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讀書的有用與無用

讀書無用論，在中國社會是根深蒂固的，一有機會，此論就會冒頂。被推崇為讀書聖人的曾國藩說過一句話，令世人頗為愕然，那是他在晚年為自己擬下的墓誌銘：“不信書，盡信命。公之言，告萬世。”

曾國藩為什麼如此說，這裏且不深究，從我們自己的經曆中，對這種論調的依據可以看得更為真切。近半個世紀內，讀書無用論在“文革”中就曾大行其道，因為那時的當政者認為讀“紅寶書”以外的書都會使人變壞，因此讀書越少越光榮；而到了改革開放時期，此論又有了較大的說服力，因為明眼人都能看見，“文革”一過，朗朗讀書聲響起不久，隨著經商大潮湧來，風口浪尖的成功者中，享有大款美譽的，大字不識幾個的比比皆是，2012年有調查稱小學文化程度的人賺錢最多。大家紛紛感歎，唉，那些讀書人確是百無一用，隻會談一些空疏虛泛的理論，或者隻會搞才子佳人、花前月下那一套，要想在經濟上有收獲，不如早早離開學堂，到商場上去曆練。

書生們當然不服氣。寒窗十載幾十載，怎麼會無用呢？簡直不可思議！讀書人本來不能一概而論。官員有清官和貪官之分，為官清廉者，最怕老百姓說當官的沒一個好東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讀書人也有優劣之別，那些學以致用的人，最怕老百姓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一塊磚拍暈莘莘學子。

於是有人高喊：讀書要讀有用的書！上麵說過，在清末，不服氣的書生們形成了一個經世濟用的讀書流派，而左宗棠生逢其時，又具備務實的天性，以及對技術型楷模人物孔明的崇拜，於是他深得其旨。

不管讀書無用論最終是否勝出，我們在考察左宗棠這個人物時，卻不得不說，他是靠著讀書成就一番大業的。他是一個成功的樣板，對讀書人具有特殊的指導意義。

要吃透這個技術性人才的樣板，就得探究一下他愛讀的那些書。

且說左宗棠參加了府試過後，進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學習時期。他今後的任務，是要拿到大學文憑，成為生員，然後參加獲取舉人資格（碩士學位）的鄉試，即所謂大比。

在左宗棠的時代，不論是考學士還是考研，仍然無非賣弄儒家經典和八股文，這是左宗棠的長項，所以他信心百倍。可是，當他正在摩拳擦掌之時，得到母親病重的消息。他決定放棄這次進身之機，回到鄉下照顧母親。

左宗棠的母親餘氏，於道光七年（1827）十月十六日去世，終年五十三歲，左宗棠在家為母丁憂，無緣大比，還得等待三年。在此期間，他“益致力於學”。他非常珍惜十六歲到二十五歲這十年人生最佳的學習光陰。他後來根據自己的經驗總結道：

人生讀書得力隻有數年。十六以前知識未開，二十五六以後人事漸雜，此數年中放過，則無成矣，勉之！

就在這段時光裏，經世致用的思潮，在全國逐步興起，一些經世派的著作令人大開眼界。左宗棠以敏銳的嗅覺，備受新思潮的鼓舞。他努力尋找有用的書籍，貪婪地閱讀。左宗棠所讀的書籍，改變了他的知識構成，豐富了他的知識內涵。這位經世大家的知識體係究竟是如何構建的，非常值得我們關注。他所讀過的書籍，和江湖頂尖高手練過的武林秘笈，理當都是搶手貨。

左宗棠十七歲那一年，也就是在我們進入高中的那個年齡，他跑遍長沙的書店，買到三本書。那時的書肆裏，陳列的多是儒家典籍。淘到這三種書，左宗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不僅要找到賣家，還要籌書款。清貧歲月，左宗棠的口袋基本是布貼布。

但是這三種書，一旦找到，左宗棠就是省下飯錢，也要把它們買下。

什麼書這麼重要？書名並不驚人，作者卻都是一代名家。三種書分別是：《讀史方輿紀要》，作者顧祖禹，是生活於明末清初的史學家；《天下郡國利病書》，作者顧炎武，明清之交的經濟地理學家；《水道提綱》，作者齊召南，比左宗棠早生一百多年的地理學家。

這些書籍的內容，和儒家經典的區別，在於切合實際。左宗棠貪讀不止，朝夕鑽研，“潛心玩索”，有了心得，便做筆記。這種事在當時居然有些見不得人。同學見了，嘲笑他做無用功。左宗棠倒也挺得住，不跟他們理論。他想：這些人目光短淺，哪知鴻鵠之誌！強勁上來了，不但堅持不輟，還更加勤勉。

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有的學者認為是影響中國的百種圖書之一。它的內容，包含軍事地理學，人地關係學，以及關乎國計民生的曆史地理經濟學。左宗棠一看這書，便怦然心跳：書中記載的山川險要、戰守機宜，令人了如指掌，真是難得！左宗棠在青年時代，就有了強烈的參政意識，心係天下，這本書中的知識，給他提供了思考的依據；而他一旦出仕，行軍作戰，決策能有根據，又得益於此書不少。當今之世，除專業學者之外，凡為地方官者，讀一讀這種書，仍然是有益的。對於一些地方的軍事指揮官，恐怕也是開卷有益。

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地理著作，內容涉及軍事、賦稅和水利。一個地方，從地理形勢、物產和興辦農業的條件而言，都各有利弊。如果政府在選拔父母官時，注重考核這方麵的學識，那是百姓的福音。左宗棠從此書中獲取的知識，使他今後當上封疆大吏處理軍政事務時，皆能胸有成竹。

齊召南的《水道提綱》，是一部關於中國河道水係的專著。水利是國民生計的要害，左宗棠後來每任一地督撫，都十分關心水利建設和改造，晚年還親自督導直隸、山東與兩江地方的水利工程，造福於民，就因他早已具備這方麵的學識。

這三部著作，包含許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識，為左宗棠提供了做一個為朝廷辦實事的官員所需的學識。左宗棠閱讀這些書籍時，第一次鴉片戰爭尚未爆發，國家“承平日久”，官員們“文恬武嬉”，大多數讀書人，除了應試還是應試，哪裏懂得實用知識的寶貴。有用的書不見天日，被他們當作無用的文本，有用、無用，就這樣被顛倒了。讀死書的人竊笑左宗棠，殊不知中國的落後，根子就在於教學的陳陋和愚昧！

有用的知識，無不關乎國計民生。左宗棠涉獵的科目非常廣泛，計有曆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農業技術，製造，人事管理。這些科目，都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實用學科。在晚清的道光和鹹豐年間，這些學科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細分。那時候，由於列強環伺，內亂頻仍，在務實派學子們積極的探究之下，這類學問具備了一個特征，就是注重對於邊疆的研究，可以稱為邊疆史地學。若要再分，可以區分為西北邊疆的史地學，和內地邊境史地學。研究者以軍事為目的，把經濟、水利和農業技術融合於其中。梁啟超給這種學問起過一個名字，叫做“曆史地理學”。

在列強環伺的時代，這些知識對於製訂軍國大計具有極強的指導性。如此具有實用價值的知識，卻被士大夫們瞧不起。這樣就給人一種印象：凡是士大夫們宣判為離經叛道的書本，都值得讀一讀。士大夫們高居廟堂，食古不化，蔑視學以致用，離了他們的經，叛了他們的道，就有一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