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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九年（1883）三月，譚嗣同赴湖北完婚。時令尚春，鳥聲和花葉有著恰如其分的輕靈。妻子李閏，是譚繼洵友人李壽蓉的長女。這是一樁門當戶對的親事，雙方都是書香世家。譚嗣同的嶽父李壽蓉，字篁仙，湖南長沙人。傳統婚姻守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過於重門第而忽視感情，並沒有為他們婚前互相了解創造條件，因此夫妻感情要靠在將來的共同生活中去培養。

戲本裏有英雄配美人，而聖賢隻在紙麵上談愛情，現實裏也隻是將三從四德的緊箍咒留給愛情。有趣的英雄，無趣的聖賢。後者喋喋不休，像是無所不能的老江湖。而對於愛情，他們甚至比不上世間任何一個情種，他們談的不是實在具體的愛情，而是陰陽男女化合之道，是別人的愛情，別人的體驗，別人的江湖。

對於這段包辦婚姻，頗富自由和平等意識的譚嗣同起初並不滿意。麵對李閏這位循規蹈矩的大家閨秀，他曾一度產生過逆反的情緒。李閏並不符合譚嗣同心目中對於妻子的想象，過於普通。眼前這個看上去端莊賢淑、麵目和善的女子，在人群中並不惹眼。個子不高，且有些富態，臉上還長有雀斑，更不懂得裝扮自己。途經陝西藍田的古藍橋時，想到傳說中裴航與雲英自由戀愛的故事，譚嗣同還曾寫詩自嘲：湘西雲樹接秦西，次弟名山入馬蹄。自笑瓊漿無分飲，藍橋薄酒醉如泥。對於讀書人來說，所謂愛情，不過是通過追求女子，將她們的德行與自己的人生目標合二為一。既要顏如玉，又要黃金屋，前者是獵色，後者是獵名利。這世上的優秀女人，可以激發男人的豪情壯誌，也可以平息男人心頭不切實際的狂想。她們就像是冥冥中提溜男人頭發，幫助其平地飛升的神秘力量。她們把男人的靈魂提升到距離俗塵很遠的地方，也可以把手鬆開，讓他們跌落塵埃。

婚慶是人間歡喜事，大歡喜。男女情愛，陰陽之愛，乾坤之愛。就像那戲文裏唱的：把一塊泥，撚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撚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這樣的戲文，聽上去耳熟眼熱，卻讓人覺得不夠誠懇，像少年人的心事。歡樂趣，離別苦，數十寒暑，真的不是那麼輕易跨越。譚嗣同與李閏的婚姻，遵從的是父親之命，他甚至覺得自己是這場婚姻的犧牲者。不是感情成全了他們的婚姻，而是來自兩個家庭的權力疊加，是當時最流行的婚姻構建方式。在譚嗣同看來，傳統男權文化哺育出來的婚姻是畸形的。它粗暴地將道德的重量，壓在女人那副柔嫩的雙肩上，讓她們負載難以承受的厄運，借以匡扶男權秩序的脊梁。如此情態，在《聊齋誌異》中俯拾皆是，那些自薦枕席、出錢置地、紅袖添香、擔水灑院、委曲求全的狐媚女子，她們的出現就是為了充當救世主，一邊要滿足那些現實世界裏四處碰壁的小男人的形而下之欲，一邊要成為他們精神世界的探照燈。

