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光緒十五年（1889）四月，北京城的天空顯得陰晴不定，雨水時下時停。太陽如一枚鑲嵌在天空中的銅鏡，被風擦拭得鋥亮。地氣回暖，胡同裏的柳樹抽出密密匝匝的綠葉。人行於街上，可以嗅到地麵泛起的春天的氣息，讓人有一種時間的恍惚感。這一天，剛從工部衙門歸來的劉人熙，在湖廣會館見到了譚嗣同。譚嗣同主動上前拜師，並奉上父親的書信。也就是從這一天起，譚嗣同投入劉氏門下，恭執弟子之禮。

劉人熙居於西磚胡同“蔚廬”，也在宣武城南，距瀏陽會館咫尺之遙，兩處來往極為便利。劉人熙對這位新入室弟子頗為賞識，在日記和信函中一再提及：“譚複生嗣同，少年振奇人也。”“譚生好學深思，有不可一世之氣，從餘遊京師，餘甚異自。”譚嗣同身上有著不同於一般世家子弟的英武之氣，愛好廣泛，誌趣高雅。劉人熙說他“雅好音樂，善南北昆曲，能歌樂章”，這是譚嗣同不為外人所知曉的另一麵。有一天，劉人熙發現，譚嗣同正在捧讀他所著的《琴旨申邱》。這是一本在他人看來，完全可以忽略不論的音律理論書籍，而譚嗣同卻讀得津津有味。驚喜之餘，他決定開始教授譚嗣同彈奏古琴。一日，劉人熙同自己的門人帶著塤箎、簫管等樂器，在瀏陽會館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幾個人演奏得酣暢淋漓，興致盎然，就連圍觀者也忍不住拍手叫絕。

劉人熙對譚嗣同的喜愛，幾乎到了逢人便誇的地步。當他發現譚嗣同的學術不夠純正時，便有意識地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試圖將他培養成為可以繼承“周孔之學”的棟梁之材。針對譚嗣同喜歡談論“經世之略”的特點，劉人熙引導他學習北宋理學家張載所提倡的“知禮成性”說，以知、禮為崇德修業之本。同時還引導他致力於王船山的《四書訓義》，因為這部書比較係統地闡述了朱熹的觀點。劉人熙似乎並不看好以葉適為主的永嘉派的思想，認為那是功利之學，極力貶抑。他認為，自孔孟以來，諸子百家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說，其中隻有儒學是正統，其他學說都屬異端。因為除儒學之外的三教九流以及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等，都與聖人之道背道而馳。他們中的卑下之人沉溺於功利，而高尚之人又崇尚於虛無，這都是不可取的。隻有儒家學問由孔孟傳到程朱，才屬於正統的聖人之道，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劉人熙反複告誡譚嗣同，永嘉之學“盡棄性命之理，而以事功相標榜，以掩其膚淺之實”，讓譚嗣同不要受其迷惑。在此之前，譚嗣同一直推崇永嘉學派的務實態度，甚至將永嘉之學納入自己喜歡的“任俠”一派。如今，劉人熙讓他放棄對永嘉之學的追求，並非易事。那段時間，瀏陽會館經常會傳出辯論爭執的聲音，來自師生之間的激烈碰撞也是火星四濺。

麵對劉人熙“純粹精”的博大學問，譚嗣同終究還是敗下陣來，他承認自己的淺薄，也由衷地誇讚老師“學窮奧域，貫徹天人”。與其說是劉人熙改變了譚嗣同，不如說是由於命運的關係，譚嗣同才會服從於某種選擇。他後來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承認，他於北京求學後開始認識到永嘉學派的弱點，從此將其束之高閣，被劉人熙稱為“由永嘉返濂洛（北宋理學學派周敦頤和程顥）”。如果說在此之前，譚嗣同屬於經世學派，對心性之學頗為不屑。那麼短暫的京城求學生涯，治學重點由“治人”向“自治”轉變。對於劉人熙來說，他最欣賞的學生能夠迷途知返，走上他所認為的學術正途，這讓他感到幸福和滿足，足夠人生浮一大白，再浮一大白。

