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強烈的參政意識

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正是鴉片戰爭前夕，廣東那邊的火藥味越來越濃。英國人公然觸犯林則徐頒布的鴉片禁令，擺明要訴諸武力了。

左宗棠在這時來到了安化的小淹村。他來履行自己對陶澍的諾言，在陶家宅邸任塾師。從這一年起，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投入八年的時光，隱居在這個資江之畔的山館之中。

山莊僻靜，隻有江水的嘩嘩聲作伴，日子如出家人一般寂寞。但這寂寞是有價值的，它提供了一個讀書思考的絕佳環境。陶家藏書頗豐，還有官宦生涯的公私檔案，清朝憲章，為左宗棠提供了一個從事研究的資料室。

陶桄很聽話，也堪雕琢。左塾師是公子未來的嶽父，所以在授書之餘，幫同料理家務。

但是，左宗棠身居寧靜的鄉野，心情卻無法平靜。他在寂寥的山館之中，仍然密切注視西方列強的動向。在這個時期，後來叱吒風雲的楚軍和湘軍人物，沒有一個像左宗棠一樣，對於國防問題做出了積極而強烈的反應。所以，楚軍和湘軍將帥們之中，多為在內戰中大顯身手的能人，隻有一個左宗棠，繼承林則徐與魏源的誌業，始終以對付外國侵略者為己任，隻有這個湘陰人具有貫穿始終的國防使命感。左宗棠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表現，令我們不能不得出這個結論。

這次對外戰爭時期，從左宗棠積極製訂中方戰爭方略的作為來看，從他在戰時各種愛國的情懷表達來看，曾國藩與胡林翼等楚軍和湘軍大佬對於這場戰爭的關注，顯然是遠遠不及這個湘陰舉人的。湘鄉人曾國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高中進士之後，發誓要成為一名鴻儒與聖哲，當時正在努力加強自己的個人修養，大有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傾向。益陽人胡林翼固然憂國憂民，對中國麵臨的困局耿耿於懷，而外國的侵略素來也是他的心頭之痛，但他隻有無限的愁恨，卻無積極的對策。他甚至有意避談抗擊列強侵略的問題，因為他未能像摯友左宗棠一樣建立打敗侵略者的信心。另一個湘鄉人李續賓，和胡林翼一樣為時局所困擾，在鴉片戰爭中憂心忡忡，一言不發，卻未能貢獻出自己的禦侮之計。至於曾國藩的弟子，未來跟洋人打交道最多的清末大臣，安徽合肥人李鴻章，當時還隻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在家鄉研讀儒學詞章，沒有表現出對軍國大事的興趣。

左宗棠在對外戰爭中是積極而充滿自信的。他在鴉片戰爭前夕便已發現，英國人動武的預兆越來越明顯。他因應時勢，為自己新開幾門課程：西洋曆史，外國地理，現代軍事學。他對著陶澍家所藏的《康熙輿圖》和《乾隆內府輿圖》，悉心考究，依據新得的資料，修訂往年所繪地圖的錯誤。

陶澍的女婿胡林翼對這位死黨佩服得五體投地，到處宣傳。

左孝廉品高學博，性至廉潔。

其體察人情，通曉治體，當為近日楚材第一。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英國軍艦侵入廣東海麵，鴉片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或許引起了全國士子的普遍關注，但很少有人像左宗棠這樣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為本國的政府和軍隊提供出色的建議，並對錯誤的做法提出激烈的批評。

左宗棠在資江岸邊的居所裏聽到戰況，急得背著雙手，在房子裏走來走去，急切地思考對策。他抬頭仰望夜空中的“妖星”，發現它閃爍不定，預言英國人會吃敗仗。這個無法奔赴前線的書生，看星星，卜國事，聊以自慰。

山館無聊，言念時艱，不勝愁憤！惟夜望妖星明滅，以此卜西寇剿除之期耳！

他從陶澍的藏書《圖書集成》中，查閱到了英國人在中國的活動。他了解到，西洋各國與中國遠隔重洋，本來不是我們的屬國。康熙時代官方書籍記載了英圭黎派使者來進貢，他根據《圖書集成》推斷，這個英圭黎就是現在所說的英吉利。

