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來,我都把阿成看作是文學上的老師。2006年10月初,還曾陪他沿遼東半島的海濱溜達了幾天,借機當麵聆聽他對小說的見解。他的見解,修正了我的頗多誤解。話猶在耳,至今不忘。
不過在這裏,為了行文的簡潔,我得叫他,阿成。
先不說阿成,先說別人。這也是阿成小說所慣用的敘述方式。貌似東拉西扯,不知不覺,就扯到妙處。
先說作家刀爾登。刀爾登在一篇文章中說,倘若一個初中生,每天隻有半小時左右自由閱讀時間,他要給他推薦什麼書呢?他說他“隻會推薦文學書以及細節豐富的曆史書”。原因是,“隻有一種知識,接觸得越早越好,那就是對人類社會、人類行為的豐富性的認知,而我想不出有比文學書和特定種類的曆史書更好的教材了”。
“人類行為的豐富性”,小說的存在理由,就在於此。
以前我更看重隨筆,讀與寫,都看重。在我看來,隨筆提供了人類思想的多樣性。
此刻,我便是借助“思想的多樣性”來談論“行為的豐富性”。
現在我覺得,隨筆重要,小說也重要。
特別是阿成的小說,在我眼裏,比別人的小說更重要一些。不瞞諸位,最近我重讀他的小說集《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獲益頗多,思維的竹籃裏,又增添了一大捧麥穗。
阿成有時喜歡在小說裏談論小說。短篇小說《漏水》裏有這樣的說辭:小說就是研究人類的靈魂,藝術地展示人類靈魂和人類靈魂的曆史。
說得好。
這就出現一個問題,“人類行為”與“人類靈魂”是什麼關係?
我覺得是一回事。行為是人的外相,靈魂是人的內在。有什麼樣的內在,就有什麼樣的外相。內在決定外相,靈魂支配行為。
好了,現在該說正題了。再不說,即便是最愛扯也最能扯的阿成,大概也忍受不了。
阿成調配文字和拿捏細節的功夫,是高手中的高手,但我今天不想說這些。我隻想說說靈魂,說說靈魂的豐富性和可能性,尤其是可能性。
靈魂的豐富性,是由許許多多“獨特的這一個”所組成。阿成以往的作品,足以成為豐富性的注腳。《虛構的生活》所包含的三篇微型小說,當然也是豐富性的組成部分,但我更看重蘊含在其中的可能性。用阿成自己的話說,他“寫了一種生活中的可能,一種靈魂的真實”(引自阿成與大年的對話錄《靈魂記錄者》)。
《我一般不經常坐出租車》,寫兩個邊緣人在出租車上聊天。“我”以唾沫星子為顏料,以彩票為筆,給出租車司機畫了一個八百萬的大餡餅。然後,司機的生活開始紊亂。有了八百萬以後,該怎麼辦呢?老婆即便不換,也總得有個情人吧?指定得有。此外還要換房子,買車,旅遊。旅遊不能總在國內,還得出國轉轉。還必須帶上情人一起去,“要不咋整,哭嘰尿嚎的”。誰知一不小心,情人懷孕了。懷孕是個麻煩。等把這麻煩像竹筍一樣一層層剝到最後,司機竟被法庭判了三年強奸罪。司機害怕了,高低不要那八百萬,覺得還是開出租車好。同樣是開出租車,現在跟以前不一樣,現在有了滿胸膛的幸福感。這貌似荒誕的演繹,其實每一步都不違背生活邏輯。
《我下禮拜再來》,也是“重要的人生一課”。“我”被自己的臆想嚇壞了。“我”本來活得好好的,但在經曆了一塊錢活一天的臆想和殘酷地“假設自己連一塊錢的生活費都沒有了”之後,立馬生出向舅舅借錢的衝動。這衝動看似突兀,卻有現實的支撐,工廠隻給“我”開六成工資嘛,要是降到四成呢,要是……於是去了舅舅家,“多了我也不借,就借一萬塊錢”。不料舅舅不肯,說隻能借十塊。看“我”表情奇怪,舅舅趕緊開導“我”一番。他說你的姨和舅加起來一共七個,你每人借十塊,一周借一次,如此這般,“日子就好過了”。舅舅說得有道理沒有?我覺得有。這篇作品在黑色幽默之下,在戲謔的敘事口吻之下,凸現了很強的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它指向了一種不可預測的未來和對未來的恐懼。
與大標題重名的《虛構的生活》,在荒誕的路上似乎走得更遠。一男一女到公園的鬆樹林裏約會。(說到約會,阿成一下子把話題蕩開。他讓一對年輕男女對坐在咖啡廳或茶廳裏,在咖啡和甜點的滋補下,談天氣,談音樂,談繪畫,還要談談阿成的小說。這一橋段,阿成津津有味寫了接近四百字。刪掉可不可以?可以。但留著更好,讀來更有滋味。汪曾祺先生說,“善寫閑文,斯為作手”,信夫?)說好了傍晚七點到,但女的沒來。男的死心眼,一直等下去,沒想到等來兩個打劫的。男的謊稱沒錢,結果被剝了衣服。打劫的剛走,跟男人約會的女人就出現了,她也被剝了衣服,隻剩褲頭和乳罩。你說這倆人怎麼這麼倒黴啊。好在結局不賴,“後來我們兩個手牽著手離開了公園”,男的甚至還想對女的說“我愛你”。
我遇到過一些喜歡追問“意義”的讀者。我被他們問得頭大。小說非得有意義嗎?當然可以有。不過也可以不那麼明顯地有,甚至可以沒有。我固執地以為,隻要能寫出靈魂的豐富性和可能性,便是傑作,就像阿成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