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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八年（1882）春，譚嗣同辭別老師塗啟先和仲兄嗣襄，前往甘肅。他由瀏陽坐船到長沙，又由水路至襄陽，再坐船到荊子關，至陝西境內改走旱路。在夏天，到達秦州。漫長的旅途使年少的譚嗣同嘗盡了苦頭，也讓他的身心得到了加倍曆練，沿途的風土人情更是讓他大開眼界。此後十年間，譚嗣同曾多次往返於甘肅和湖南瀏陽之間。

見到父親後，譚嗣同將兩年來跟隨塗啟先讀書的情況，向譚繼洵作了稟告。少年人，隻要正直端方，就能讓長者心安。譚繼洵告誡他應該把精力集中在時文製藝上，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與科考無關的學問上。在父親的安排下，譚嗣同折往蘭州，跟隨當地擅長八股文的儒士學習，初冬時才返回秦州。雖在父親和老師的監督下勉強用功，卻時時跳出科舉考試相關的科目，研讀各種與科舉考試無關的雜書。更會時時逃出學堂，去幹一些嬉戲玩耍不務正業的勾當。蘭州之地，天高地迥，如孤身一人闖入廣闊世界，不管來路歸途，隻圖自家痛快。

譚嗣同在漫遊的過程中，他的父親譚繼洵不斷地催促他參加各省的科舉考試。譚嗣同雖極不情願，但一來不能違拗父親的命令，二來當時的讀書人能走的道路也隻有科舉入仕一途，故而譚嗣同雖不熱心，還是於光緒十一年（1885）至光緒十九年（189）間，先後在甘肅、湖南、湖北、北京等地參加過六次省試，均名落孫山。再次落第後，譚嗣同在朋友麵前發出慨歎：“應試之經義，引繩批根，實足以困一世之通才，使即於陋。近見鄉試闈藝，牛鬼蛇神，無奇不有，異學爭鳴，足為世道之憂。”他認為，學問本是天下公器，師承不同，也不至於以考取功名為目的而故步自封，不再相互切磋、辨學，唯恐被他人獵取，使自己在科舉考試中喪失競爭機會。

這是一番絕對虛構不了的話，譚嗣同甚至將此視為殺人的邏輯。清醒如譚嗣同，雖好讀，隻能不求甚解，但心中有一股浩浩之氣衝蕩。據譚延闓說：甲午（1894）年湖南鄉試，譚嗣同寓居其家。揭榜之日，譚嗣同急切如熱鍋螞蟻，繞室回環，一直到天亮。由此可見，譚嗣同雖然排斥科考，但他也渴望功名傍身。就算他不是為了自己，這世上有多少雙他者的眼睛，注視著自己和譚家的門楣，令人動彈不得。

生命在喋喋不休的追問中慢慢發酵，每一個人，無論他是聰明還是愚笨，美貌還是醜陋，麵對現實世界的蕪雜、精神世界的困頓，仰望星空問得最多的還是那一句——去往何處？譚嗣同心中也有如此追問，他的困惑，源於他對大多數人的選擇充滿疑惑。

晚近仕途分為正途和異途。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學銜進入官場，謂之正途；由捐納獲得功名而進入官場，謂之異途。由異途入仕者中，官宦子弟居多，因為異途入仕需要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的門檻，平民子弟有心無力。譚嗣同兄弟屢試不中，正途受阻，譚繼洵開始設法讓他們走異途。譚繼洵在為嗣同兄弟報捐監生後，又於稍後分別為嗣襄報捐鹽運使司提舉銜，為嗣同報捐同知，指分浙江試用。

寒來暑往，沒完沒了的考試，牽扯了譚嗣同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又加上父親譚繼洵不願放他遠遊，使他的行走未能如其所願那般“盡四方之誌”，這多少讓他有些遺憾。盡管如此，在那不多不少的漫遊中，每一座山，每一條河，每一段長路，皆給肉身靈魂以補養。天地引而不發，有君子性。野地野物，能觸摸到君子性。夏日烈風，冬日寒雨，讓譚嗣同從中大受裨益。

一個人的才華或異能，一定和他走過的道路是相通的。一個人是不可能回到過去的，無論精神還是身體。此後數年，譚嗣同往來於西北、湖南之間，南北趕考，疲於奔命。他的一身英雄膽氣，是風和沙的較量，是山和水的較量，是書與劍的較量。與京城裏那些出入樓堂館所的貴公子相比，譚嗣同更像是一個布衣書生，或是一介俠士。譚嗣同在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孤絕不群、深思求異，頗有別於朝野時流。誠如梁啟超所說：“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