那個搖晃的時代，程朱理學的巍巍大廈已經四麵透風。來自各處的批判和非難，如罡風勁蕩，使得這座大廈千瘡百孔。劉人熙好像並未受到影響，他仍像一個忠誠的戰士，苦苦地守著那塊即將淪陷的陣地。他與自己的老朋友、譚嗣同的另一個老師歐陽中鵠都推崇一個人，那個人便是王船山。他們堅定地認為王船山直接繼承了孔孟的衣缽，集程朱理學之大成，是儒學史上僅次於孟子、周敦頤的人物。故而在教授譚嗣同的時候，他們總是不斷地引證王船山，並反複地介紹王船山的著作和思想。這讓本就對王船山學問和為人非常景仰的譚嗣同堅定了研究王船山的信心和決心。

師從劉人熙之後，譚嗣同購買了全套的《船山遺書》。無數個夜晚，王船山的思想如燈，如月，如一切明亮的事物，透過肺腑、心神與其彙成一體。譚嗣同如饑似渴，一本本地研讀，一句句地冥想，他在哲學觀念上不斷地向王船山靠攏。這一時期，說譚嗣同是王船山的信徒也絲毫不為過。他對友人說：“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作為一個憂國憂民、有著強烈政治抱負的年輕人，他不甘願做一個平庸無能的“官二代”。他實在不明白，在這茫茫不知前路和歸途的仕宦之道上，自己的人生價值在何方，難道說綿延不絕的人類曆史就是人性的神話破產的曆史？雖然想象中的前路充滿了誘惑，有時這種想象似乎比真實更加真實，但它始終是一種虛妄，無法給人心以光明指引。

譚嗣同經常會換位思考：如果那些所謂聖賢者處在他的位置上，他們會怎麼想、如何做？他從小受儒家教育的熏陶，聖人學說早就爛熟於心。但很多時候，他想的卻是擺脫知識賦予的人生經驗，用最簡單的方式找到那個最簡明的精神支點。就像我們抬頭望天，星星就在頭上，可為什麼常常看不到？因為被太多的雲層遮住了，一旦遮住就什麼都看不見。看不見就可以自欺欺人地以為，這天上是沒有星星的。那些聖人之說於他而言，更多是道德層麵的打磨。而在歐陽中鵠和劉人熙等湖南士人的影響下，同時受時代空氣的感染，譚嗣同也成為王夫之的崇拜者。他在二十五歲以後受了王夫之思想的強烈影響，並提出王夫之的道器論。

在這裏，有必要將晚近以來，王夫之與湖南學人的精神聯係做一處觀照。明清數百年間，湖南產生的精英學者甚少，從當地通過科考成為舉人和更上層樓成為進士的士子人數來看，湖南在諸省中也是敬陪末座。其他省份的人戲稱湖南人為“騾子”，說他們有著像騾子一樣吃苦耐勞且固執的個性，但這種個性的人裏麵幾乎出不了一流學者和大人物。誠如晚清湖南學者鄧顯鶴所言“洞庭以南，服嶺以北，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曆代通人誌士相望，而文字湮鬱不宣”。

直到嘉慶十五年（1810），湖南這個向來以偏僻、落後而聞名於世的內陸省份，才迎來了現代精神的第一縷曙光。而打開這扇天窗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看清湖南知識人命運的鄧顯鶴。我們可以想象，那個叫作鄧顯鶴的湖南新化人，與當時絕大多數湖南的士子一樣，穿著一雙芒鞋，滿載家人的希望，跋涉於自古以來傳統學子的奮進之路上，以期通過科舉實現他們經國濟民的誌向。