當時的許多書籍，不知往日的英圭黎就是當時的英吉利。左宗棠這個考證糾正了一個錯誤的認識。大家認為英吉利是在雍正年間才與中國通商，左宗棠說，這個公然炮擊中國的強盜國家，就是康熙年間請貢來朝的英圭黎。左宗棠“僻居山館”，從陶家所藏的文籍中得知了敵軍的真實身份。這種情報工作，屬於資料分析一類。

左宗棠又發現，英國是西方列強中最富強的國家，一貫四處掠奪，包藏禍心已久，決不可輕視。英國人用武力對付中國，就是為了能夠繼續傾銷鴉片。

左宗棠指出，“鴉片”這個名詞，中國早在明朝末年就有了，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就有記載。隻不過，大家先前還不了解吸食這種東西的嚴重後果。英國的奸商一開始和中國做生意，就居心不良地把鴉片帶到了中國。當時由於上癮的人不多，所以鴉片並不出名。直到雍正年間，鴉片被列入藥材，收取關稅，才公開拿到市麵上交易，引起關注。

他從文獻中查到，道光年間，新疆喀什噶爾駐軍報告，有英國商人從邊外經過新疆北路售貨。但他此時還無從查考英國人的企圖。直到後來，他才知道，他們是暗中在與浩罕人交往，覬覦我國的新疆。

左宗棠搜集了古今中外的許多信息。當時廣東有一位名叫潘仕成的紳士，將洋人雷壬士所製的水雷進呈朝廷。朝廷令天津鎮總兵向榮監同演示，發現威力很大。這件事，也引起了左宗棠的注意。

總之，從道光十九年（1839）起，凡是唐宋以來的史傳、別錄、說部及清朝地方誌所記載的官方文件和民間著作，隻要是有關海疆的事情，他都廣泛涉獵，了解了前因後果。他很想把明朝抵禦法國與荷蘭的戰略戰術，以及海防的籌劃部署和武器裝備，與現在的見聞兩相比照，著書立論。但他很清楚自己人微言輕。一名鄉村塾師，如此紙上談兵，當局者恐怕看都不會看一眼。他想：算了，還是別去碰釘子吧。

世事就是如此無奈，一個鄉村塾師，掌握了有助於抵禦外侮的各種知識，卻隻能無所作為。怎麼辦呢？他描述自己的無奈：

夜坐獨思，百感交集。

他是時代的驕子，渴望為國建功，卻因用人製度的僵死腐朽，在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被迫獨坐深山。他靠著想象，把自己當成了前線統帥的參謀長，分析敵情，製訂作戰方案。他指出，英國軍隊勞師遠征，艦船有限，兵員不多，補養不足。隻要我方嚴陣以待，堅持抗戰，是可以打敗英軍的，決不能屈辱求和，更不能不戰而降。

左宗棠不僅看出了敵軍的弱點，而且提出了抗敵製勝的具體辦法。他指出，正規軍應該增設碉堡，訓練精兵，改造船炮；還要發動海上的漁民和水勇，乘坐小艇，用木炮趁著黑夜襲擾英國軍艦。開展人民戰爭，勝算更大。

對付侵略軍，他有一肚子的辦法。可是，他能給誰進言呢？前線的抗敵軍隊如何才能得到他的指點？對了，把作戰方略寫下來，寄給恩師賀熙齡吧。恩師雖然隻是個監察禦史，或許還是有辦法上達天聽，轉給廣東的林則徐大人也行。

左宗棠攤開紙，奮筆疾書，一口氣寫下六篇軍事方略。

第一篇為《料敵》。左宗棠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對敵國要有全麵準確的了解：其國力怎樣？其兵員幾何？他們使用哪些武器裝備？運輸是否便利？後備力量強不強？