譚嗣同身上頗有俠義之風，十二歲在京城讀書時，便結交了“大刀王五”。大刀王五，乃京師頗有名望的江湖俠士。兒時看連環畫，見那畫中的王五滿麵虯髯，虎目豹眼，手持一把大環刀。男孩子從小都有俠客夢，為此，我還專門去研究了王五手中的那把刀。大環刀，根據鐵環的數量分為三環刀、四環刀、五環刀等，其中數量最高的就是九環刀，一共有九個環。武功高深之人，刀成為身體的一部分，出刀的時候，鐵環不會震蕩出聲。鐵環越多，武術境界越高。於是，認定大刀王五使的便是九環刀。王五，本名王正誼，字子斌，祖籍河北滄州，回族人。如同當時大多數習武之人，王五出身貧寒之家，三歲喪父。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飽經世情冷暖，後拜武術名家肖和成為師，打下了武術根基。滄州當時最有名的武師當數雙刀李鳳崗。為了修習更高的武藝，王五便想拜他為師，卻多次吃了閉門羹，他就長跪門前以示誠心，李鳳崗為其精神打動，便收其為徒。因其在李鳳崗門下排行第五，人稱“小五子”；又因他刀法純熟，德義高尚，故世人皆稱其為“大刀王五”。

為了將王五鍛煉成更加全麵的人才，李鳳崗又將他推薦給師兄劉仕龍，一起押鏢，行走江湖。經過數年的鍛煉，王五出師，他先到天津，後又到北京，經人介紹到一家鏢局當了鏢師。後來，他利用自己的積蓄，加上朋友的幫忙，在北京半壁街（崇文區）開了一間名為順源的鏢局（後遷往廣安大街）。順源鏢局活動範圍廣大，北自山海關，南到江蘇淮安市清江浦。大刀王五的鏢局，雖然隻是北京城裏八大鏢局之一，但是由於王五的名氣大，走鏢的時候，隻要亮出他的堂號，四方綠林，無不拜服。江湖中傳言，王五的刀喂過人血，血氣滾滾，安定四方。

王五不僅深受江湖人士推崇，其愛國義舉更是廣為傳揚。甲午戰爭失敗後，禦史安維峻因上疏要求嚴懲誤國者，而被革職戍邊。王五出於義憤，毅然擔負起護送安維峻的責任。回京後，王五便創辦了一所名為“父武義學”的武館，幫助貧家子弟修文學武。

記不起曾在何處讀到過，譚嗣同酒量驚人。又或許是我一廂情願的臆想。豪傑以酒交友，酒旗在京城的風中飄著。因為酒旗，讓人覺得那風是堅硬的，也是暖暖的。王五俠義心腸，與譚嗣同雖是師徒，竟成忘年之交，王比譚大十多歲，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譚嗣同從大刀王五那裏不僅學到了技擊之術，還聽來諸多鋤強扶弱的掌故和曆險之事。那些快意恩仇的江湖事，讓少年的譚嗣同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

庭院鎖著一彎夜色，夜色裹住人，地上的影子明明滅滅如燭火照壁。瀏陽會館的用人說譚嗣同在京時，王五每日破曉便來會館教授其劍法。譚嗣同學得刻苦，不敢稍加怠慢，他向來反對中國傳統武術“持靜”的態度，說“唯靜故惰，惰則愚”，“主靜者，惰歸之暮氣，鬼道也”，認為應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譚嗣同雖然有著文人的善感，但因這縱馬江湖的豪情，讓他心底的那份憂愁生出了勃勃的力量，所以在他的筆下，憂愁也是烈性的。

北京城當時還有一位江湖俠士，人稱“通臂猿胡七”，本名胡致廷，譚嗣同跟他學了太極拳、雙刀等武藝。胡致廷還創辦了一個秘密團體，叫“十八兄弟”，他們在江湖上扶弱懲強，想要“打盡天下之不平”。譚嗣同和這兩位民間俠士可以說是生死之交。譚嗣同作為官宦子弟，又是個讀書人，卻樂於結交江湖好漢，一身俠氣，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譚嗣同喜歡讀《墨子》，更強化了他從王五、胡七等江湖人士那裏接受的任俠思想。十九歲時開始研讀《墨子》，任俠思想和他浪漫豪爽的性格極為相契。譚嗣同在《仁學·自敘》中說，“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儒家提倡和塑造的是謙謙君子，而墨子眼中的君子則是英勇尚武的威武君子。墨子在他的《經上》中對“勇”和“任”都給出了解釋，認為“勇”是人奮勇而為的意誌，而“任”是寧願犧牲也要成全自己應該完成的事業。墨子和他的門下都是敢作敢為，能夠為自己認為正義的事業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人。