這是道貌岸然者的情欲做派，在他眼裏，他的父親譚繼洵即如此。譚嗣同不同，他將情義看得重於情欲。或許是因為母親早逝帶來的傷痛，讓他同情在婚姻關係中處於從屬地位的女性。譚嗣同的嶽父李壽蓉也非尋常文人，有人將他與曾國藩、王闓運等六人列為湖南六大對聯大師。此人進士出身，戶部任職時，頗受時任戶部尚書肅順賞識與器重。鹹豐九年（1859），肅順嚴治虧空，屢興大獄，李壽蓉因庫銀短缺，被追究責任，入獄三年。李壽蓉生性恬淡，但命運坎坷，原配熊氏二十五歲就去世，未留下一兒半女。李壽蓉身陷冤獄時，繼配夫人蔣氏正身懷六甲，聽說丈夫下獄，憂急相交，兩天後就血崩而亡，留下一幼女。李壽蓉出獄後，續娶王氏，接連生下三個女兒，長女即李閏。在李閏六歲那年，王氏又去世。所幸保姆高氏受王夫人臨終所托，盡心撫養李閏三姐妹，視同己出，令她們學習詩文和禮節，教導其賢淑女子的種種規矩。後來姐妹皆以賢聞名，高氏離世時，李閏為其寫下題照詩，雲：“髫齡失母實堪憐，朝夕相依十六年。問暖噓寒勤撫恤，追隨不異在娘前。”

譚繼洵很早即與李壽蓉約為婚姻，聘其長女李閏為媳。李閏於同治十年（1871）四月二十日生於北京，字韻卿。李壽蓉複官戶部時，譚繼洵亦任職戶部。兩人既為同鄉，又為同僚。同僚兼同鄉，這真是兒女婚姻的最好模板。李閏與譚嗣同都出生於北京，又都幼年喪母，有著相似的早年經曆。當時李家寓所“距琉璃廠才數百步”，與譚家所住北半截胡同相去不遠。

此後不久，李壽蓉捐資道員，分發湖北，以道員在湖北候補，攜全家遷居至武昌。光緒九年（1883）三月，譚繼洵從甘肅鞏秦階道升任甘肅按察使，經與李壽蓉相商，定下良辰吉日，為譚嗣同與李閏完婚。於是，譚嗣同奉父命奔赴千裏外的武昌。李閏，一個知性的人間女子，就這樣走進了譚嗣同的生命中。隨著相處日久，譚嗣同愈發尊重妻子，在他看來李閏是上天賜予自己的最美好的禮物。他的這份感念，源於對嶽父李壽蓉的感激。他稱嶽父家是“內外群從，率皆豪俊。登山臨水，觴詠不絕。劍客奇才，獻技在門。一童工書，一仆善棋，府史吏卒，傲脫不俗。所謂賣菜傭皆有六朝煙水氣矣”。也就是說，不僅嶽父才華出眾，就連他們家的仆人也都身懷所長，或長於書法，或長於下棋，就連買菜的仆人也活得像魏晉南北朝的士人那樣，很有文化氣質。

妻子李閏生在這樣的家庭，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從小知書達理，非常賢惠。所以譚嗣同覺得自己撿到了寶，婚後琴瑟和諧，也讓他消解了許多人生的煩惱。譚嗣同常年奔波在外，李閏將家中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所以譚嗣同曾在結婚十五周年送給妻子的詩中寫道：“十五年來同學道，養親撫侄賴君賢。”

除了門當戶對，譚嗣同和李閏的婚姻能夠幸福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譚嗣同與眾不同的男女觀和夫妻觀。譚嗣同向往的愛情，和那個時代大多數沒有愛情經曆的婚姻者一樣，都是他們心裏虛構的愛情。那是一個紅袖的世界、花的世界、顏如玉的世界。但與他們不同的是，譚嗣同有一個相對平等的世界觀。

男人和女人都是天地間的精英，都可以成就大事業，兩者是平等的。這種觀點在那個時代令人震驚。譚嗣同主張“夫妻皆朋友”，夫妻雙方沒有尊卑高下，而是平等的朋友。彼時中國，像他父親譚繼洵那樣有些財富和地位的男子娶妾，是最為平常之事，很多人一娶就好幾房。譚嗣同認為在婚姻問題上，婦女的人格尊嚴完全被漠視。而造成這一切的，皆因三綱之苦。夫既自命為綱，女性則淪為從屬，因而不以為恥。婚姻關係，應出之兩情相悅，伉儷篤重，女家不要索取財力，男家不得以嫁篋不厚而生菲薄之意。時至今日，其中弊病仍風行於世，不時釀出人間悲劇。不由讓人喟歎，問世間情為何物？婚姻又為何物？與其父不同，譚嗣同始終提倡一夫一妻的婚姻，一生未曾納妾。