鄧顯鶴始終沒有迎來自己的顯赫人生，屢試不第，仕途越走越窄。因而，他在困境中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抉擇，立下了“期以一寸心，遍餉百世士”的宏願，即淡於仕途，專注學術，奮誌搜訪湘學散佚文獻，纂輯刊刻，借以補《四庫全書》之遺，匡正史之謬，讓湖湘先賢前輩的事跡和精神得以流傳於後世。一次，他從某文獻裏得知有一本明朝散佚之書《楚寶》，文獻中宣稱這本書收錄了湖南地區曆來出過的諸多大儒。

鄧顯鶴花了十年時間尋找該書，終於在湖南商業城市湘潭的某處私人藏書裏找到一孤本。《楚寶·文苑》第一章以屈原為始，以將近兩千年後另一位同樣悲劇性人物作結，此人便是忠誠於明朝的學者王夫之。被鄧顯鶴稱為“吾師”的王夫之，二十五歲遭逢明亡清興之變。鄧顯鶴寫道：“北京陷，夫之涕泣不食者數日。”王夫之回到故鄉湖南，回到深山中的老家“續夢庵”。他在此度過餘生，過著與屈原、賈誼有諸多相似之處的幽居流放生活。

王夫之在湖南中部度過了四十年的隱士生活，鑽研中國傳統典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撥亂反正之道。讓我們回到17世紀中葉，明朝滅亡時，年輕的王夫之不得不去麵對一個殘酷的世界：讓他寄托了無數人生夢想的王朝，土崩瓦解，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的力量撕裂。他還那麼年輕，人生才剛剛開始。他無力起而反抗，也無法再常年流離，於是，他選擇了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他要用筆重塑、撐起被毀壞前的世界。在“續夢庵”續他的聖賢大夢，茅椽蓬牖，瓦灶繩床，滿徑蓬蒿，食粥賒酒。一個卑微的寫作者，在沒日沒夜地續著他的夢。天地如何，筆墨可渡。墨在硯台裏，一切歸於平靜；墨一旦訴諸筆端，便可與星月同遊，風雷伴生。

王夫之的後人將其詩作和儒家經籍的手稿交與鄧顯鶴。鄧顯鶴最後隻刊行了十八部著作，且全是注解經籍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船山遺書》的存世時間並不長，從鴉片戰爭結束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太平軍攻入湘潭城時，找到《船山遺書》的雕版，將其燒掉。太平軍進攻長沙時，郭嵩燾和左宗棠、左宗植等人逃到山中，左氏兩兄弟曾任《船山遺書》主編，逃難也不忘帶上一套《船山遺書》。而在此次避難中，郭嵩燾開始讀王夫之的《禮記章句》，並在四十年後寫下《禮記質疑》一書。以王夫之為指引，郭嵩燾開始研究《禮記》，且終生不輟。

參與1842年《船山遺書》刊印之事的學者，全部都與湘軍諸將領關係密切，為《船山遺書》作序的唐鑒是曾國藩的恩師。同治元年（182）八月，曾國藩等湖南人帶領的湘軍夜以繼日地攻打南京時，戰爭形勢混沌難明，曾國藩卻在這時啟動《船山遺書》的重刊工作。攻打南京之役打了兩年多，重刊的編輯工作也耗時兩年多。

同治五年（1866），雕版這一工作已完成，曾國藩用了四個月的時間精讀王夫之著作，然後為新版《船山遺書》作序。他在序裏寫到王夫之，說他“荒山敝榻，終歲孜孜，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長沙的書院文化已根本瓦解。即使太平軍打過湖南時未毀掉的書院，也已遭到棄置。郭嵩燾主持重建長沙古老的城南書院，同時在該書院內建了一座新祠，以紀念王夫之。

郭嵩燾的《船山祠碑記》中透露了自己內心的想法：建此祠“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借此向世人傳遞王夫之著作的精神，以實現“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的夢想。郭嵩燾有意將此祠作為湖南學問重現光彩的開端，在楚地“草莽”中辟出一處花園。