魯迅說過，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墨家的思想、學說，顯然更符合譚嗣同的胃口，墨家門徒的行為讓他欽佩至極。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中國文人向來有自設藩籬以拈花獨笑的自戀癖好，得益於這個團體在現實中掌握著高亮的話語權。他們手握毛筆，用自己格致所得來的三觀，指點這個世界迷茫的人們。他們習慣於將端坐如儀的姿態視為一種世人皆需仰之的境界，其實充當的不過是世界警察的角色，有著四處插一腳的壞習慣。木有文人器物，瓷有文人瓷，畫有文人畫，這都可以理解，武之一道實在是無謂在能、妙、神之上再著一逸字。譚嗣同所好甚廣，卻能跳出文人的局限來捧出他的一腔誠意，這也的確難得。

譚嗣同追隨父親遠赴秦隴後，西北地區為其任俠尚武提供了廣闊的舞台。秦隴之地山川浩渺，民風彪悍粗獷，尚武之風由來已久。在譚嗣同看來，秦隴歲月充滿了年輕人特有的壯懷激烈與豪邁氣概。用他的話說：“目營浩罕所屯，誌馳伊吾以北。穹天泱漭，矢音敕勒之川；鬥酒縱橫，抵掌《遊俠》之傳。”譚嗣同在當時曾有一小照，因年代久遠，技術粗糙，畫麵模糊，但仍可辨識“旌旗行行，百餘健兒羅立，公立其中”。一個特殊的條件使得譚嗣同兄弟有機會深入體驗軍旅生活，他們的父親譚繼洵身為“鞏秦階道”，有權節製所轄境內之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武官，是地方的文武長官。

他父親的幕府裏有個叫劉雲田的幕僚，也是湖南老鄉，曾教譚嗣同騎射之術。當時的幕僚很多，譚嗣同不願意多與他們接談，卻與敢於任事、秉性純樸，在安定（今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防軍參讚軍務的劉雲田往來。譚嗣同每次來到安定防軍駐地時，官兵們見道台的公子來了，都恭敬地出來迎接，然後熱情地款待，擺下酒宴，奏響軍樂，還表演戲劇，以求博得道台公子的歡心。譚嗣同對於如此排場，好像並不感興趣，隻是敷衍一番，便與劉雲田騎馬往山穀馳騁而去。譚嗣同有一首《馬上作》，曰：“少有馳驅誌，愁看髀肉生。一鞭衝暮靄，積雪亂微晴。凍雀迎風墮，饞狼尾客行。休論羈泊苦，馬亦困長征。”想必當年那馳騁是暢快的，絕塵而去，馬踏冷風，不由令今時之我心馳神往。

那是怎樣一番景象，譚嗣同在詩裏唱道：凜冽的北風裹挾著沙石，撲麵而來。遼遠無際的曠野深處，傳來駱駝的嘶鳴，與天空的雁鳴、與豺狼的嗥叫雜糅並起，組成了令人驚怖的時空交響曲。他們讓獵鷹立於肩頭，腰上挎著弓矢，和上百個健壯的士兵及當地的少數民族居民，迎著風前進，在曠野裏追逐倉皇奔逃的野獸。到了夜晚，大家在沙漠上撐起篷幕，席地而坐，縱情高論，舀黃羊血拌雪吞咽。少數民族的居民們彈著琵琶，唱著歌謠，譚嗣同沉醉在這自由的世界裏，忘卻了那個混沌的社會附著己身的悲苦。譚嗣同後來回憶他與紅娘子躺在沙漠裏數星星，直到流沙將他們一層層地覆蓋。那些快樂無憂的時光，讓人怎能不懷想。

當人在現實世界裏遇到堵塞的時候，會自然向精神世界妥協，而精神世界的圓滿並不比現實的圓滿來得容易。除了現實逼迫的功名理想，譚嗣同還有一個英雄的夢想。英雄是這個世界最為獨特的物種，有關於熱血、生命與忠誠。而在這些標簽符號的背後，還有一套強大的信仰係統支撐著。

少年人的英雄夢與這個世界有著對抗的一麵，很多時候來自熱血和勇氣。人類社會從野蠻的叢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進步是學會了在勞作之餘仰望星空，也正是仰望，讓我們看見了天地神明，看見了人間英傑。更重要的是，仰望讓我們的內心升起了圖騰，建立了名譽。地上的聖賢既是仰望者，也是被仰望的星辰。一百多年後，人們習慣問對方一句，你幸福嗎？如果有人問彼時的譚嗣同，他會決絕地告訴你，他是幸福的。無論是仰望也好，被仰望也好，至少他的內心總是向著光明處去的。人的幸福，從來不是手裏攥的，不是嘴裏含的，而是心底裏的那份堅定。

