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才非凡，不好八股

左宗棠小時候是一個善於思考的孩子，除了完成父親規定的課業之外，還會發展出自己的興趣。像八股文那麼乏味的東西，不斷地向這個聰明的孩子灌輸，就會適得其反，他會產生逆反心理。這種心理，通常會令家長們頭痛，但對孩子本身的成長是有正麵效應的，它往往會令人背離陳腐的追求，尋找到進步的方向。事實上，如果左宗棠僅僅是一個經學優等生，科舉製藝的高手，很可能在他成人後就無法成就一番大業。

左神童入學讀了幾年，就開始抵觸傳統的學業了。他以寫八股文拿手而自負，興趣卻不在這裏。說句追新逐異者不愛聽的話，新新人類其實並不新奇，每個時代都有。左神童就是他那個時代的新新人類。這個小孩在正統儒生的管教下，變得非常叛逆。他雖能寫一手好文章，但他偏不喜歡迂腐的應試教育。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不好八股，但文才非凡”。

由此可見，對應試教育惡心，不是20世紀才開始流行的生理反應，也不是當代才子獨享的特異功能。在左神童的時代，有識之士就已經對沉悶的教學氛圍叫苦不迭。韓寒一族也有一脈相承，左宗棠算得上一個祖師爺。

左神童的興趣在於曆史，在必修的課業之餘，抽空一讀史傳，便蕩氣回腸，仰慕曆史人物的浩然誌氣和寬闊胸懷。

在我們的時代，明星多從音頻與視頻中產生；在左宗棠的時代，孩子們喜歡的明星，卻隻能從書本中發現。左神童捧讀三國，有個明星吸引了他的眼球。他讀到諸葛亮的事跡，眼睛就閃閃發光。此人鵝毛扇輕輕一揮，就能指揮千軍萬馬打勝仗，運籌帷幄，高深莫測，一肚子學問都派上了大用場。左宗棠越看越入神，孔明先生的本事太了不起了！上通天文，下曉地理，熟諳兵法，知人善任，於兵器和機械都有心得，還有經濟頭腦。

左神童說：“我長大了，要做孔明！”

這個願望很普通。僅在清末，在湘軍陣營裏，就有好幾個人期望自己能以孔明自許，曾國藩便是其中之一。而一個人的誌向，往往是在童年就已形成，我們通常稱之為夢想。拿破侖七歲想當皇帝。其實在他那個年齡，想當皇帝的男孩比比皆是。遺憾的是，皇帝一職，求職者遠遠超過需求，幾千萬幾萬萬人的國家，隻有一個超級幸運兒能夠上崗。但這並不能妨礙孩子們大膽去想。我敢說，如今的小孩，想當銀河大總統的不下十萬個，由於社會在相當一個時期內還無法提供這個職位，他們將來當上處長、廳長或者集團老總之後，也就算得償所願，找到君臨天下的感覺了。

左神童倒沒有如此缺乏民主精神的誌向。他不想做獨裁者，隻是想做個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丞相。當然，社會所能提供的這種職位，較之皇帝一職，其實多不了幾個。能不能照這個定位走下去，還得靠命運的安排。許多人在成人以後就認命了，放棄自己早年的追求。但是，左神童無論在怎樣的困境裏，都未曾放棄過自己的這個夢想。由於他始終保持著這個高水準的追求，有好幾次，在遇到有小官可當的時候，他放棄了機會，所以才能得償所願。此為後話。

在少兒時代，左宗棠更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因為小孩子很少思考命運，誰也無法阻止他懷抱這個夢想。他相信隻要努力，就可以練就諸葛亮的那一身功夫。但是他很納悶，孔明的那些本領，應試教育怎麼就不教呢？盡讀些儒家經典和八股文，真是無趣得很啊。

幸好，左神童生而逢時。晚清時期，讀書人的知識結構正在發生裂變和重組。學術界已經有人吹響反叛的號角。學術造反派尖銳地指出：盛行於漢代和宋代的儒家學說，流於煩瑣空疏，脫離實際，對百姓的疾苦漠不關心。大儒們身居高位，談經論典，不關心官風建設，也不搞政績考核，至於國防問題，更是擱置一邊。他們的學問，對朝廷無用，無法提供國家大事的決策依據，不足以保衛疆土，更無助於解救民眾於苦難。

左神童通過考究，發現儒家的學問向來分為兩端。一個流派強調知識的實用，另一個流派則以務虛為主。儒家的祖師爺孔老夫子是個教育家，收了三千名弟子跟他學習，其中就有七十二個學生“身通六藝”，他們就是經邦治國的有用人才，而這正是孔夫子教導的結果。他對弟子說：你們熟讀三百篇詩，叫你們去做官，不會料理政務；讓你們出使四方，卻又不會談判。這有什麼用處呢？

孔聖人提出的口號有兩個，一是“博學於文”，二是“行己有恥”，提倡學習與實踐相結合。這就是說，他老人家創立的原始儒學，倡導學以致用的學風。

孔子之後，儒學又發展了兩千年。後世的崇拜者背離了樸素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學崇尚抽象思維，大談天理，鼓吹天理與人欲的對立，關注人性論和心性論，把孔子倡導的經世之學演繹為空疏的清談，脫離了儒學注重實踐的軌道。

這種學風導致了思想的僵化和學術的滯礙，於是到明末清初，厭惡空談的學術造反派高聲呐喊，要求儒學回歸祖師爺的懷抱。思想文化領域有人吹響了通經致用的號角。晚明的思想家高攀龍和徐光啟，清初大儒顧炎武，致力於闡明真正的“聖人之道”。同時代的黃宗羲和王夫之也主張治學應該“經世應務”，學術研究是為了實現“經世之大略”。

