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忠源決定留在湖南以後,還是放心不下北方前線,給徐廣縉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勸告信,總結官軍兩年多來失敗的教訓,希望徐宮保能夠采納,以利於官軍在湖北的作戰。
和曾國藩向皇帝直諫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相比,江忠源的這封勸諫信可謂同樣大膽。如果不是在特殊的環境之下,他的直言不諱很可能給他招來殺身之禍。他不但指責了徐廣縉本身的錯誤,還向朝廷的正規軍高級將領挑戰,請求將他們撤下戰場。誰都知道,官軍的提督、總兵一級大員,驕奢橫蠻,個個都是火爆脾氣,江忠源一個小小的知府,卻對他們指手畫腳,甚至要端掉他們飯碗,不是活膩了麼?如果不是出於對朝廷的極度忠心,誰也不會幹這種傻事。
江忠源說,洪秀全在廣西起事以來,竄擾三省,遷延兩年,攻陷了幾十座城池,官軍死傷無數,向朝廷請求的軍餉多達幾千萬兩。為什麼會遭此失敗?不是敵眾我寡,不是敵強我弱,也不是敵智我愚。那麼弊端在哪裏?大致上可以總結三條:第一是軍法不嚴,第二是軍令不一,第三是軍心不齊。
為什麼軍隊要嚴格執法?江忠源指出,軍法是將領管理軍隊的工具,士卒不敢違反,可以驅使他們出生入死。將領不能行使軍法,就不成其為將領;士兵不知畏懼軍法,就不成其為士兵。可是廣西開戰以來,軍法已完全成了擺設。
江忠源以湖南的戰事為例,說明執行軍法的重要性。全州因為得不到增援而陷落,教訓慘痛;可是此後仍然有許多將領見死不救,按兵不動。道州因為將領棄城而陷落,這是一個反麵教材,但其餘的城市紛紛效仿。蓑衣渡之戰,敵軍鋒芒已挫,隻要官軍在河東連營,斬斷敵軍右臂,就能取勝,可是官軍指揮不靈。道州之戰,敵軍已被包圍孤立,隻要官軍分兵駐紮七裏橋,截斷敵軍東奔之路,就能取勝,但官軍仍然調遣不動。長沙之圍,敵人處於窮途末路,官軍隻要在龍回潭和土牆頭駐紮,堵住敵軍西撤之路,官軍就能取勝,可是官軍仍然不聽指揮。利害關係已經陳明,下麵屢次請求如法部署,將領們卻無動於衷。道州、雙牌、蓮濤灣六十裏奇險之路,敵軍自己走入了死路,可是官軍卻要放他們一條生路。長沙駐軍四五萬人,圍守有餘,又給敵軍放開一條生路。士卒都認為逃命是上策,臨敵毫無鬥誌。州縣官員認為躲避逆賊是理所當然,守城沒有決心。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因為指揮作戰的都是提鎮大員(軍區司令或軍長),級別高了,就想躲避危險;權力大了,就很難對他們執法。兵誌說:法行自貴。大帥必須執法,才能控製將領,使將領依法管理士卒。軍營體製,縣官不如現管,士卒畏懼下級軍官甚於畏懼高官,因為下級軍官是他們的頂頭上司。部隊臨戰,先退的必定是高官,接著是中下級軍官,然後才是基層軍官,最後才是士卒。軍法難以執行,就是因為高官太多。所以,他懇請徐廣縉奏明皇上,把大員們從前線撤走,隻留下一兩名身經百戰、懂得軍事的高官,借用他們的權威來控製部隊。中層軍官不乏能征善戰的將才,根據他們的才能,委派具體的職能,使資曆較淺的軍官奉令不敢遷延,軍威便能整肅。他們得到提拔,更會感激朝廷,士氣高昂。然後和他們約法三章,多加鼓勵,賞罰分明,提高鬥誌,部隊壁壘一新,軍情自壯。
江忠源還從財政的角度指出裁撤提鎮的必要性。他指出,戰爭已經打了兩年多,軍隊籌餉困難,高官的薪水和補貼比中級軍官高出數倍,撤掉他們,能節省大筆的開支。隻要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以立刻實行選擇將領的辦法,為他們樹立執法的權威。軍法能夠執行,權威自然樹立,軍事自然順手。