結婚之日，嶽父李壽蓉親筆書贈對聯一副：“兩卷道書三尺劍，半潭秋水一房山。”上聯言養氣，下聯言定心，顯得意味深長。李壽蓉很賞識譚嗣同這個女婿，認為他是一個有大情懷的青年，將來定能成就一番事業。嶽父看姑爺，也是越看越喜歡。李壽蓉生性平和，風趣橫生，這與他的親家翁譚繼洵截然不同。譚繼洵是個循規蹈矩的官員、板著麵孔的家長，他不怎麼親近兒女。而李壽蓉則不然，他從不在子女和下人麵前擺架子。用今天的話說，他有一個有趣的靈魂，平日裏喜歡聽人講故事，自己也喜歡講故事，他還會將那些故事記錄下來。他很是欣賞自己的女婿，給予譚嗣同很多慰藉。每次譚嗣同去看望他，李壽蓉都非常開心，好吃好喝地招待，囑咐家人為其鋪上暖和的被子。譚嗣同也喜歡去嶽父家，甚至覺得在嶽父家比在自己家裏還要舒心。後來李壽蓉調往安徽為官，譚嗣同還不顧路途遙遠多次與妻子李閏一道去看望嶽父。他後來回憶嶽父對自己“恩禮綢至”，十分關照。兩人雖為翁婿，但更是誌同道合的忘年交。

自母親徐五緣過世後，盧氏不待見他，加之不得不南來北往地奔波，譚嗣同時常陷於苦悶之中。光緒十年（188），譚嗣同再次回到蘭州，他擁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在譚繼洵的安排下，譚嗣同與仲兄譚嗣襄都進入蘭州的新疆甘肅總糧台謀職。人都需要身份，沒有身份，人就容易被人群淹沒，無從辨認。這世上沉默的大多數，都是身份模糊的人，生也好，死也罷，記住他們的是他們的親友。活著的人，都想將自己的名和姓留下來，或躋身於史冊，或鐫刻於金石。於是，身份也就成了活人的通行證、死人的墓碑。這一年新疆建省，也就有了“甘肅新疆省”這個特殊的省名。“甘肅新疆省”並不是我們今日所理解的“超級行省”，涵蓋甘肅和新疆兩省。最初的“甘肅新疆省”不包括新疆東部地區，甘肅即甘肅，新疆即新疆。兩地因為地緣關係，難以分割，需要一定的“緩衝帶”。第二年，清政府在籌建台灣省時提出：“台灣雖設行省，必須與福建聯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製，庶可內外相維。”也就是說台灣設行省，必須與福建聯成一體，可以借鑒“甘肅新疆省”的製度和辦法。

清廷設立“甘肅新疆省”，由督辦新疆軍務的欽差大臣劉錦棠任甘肅新疆巡撫，譚鐘麟任陝甘總督，譚繼洵升任甘肅布政使。譚繼洵與劉錦棠關係密切，結為兒女親家。兒女的婚姻，親上加親，共生共榮，這也是官場中人將權力升級的手段。譚氏之女嗣嘉嫁於劉氏之子、新疆疏勒縣知縣劉國祉。譚氏兄弟在此間謀事約一年時間，譚嗣同回憶稱：“陝甘糧台有彙兌之票，可彙銀往應解陝、甘協餉之各省，毫不需費，票至，各省由藩庫發兌，以代運餉，立意極為靈巧。”劉錦棠考慮到新疆“漢、回雜處，語言文字隔閡不通”，認為他們不適宜久留此處，就以向朝廷“疏薦”為諾，將他們勸往他處。事後，劉錦棠奏保嗣襄以直隸州知州用，嗣同以知州補用，先換頂戴。從此，譚嗣同就有了候補知府的頭銜，知府相當於漢代的太守，故朋友之間有時也稱其為“複生太守”。