但是這陣反叛之風很快就刮過去了，到了清朝的乾隆、嘉慶年間，顧炎武的繼承者們，打著考證、訓詁的樸實治經的旗號，沉入故紙堆裏，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又把儒學打入不問世事的冷宮。

從嘉慶末年到道光年間，隨著盛世轉衰，社會危機加深，許多學者重新發掘儒學經世致用的價值，主張衝破脫離實際、繁瑣考據的藩籬。劉逢祿首開先河，他的弟子龔自珍和魏源等人繼承發揚。一批官員，如陶澍、林則徐等人，實踐了這種精神。後來成為湘軍大帥的一批學者，就是沿著這條路走來。這批人當中有曾國藩，有胡林翼，有張之洞，而左宗棠則是其中最獨特的一個典型。

左神童就是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受到了另類的影響。他加入了學術造反者的行列，使他在學子中享有盛名。左宗棠的口號是，學習必須與實踐相結合。他和他那個時代具有開拓精神的學者，持有相同的看法。

魏源說：如果你欣賞五嶽的圖畫，就以為懂得了什麼是山，其實還不如砍柴夫在山上走一步；如果你談論滄海的寬廣，就以為懂得了什麼是海，其實還不如海上過客看上一眼；如果你能夠列出八珍的菜譜，就以為是美食家，其實不如廚師嘗一口。

曾國藩說：懂得了一句話，便去實行這一句，才叫做身體力行。

左宗棠說得更尖銳：認得一個字，就要實踐這個字，才叫學懂了。整天讀書，實踐還不如一個村農野夫，隻是會說話的鸚鵡而已。

照他們的說法，從古至今，我們的社會，真是充斥著持有大學文憑或碩士學位的文盲。

但是，學術造反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士子們的學風，卻無法改革朝廷開科取士的製度。儒家經典和八股文固然令人生厭，卻是科舉考試的必讀課本。千古不變的製度，豈是你龔自珍和魏源吹兩聲號角就能吹垮的？現實總是令人望而卻步，多少宏願抱負，一碰到現實就會散架。考諸當代就可以知道，不願讀死書的孩子比比皆是，小小讀書郎，幾乎沒有不討厭應試教育的。可是，敢於冒家長老師之大不韙棄學不讀的，倒是真沒有幾個。一些覺悟了的家長和媒體，往往把應試教育當成不良事物口誅筆伐，但應試教育不還是那麼堅挺？大家不照樣還得為應試教育流血流汗？

左神童不想讀死書，但他和現在的孩子們一樣靈泛，悟出了人生的無奈，能認清時勢，不會衝動得去做烈士，用激烈的叛逆與現實碰撞。不錯，做人還是要現實一點。應試教育是無法擺脫的，它不會照顧大家的心情，仍然在給學子們灌輸無用的知識。當然，不是完全無用，考試就用得上，而且必用，不能不學。為了求取功名，考出好成績，每個學生都得學會寫那些空洞無物的文章，考生們拚卻性命，也要把考試提綱死記硬背下來。

人生究竟是悲劇還是喜劇？我們說不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自從有了應試教育，人生就是從悲劇開始。這一點，中國人受苦尤深。西方學者說，“對於年輕人的教育，任何國家都不曾像舊中國這樣開發出一套需要勤奮不止或者說費盡心力的教學體製”。這些考試，“不管它會在一個人身上造就什麼樣的品質，不可懷疑的是，那些通過了考試的人肯定具有剛毅不拔的性格”。換言之，舊中國的年輕人若想出人頭地，等著他們的就是一係列考試的苦難磨練。

對於天真活潑的少年兒童而言，從早年就開始籠罩人生的苦難陰影，是一個雙重的悲劇。考得不好難有出息，考得很好又如何？並不等於就有了真才實學。

左神童覺悟得早，看穿了其中的玄機。他認清了形勢：為了世俗的前途，應考是必做之事。胳膊是擰不過大腿的，應試教育之所以具有無窮的偉力，那是因為它能左右大家的命運。和它抗衡，你會失去太多太多，不僅食色二性沒有著落，甚至失去抬起頭做人的資格。

但是，要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識，還得另辟蹊徑。讀書人要想造福社會，必須更新知識結構。聰明才智是人間最可寶貴的資源。國人對這種資源的分配很不合理，那就是王夫之所說的“中國之睿智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若要讓寶貴的資源不致流於空泛之學，就必須“棄虛崇實，以使中國日新月異焉”。

這是一個魚和熊掌都要兼得的命題，要達到這個目的，需要付出雙倍的努力，既把空洞無用的學問做好，又去掌握足以經世濟民的本領。除了天資超群，還要刻苦努力，能夠立下這種誌向的人，真是鳳毛麟角。

左神童權衡利弊，決定盡可能合理地配置自己的智力資源。他的辦法是折衷妥協。他認為，讀書固然要讀有用的書，但是要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必須獲取功名。社會的現實就是這般無奈，你不去參加科舉考試，又怎能出人頭地？於是他積極備考，踴躍投考，別人不讓他考，他還要冒名頂替去考；另一方麵，他又貪婪地攝取經世之學，執著於自己另類的追求。

後來的實踐證明，求取功名之路，他隻走通了一半，而掌握實用的知識，對於他成就一番大事業，才是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