郭嵩燾從英國倫敦返鄉後曾專門拜訪過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並稱其“極肯向學，誠篤士也”，還說“於鄉人得歐陽節吾……稍令人意醒”。郭嵩燾很少誇讚人，他對歐陽中鵠真的欣賞，二人都是王夫之的忠實崇拜者。作為彼時瀏陽之學的代表人物，歐陽中鵠與劉人熙的關係極為密切，彼此之間不僅以君子相待，相互推崇，而且以婚姻結為親戚。他們在不得誌時，都以講學傳道為己任。劉人熙曾在寫給歐陽中鵠的信中說：“居鄉講學，能收拾一二英才，其功倍於作吏。”

劉人熙熟讀經史，博覽群書，加上用力研究過老莊和佛教的學問，並致力過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能夠對各種學說進行比較，指出各類學問的優點和缺陷。這對於譚嗣同後來知識的積累和思想來源的駁雜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不過，劉人熙死守儒家孔孟之學，將其他學問統統斥為異端，又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自己的思想。他不能明白儒家孔孟之學問，在近代中國麵臨著重大社會危機的時候，是不能找到解決社會危機、國家危機、民族危機的辦法的，而一味地將自己禁錮在儒家學說中，努力在儒學中尋求挽救危機的方法，就讓劉人熙顯得保守。他提出的諸多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在今天看來是非常愚昧的。譚嗣同在接觸到西學之前，思想曾經也是非常保守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劉人熙的影響。

在劉人熙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優勝於西方近代文明，在政治製度、倫理道德等方麵都要比西方優越。中國是禮儀之邦，倫理道德如同無形的戰船和武器，無往而不利。中國應該用自己的倫理道德去改變西方，而不是妄自菲薄，導致夷夏不分，甚至以夷變夏，敗壞中國的倫理道德和社會風氣。他—再強調，中國要想抵禦外夷的侵略，除了使用孔孟之道外，別無他法。劉人熙將自己的主張概括為：今天的中國還是過去的中國，今天外夷的情況還是原來外夷的情況。中國的立國之道，仍然是了解夷狄之情並駕馭之。方法可以不斷變通，但根本不可改變，隻要中國的孔孟之道得到延續和發揚，則中國可以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他的這些言論就如同當年反對洋務運動的守舊派官僚一樣。由此可見，劉人熙的思想已經落後了不止一個時代，但就是這些極為陳舊的觀點，仍然對比較年輕而且還沒有接觸太多西學的譚嗣同具有重要的影響。就中外關係以及中外優劣之比較方麵，譚嗣同在作《仁學》之前的作品中，其論調幾乎同劉人熙如出一轍，甚至在論述這方麵問題時，譚嗣同都照搬照抄劉人熙的詞句，可見受影響之深，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譚嗣同能夠承認西方的科學技術先進及其在現實中的作用。

在身心投契的學習之餘，譚嗣同經常會領著自己的侄兒譚傳簡到宣武城南去遊覽。這是他童年時和仲兄譚嗣襄讀書求學的地方，追念往事，曆曆如在目前，不免有所感觸。這一天，當他們回到瀏陽會館後，忽然聽到譚嗣襄在台灣患寒疾而亡的消息。譚嗣同痛不欲生，淚如泉湧。他還同時收到兄長的遺書，說自己患的是感冒，醫生也說過幾天就會痊愈，但他執拗地認為自己得的是死亡之症，說自己即將病死，並將父親和兒子一並托付譚嗣同。他還叮囑將他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明代才子文徵明的一幅字畫，即日送還。

