侍郎，頂替勝保在琦善的江北大營幫辦軍務，做了琦善的副統帥。

琦善不以帶兵打仗而著稱，而雷以誠卻是熟讀兵書。他率部到揚州城下紮營後，軍營裏徹夜打梆子，燒火堆，精心守備。奇怪的是，琦善的軍營一片寂靜，漆黑無亮，沒有火光也沒有人聲。

有一天，雷以誠來到琦善軍營，琦善嘴上掛著譏諷的微笑，對他說：“雷大人的軍營裏很熱鬧啊。”雷以誠不知琦善此話為何意，沉默不語。

過了半晌，琦善又說：“夜間防守，燃起火光，賊匪便能看見我軍。我軍敲打梆子，就聽不見外麵的聲響，這很危險啊。”

雷以誠一聽，頓時領悟到自己做得不妥，麵露慚色。他忽然悟到，不根據實戰情況來照搬兵書，是很危險的。於是他對琦善有了佩服之心。

不久琦善遇到了很大的難題。從北方陸續趕到江蘇的各路官軍全部駐紮在揚州城外，軍餉供應中斷。琦善的江北大營所支軍餉一部分由戶部撥款，另一部分由外省協助，後者總是未能按時送到。由於拖欠軍餉，江北大營軍心不穩，作戰連連失利。雷以誠身為幫辦，很想為琦善做點什麼，連忙召見錢江。

錢江一到，便問：“大人把在下找來，莫非是為了大營缺餉、軍心動搖一事？”

雷以誠道：“正是！正是！看先生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想必是有了良策？”

錢江微微一笑，說道：“點鐵成金並非難事。大人隻要在各地設關置卡，從商人的生意中一兩銀子抽他一厘錢，就不難籌得軍餉。在商賈眼中，千中抽一，不關痛癢，並可轉嫁買主。而大人這裏，則是滴涓之水彙集成河，可養十萬百萬之精兵。兵精糧足，洪楊豈有不滅之理？如是，功在大人，利在國家。”

雷以誠一聽，如醍醐灌頂，翻然大悟，連說：“先生真乃用兵理財的高手！”

錢江說：“其實厘金並非我錢東平的發明。這東西是商人鼓搗出來的。在位於交通要道的城鎮裏，各地的商人都會開設會館，為家鄉的商旅提供方便。會館從百貨的盈利中抽取一定的金額，儲備起來，公用開支。

“厘金是一種商業稅，征收對象為行商和坐商。針對行商的稱為‘活厘’，針對坐商的稱為‘板厘’。其稅率大體為百分之一，即按貨物價值抽百分之一的捐稅。百分之一為一厘，故稱‘厘金’或‘厘捐’。征收厘金的專門機構有兩種，對於坐商，設立稅局征收，通稱‘厘局’；對於行商，設立稅卡征收，通稱‘厘卡’。關卡由官府或軍隊在通商要道設置，進行征收、查驗和緝私。交納稅金後發給稅票。征集的稅金全部用於軍餉。

“戰國時期，趙國大將李牧駐紮在北部邊關雁門郡，軍餉匱乏，便從集市上抽取商業稅，用於養活自己的士兵。他擁有一千三百輛戰車，一萬三千匹戰馬，加上十萬大軍，費用浩繁。趙國是個小國，李牧又駐軍在那麼偏僻的地方，靠著商業稅的供給，軍餉也不見短缺，行軍不缺糧草，士兵不愁吃穿。

“明代不征商業稅，全靠農業的稅收來供養軍隊，賦稅的一半用於養兵。全國每年收入應該有二千多萬兩銀子，但十年的節餘還不夠一年的收入，郡縣府庫照例都沒有儲蓄。大農春秋有兩次收獲，往往還不夠開銷。戰火一起，田地裏不再播種收獲，朝廷收不到關稅，而賑災撫恤，各種費用層出不窮。於是勸人捐輸，商議借貸，想用一兩位貴戚大臣的私財填補天下的費用，實在想不出辦法了，便增收農業稅，弄得民不聊生。

