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守常與日新：衝決網羅與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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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六年（1890）春，譚繼洵就任湖北巡撫，譚嗣同亦隨家人移居武漢。武漢位於長江中遊，“扼束江湖，襟帶吳楚”，四通八達，風氣遠較蘭州開放。武漢三鎮，武昌為行政和文教機關所在地，漢陽屬工業區，外國租界和領事館則設在漢口。特別是張之洞於上年就任湖廣總督後，大刀闊斧推行洋務，使得武漢在短時間內為世人所矚目。

譚繼洵為官三十年，在京城為官時，他就將忠於職守、拾遺補缺作為自己的為官準則。等到外放地方，他又將清正清廉、重農恤民作為應盡本分。譚繼洵是個守成之官，絕無冒險開拓的魄力。這些年，他一直遵循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雖然西學東漸之風已勁吹半個世紀，但他不屑於西方的那一套，更沒想過自己去辦洋務、倡西化。他認為那些不是一個正經官員應做之事，也不是為官的職分所在。張之洞辦鐵廠、槍炮廠，建織布局、紡紗局，建立了兩湖書院、湖北輿圖總局、自強學堂，等等，雖然鬧哄哄，卻不是一個總督應辦的事。

譚繼洵不認為洋務能致中國富強。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富強隻能按照聖人所教的那一套去辦。至於張之洞忙活的那些事，純屬謀私利出風頭。湖廣總督和湖北巡撫同居武昌一城。湖北巡撫署設在武昌忠孝門內前所營，與總督府的喧騰不休相比，巡撫衙門冷清許多。譚繼洵不喜洋務，湖北的洋務事宜任由張之洞一手把持。譚繼洵作為署理總督，還未踏足吳楚之地，就聽到張之洞辦洋務的風言風語，諸如糜耗錢財，揮霍浪費，人浮於事，管理混亂，裙帶成風，事倍功半，鐵廠為貪利之徒開斂財之門、為幸進之輩謀晉升之階，幾乎都是指摘譏諷，少有讚賞的。由於譚繼洵不喜洋務，督、撫之間隔閡漸深。直到隨後而至的陳寶箴就任湖北按察使後，調節於督、撫之間，形成了張、譚、陳三駕馬車的局麵。據陳寶箴長子陳三立說：“時總督為張公之洞，而譚公繼洵為巡撫，兩公頗異趣，要皆倚府君（陳寶箴）為助。”

譚繼洵公務繁忙，官場應酬使他幾無恬淡之日。一個巡撫的日常生活是忙碌而充實的，看戲、宴請、交遊，幾乎填滿了譚繼洵公務之外的時間。譚嗣同平日也是深居簡出，雖然偶爾會參與撫署公事，起草奏稿函牘，但非其興趣所在。譚嗣同的生活從他與師友的書信中可見端倪：“近自家大人使蜀，頗富閑暇，忘其專輒，粗欲有事捃拾。而官事轉捩，時複與達官往還，哇言屍貌，實違鄙心。署中度歲，薪米要會，性尤不近，論說之友，又終闕如，以此居恒邑邑。”譚嗣同依然無法適應上流社會的應酬，隱然桀驁自傲。這些剛柔並濟的文句，讓人讀來，反倒比那些獨善其身的修辭來得真實。我好像從中看到身材峭拔的譚嗣同麵沉如水，每日讀書於撫署後園。夕陽西下，他登臨園中的六虛亭，望著不遠處江水卷風，帆影出沒，那一刻他忘記自己置身何處。落日的餘光從樹葉的縫隙間透下來，構成交錯的光柱與花斑，加劇了現實的離奇，讓人不知今夕何夕。