五月五那天，譚嗣襄移居台南府安平縣蓬壺書院，讓人大感意外，他竟然真如自己所言，悄無聲息地死了。據說在他去世的那天上午，還與賓客、隨從談笑風生，神態怡然。甚至有傳言，他死於自殺。若然如此，以譚嗣襄的個性，很難見容於官場。據記載，譚嗣襄供職的鳳山，地處台灣南部，百姓賦稅沉重。那些來此任職的官員，往往會將鹽稅視為私利，予取予奪。對於有才華且有抱負的青年，此處顯然是考驗身心的一處煉獄。果不其然，譚嗣襄還是將命丟在了這裏。

自從譚嗣同的母親、伯兄和姐姐去世後，他與仲兄譚嗣襄在冰冷的家庭生活中抱團取暖，挨過了青春期那段敏感且艱難的歲月。誰知，兄弟二人在漢口分手，這一別陰陽兩隔。仲兄去世的消息傳來，譚嗣同“創巨痛深，瞢不省事，哭踴略定，則誌隳形索，清刻至骨，自顧宛五六歲孺子也”。兄弟情深，令人為之動容。在譚嗣同眼裏，兄長是仁孝和俠義的化身。他說：“兄孝友英篤，至性過人，彌留之際，首以老親為念。平生好交遊，重然諾，雖一圖畫之微，瀕死猶恐遺失，以負其初心。”

譚嗣同無心留京應考，他辭別劉人熙，星夜南奔。到達上海時，接到唐景崧從台灣發來的電報：殮事已畢。於是，譚嗣同便留在上海迎接哥哥的棺木，護送回瀏陽安葬。

譚嗣襄的死亡，是繼母親之死後，譚嗣同精神上所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其悲痛之深，久久難以平複。他和仲兄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曆，無論是精神層麵，還是情感契合，他們就像是一對連體人。如今仲兄死去，譚嗣同感覺自己的身心仿佛也被生生地切去了另一半。嗣襄因科舉仕途屢遭挫折，遠離鄉土之地，寄身孤島之所，最後落得黯然而逝。他的命運可以說是當時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和時代的悲劇。

譚嗣同回顧仲兄嗣襄的一生，寫下長篇挽聯寄托哀思：空回首三十三年，蓋世才華，都被艱難磨折盡，為君計較大端：以妙理啟深思，君善於學；以滑稽演文理，君善於詞；屬怵目驚心，處家庭非常之變，君又善於行權；卒至竄身荒島，委命窮鄉，倘泉壤有靈，應慨壯遊萬裏，吞聲怕念家山，寂寞琴書，藐藐遺孤尚文褓。莽傷心五月五日，蓬風色，竟教噩耗遠飛來，顧我猶深隱痛：當平居失弟道，我負其生；當含殮未躬親，我負其死；值盤根錯節，無緩急可恃之才，我尤負其期望；徒然翹首天涯，羈留滬上，憶漢陽語讖，終成一別千秋，銜石誰填恨海，蒼莽煙水，飄飄何處著冤魂？

如果說母親和伯兄、姐姐當年橫遭瘟疫死亡時，譚嗣同少不更事，對於死亡的認知還很淺顯。小時不識死，認為它隻是人生的一次遠行。如今，站在仲兄的棺木前，譚嗣同對於死亡有了更為深切的感受。他從千裏之外趕來，隻為了接最親的人回家，他仿佛能夠感受到棺中之人的呼吸，感受到棺中之人的憂傷。他看見哥哥的身體用白布包裹著放在棺木中，就像一隻沉重包袱，塞滿了無窮無盡的煩惱，也塞滿了無窮無盡的痛苦。

夜色多麼皎潔，一輪明月垂落在他和親人之間，而旁邊是一群在暗夜裏遊蕩的蝙蝠，它們盤桓在樹枝之上，在最為繁茂的蔥綠中，練習著它們四肢的平衡，從而吮吸夜中的芳香。也僅在一揮手之間，眼見著生命的小舟載著仲兄越走越遠，消失永不見，嗣同不由哀傷難抑。他黯然回到瀏陽城北門口那座空蕩蕩的院落，念及親人都不在眼前，滾滾感傷如河水東南流、崇雲西北沒。

