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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年，中法戰爭進入尾聲，李鴻章被推到舞台中央。燈光驟亮，鑼鼓喧天，一出好戲上演了。戲如人生，戲也如曆史。每個登台的人都有各自的角色，化好了裝，甚至連唱詞都有人給你準備好了。舞台上的那個人，不過是借了一副皮囊而已，飲食男女，吃喝取樂，甚至簽字畫押。譚嗣同回到瀏陽不久，就聽說李鴻章與法國代表、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簽訂《中法新約》（即《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清朝承認越南為法國的殖民地。世人因此約喪權辱國，且簽訂於清軍作戰獲勝之時，故稱中法戰爭的結果為“法國不勝而勝，吾國不敗而敗”。

中法戰爭因越南問題而爆發。19世紀60年代，法國侵略越南。劉永福率領廣西的一支農民起義軍——黑旗軍轉移到中越邊境。應越南政府的要求，黑旗軍和越南人民並肩作戰。在中越人民的聯合打擊下，法國吃了大虧，兩個侵略軍頭子安鄴和李維業在河內城邊先後被擊斃。與此同時，清政府應越南政府之請，也派兵援助越南。

越南戰場上，雙方互有勝負。為了呼應戰局，法國派海軍在中國沿海進行海盜式騷擾，趁機將戰火延燒至中越邊境。1885年年初，法國侵略軍得到增援，一度占領中越邊境的中國要塞鎮南關（今友誼關），並在關前插立木柱，用中國字寫著“廣西的門戶已不再存在了”，氣焰囂張。

危急關頭，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舉薦廣西提督馮子材出任前敵統帥。三天血戰，法軍傷亡慘重，全線潰退。馮子材率軍追敵出關，又在諒山大敗法軍。在東線大捷的同時，越南戰場的西線也捷報頻傳，黑旗軍在臨洮痛擊法軍。尤其是越南民眾的抗法起義，風起雲湧，更給侵略軍以沉重打擊。法軍戰敗的消息傳至巴黎，導致茹費理內閣倒台。

在戰與和的問題上，清廷最高決策機構舉棋不定。以左宗棠、張之洞、曾紀澤為代表的主戰派，力促擴大戰果。而掌握外交、軍事實權的李鴻章則力圖避免戰爭。其理由有三：中國沒必要因越南卷入戰爭，中國無力與法國開戰，朝廷財政吃緊。李鴻章的態度激起“清流派”的反感，有官員直斥李鴻章有“六可殺”。當慈禧將這個折子交給李鴻章看時，李鴻章知難而退，不再輕易言和。

麵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一天也沒閑著，真個是官身不由人。自鴉片戰爭以來，這個龐大的帝國將數千年積蓄的榮光與傲慢耗損殆盡。清廷全力對付法國的時候，新興的日本在朝鮮製造了“甲申事變”。朝鮮親日派乘清廷因中法戰爭從朝鮮抽出兵力的機會，發動政變，逮住國王，並殺死親華的官員。正如英國人、時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所言：“中國如單獨對付法國，我以為還可以好好打一陣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開火，日本就會跟法國合作……”與此同時，俄國正對中國的東北和朝鮮虎視眈眈，英、德、美等列強也想借機謀取更大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大清國不得不與法國進行停火談判。李鴻章並沒有參加中法談判，所有的條文都是由時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等中方外籍官員與法國談判後擬就的，李鴻章隻不過按照朝廷的要求進行簽字畫押。坐在談判桌上的李鴻章，隻是提線木偶，不管他願不願意，都要簽訂《巴黎停戰協定》及《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就是這個道理。