譚繼洵出任湖北巡撫後，瀏陽士人紛紛來到武漢謀事。一時間，武昌撫署成了瀏陽士人聚集的中心。先是歐陽中鵠抵鄂入譚繼洵幕，此後，王信餘、貝元徵、塗質初相繼來此，並先後入湖北撫幕任文案。譚嗣同得以再次追隨歐陽中鵠求學，並與其他人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撫署的後花園成為他們經常聚會之所，那裏成為他們生活中形而上的樂土，透過其中的香氣在思考、沉默和歎息。這一時期，譚嗣同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他從朋友們身上獲得了極大的安慰，他們之間的交流來自見識、書籍和自我判斷。每個人都像是這園中的一種花，散發著不同的芬芳，交織在一起就成了不可窮盡的河流。他們經常通宵達旦，樂此不疲，直到露水灑入鮮花的馨香。

譚嗣同後來回憶道：“家大人開府湖北，賓從文宴，盛極一時，瓣薑師外，若王君信餘、吳君小珊、張君憩雲、塗君質初、貝君元徵，方諸芝蘭，吾臭味也。”朋友們都是這園中的芝蘭，隻有他的身上散發著臭味。譚嗣同最先結識的是在湖北巡撫幕府謀事的吳小珊和張憩雲。他稱“詩文旨趣，尤與吳君合”，並曾題《菊花石硯銘》贈之，字裏行間，流露出少有的愉快心情。譚嗣同就是在那樣的感受中緩解了精神上的痛苦，然而在逝去的記憶裏，他無法不想到仲兄譚嗣襄。此時瀏陽士人群體也達到了全盛時期，越是完滿，越覺得仲兄的離去是巨大的缺憾。

天空散布的星宿顯示了一個人的生活記憶，真可謂年華世事兩迷離。這一時期，瀏陽士人行蹤不定，時有聚散。比如劉人熙改官出署，外用直隸州知州，分發河南，離開了謀事十餘載的京師工部衙門。不久又入開封河道總督府，總理文牘。公務之餘，劉人熙在河南講學不輟，廣布船山之學。此時，陪伴在譚嗣同身邊講學的是歐陽中鵠。歐陽中鵠除了指導譚嗣同係統地鑽研王船山的《四書訓義》外，還特別叮囑須以王船山所著的《俟解》作為立身處世之本。兩部書雖有可取之處，但糟粕著實不少。它宣揚三綱五常，輕視庶民百姓和強調“存天理、去人欲”等。在對弟子的教育中，歐陽中鵠強調立身的重要性。他認為人之根本在於“自治”，所謂“自治雲者，培其所獨稟，而完其所不備”。他要求弟子們注意平日言行和待人接物。

這是譚嗣同內心最為寂寞，也是身體周遭最為熱鬧的時期。他經常會望著園裏的一朵花出神，想到無法抗拒的凋謝的命運，便無端地傷感起來。光緒十七年（1891），幹支為辛卯，八月將舉行正科鄉試。因此，譚嗣同於春、夏兩季都在撫署發奮讀書。七月，他往長沙參加鄉試。與他同赴鄉試的還有他的同窗好友唐才常。他們曾一同師事歐陽中鵠，平時關係最為密切，就像是瀏陽之地生起的兩團火焰，互相點燃了對方，似乎從此找到了生命參照的意義。譚嗣同稱其“嗣同同學，刎頸交也。其品學才氣，一時無兩”。光緒十二年（1886），唐才常應童子試，以縣、府、院三試冠軍入學，俗稱“小三元”，為有清二百年來第一人，隨即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兼在校經書院附課，為時五年，課卷文字多名列前茅。反倒是譚嗣同，好像對自己應試並沒抱多大希望，但他始終看好唐才常。

在那個秋風蕭瑟的夜晚，一對同窗密友坐在長沙街頭的酒館裏咽下苦澀的滋味。譚嗣同再度落榜，而他看好的唐才常也同樣落榜。難兄難弟，借酒澆愁。迷茫是這對年輕人最大的恐慌，他們在大時代的街頭分享著彼此的困惑。譚嗣同在自己所作畫像邊如此慨歎：“其文多恨與製違，然能獨往難可非。”文章入製，難入得心；文章入心，卻又難入製。夜色裹住人，人想著一腔心思。這樣的時刻，誰又不曾經曆過呢？我在敘述他們的時候，會想到奧地利詩人裏爾克的那句詩：“有何勝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

