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不論從何處出發，不論道路多麼曲折，我們終究會抵達人格的失調，見到心理疾病的源頭。就像針對幾乎所有其他心理學的發現一樣，針對這個發現，我們同樣可以說：這其實是一個重新發現。曆來的詩人與哲學家都懂得，平靜安詳、通情達理的人絕不會淪落為精神錯亂的犧牲品，而遭受內心衝突折磨的人卻難免此劫。用現代語言來說，每一種神經症，不論症狀描述如何，都是性格神經症。所以我們在理論與治療中努力的目標，必須是加深對神經症性格構造的理解。

誠然，弗洛伊德偉大的開創性工作日益趨同於這種觀念，但其起源學說未容許他對其進行清晰的闡述。但繼續並發展了弗洛伊德工作的其他人，尤其是弗蘭茨•亞曆山大、奧托•蘭克、威廉•賴希，還有哈拉爾德•舒爾茨-亨克，他們更清晰地定義了這種觀念。不過，他們當中還沒有人對這種性格構造的具體性質與誘發動因取得一致意見。

我自己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弗洛伊德關於女性心理的假定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什麼東西構成了男子氣概或女性氣質？我們的想法明顯受到了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在我看來同樣明顯的是，弗洛伊德由於沒有考慮這些因素而得出了一些錯誤結論。十五年來我對這個課題的興趣逐漸增強。我與埃利希•弗洛姆的聯手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增強了這種興趣。弗洛姆通過其在社會學與精神分析學兩方麵的淵博知識，使我更懂得了社會因素對女性心理的重要性，超越並高於其受限的應用。當我在1932年來到美國時，我的印象得到了證實。我當時看到，在這個國度裏，人們的態度與神經機能病在許多方麵不同於我在歐洲國家觀察到的情況，我還明白了隻有文明的差異可以解釋這種狀況。我終於在《當代神經症人格》一書中表達了自己的結論。這個結論的主要內容是，神經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更具體地說，神經症產生於人際關係中的困擾。

在我寫作《神經症人格》之前的數年間，我曾繼續進行另一條線上的研究，從邏輯上而言它是較早那個假設的延續。它圍繞著神經症驅動力何在的問題展開。弗洛伊德是指出這是強迫性驅動力的第一人。他把這種驅動力看作天性中的本能，旨在得到滿足與排斥挫折。因此他相信這些驅動力並不局限於神經症本身，而是作用於所有人類。然而，如果說神經症是困擾的人際關係的產物，這個假設就不可能成立。簡而言之，我在這方麵得出的想法如下：強迫性驅動力是神經症特有的；它們產生於孤獨感、絕望、恐懼和敵意，代表了為應對鄙視這些感情的世界所采取的辦法；它們主要追求的不是滿足，而是安全；它們的強迫性是緣於潛伏在其背後的焦慮。這些驅動力中有兩種，即對感情與權力的神經症渴望，在《神經症人格》一書中首次以分明的輪廓引人注目，並且得到了詳細的闡述。

那個時候，盡管我保留了我所理解的弗洛伊德學術的基本原理，我仍然意識到，我對加深理解的探索已經將我引向了與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向。如果說，那麼多被弗洛伊德當成本能的因素是由文化所決定的；如果說，那麼多被弗洛伊德當成性欲的因素是神經症對感情的欲求，是由焦慮導致的，是為了與他人相處時感到安全，那麼，力比多理論就不再能站住腳了。童年的經曆仍然是重要的，但其對我們生活施加的影響就以新的麵目出現了。必然會隨之而來的便是理論上的其他差異。因此我有必要在自己腦子裏定位我相對於弗洛伊德而言的立場。澄清這個問題所得到的結果便是《精神分析新方法》一書的誕生。

與此同時我對神經症驅動力的探索仍在繼續。我把強迫性驅動力稱為神經症傾向，而在我接下來的著作中描述了其中的十種類型。當時我又到達了一個裏程碑，認識到神經症性格構造具有最高的重要性。那時候，我認為它是由許多微觀世界相互作用而構成的宏觀世界。每個微觀世界的核心都是一種神經症傾向。這種神經症理論有過實際的應用。如果說，精神分析的主要手段並非將我們現在的困境與我們過去的經曆關聯起來，而是更多地依賴於對我們現存人格中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理解，那麼在隻有少量甚至完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要認識並改變我們自己也是完全辦得到的。人們對精神治療有廣泛的需求，而可以得到的援助是不足的，麵對這種情況，自我分析似乎為我們帶來了希望，可以滿足性命攸關的需求。由於那本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討論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所以我將之命名為《自我分析》。