對於譚嗣襄的死亡，有不同的說法，或曰病死，或曰謀殺。仲兄死後不到一年，與譚嗣同平素最為親近的從子譚傳簡也離開人世。親人死亡所帶來的一連串打擊，讓譚嗣同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酷刑，無法愈合的傷口不斷撕裂。在這舊痛新創的交相侵蝕之下，譚嗣同對生命的意義充滿了懷疑和厭倦。生與死在不停地轉換，方生方死從未停止過。

親人一個個都消逝在那神秘的“幽宮”裏，而且一旦消逝，便“音容終古杳”。他不知多少次站在北京城南的書齋前，憑吊亡人，那裏是他和兩個哥哥童年讀書的地方。書齋不遠處是一片墳場，屍骨累累，“然名勝如龍泉寺、龍爪槐、陶然亭、瑤台棗林，皆參錯其間”。在兒時，那些地方是他與二位兄長常往遊憩之所。

物是人非，悲傷像一枚釘子深深紮進心裏。譚嗣同用文字直叩死亡之門，向墳場中的鬼神傾訴內心的悲痛和哀怨：峨峨華屋，冥冥邱山。人之既徂，鬼鳴其間。曰鬼來前，予識汝聲。二十之年，汝唱予聽。予於汝舊，汝弗予攖。昔予聞汝，雍穆群從。妄謂永保，交不汝重。巋然惟汝，孑然亦予。予其汝舍，予又奚趨？星明在天，霧暗覆野。……毫樂纖哀，奔會來向，明明城南，如何雲忘？城南明明，千裏惻愴。他寫下了《城南思舊銘並敘》，懷念突然離世的仲兄譚嗣襄。兄啊！你已經不在世上，群山還是群山，星辰還是星辰，大地還是大地。縱然你化為鬼魂，走近我，我也識得你的聲音。那些逝去的歲月裏，都是你在唱，我在聽。如今，你離我而去，化為群山，化為星辰，化為大地，空留下我孑然一人，如孤雁念群，隻影求伴。你舍我而去，我又怎能舍你而去。雖然星明在天，但擋不住我的內心如霧暗覆野。晚上讀譚嗣同的這些悼亡詩，讀的人內心如深海暗潛，涼意入骨。

死亡恐懼是人類心理最為普遍也最深刻而隱蔽的不安，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致命之傷。譚嗣同在一首叫作《殘魂曲》的詩中喟歎：“人生窮達空悲慕，金碗荒涼同古墓。”至親至愛之人一個個離開人世，此生再無歡聚之日，怎不令人黯然神傷。如果人生一世，無論窮達，最後都要同歸於陰暗的墳墓，那麼人活在這個世界，其意義何在？

幸運的是譚嗣同沒有從“人注定要死”這樣的命題中走向消極，反而激發他去不斷地追求真理。天地沒有終結，人隻有短短的一生，倘若個人不能在短暫的生命周期裏，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實現自己的抱負，豈不是太可惜？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說：“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人如無心之雲，載浮載沉，人身難得，人生也難得，人感念著造化的恩惠，不得不走著自己的路。

這種對聲名的愴然之感，也成為譚嗣同心靈的酵母，是他內心不斷掙紮的動力。譚嗣同“由永嘉返濂洛”的思想變化，與他個人生活悲劇及其精神危機有著很大關係。仲兄嗣襄死後，譚嗣同“內顧諸家既如此，外顧諸世又如彼”，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悲憤和哀傷，長期以來壓抑的痛苦猛烈地爆發出來，一時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機之中。

譚嗣同開始向人生索取一種真理，這種真理既是他的價值標準，也是他認識宇宙的底蘊，是他的探索、他的天問，是他化解悲觀情緒和生存惶惑的路徑。至於這條路徑將會把他引向何處，在於個人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