光緒十二年（1886）春天，譚嗣同在蘭州安頓下來。在隨後的五年時間裏，譚嗣同除了光緒十四年（1888）回湖南參加過一次鄉試，幾乎都待在蘭州讀書。

他和妻子李閏在蘭州期間，住在甘肅布政使署。署衙內養了許多鴿子，聰靈異常。譚嗣同在筆記中寫道：“甘肅布政使署多鴿，《池上草堂筆記》記其靈異，皆不誣，歲出帑百餘金，酬其守庫之勞。”府庫每年要撥出百餘金，用來養鴿子。這些靈鴿不是養著玩的，而是為守備藩司庫往來送信的。上世紀60年代，甘肅布政使署舊地的二堂前曾擺放過兩個石碗。石碗大有來頭，據說是當年某任甘肅布政使派人放置的，供鴿子飲水用。對於署內二堂的修建，譚嗣同記載：“大堂左右為外庫，二堂則內庫也。故無二堂。大人（譚繼洵）重修內庫，因辟其中為二堂，而氣象一新。亦可見儲藏不及曩年，而庫可減也。”最讓譚嗣同難以忘記的，是布政使的後花園——憩園。此園為康熙年間甘肅提督靖逆侯張勇駐節蘭州，邀請李漁設計建造的。李漁，17世紀最著名的劇作家、出版家和建築家，還要加上生活家，他的那部《閑情偶寄》可謂享樂主義者的聖經。這位生在江蘇如皋，祖籍地在浙江婺州府蘭溪縣的中國南方人，在經曆了家國離亂之後，開始向享樂主義者轉型。不到四十歲年紀，李漁給自己取了個號——笠翁。若是允許關公戰秦瓊，我真想讓譚嗣同和李漁相會在這憩園之中。如此，他們見麵會是怎樣一番情景？

李漁說：複生賢弟，既然天不與爾，則何不享受生活。跟著我一起，喝酒，唱戲文，吹著西風吃蟹，對著一張施工圖紙布置園中的石頭和水流，豈不歡喜？

譚嗣同搖頭道：笠翁兄，我羨慕你啊！你的那句“追憶明朝失政以後，大清革命之先，予絕意浮名，不幹寸祿，山居避亂，反以無事為榮”，我可是銘記於心。你我都處於多事之秋，天公不語對枯棋，我不如你灑脫。我若是身在你的時代，隻怕早就投身湖海，或是戮於刀兵，殉了那夭亡之國。

兩人雖無法完成時空對話，但憩園卻在無意間成就他們之間的虛空對話。虛者，也空，也不完全空。雖然時空迭代，關公戰不得秦瓊，但好漢氣息相通，聊勝於無。在這期間，陪伴在譚嗣同身邊的是夫人李閏。入夜窗邊閑讀，空氣清涼，其情也真，其境也實。李閏也能作詩吟詠，琴瑟相和，這讓譚嗣同體驗到難得的人間溫暖，夫妻感情日篤。

憩園，處處可見蘇州園林的影子。園內有亭、台、樓、閣、假山、池榭，極具江南風格，初建成取名為“藝香圃”，後又更名“鳴鶴園”。道光年間，甘肅布政使程德潤修葺一新，取名“若已有園”。當年林則徐被謫新疆途經蘭州時，程德潤曾在“若已有園”為他設宴洗塵，並以詩為贈。林則徐以其韻回贈七律二首以示答謝，其中一首中有“短轅西去笑羈臣，將出陽關有故人。坐我名園觴詠樂，傾來佳釀色香陳”。詩中所稱“名園”，即“若已有園”。光緒初年，楊昌浚任甘肅布政使時，又將此園更名為“憩園”。彼時的蘭州，牡丹遍及城區各處，布政使署後園牡丹為蘭州之冠。清末編纂的《甘肅新通誌》曾有牡丹在甘肅“各州府都有，惟蘭州較盛，五色俱備”的記載。春事爛漫，一朵朵牡丹又簡靜又歡喜。譚繼洵出任甘肅布政使之後，全家遷居憩園。在那片牡丹園中，譚嗣同才思奔湧，創作了很多聯語和詩詞。

憩園，園如其名：人影鏡中，被一片花光圍住；霜華秋後，看四山嵐翠飛來。在譚嗣同的眼睛裏，憩園，不隻是休憩之園，更是園中之園。人在其間，隻想大夢一場，夢他個時空顛倒。對於譚嗣同來說，這是他人生中難得的安寧時光，每每聞鳥而醒，耳畔清越短促，嘰嘰喳喳全是鳥聲。推窗臨風，空氣中彌漫著醇厚的花香。窗外花影在風中顫起韻致，無酒亦起酒意，再起倦意，索性又睡他個天翻地覆。譚嗣同在這北國的江南園林裏，產生了詩意，他以清新明快的筆調，意深景新、生動自然地描畫出了憩園美麗的景色。如《憩園雨》（三首選二）：