不過，我對於自己有關個體傾向的陳述並不完全滿意。當然，對那些傾向本身，我都做了精確的描述；但我耿耿於懷的是，在我單純枚舉一個個病例的時候，它們是以過於孤立的形態呈現的。我能看出，對情感的某種神經症欲求，強迫性的自謙，以及對“夥伴”的需求，是攪合在一起的。我未能認識到，它們一並代表了對人對己的一種基本態度，一種特殊的人生哲學。我現在把這些傾向捏合為一團，把它們當成所謂“親近人”態度的核心。我還認識到，對權力、特權與神經症野心的強迫性渴望是有一些共同之處的。它們大致構成了與我所謂“對抗人”態度相關的因素。而對得到崇拜的欲求和完美主義的強烈衝動，盡管已經打上了所有神經症傾向的戳記，並影響到神經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卻好像主要是涉及患者與他自身的關係。還有，對利用他人的欲求似乎不如情感欲求與權力欲求具有那麼大的基礎性；它貌似不如後兩者那麼廣泛，似乎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是從某個更大的整體中切割出來的。

我的質疑後來被證明是合理的。在接下來的歲月裏，我關注的焦點轉向了衝突在神經症中的作用。我在《神經症人格》中說過，神經症是通過不同神經症傾向的相互碰撞而呈現的。在《自我分析》中我說過，神經症傾向不僅相互強化，而且製造衝突。不過衝突一直被當成次要的問題。弗洛伊德越來越多地了解了內心衝突的重要性；但他將之視為已被抑製與正在抑製的力量之間的戰鬥。我一開始所認識的衝突是不同類別的。它們是在一組相互矛盾的神經症傾向之間起作用，雖然它們原本是涉及對他人的矛盾態度，但經過一段時間後，它們包含了對自身的矛盾態度，包含了相互矛盾的品質與一整套相互矛盾的價值觀。

逐步深入的觀察使我看清了這種衝突的重要性。最令我震驚的是患者對自己身上明顯存在的矛盾竟然視而不見。當我指出這些矛盾時，他們竟然避而不談，似乎失去了興趣。在反複經曆這種事情後，我認識到他們的逃避表明了他們對提及這些矛盾的強烈反感。最後，突然察覺到衝突的存在引起的恐慌反應向我表明，我是在跟炸藥打交道。患者有充分的理由回避這些衝突；他們害怕衝突的力量會把他們撕碎。

接著我開始認識到，為了“解決”1衝突而或多或少做出的看不到希望的努力，或更準確地說，為了否認衝突的存在並製造虛假的和諧，患者投入的能量與智慧是何其之多！我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四大企圖，大致按照本書介紹它們的次序發生。最初的企圖是抹殺衝突中的一部分，而將其對立麵提升至主導地位。其次的企圖則是“逃避”人。神經症超然態度的作用現在有了新的麵目。超然態度乃是基本衝突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在原本相互衝突的對他人的各種態度中，超然態度是其中的一種；但它又代表為解決問題而做的一種努力，因為在自我與他人之間保持情感距離能使衝突不起作用。第三個企圖在類型上大不相同。神經症患者不是逃避他人，而是逃避自身。其現實的整個自我在他看來變得有些失真了，他製造自己的理想化形象來取而代之，在這個形象中相互衝突的部分變得麵目全非，不再以衝突出現，而是變成了一種豐富人格的不同層麵。這種觀點有助於澄清神經症的許多至今為止還不能為我們所理解的問題，因此也是我們的療法還解決不了的問題。它也使從前抵製整合的兩種神經症傾向各歸其位了。追求完美現在表現為與這種理想化形象保持一致的企圖；渴望崇拜可以視為患者對外部肯定的欲求，希望別人肯定其理想化形象是真實的他。那形象距離現實越遠，這後一種欲求在邏輯上就越貪得無厭。在解決問題的所有企圖中，理想化形象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對整個人格具有深遠的影響。但反過來它又製造了新的內心裂縫，因此需要進一步的彌補。解決問題的第四個企圖，其主要目的便是消除這道裂縫，不過它也有助於拐走其他所有的衝突。通過我所謂的“外化作用”，內心進程被當成了自我之外發生的體驗。如果理想化形象意味著從現實的自我離開了一步，那麼外化作用則標誌著更徹底的分離。它又製造了新的衝突，或者說大大加劇了原來的衝突，即在自我與外部世界之間發生的衝突。