第二篇為《定策》，指出對付敵人光有軍事策略還不夠，還要采取外交策略。

第三篇為《海屯》，指出沿海地區的軍艦、炮台和兵員必須相互配合，合理配備。

第四篇為《器械》，強調必須增強軍艦、槍炮和彈藥裝備。

第五篇為《用間》，指出諜報工作非常重要，必須重視情報和偵察，了解敵人的虛實與動向。

第六篇為《善後》，提出應該預先考慮戰爭的善後事宜。

寫完之後，他覺得還有不足，又補充一份提案，建議開設工廠，製造炮船與火船。

這個未經朝廷任命也未到任的參謀長，指出最高統帥機關在軍事上的失策。他說，朝廷每當接到海防警報，便把遠近的官兵都調去防守，而這些部隊對於海防並無經驗，還沒開戰就潰敗了。部隊由於換防而降低了質量，軍餉由於太多而難以籌措。如果一個省的兵力能夠負責本省的防守與攻戰，那就節省了兵員和軍餉，足以打一場持久的防禦戰。

為了對付英國軍隊的“出奇製勝”，左宗棠針鋒相對，提出固守持久的方略。具體的辦法是：練漁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建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以上辦法並舉，“以之製敵，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為戰”。

如果前方的將領認真地按照這位虛擬參謀長的意見去辦，鴉片戰爭獲勝的一方很可能就是大清帝國了。事實上，左宗棠這些主張，與林則徐在廣東前線備戰禦敵的舉措乃是大同小異。林欽差在廣東海口設兵防守，增設炮台，購買和仿製外國船炮，整頓水陸各軍，招募漁民，編練水勇，並組織人才翻譯外國書刊，收集情報，取得了九龍、穿鼻洋、官湧、長沙灣、磨刀洋、關閘、磯石洋一係列戰鬥的勝利。

無奈的是，林則徐因功得禍，而左宗棠這個參謀長是自擬的，他真實的身份隻是一名鄉村塾師。他的聲音過於微弱，無法影響戰局。賀熙齡官太小，無法把這些作戰方案擺到天子的案頭上。他愛莫能助，為左宗棠報國無門而惋惜。

那麼，真正的參謀本部在幹什麼呢？

英軍在廣東遭到林則徐的打擊，七月下旬至九月中旬掉轉船頭北犯，相繼攻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逼近大沽。左宗棠聞訊，更是憂心忡忡。他沒有料到，道光爺的參謀本部害怕了，把英軍北犯歸咎於林則徐“措置失當”和“辦理不善”，決定罷免林欽差，派琦善赴廣東與英軍議和，以圖換取英軍的退兵。道光爺的思路很清楚：你們不喜歡林則徐，說他擋了你們的財路，朕就把他撤掉，換上琦善做兩廣總督，你們總可以停戰了吧？

可是，英國人還有更大的企圖，要求租借香港，於是繼續用武力施壓，攻陷了沙角和大角，沿海大震。

左宗棠聽說林則徐罷官，還被指責為“誤國殃民”，恨得直拍桌子，手掌都拍紅了。

是非顛倒如此，可為太息！

冷靜下來一想，原因何在？因為臣子們欺騙皇帝，致使皇帝分不清誰是好官誰是壞官。

時事之壞，隻是上下相蒙，賢奸不辨。

左宗棠心寒了。這件事使他這個“草莽之臣”成為持不同政見者。他在寫給賀熙齡的信中，表達了他的憤慨：

事卒支離至此，令人憤懣。……彼族輕我甚矣，率數十艇之眾越重洋九萬裏而來，屢戰而屢利，我屢卻而屢受其侮。……不識謀國者複將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釋者也。

他多麼希望朝廷重新啟用林則徐這個賢臣！一個林則徐，隻要他能複出，足以穩固嶺南千裏的國防，而這也是天下人的期盼。

左宗棠對琦善在廣東的作為極為不滿，他從不隱諱自己的觀點，指名道姓地譴責琦善。他說，禦侮衛國之事，誤於琦總督之手，此人實為“奸謀誤國，貽禍邊疆”，致使西洋人都有了輕視中國之心，而將士“無自固之誌”，東南沿海恐怕做不到幾十年都無戰事了。因此，琦善的罪過，“不可僅與一時失律者比”。他呼籲道光爺派出欽差大臣，將琦善斬首於軍前，將他喪權辱國的罪行布告中外，“以壯三軍之氣而寒彼族之膽”，而這是最好的戰勝之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上旬，英國單方麵宣布《川鼻草約》，派兵強占香港。清廷逮問兩廣總督琦善。清軍作戰多次失利，英國戰艦進逼廣州。