為什麼軍令無法統一?江忠源認為,根子在於大帥沒有隨軍。軍情移步換形,瞬息百變,勝負之機,間不容發。古代名將莫不親曆行間,躬冒矢石,故能隨機應變,所向有功。如今大帥距敵遠者數百裏,近者也有八九十裏。剛剛看清地圖,危險的地方已經發生變化,談不上有什麼地利;敵情剛剛偵探確切,而戰情又發生了改變,談不上知己知彼;士卒的強弱不是探訪所能了解的;軍官的才幹又因毀譽而多誤;所以說,遙控是行不通的。
江忠源指出,前線總指揮必須由大帥親自擔任。如果從高官之中選出一名總指揮,而受他指揮的人也是高官,平日裏平起平坐,此時就不會把總指揮放在眼裏。如果總指揮強行鉗製,就會離心離德。何況大帥每出一令,總是由於不符合軍情而被前線總指揮改變;而前線總指揮每發一令,也因不對大帥的胃口,又被大帥修改。加上驛遞緩慢,指令很難按時抵達,信函往來,又會造成一些誤解。更有甚者,讓總兵出任前線總指揮會引起提督的猜嫌;如果讓總兵和提督都任前線總指揮,則兩人同時發號施令,會有衝突和錯誤。軍中積習,打了敗仗,卻謊稱勝仗;打了小勝仗,就謊稱大勝仗;殺敵不多,就謊報殺敵甚多。大帥根據總指揮的報告奏報朝廷,功過不明,賞罰失當,士卒不服,軍心渙散。
所以說,大帥必須親臨前線,才能不受蒙蔽。江忠源請徐廣縉駐紮軍中,事權歸一,號令自明。大帥一到,軍營耳目一新,將士精神一振。然後因地製宜,根據敵情作戰,便能取勝。他認為,隻要重創敵軍,對手必作鳥獸散。
官軍為什麼會軍心不齊?那是因為大帥對待官兵親疏有別,賞罰不公。江忠源說,軍中兵勇都是朝廷赤子,也都是大帥的爪牙。大帥對待他們必須絕對公平,不分親疏遠近,才能得到他們的效力。不論何人,同樣罰過賞功。隻要對親軍稍有偏重之心,必然導致將士離心。烏蘭泰初到前線時管帶貴州營兵,後來總統南路,對貴州兵便有所偏重,而雲南兵和湖北兵便有怨言。向榮初到前線時管帶湖南兵,後來他總統北路,略為偏重湖南兵,而四川兵和貴州兵就對他失望。徐大福隻是一名守備,賽尚阿偏重他,全軍都不服氣。謝繼超隻是一名投效的委員,向榮偏重他,眾人不服。士卒並不愚蠢,他們能看出上級的意向。千總、把總級別雖低,卻能辨別主將的優劣。軍中各伍都有伍長,各營都有營將,一軍勝則群起而搶功,一軍敗即按兵而自衛;甚至左隊前進,右隊先退;前隊推進,後隊反卻。若再加以偏愛和歧視,則會互動幹戈,爭執不已,恐怕日後再做工作,居中調停,反而難辦了。
江忠源語重心長地說:徐宮保,你初到湖南,命令手下的文武官員破除積習,互相救援,也是希望眾誌成城,麵貌一新。可是如今人們議論紛紛,都說你徐大人偏重廣東兵勇,我想一定不會有這種事情。徐大人身負天下的重望,一定能團結諸位將領,以成大功。人們之所以這麼說,也許是你言語之間對廣東兵勇微有褒獎之意,所以引起了誤會。
江忠源這已是第二次向徐廣縉進言,他認為欽差大人是否銳意改革,關係到對太平軍之戰的成敗。也許此時他對徐廣縉還抱有一些幻想,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很快就使他對此人徹底失望。對徐廣縉喪失信心的不僅是江忠源這個小官,連鹹豐皇帝也不耐煩了,不久便讓徐廣縉交出了差使。
五十五歲的安徽太和人徐廣縉知道長沙已經脫險,便從湘潭進入省城。鹹豐皇帝馬上就後悔不該起用這個書呆子,下詔嚴厲譴責。徐廣縉現在知道了事態的嚴重性,對戰爭的前途感到悲觀。他也知道鹹豐皇帝不會饒過他,索性窩在長沙不動,在給別人寫信時,很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緊張的心情:他屏住了呼吸,等待雷霆降臨。