我把這些步驟稱為解決問題的四大企圖，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總在所有神經症中發生作用，隻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部分是因為它們給人格帶來了直接的改變。但它們絕非僅有的企圖。還有一些不那麼具有普遍意義的企圖，包括以下一些對策，如主觀正確，其作用是壓製所有的懷疑；如嚴格自製，它靠純粹的意誌力來把撕裂的個體攏合起來；還有憤世嫉俗，它貶低所有的價值，以消除與理想關聯的衝突。

與此同時，所有這些未解決衝突的後果也逐漸在我眼前變得清晰起來。我看到了產生的多種恐懼，精力的浪費，節操的必然損害，由千絲萬縷感情糾葛導致的深度絕望。

隻有在我把握了神經症絕望的意義之後，我才終於認識到了施虐狂傾向的意義。我現已明白，這些傾向代表了一種通過間接體驗的生活來恢複原狀的企圖，這是無望於活出自身本色的人才會著手進行的。在施虐狂的追求中通常被觀察到的強烈激情，是產生於這樣一個人對報複性勝利的貪得無厭的欲求。於是我逐漸認識到，對破壞性利用的欲求事實上並非獨立的神經症傾向，而隻是永不會出錯地表明了一種綜合性更強的整體傾向，由於缺乏更好的術語，我們將這個整體傾向稱為“施虐狂”。

於是一種神經症理論逐步形成，其動力學中心是三種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它們分別是“親近人”、“對抗人”與“逃避人”。神經症患者一方麵由於他害怕被撕裂，而另一方麵由於作為整體運行的必要性，他會拚命地嘗試解決衝突。盡管他能夠如此成功地製造出虛假的平衡，但新的衝突會不斷產生，總是需要進一步的補救措施來消除這些衝突。在這種為統一性而做的鬥爭中，每個步驟都使神經症患者更有敵意、更加絕望、更加恐懼、更加疏遠自己與他人，結果是，造成衝突的困難變得更加嚴重，其真正的解決方法越來越難獲得。他最終變得絕望，可能試圖在施虐狂追求中尋找某種補償，這反過來又具有加深絕望、製造新衝突的效果。

那麼，這是一幅相當淒慘的圖景，描繪了神經症患者的養成及其形成的性格構造。但我為什麼要把我的理論稱為“建設性的理論”呢？首先它排除了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竟然堅信我們能用簡單得荒謬的手段“治愈”神經症。但它又與同樣脫離實際的悲觀主義無關。我說它是“建設性”的，理由是它首次容許我們著手對付並解決神經症的絕望。我說它是“建設性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盡管它承認神經症麻煩的嚴重性，但它不僅允許緩和潛在的衝突，而且還允許我們在實際上解決衝突，這樣就使我們能夠努力獲得真正完整的人格。神經症衝突無法由理性的決定來解決。神經症患者解決問題的企圖不僅無效，而且有害。但要解決這些衝突，是可以通過改變人格中產生衝突的條件來達到目的的。凡是做得不錯的分析工作都會改變這些條件，因為這會使患者少一些失望，少一些恐懼，少一些敵意，並少一些對自身與他人的疏遠。

弗洛伊德針對神經症及其治療的悲觀主義來源於他對人類善良與人類成長的深度懷疑。他假定說，人類是注定要受苦或毀滅的。驅動人類的本能隻能加以控製，至多也隻能得到“淨化”。我本人的信念是，人類有能力也有願望去開發其潛能，並成為得體的人，如果他與他人的因此也是與自己的關係受到了並持續遭受幹擾，那麼這些潛能就會衰退。我相信，人隻要活著就能改變並繼續改變。這種信念是隨著理解的深入而成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