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第亦為國士

1、獨異的憂患思維

自從天才論遭到批判以來，某人在本國上千年才出一個、全世界幾百年才出一位的提法，已經很少聽說了。但是，我們知道，這種對於頂級人材的評價，總是從某個角度而言，並非沒有道理。左宗棠就在身後得到過如此的評價。評者為梁啟超，評語為：

左公乃五百年來第一偉人！

我想，之所以說左宗棠是五百年才出的一個人，或許是從其衛國的事功而言。五百年中，除了左宗棠，有誰為國家保住過多達一百六十萬平方千米的國土？除此之外，是否還可以從其他角度來做定論，且留到本文後麵再說。

至於左宗棠的聰明才智，在他身後，有不少人評點。人們將他擺在什麼樣的級別呢？大家似乎都同意一句四字的點評：曠世奇才。

這個評價，沒有瞻前顧後，隻就當世而言，不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麼誇張。曠世，是說當代沒人比得上；奇才，是說他的思維突破了當代的極限。

左宗棠在其時代幾乎無人能及的思維，成型於他的青年時代。上麵我們敘了左宗棠的中舉和婚戀，現在不妨來看看，在這個二十一歲的年輕舉子的腦袋裏，究竟發生著什麼樣的思想活動。

左宗棠在夫人讚助下，第一次進京會試，路經漢口，在那裏過年。春節後繼續趕路，正月就進了京城的大門。懷裏還揣著新婚的餘香，他懷念嬌妻，也想揚名科場。腦子裏還轉著其他什麼念頭，如果他自己不說，誰也無從揣想。

左宗棠想的事情，可謂又大又偏。說它大，那是軍國大計；說它偏，那是有關幾千裏之外的籌劃。這樣的問題，舉中國之大，隻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費神去想。

左宗棠思考的這件事，曾由浙江杭州人龔自珍率先提出。此人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提出在新疆建省。那一年，龔自珍二十八歲，左宗棠隻有八歲。

左宗棠是否讀過龔自珍的這篇文章，尚須考究。但他在進京會考這一年，重點考慮了龔自珍提過的這個問題。他把自己的想法稱為“雜感”，寫成詩句，題為《癸巳燕台雜感八首》。其中第三首，專寫西域軍政大計，提議清廷建省於新疆。

一個身在中國腹地湖南的青年書生，遇到了怎樣的契機，竟會對天山之麓的戈壁沙灘發生濃厚的興趣？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那時的中國，清廷隻設了十八個行省。新疆地處西北邊陲，遙隔幾千裏，沒有一個王公大臣會把新疆設省提上議事日程，就連駐軍新疆的大將也未感覺有此必要。

時值道光十三年，西曆1833年，國防危機隱伏未發，滿朝文武，全國士子，連海疆防禦尚未考慮，有誰會去思考西域那一片廣袤國土的安危？此人心懷如此憂思，莫非他提前七年預見到了鴉片戰爭的硝煙，感覺到了西方列強對中華大地的虎視眈眈？

左宗棠當年隻是一名青澀的考生，未曾接觸任何軍政機要，卻對大西北的治理，拿出了一份成熟的方案。這件事情，是不是匪夷所思？

青蔥歲月的左宗棠寫道：

西域環兵不計年，當時立國重開邊。

橐駝萬裏輸官稻，沙磧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煩它日策，興屯寧費度支錢？

將軍莫更紓愁眼，生計中原亦可憐。

過去的君王，時常在西域用兵；立國之初，必會重視邊疆的穩定。西部的國防建設多麼艱難啊，到處是茫茫戈壁，田地瘠硬，不宜耕種，隻有靠駱駝給部隊運糧，行程萬裏，耗時費錢。如果在新疆設立省一級的行政區劃，駐紮軍隊，興辦農墾，生產自給，就能節省國家的額外投入。

左宗棠自問自答，提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貢獻了一個出色的解決方案。新疆建省和軍隊屯田，是一等一的軍政大事，若是由有關各部委拿方案，不知要召開多少會議，動用多少專家，寫出多少萬字洋洋灑灑的策劃書。左宗棠用幾句詩就講得清清楚楚，這個年輕人簡直神了，怎麼能把國防思想闡述得如此精辟透徹？

左宗棠來到京城，雜感叢生。茫茫人海，同胞幾億，似乎隻有他一人為新疆著急。朝廷裏充斥著昏庸的大官，對遙遠新疆的認識，還是菜鳥的水平。說起喀什噶爾一帶的部落混戰，如同聽《西遊記》裏的故事。西部邊陲的開發和防禦，怎能指望他們的重視？唉，恐怕是後患無窮，永無寧日啊。有什麼辦法說服道光爺，請他老人家在版圖內的這塊領土上，設立省級行政機構，由官員進行日常的管理呢？

道光十三年的中國，處在列強環伺之中，危機四伏。國人昏睡未醒，不知危險在悄悄逼近。左宗棠《燕台雜感》的第四章，滿篇憂危之詞，試圖敲響警鐘，呼籲國人籌備國防。

南海明珠望已虛，承安寶貨近何如。

攘輸啙俗同頭會，消息西戎是尾閭。

邾小可無懲蠆毒，周興還誦《旅獒》書。

試思表餌終何意，五嶺關防未要疏。

春秋戰國時代的邾國，是一個可憐巴巴的小國家，常受魯國欺侮，隨時都有亡國的危險。周朝興盛，周王還得牢記太保的告誡，不能陶醉於外邦的貢獻，以免玩物喪誌。隻有時刻保持警惕之心，從西疆到南海，才能抵禦外國的侵略。

先天下之憂而憂是孤獨的，真正的意識超前不會有人追捧。那不是一場搞笑鬧劇的創意，而是把我們的星球當作小小寰球來把玩的洞見。這個湖南伢子高唱西部國防，曲高和寡，直到幾十年後，打動了那個權傾朝野的鐵腕女人，才得以從雜感上升為施政綱領。一個多世紀過去了，回顧道光十三年那個趕考書生的憂患意識，不得不折服於他的遠見卓識和愛國熱忱。他的才識跨越了若幹時代，他的得分，應該高於曠世奇才的等級，屬於幾百上千年才會出現一個的珍稀。

在道光十三年，這個在京城裏毫不起眼的湖南青年，用“報國空慚書劍在”、“誰將儒術策治安”的詩句，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情感。直到七年以後，鴉片戰爭的炮聲響起。大清帝國的臣民才意識到，二百多年的鐵桶江山，已經脆弱得經不起一點敲打。一向沉穩的道光爺居然驚惶失措，放下愛新覺羅皇族的架子，不顧中華民族的尊嚴，開始書寫一段屈辱的曆史。即便在這時，也無人為那個姓左的貧寒學子喝彩。無人獻花，無人組織粉絲團，更無人拋送飛吻，盡管他一直高唱我們民族急需的國防，盡管他對災難深重的祖國負有強烈的使命感。

民族的悲劇就是從這裏啟幕。麻木，愚昧，無知，讓國防先鋒坐在冷板凳上候場。誰也不會關心一代英豪為什麼默默無聞地走過幾十年的崎嶇之路。為了能夠步入容他一顯身手的官場，六年裏他三次進京趕考，耐著性子去寫令他惡心的八股文，直到心灰意冷，極不情願地讓滿腔熱血任由俗世之風吹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