太平軍在嶽州組建水師以後,戰鬥力大為增強,萬艘舟船,旗幟飛舞,帆篷蔽江。他們在嶽州停留四天,火速進軍武昌與漢陽。
駐守湖北的清軍哪裏見過這種陣勢,不由膽寒。太平軍所過的城鎮,清軍望風披靡。湖北巡撫常大淳非常驚慌,索性把所有的部隊撤到武昌城裏。太平軍一路沒有遇到抵抗,從水陸兩路長驅而入湖北。
湖北的百姓歡迎太平軍的到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清軍紀律鬆散,欺負百姓。這年入冬以後,清軍湖北大營見潮州團勇橫行霸道,便將他們遣散回家。團勇變本加厲,不但在路上行劫,還公然在街市上強奸良家女子,所到之處,殺人放火。百姓認為官兵不如太平軍,便有人出麵倡議與太平軍聯絡,結盟拜會,絡繹不絕。
太平軍於12月17日放棄嶽州,於12月19日開到漢陽城下。漢陽與武昌隻有一江之隔,常大淳連忙上奏清廷,請求江南提督雙福率兵進入武昌協助防守。他聽說太平軍的船隊已經浩浩蕩蕩順流而下,便命令軍士們放火焚燒城外的房舍,登上城牆防禦。這一把火,燒得武漢的居民膽顫心驚。
武漢的官民過慣了太平的日子,一見戰火燃起,個個驚慌失措。漢口又是各地商賈聚集的地方,市井繁華,富甲天下,那些有錢的商人更是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12月22日,林鳳翔和李開芳的太平軍攻進漢陽,知府董振鐸在巷戰中拚死。太平軍放火焚燒漢口鎮,大火綿延十五裏,火聲隆隆,五晝夜不絕,湖北的財富都化成了灰燼。
武漢江麵寬闊,正值北風刮起,渡江的船隻停開了。冬季江水幹涸,江中浮出一片河床。唐正財率領水營從漢陽晴川閣用鐵鏈把船隻連接起來,作為浮橋,一直通向武昌漢陽門,往來渡兵。江水不起波濤,浮橋十分平穩。太平軍士氣更加高漲,認為是得到了上帝的保佑。他們在武昌城四周修築壁壘,日夜圍攻。
常大淳這時有所領悟,連忙給皇帝上了個折子。他說,太平軍分水陸兩路攻打武昌,水上的來勢更加凶猛,船上擺滿了大炮。他告訴皇帝,聽說朝廷在湖南的大軍擁有廣西炮船,江南水師有廣艇炮船及中小號炮船,請求皇上將這些水戰部隊調集到長江上下遊,遏製太軍的勢頭,切斷他們的糧食運輸。於是鹹豐皇帝下詔,命令徐廣縉等人監督辦理。
其實,常大淳的這些消息來源並不可靠,他對清軍的水師寄予了過高的期望。當時清廷軍備鬆弛,水師徒有虛名,哪裏有什麼戰船!更要命的是,清廷的文臣武將對於水戰的知識貧乏到了可笑的程度。常大淳在實戰中懂得了水師的重要性,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徐廣縉也注意到了水師的作用。他上奏說,有個叫盧應翔的人用炮船在長沙作戰。長沙的官員卻沒有聽說過,等到皇帝下詔詢問,才得知有這麼一個人。
兩江總督陸建瀛防守長江沿岸,隻有大小舢板八槳船。向榮上奏,請求派遣張國樑率領湖南的炮船。其實湖南哪裏有什麼炮船?不過是用民船裝載大炮而已。鹹豐皇帝下詔,征集登州水師戰船,同時招募商船。其實太平軍也沒有戰船,他們後來攻占武昌,揮師東進,將幾千艘舟船連接起來,使用的也都是商船,但其聲勢浩大,無人可以阻擋。江寧將軍祥厚不明實情,卻上奏說,隻要金陵留下十艘戰船,分別防守蕪湖和梁山就足夠了。由這樣的官員來指揮對太平軍的作戰,清廷怎能指望他們打勝仗?
清廷官員如此糊塗,其結果自然是聽任太平軍取得了在內河江湖上的優勢。直到1853年下半年南昌戰役以後,由於郭嵩燾、江忠源和曾國藩這一批湘軍人物看到了爭取水上優勢的必要性,促成曾國藩在衡州大力創辦湘軍水師,又經過多次反複的水上博弈,清廷才掌握了水上的製勝權。這又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