琦善是下台了，但左宗棠知道，朝廷言路堵塞，林則徐複出希望渺茫。他仍然心存一線希望，因為他知道，沒有一個人的聲望比得上林公，如果朝廷開恩，重新起用這位禁煙大臣，事態一定會有轉機。此時他已吃透了林則徐的禦侮思想。他認真研讀林則徐有關禁煙與抗敵的所有奏疏，認為自己在這方麵的見解與之多有一致之處。於是，他寫下“海邦形勢略能言”的詩句，作為自勉。

然而，事態的發展，與左宗棠的願望背道而馳。琦善不但沒有得到軍前斬首的處罰，反而無罪開釋；林則徐不但未被重新起用，反而加罪遣送伊犁軍台效力。皇侄奕山在廣東向英軍投降，另一個皇侄奕經在浙江被英軍擊潰。道光爺決定不再抵抗，在經過痛苦的思考之後，決定對外妥協，簽署屈辱的和約。

左宗棠看出了朝廷的腐敗，對整個統治機器都失望了。他對清廷和誤國大臣們的批評，帶有其耿直豪爽的特色：

洋事日浸不佳，江東複作敗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黨阿順之私，令天下事敗壞至此，百爾君子，未聞有以公是公非誦言於殿陛間者，仕風臣節如此，古今未有也。

左宗棠無法在鴉片戰爭中發揮自己的才幹，隻能把一腔熱血充注到詩句中。他一氣寫成了四首《感事詩》，抒發胸中的憤懣。

愛水昏波塵大化，積時汙俗企還淳。

興周有誥拘朋飲，策漢無謀徒厝薪。

一怒永維天下祜，三年終靖鬼方人。

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其一）

他以此詩告訴世人，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對付掠奪成性的侵略者，一味地尋求和議，決不是長久之計。

司馬憂邊白發生，嶺南千裏此長城。

英雄駕馭歸神武，時事艱辛仗老成。

龍戶舟橫宵步水，虎關潮落曉歸營。

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其二）

左宗棠以此詩寫出了民族英雄的胸襟：林則徐和鄧廷楨抗擊英國侵略，並不是為了拜相封侯，享受榮華富貴，而是為了傳播國威，保衛和平。

王土孰容營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

癡兒盍亦看蛙怒，愚鬼翻甘導虎來。

借劍願先卿子貴，請纓長盼侍中才。

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說憂時到草萊。（其三）

左宗棠以此詩抒發自己的憂憤與無奈：祖國領土不容侵犯，賣國賊卻在為虎作倀；我想請纓殺敵，可惜身無一官半職，無能為力啊。

海邦形勢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漢蕃。

西舶遠逾獅子國，南溟雄倚虎頭門。

縱無墨守終憑險，況幸羊來自觸藩。

欲效邊籌裨廟略，一尊山館共誰論？

此詩表達了左宗棠對戰勝列強侵略的信心，以及他對言路堵塞的悵惘：海洋阻隔了我國與外國，西洋的戰船到來，我們有險可憑，即便我們不善於用計，他們也會有來無回。我想為國家籌劃防禦，但在山間學館，我能跟誰討論呢？

當時，湘潭人黎吉雲當上了翰林，上朝諫議國事，敢於直言。左宗棠勸戒他說，進言必須有次序，論事必須考察緩急。當戰局日益危迫時，黎吉雲寫信給他，詢問應該如何進言。左宗棠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請你告訴皇上，必須嚴厲懲處主和玩寇的官員，將縱兵失律的將領治罪，否則人心無法振作。

這段時間，賀長齡在貴州巡撫任上，再次寫信召左宗棠前往輔佐，還寄來了路費。對於這樣一條入仕的出路，左宗棠似乎不感興趣。他既身係陶家前約，又對清廷深為失望，寧願岩居川觀，沒有應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