淅瀝徹今夕，哀弦誰獨彈。響泉當石咽，暗雨逼鐙寒。

秋風懸孤樹，河聲下萬灘。拂窗驚客語，話竹兩三竿。

憩園三月雨，四壁長苔衣。積水循階上，低雲入戶飛。

鐘鳴龍欲吼，尾漏鼠常饑。一發青山外，層陰送夕暉。

另外他還寫有一首《憩園秋日》：

小樓人影倚高空，目盡疏林夕照中。

為問西風競何著？輕輕吹上雁來紅。

憩園最熱鬧當數春夏時節，但譚嗣同詩裏寫的卻是憩園的秋日。秋天，總是讓人有些傷懷，一簾風月，滿庭閑花，小樓人影，疏林夕照，窗外有雨，也有西風。想到譚嗣同在這樣的季節裏撥彈箜篌，不禁為之神往。十年前，譚繼洵補授甘肅鞏秦階道，於次年秋，抵達秦州任上。那也是譚嗣同第一次來到蘭州，流光易碎，十年一夢。而在這一夢十年裏，譚嗣同已經五度往返蘭州。

譚嗣同喜歡憩園，也喜歡那座位於舊城鼓樓西側的莊嚴寺。一日，譚嗣同訪僧歸來，提筆寫下：“訪僧入古寺，一徑蒼苔深。寒罄秋花落，承塵破紙吟。潭光澄夕照，鬆翠下庭蔭。不盡古時意，蕭蕭雅滿林。”莊嚴寺相傳隋代為金城校尉薛舉宅，唐初改作寺廟，取名莊嚴寺。寺院在元、明、清都重修過。譚嗣同來到這裏，見台階上布滿青苔，禪室空寂無人，灰塵落滿窗欞。不經意遇見僧人，一席袈裟隨風而動，一派徐然，有古意，也有秋意。這時候，譚嗣同對佛教雖有好感，但並未精修，隻覺在這種環境裏休養生息，想必會讓人氣息脫俗。

譚嗣同除了詩文，又開始考慮他關心的時事。他這時候考慮最多的是中法戰爭的戰和問題，以及治理國家的方策。一想到時事，譚嗣同的胸中就會激蕩起悶雷般的潮聲，後浪趕著前浪，前浪疊著後浪，大有排山倒海之勢。此次，他憤而作《治言》一文，字字鏗鏘，聽上去比春天的驚雷還要響亮。他發出的憤慨之音，音調雖孤高，但大多集中於“正心誠意”的論調，還沒將“聖人之道”和天人性命之學運用於政治社會之用，即所謂的致用之道。雖然遠離京師，但人在署衙，時代風潮依然環繞於身，繚繞於心。他在中法戰爭爆發後，憤而作《治言》，煌煌四千言，有“嗣同最少作”之稱。譚嗣同在《治言》中全力宣揚“正人心”而“敗夷狄”的儒家學說。他認為“船堅炮利”和西方製度的優越並不是他們獲勝的主要原因，而是朝廷出了問題，士大夫心術已壞，學問求知偏離方向。

暮色蒼茫，一隻倦鳥越過灰色的雲層，飛向就要沉下地平線的落日。這是1886年的蘭州。彼時，傳統中國的空間世界迎來它的晦暗時刻。但是，文明繼續著，人們依然遵循先知啟示的真理在解釋這個世界。譚嗣同用古老的“忠（忠誠）、質（質樸）、文（文華）”三個概念，闡述國家強盛的三個階段。當世人“薄儒”之時，他也會奮然作色，“奈何詆儒術無用乎？今日所用，特非儒術耳”。他在信守儒家學說的前提下，提出學習西方的主張，宣傳他的變革思想。

江山社稷的發展軌跡或興或衰，遵循著天地化合之道。對治理者來說，依形勢治理，不能亂了秩序。古人說，一個時代的罡風不息，斯文不墜，一定是有英絕的領袖在維係著。《治言》是變與不變的矛盾結合體，譚嗣同認為世界文化是一條循環往複之路，今日中國雖是慘淡經營的敗相，而西方卻蒸蒸日上，但是繼續走下去，中國必然會進入上升期。天下循環而運，一左一右，相反也，而卒於相遇；繞地球而行，一東一西，相反也，而卒於相遇。正因如此，此時的譚嗣同才會篤定地認為，世界文化此起彼伏。至於眼前的困境，完全是咎由自取。戰，不知何恃以戰；和，不知何恃以和。退，為的是保全國力；守，庸臣的欺人之談，更是將其作為首鼠兩端、借以諉過的花招，致使國家陷入“不存不亡亦不安”狀態。