當他們在長沙的街頭拱手道別時，誰都沒有說傷感的話。他們並不認同這個世界賦予他們的秩序，雖然眼前他們所能做的隻是忍耐。他們知道彼此想對對方說些什麼，就像裏爾克在一封信中所寫：“我咀嚼一下自己的滋味，嘗到的隻是忍耐，純淨的、平淡的、沒有一點拌料的忍耐。”在那個時代，要成為一個幸福的人純屬枉然。譚嗣同沒有回到瀏陽，而是匆匆奔著武昌去了。他們的人生軌跡與一個人有著密切的聯係，那個人就是他們共同的老師歐陽中鵠。那年冬天，唐才常經歐陽中鵠推薦，赴成都入四川學使瞿鴻幕，任閱卷和兼讀。而譚嗣同則回到父親的撫台公館繼續讀書。

歐陽中鵠仍舊指導譚嗣同研讀《船山遺書》，除要他溫習《四書訓義》外，還教他讀《周易內傳》《禮記章句》，並要他瀏覽王船山對《周易》《尚書》《詩經》的箋注性著作。譚嗣同的求知欲很強烈，他不以此為限，還鑽研了王船山的其他哲學著作。這一時期譚嗣同開始接觸西學，並將其與船山哲學結合起來。當時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有關聲、光、化、電、天、地、圖、算等書籍，和由英國人傅蘭雅主編的科學雜誌《格致彙編》等，成為譚嗣同了解“西人格致之學”的主要途徑。如果說在此之前譚嗣同的知識結構完全限於中國傳統學術，現在當他一接觸新的知識門類，如同步入另外一個天地，並很快為近代科學的明晰透徹所吸引，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和鑽研。

譚嗣同開始廣泛涉獵各種關於曆史、地理、天文、文學等方麵的書籍，並對數學中的幾何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這方麵，他曾經得到劉人熙的指點。劉人熙對《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中涉及圖形麵積的計算部分，都有所領會，因而他在譚嗣同問學時能作一些基本的開導。誠如他所說：“睹西書，獨酷嗜若性成，求通算術亦未嘗去諸懷。”譚嗣同在寫給友人劉淞芙的信中談到自己的學習感悟：“西法易者極易，難者極難。讀《幾何原本》至五、六卷後，即然莫辨途徑。”他說，中國人近來所說的測量，用西方人的術法極為簡單，苦無儀器，才無從著手。他掌握的算學，大多是從上海書局所刻的《中西算學大成》中獲得，先是從第十八卷筆算入手，及至於比例、勾股等算法，由勾股而三角，由三角而割圓，難度漸漸加大。總之，算學及機器，還是天下最難的學問。天下最難的令人望而卻步的學問，是輿地（地理學）。

譚嗣同通過自學掌握了一定的科學知識，可謂蕪雜與精深並存，其中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光學、生物學和天文、地理，今日看來較為零亂，也無法形成完整的知識體係。盡管如此，在那樣一個知識匱乏的時代，譚嗣同已經打開了一扇能夠看到新世界的窗戶。他“好格致算學，時時談西法”，並很快建立起對西學的信仰，堅信科學知識不可改變。對比之下更使他感到中國科學的落後，他感佩西人致思之精，而慨歎華人之無學。他甚至認為，西方人掌握的科學知識，中國的先賢們早就證明了。孟子說，學問之道沒有其他，不過是找回自己的本心。有的人，雞狗丟失了倒曉得去找回來，本心失去了卻不曉得去尋求。