一個人有了地位，別人便不再將其視為獨來獨往的個體。置身於大時代中的每個人，誰又能完全代表自己，權貴不可以，聖賢也不可以。人與需合而為儒。可見讀書人在那個時代裏，很難讀出境界，讀出的往往是野心和欲望。於是乎，那大寫的儒便是有所求、有所為。人有所為，方可立世；人有所需，則摧眉折腰，虛弱不堪。由是，所謂儒，也就成了內心懦弱之人。

光緒十一年（1885）年春節後，譚嗣同從蘭州啟程返回湖南，四月中旬到達瀏陽。這一年八月，譚嗣同在長沙通過“錄科”（未參加科試的生員等，須經學政考試，合格的才有資格參加鄉試），繼而參加鄉試。清朝的鄉試和會試，名義上分作三場來考。頭場時文（八股文），二場經文（闡述五經內容），三場策問（提出有關經義或政事等問題，要求考生對答）。實際上，考官在評閱試卷時偏重頭場（即偏重以朱熹注釋的《四書》命題的八股文），二、三場試卷的字句隻要無大毛病，就算“中式”。譚嗣同治學務求博通，二、三場考試當然能取得好成績，但頭場所考八股文，卻由於他對此種形式上極其呆板、內容上隻可轉述朱熹的注釋而不許作者自由發揮的文體，素來厭惡，即使為了應付考試去迎合，去揣摩，也難以寫得完全符合考官的要求。於是，落榜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

譚嗣同在科舉考試方麵沒有天賦，他的功名始終停留在監生這一資格上。就連監生，也是依托在朝為官的父親打下的經濟基礎。譚繼洵掏腰包，捐納使其獲得監生出身，算是為他叩開了那道仕進的窄門。在科舉這條路上，譚嗣同始終沒有停下奔忙的腳步，他先後六次赴南北省試，合計八萬餘裏。如果將這個距離疊加，可以說譚嗣同為了科舉整整要繞上地球一周。雖然付出如此之大，但他還是無法體驗成功的喜悅。一次次铩羽而歸，譚繼洵對兒子屢試不中的狀態很不滿意。

他對譚嗣同的忠告，無非是讀書求進的要領。當然他說的那些話，譚嗣同還是記住了一點。身在天地牢籠內，就不要一天到晚想著做一個自由人，更不要被自己一時的情緒所左右。雖然讀的都是《四書》，但不同的人得到的東西也不盡相同。有人得到的隻是考試的題目和製藝的材料；有人則熱衷於故紙堆中的箋注校勘；還有人潔身自好，將其視作自身道德修養的門徑；也有人從中發現了古人的微言大義和先王之誌。但說一千道一萬，若無科舉考試，還有幾人會用心讀那些儒家經典？

譚嗣同厭惡科舉那一套，無法像父親譚繼洵那樣，做個束手束腳的人，文也循規，人也蹈矩。他們的人生一眼就能望到頭，既享受著權力帶來的便利，又抱怨著枷鎖縛身的煎熬，每日就在這糾結中度過。臨了，墓碑上刻滿這一世的頭銜。他承認自己在八股文寫作方麵缺乏天分，不合乎規範。在這方麵，他受到老師歐陽中鵠和劉人熙“有複古之思，用世之誌”的影響，從內心排斥千百年來讀書人所走的那條老路。當然，這樣的人生選擇也和他與生俱來的叛逆精神相契合。

譚繼洵對譚嗣同兄弟有著分工不同的安排，嗣同帶在身邊，督促學業，嗣襄則回瀏陽經營家業。譚繼升在世時，譚繼洵在瀏陽的地產由其代管，嗣襄輔佐。光緒十二年（1886年），譚繼升在瀏陽病卒，由其子譚嗣接替家庭地位。同時，譚嗣襄在經營田產方麵，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度。譚嗣同記載：仲兄歸鄉經營家政，勤敏異常。米鹽錢刀瑣屑之事，讀書人不屑為之，他卻能將其處理得井然有序，人莫能欺。不到十年時間，增置田產百餘畝。他為人慷慨好施，以義自任。他凡事親力親為，以己度人，就連烹飪灑掃之役，也親自察看並記錄下來。