譚嗣同並不認同完全不變的“道”。對於一個始終進步的青年人，其思想處於時時日日有不同的變化中。蟲豸蝶變，大人虎變，小人革麵，君子豹變。庸常之人，一日三變，變化多端。大人虎變，君子豹變，之所以烈而猛，是因為時間的積累，漫長而艱辛。待到十年後，當回望《治言》之論，譚嗣同又會產生批評式的自我反省。他說“（《治言》中所論）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縷悉，妄率胸臆，務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虛驕之論”。他反複強調自己的過錯，甚至希望時光能夠倒流，與曾經那個虛妄的自己見上一麵，當麵懺悔。當然，我們今日看來，既不能全然不顧二十歲的譚嗣同“勢所必變”的革新一麵，也不能隻看他的反省之辭。

光緒十三年（1887），譚嗣同仍在憩園讀書。這一年，他除了閱讀經、史和寫了幾首抒情詩之外，還對“時文製藝”作了一些研習。為了能夠科場中試，他還耐心地揣摩了近幾年的“闈墨”，直到次年春季，他仍為應試而孜孜不倦地研讀。可是，他在回到瀏陽與仲兄譚嗣襄同往長沙參加鄉試時，頭場考試所做的時文（八股文）還是不符合考官的要求，譚嗣襄亦如此，兄弟二人雙雙落榜。

他們在瀏陽聽到落第的消息，心裏都很難過，特別是譚嗣襄，長期研習時文製藝，比弟弟譚嗣同耗費的精力大得多。每次參加鄉試都遺憾收場，極大地挫傷了他由正途入仕的積極性。譚嗣襄覺得不能再走這條路，他決定渡海赴台灣，投靠有親戚關係的在台灣任道員的唐景（譚繼洵的次女譚嗣淑嫁給唐景崧之弟唐景為妻）。此時台灣建省不久，急需人才。

譚嗣同見兄長決心已定，他也打算再度出塞去甘肅。於是，兄弟二人在深秋時一起坐船出發。他們沿江而下，一座座碼頭，一段段故事在眼前鋪展。譚嗣同記得第一次坐船便是和仲兄一道回瀏陽。與仲兄在一起的時光是美好而短暫的，而這種美好把人的五臟六腑也撐得飽滿起來。很多個夜晚，船在黑暗的江麵上無聲地前行，譚嗣同都會有一種恍惚感，就好像它正載著自己穿越時間的隧道，回到生命的初始。

將至漢口時，忽然刮起了大風，接著又凍雨如注。江麵上波浪翻湧，船也隨之顛簸，撐船的人大驚失色。譚嗣同兄弟毫無驚懼之色，甚至“相視而笑”。一葉扁舟置身風浪中，它的命運會是怎樣的呢？滔天的巨浪擊打著船頭，那聲音喧鬧轟鳴，猶如旱天驚雷。一個逆風而起的意象在譚嗣同的印象裏，逐漸形成。張開的帆如同灌滿風的口袋，裏麵塞滿一個漂泊者的曆險和前途。在一場驚人的風暴麵前，人和命運都在抗衡，看似無心的天地造化，仔細留意，卻發現出於某種安排。在獵獵的江風中，譚氏兄弟露出他們頂風而起的背脊。譚嗣同凝思片刻，“口占二詩”。其中一首是：“白浪舡頭聒旱雷，逆風猶自片帆開。他年擊楫渾閑事，曾向中流煉膽來。”

若真能有那麼一天，實現中流擊楫、重整河山的理想，不管遭遇怎樣的驚濤駭浪，也完全看成是平常之事，因為他們曾在狂風巨浪中鍛煉過自己的膽量。譚嗣同與仲兄在冷酷的家庭環境裏相依為命，兄弟二人就要天各一方，真是讓人傷感。當他們在漢口分手時，譚嗣同的情感也隨之勃發。他寫下這樣一首淒惻動人的詩：燕燕歸飛影不雙，秋心零落倚船窗。波聲和夢初離枕，山色迎人欲渡江。淚到思親難辨點，詩因久客漸無腔。填胸孤憤誰堪語，嗚咽寒流石自涼。又是一首思親的斷腸詩。譚嗣同一想到從此將與仲兄譚嗣襄隔山隔海，飛影不雙，秋心凋落，就足夠讓人心碎。舟行江海，固然豪邁，也著實悲涼。

秋日的天空浩渺悠遠，人的愁緒如同這天地一樣恒定，積壓在心頭。離別的愁緒就像落單的燕子，在天空中畫不出成雙成對的影子。人生來憂患，心思無處安放，夜雨敲窗，江水聚浪，不過是滿腔孤憤無人訴。想到仲兄此去迢迢，譚嗣同在深秋散亂的夢境裏悵然若失，淚水打濕了枕頭。人生的離別和歡聚不過是外在形式，它們都是我們的身心狀態，從我們的身心感受中顯現出來。它們又都分散在我們的身心之中，也聚合在我們的人生道路上。