18世紀的德國詩人赫爾德曾經說過：“人類的氣息成為世界的圖景，它是我們思想的形態和他人靈魂中的情感。在這流動的空氣中寄托著人性的一切，那大地上的人所曾經思考過、想象過、做過和將要去做的一切。如果這種神聖的氣息還沒有在我們周圍吹拂，如果它不像一闋魔音般回旋在我們唇邊，我們就仍將在密林深處漫遊漂泊。”譚嗣同一邊驚詫於西方的科學，一邊自欺欺人地固守著天朝上國的中心學說。文明是從一條河流到另一條河流，可惜的是，我們一路上將老祖宗的寶貝都丟棄了，結果被人家撿去。比如，譚嗣同認為張載的地動之說符合科學，他努力用近代科學知識去證明古人的科學成果。這種以我為主體的逆證，是近代學人的慣常思維。談不上其他，而是人的知識結構使然。用熟悉的，去試探陌生的；用我知，去試探你知和他知。

萬事萬物恒定如斯，科學知識與哲學觀念讓天地有了新的變化。沒有一種文明可以超逾界限伸展到邊緣，沒有一個人不是在動蕩之中把握生，走向死，生與死耗費著肉體和靈魂。譚嗣同力圖將科學知識與中國古典哲學觀念，特別是與張載、王夫之的“氣本論”哲學結合起來。在西學中，“氣”是一個物理學概念，而在中國人的學問體係裏，“氣”則是指“元氣”，是一個關乎生死的哲學範疇。

西方人論氣，由地而上，從空間升入空間，乃二百裏之氣，逾界則休。而王夫之所謂“氣”，乃天地往來之氣，無盡無休。中國人所謂“氣”是形而上學發展的一條道路，它是人道，也是天道，無論是隱形與顯露，損害與收藏，它們處於抉擇與轉變之中，是為了在神性中無休止地循環。王夫之反對的是程朱理學將道器、氣理、天理、人欲都截為兩段的二元論錯誤，氣一元論主張“理與氣互相為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氣”。譚嗣同深刻理解船山學的這一層意思，所以他在解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時明確指出“曰上曰下，明道器之相為一”。後來，譚嗣同的仁學仍然強調“道通為一”，反對體用和道器的割裂。

王夫之論天道，強調其變動無常；但其論人道，則又偏重以常治變，即所謂“變在天地而常在人”。譚嗣同在鑽研船山之學時，也認為：“夫《易》，言變者也；禮，不變者也……不變者，質文損益，萬變不離其宗。”主張“於禮得其體，於易得其通”。如果說，在王船山時代，變與不變的矛盾還是潛在的，那麼到了譚嗣同的時代，它們就成了極其尖銳的矛盾，成為每個人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在黑乎乎的布景般的萬物中，忽然透過來一絲光亮，每個人眼睛裏看見的事物開始慢慢蘇醒。譚嗣同的態度是：“嗟乎！古今之變，亦已極矣。變者日變，其不變者，亦終不變也。”他設想的是，先立天下之不變者，乃可以定天下之變。何為天下不變者，在譚嗣同看來，自然是中國幾千年來的聖人之道。

嚴格說來，在春風沉醉的夜晚，人的內心最容易滋長的，便是對於某種神聖之物的念想與渴望。那一刻，譚嗣同就像一位堅信上帝必然到來的信徒，豎著耳朵聆聽，在不住的聆聽中，等待一束光在一個淩晨出現。武昌城的許多個夜晚，譚嗣同捧著《船山遺書》通宵達旦，如癡如醉。王船山對譚嗣同影響最大的是氣一元論思想，即氣理之學。氣理之學是譚嗣同仁學的第一塊基石。王夫之從對自然的理性觀察出發，提出“理隻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的觀點，認為陰陽二儀統一於氣而非理，氣才是實有，乃是理之依。由此氣理關係，推導出器道關係。氣也就是器，“天下惟器而已矣”，所以器為體，道為體之用。王夫之的氣理之論像是一道明亮的光，照亮了譚嗣同內心那些混沌不清的角落。他說：“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他曾經和那些誤打誤撞的自學者一樣，以道為體，使得道陷入迷離惝恍之中，好像成了一種抓不住的虛幻之物。