譚嗣襄善於經營的能力，在家鄉被人視為“奇士”，而嫉妒他的人並不這麼認為，他們在背地裏譏議，說他不過是個敗家子。就連他的堂兄譚嗣也不以為然，多次寫信向叔父譚繼洵告狀。於是一封封從甘肅寄來的訓誡書信，讓譚嗣襄難以應對。就連他的老師歐陽中鵠也聞得風聲，提出告誡：“吾弟此歸專為經理家事，以尊府光景，根本不用擔心家無餘糧。你應該關起門來讀書，涵養德性，宏闊誌氣，這才是一個君子應該做的事，不必糾纏於買賤賣貴，仿效那些商販所行所為。”

譚嗣襄心緒難平，自認為在瀏陽難以安身，便要抽身離去。他的性格與譚嗣同極為相近。性情中見筋骨，不移不屈，不失本色。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如此感歎：人生世間，天地必有以困之：以天下事困聖賢、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貨利困商賈，以衣食困庸夫。天要困我，我必不為所困。

這樣的話聽來像是譚嗣同說出口的，可見兄弟二人朝夕相處，有太多共通之處。譚嗣襄決意離開瀏陽，自謀出路。他想要北上京師謁選，謀個實職，但又苦於缺乏經費。譚繼洵一直沒有給嗣同兄弟析分財產，隻是每月給些定數的零花錢，也不多給。他們沒有獨立的生活來源，經濟上完全依賴譚繼洵，頗為窘迫。

這時，譚嗣同懷著悲喜難明的心情再次回到故鄉。雖不免傷時感事，但見到仲兄譚嗣襄仍是最大的喜樂。回到瀏陽，除了跟堂兄弟們把酒言歡，大多數時間都待在仲兄身邊。自從母親和伯兄、姐姐去世，他和仲兄譚繼襄本就親近的距離拉得更近了。無須酒酣耳熱，兄弟二人坐於書齋，縱情高論。他們在一起似乎有著說不完的話，感情在歲月中的積澱一時得以宣泄。他們是血親兄弟，也是世間知己。彼此不講什麼禮數，自由自在。梅花巷的東麵有一片竹林，綠蔭蔽天，其中生長的竹筍鮮脆可口。他們經常會走到這裏，望著不遠處的瀏陽河，感歎人生的順境和逆境。

他們的父親譚嗣洵總說，這個世道是公平的，有能力、有才學才可以進入體製內吃上一碗官家飯，有本事的人才能得到提拔重用。譚嗣同私下也與哥哥聊過，他們認為，吃上官飯，是一個人展示才能和本事的初始階段。所謂的本事，不過是低級的奉迎之道，是人性卑劣的自然反應。而他們的父親做不到，雖然有吃上官飯的才學，卻沒有混跡官場的本事。

譚嗣同和哥哥一次次走進考場，又一次次承受著榜上無名的屈辱。在這段時間裏，兄弟二人不停地輾轉於科場，就像是衝鋒陷陣的戰士，持心中之劍去迎接命運的各種挑戰。可很多時候，這個世俗世界為他們安排下的“有物之陣”就像一件華美的袍子，掀開來看，從裏麵蹦出來的全是跳蚤。用一把心中之劍去對付一隻隻跳蚤，實在是說不過去。

因為他們的父親是地方大員，他們自然被體製內人士高看一眼，但其中苦澀的滋味隻有他們知道。父親像一座山，將他們壓得死死的，動彈不得。他們的路，是父親道路的延續。他們是宗族血緣鏈上的其中一環，他們不屬於自己，或者說自己對於宗族來說，隻是一個虛詞。實實在在，又若隱若現。十一月間，譚嗣同告別仲兄動身前往甘肅，在陝西度歲，到次年正月才到達蘭州。到達蘭州後，他就在布政使署憩園的一間簡陋的房子裏住了下來，潛心向學。此時，正值春雨連綿，房屋四壁長起點點青苔，雨水從破瓦縫裏落下來，淋濕了屋中地板，外麵廊階也為積水所淹。盡管環境和氣候不好，但他處之泰然，覺得這比跟著父親和庶母住在一起要心情舒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