“本朝察覺了這種弊端，兩百多年堅持不加農業稅。然而，每當戰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經年累歲的徭役，把國庫的錢全部拿出來，也不能滿足所需的開支，謀臣們束手無策。

“粵逆起事，朝廷籌餉派兵，耗費幾千萬兩銀子，財源已經枯竭，所撥的錢財隻是公文上的數字，長久無法落實。大家都靠捐輸，可是如今捐輸也不靈了，隻有靠厘金了。捐輸和厘金兩種辦法，都起源於戰國和秦漢時代。但比較起來，捐輸是個笨拙的法子，朝廷賣官鬻爵，流敝很大，敗壞了風氣。何況與捐輸比較起來，用商業稅來供給軍餉，是一種比較穩定的來源。商人做生意，手頭比農民寬裕多了，讓他們交一點稅收，也算是官軍收的保護費，不會傷他們的元氣。

“窮苦百姓做小本生意可以免稅。商人繳納了厘金以後，會把稅收轉嫁到買家頭上，提高商品的售價，他們損失也不大。古往今來，商家賣貨總有兩種價格，交稅的價格較高，不交稅的價格較低，稅收總會轉嫁給買家。”

錢江這一番說詞，有理有據，說得雷以誠心服口服。他的部隊缺餉最為嚴重，戶部撥給他的款項太少，請求增撥無門，他不能眼看著軍士們餓死，情急之下，決定馬上實施錢江所獻的厘金法。他下令設立厘捐局，針對百貨抽取稅收，奏明專供本軍之用。他首先在部隊駐地仙女廟等鎮的水陸要道勸捐助餉，對行商和坐賈，根據他們的營業額征稅，規定每百文捐納一文或二、三文，每擔米捐錢五十文，每擔豆子捐錢三十文，每擔雞鴨捐錢八十文。幾個月下來，雷以誠所部比江北大營所得的軍餉更為優厚，半年時間“彙捐至兩萬貫”。雷以誠有了錢，錢江又為江北大營募勇三千人。於是江北大營糧台殷實，兵力大增。各省相繼仿效這一課捐辦法。

雷以誠雖然推行了取得養兵之財的好法子，卻未能培養出一支能打仗的軍隊。但是他的辦法啟發了正在崛起的湘軍大佬。湘軍的崛起雖然未能得益於厘金的征收，但不久之後，曾國藩靠著這個辦法，把湘軍帶出了最艱苦的歲月。

胡林翼當上湖北巡撫之後，精思熟慮，效法劉晏“專用士人理財”一語，製訂章程，為厘金稅收製訂了詳明周到的製度，立刻帶來了財政的富強，湖北全局賴以振興。東南各省繼起日盛，大抵上都是采用相同的辦法，百姓也能夠接受。胡林翼證實了錢江的分析，他說，設立厘金，隻向商人收取，不向農民要錢，比增加田賦好多了。

總之，在鹹豐同治年間幾無間斷的內戰中，厘金為官軍提供源源不竭的餉源，使官軍最終得以肅清全國的造反軍隊。隨著厘金在全國逐步推廣，官軍將帥不斷提高收稅比率，所設的稅卡越來越多，抽取的稅金越來越重，每年的收入超過人口稅的數倍。戰爭平息後，厘金成了慣例。此後幾十年，全國的商賈都為這種稅收感到頭痛。

因此，錢江倡議的厘金開征以後，對清代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很大影響。除田賦（農業稅）以外，厘金與海關稅、鹽稅等其他各稅一起，成為官府的大宗稅收。由於經常隨地設卡征課，隨意定物征課，稅額可觀，稅收旺盛，所以太平天國戰事結束，這個稅種仍然無法廢除，直至1931年，民國政府才裁撤厘金，改征統稅和營業稅。

另一方麵，厘金之法長久執行，被那些等待補缺的官吏看作發財的機會，設立的厘局日益增多，立法日益嚴密，一所厘局就有幾十名胥吏和仆役，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對大米和布匹都開始收稅，稅收章程訂得過於苛刻，執行的官員也有許多壞人。但這些顯然都不是錢江獻計開征厘金的初衷，而是官場腐敗帶來的負麵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