此時船已靠岸，兄弟二人“從容拂衣而去”。接著，他們就在漢口分別。譚嗣同仍由水路坐船到紫荊關，繼續前行。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譚嗣同回到蘭州。這一年正月二十七，紫禁城裏正在操辦光緒皇帝選妃的大事。在慈禧的親自操縱下，年輕的皇帝將象征著皇後的如意交到了另一個葉赫那拉氏的手上。此女是都統桂祥的女兒，是慈禧太後的親侄女，她被封為隆裕皇後。王朝的命運，就這樣不斷以家族的形式遞延著。一個王朝的曆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家族的曆史。宮廷的紛爭，本質上也是血緣親屬間的博弈，任何親人，無論夫妻、母子，還是兄弟，都可以被皇權定義為敵人。在光緒帝完婚的前一天，慈禧太後歸政。

這一年，清廷頒下詔諭，命於本年舉行“恩科”會試（清循明製，每遇皇帝即位和其他重大慶典，便增加舉行鄉、會試，稱為“恩科”）。譚繼洵認為這是譚嗣同由“正途出身”的好機會，便讓他赴京，充分做好應試的準備。

譚嗣同赴京以前，接到仲兄譚嗣襄從台灣寄回的信，這封信使他深感悵惋。原來，譚嗣襄到台灣後，唐景崧留他在當地任職，並將其推薦給布政使沈應奎，沈又將他推薦給巡撫劉銘傳。劉銘傳接見他以後，與其縱論時事，覺得他很有才能，就委派他管理鳳山縣鹽稅的征收工作。據記載，“鳳山地居台南，民貧賦重”，來到這裏的吏員大多假公濟私，將鹽稅視為財利聚集之處，貪汙中飽，百姓深受其害。譚嗣襄到任後，改訂章程，稽核賬目，賞罰分明，毫無偏徇，僅僅數月就使鹽局的麵貌完全改變。但這樣做，自然得罪了不少人，那些人對他進行毀謗、排擠。劉銘傳了解情況後，召見他加以鼓勵，打算提拔他管理台南府的鹽稅。但是，譚嗣襄有些意興闌珊，他想到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卻招眾怨，陷於孤立狀態，心情非常抑鬱。因此，他在寫給譚嗣同的信中就自然地流露出傷感。

譚嗣同立即回信，並附上兩首詩給哥哥譚嗣襄。其一詩雲：“飄蕩嗟如我，蜚騰時望君。誰知萬裏外，蹤跡困塵氛。”那一天晚上，油燈漸漸熄滅，月光像時間探出的一雙手伸進了房子，讓人恍然隔世。譚嗣同將信翻來覆去地看了幾遍，內心愁緒翻騰。他多麼希望兄長能夠在官場上有所作為啊！不要像他四處奔波、行蹤無定，最後徒留風裏的一聲歎息。此時他還不知道，嗣襄在台灣過得並不如意，依然困頓不安。以常理衡量，嗣襄以候補知州任縣中鹽稅，地位很低。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乃淮軍出身。嗣襄一湘人，又無有力背景，人生地疏，很難施展抱負。

春節過後，譚嗣同啟程赴京，先與侄兒譚傳簡（堂兄譚嗣棻之子）同往安定防軍駐地，向自己的摯友劉雲田告別。風雪漫天，馬踏寒冰，這對身份不對等的異姓兄弟在軍營燃起的篝火旁縱酒高歌。那天晚上，他們聊到很晚。譚嗣同說到劉雲田在陝州給譚繼洵延醫治病和舉著火把去買藥的往事，不禁生出諸多感慨。分別之日，劉雲田送譚嗣同叔侄上馬，他站在馬前，久久不願離去，淚如雨落。譚嗣同極少見劉雲田如此傷感，這個平日硬得像石頭一樣的漢子，在那一刻哭得狀如小兒女態，實在是情深之人。那一刻，譚嗣同內心生出了隱隱的不安。這世上的種種憂患真是讓人心意難平。果然，這是他們最後的訣別時刻。第二年，劉雲田患病逝世。

譚嗣同叔侄經陝西，出潼關，渡黃河，入山西，經河北，行旅匆匆。年年山風，春草複生，這條路他走過不止一次，雖然艱苦，但苦中作樂，也別有滋味。四月間，譚嗣同再次抵達北京，居住瀏陽會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