詩人博爾赫斯生活在他用精確的想象力看見的並不明確的世界之中：“從這裏，通向一道盤旋的梯子，往下，到達無底的深淵，往上，升到遙遠的高處。門道裏有一麵鏡子，忠實地重複著映照的事物。”武昌城裏的譚嗣同在某個時刻，便是博爾赫斯。他每天都在吸收著新的知識，他的學術思想結構雖然沒有發生改變，但新的因素在不斷的積累當中。知識不是一塊板結的土地，它是一條河流，它的變化隨著地形的變化而變化。隨著科學知識，尤其是進化觀點的不斷輸入，與所謂的“聖人之道”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想象，譚嗣同置身於後花園的某個夜晚，迷失在彼時複雜而模糊的認識裏。那一刻，也就是麵臨著既有刺又有香氣和矛盾的時刻，他產生了懷疑。而這種懷疑，又將他的思想推向突變的門檻上。

很多年後，譚嗣同回憶起那個春天，很多東西和記憶都發生了強烈的變化。他那本充滿了告別和總結性文字的自述，雖然沒有提及某個失眠後的夜晚，但他卻用簡短的文字，記下了彼時內心一閃而過的迷惘與懷疑。他開始琢磨一個詞：“變革”。《周易》“革”卦為“更新”之卦，其彖辭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此時在瀏陽士人群體內部發生了一場關於守常與日新的爭論，從思想演變的角度來看顯得意味深長。這一年春天，貝元徵從淮寧致函譚嗣同。貝元徵於光緒十八年（1892）離開湖北撫署，前往河南開封，投奔其外舅劉人熙，次年轉赴淮寧謀職。

貝元徵在信中毫不客氣地批評譚嗣同治學不純，徒事紛擾，並對此提出規勸。譚嗣同在回信中剖析了自己的性格，也委婉地接受了好友的批評。他說，他的憂慮，在於急著想要自我更新，而無法達成所願。他天生性急，又無法接受小有所成。不樂小成是他所長，而性急則是他所短。性急則凡事求快，凡事求快則會逾越事物發展規律，結果終無所獲。不得已，他又會轉向其他方麵，又無所得，則又轉向另外方麵；且失且徙，越失越徙。其弊端在於不守秩序，所以自我紛擾不斷而無休無止。

譚嗣同並不回避自己的短處，他的這一分析也切中自身之失。他認為，自己與貝元徵的分歧之處在於：貝元徵重視守常，強調擇善固執，而自己則肯定王夫之的“日新”思想：“天以新為運，人以新為生。”他強調日新在於實踐，所謂“蓋日新者，行之而後見”。若一個人隻懂得坐而論道，不去實踐，隻會滋生出更多的陳詞濫調，難以推陳出新。

他向貝元徵提出告誡：不停地實踐是日新的本體，遵守秩序是日新的實用。而一個人若是墨守成規，又豈能有所進步。我的朋友啊！您向來自治甚嚴，自觀甚密，覺察出我身上有近似於紛擾者。嗣同是個愚鈍虛妄之人，自以為尚未考慮成熟，而非守之不確。

每個人的腦海裏可能都會產生一個烏托邦，同樣的生活並不能對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精神價值。由於多數人無從超越他們自己，他們便無法實現日新。此時的譚嗣同對王夫之抱有一份無可替代的尊敬。盡管聖人在思想層麵進行的一切烏托邦實驗大多以失敗告終，但包含在這失敗中的，是讓一個思考的人變成行動的人，讓平庸的生活感到慚愧的生命之美。譚、貝之爭，雖有性格上的差異，但更多是觀念上的分歧，他們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精神。

光緒十九年（1893）春，譚嗣同到蕪湖去拜訪了他的嶽父李壽蓉（時署徽寧池太廣道，駐蕪湖），住了幾天就返回武昌。這時，譚繼洵接到朝廷諭旨，因甲午年十月初十日（即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後的六十壽辰，決定於本年舉行恩科鄉試，次年舉行恩科會試。於是，譚繼洵叮囑譚嗣同認真研習時文製藝，準備到北京去參加順天府恩科鄉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