一個隆冬朔雪的日子，譚嗣同逼著劉雲田和自己並馬驅馳於河西走廊杳無人煙的深山之中。他們騎行了整整七個晝夜，行程有一千六百裏之遠。峭壁懸崖，冰川雪嶺，到最後以至於雙腿都被磨得血肉淋漓，旁人皆驚駭不已，而譚嗣同卻殊然不覺，怡然自樂。劉雲田事後回憶：“嗣同兄弟少年盛氣，淩厲無前……掬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作秦聲。或據服匿，群相飲博，歡呼達旦。”在刀與筆、血與墨的選擇裏，譚嗣同是一個近乎異類的綜合體。按說這種勇猛精進的態度本不該出現在一個世家公子身上，可偏偏譚嗣同做了那個清剛亢勇之人。這種發乎天然，不拘泥於絲毫社會習氣的男兒天性，像一顆發亮的寶石鑲嵌在青年譚嗣同的身上，實在是難能可貴。

譚嗣同想象著自己是邊塞英雄，是豪傑之士，來往於天地間。父親說他太過於浪漫，讓他及早想清楚自己這輩子到底要做什麼，不能混混沌沌。彼時的譚嗣同正在讀《墨子》，“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誌”，並作自題小照詞一首，詞牌為《望海潮》：“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十八歲的少年，問自己“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自是讓人會心而笑。而結句更妙：“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既像是自問自答者的喃喃自語，又像是自狂自傲者的賣萌自誇。眼前這獨坐獨吟、任性任俠的人不是譚嗣同，還有誰？

壯遊期間，譚嗣同意外地從湖北江夏兩個極其偏遠的地方，得到了他鐘愛一生的兩件舊物：“蕉雨琴”與“鳳矩劍”。兩件舊物的原主人是舍生取義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平生最崇敬之人。在譚嗣同看來，這個民族從來就不缺英雄，英雄的結局太過於悲情，如同一個高級物件的標配。曆史鋪陳了那麼大一個舞台，就是為了成全他的一世英名。

譚嗣同彈得一手好琴，曾親自監製“殘雷”和“崩霆”兩架七弦琴。據史料記載，1890年的那個盛夏，譚府宅院裏的兩棵梧桐樹被雷霆劈倒一棵，譚嗣同便以梧桐樹的殘幹請人製成兩架七弦琴，分別命名為“殘雷”與“崩霆”，並親自撰寫了琴銘。

夜氣晴朗，月光覆在色沉質堅的琴身上，仿佛融入澄澈的水裏，隱隱顯出殘雷琴背麵上的那一行琴銘：“破天一聲揮大斧，幹斷柯折皮骨腐。縱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嗚咽哀鳴莽終古！”聽那一聲驚雷破空而來，好似一把大斧將梧桐樹的枝幹斬斷劈折。曆經苦難的它終於要化腐朽為神奇，木為良材，化身為琴。即便如此，又怎能消解它在時間深處所經曆的苦難？琴聲如泣如訴，嗚咽哀鳴的聲音響徹千古。再看那崩霆琴的琴銘：“雷經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於琴而無益於桐。”琴的曆史從那一聲霹靂聲中來，直到有人將它做成了琴結束，這一切無益於桐而有益於琴。梧桐樹曆經劫難而終成良琴，琴在時間深處發出響亮的警世之音。

這兩首琴銘恰是譚嗣同一生的寫照，如同讖語般預示著他早已為自己設計好的人生結局。崩霆和殘雷兩架琴伴隨譚嗣同的一生。譚嗣同少年時愛好習武，常常在清晨聞雞起舞擊劍；同時又彈得一手好琴，常常以琴抒發內心的情感，所以世人送他一個“劍膽琴心”的雅號。

譚嗣同最鐘愛的身外之物，莫過於琴與劍。尤其是他經常隨身佩帶的“鳳矩劍”，更是寸步不離。我曾經走進一座假山環繞的庭院，由於主人的緣故，庭院散發出一股神秘的氣場。水與墨，黑與白，琴與劍，虛與實，世間萬物相生相克，人的一生也不過一軸風月畫卷。行文至此，我從電腦裏找一段古琴的音頻，將音量壓低。琴音流淌出來的時候，時間飛快地往後退。21世紀是個不美的時代，或者說是不崇尚美的時代，活著的有用壓倒一切美的無用。舊世界創造的美，琴劍茗閣，堂前燕子，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裏無處落腳。美成了一種炫耀，一種表演，一種急功近利。

追隨父親譚繼洵來到甘肅後，譚嗣同經常與衙署的兵弁們一起舞槍弄棒，操練武術。他瘦弱的體質漸漸健壯起來，英姿勃發，意氣昂揚。其實，上古時代，人們好武，儒士並不柔弱。孔子時代，讀書人要學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射是射箭等武事。孔子的學生中就有不少勇武剛直之人，比如子路、子張。隻是到了近古，科舉製度越來越強化，越來越偏重辭章，讀書人的尚武精神才逐漸蛻化，文武難以兼容。譚嗣同的知識結構，迥異於當時的讀書人，其實是很值得今人研究的。

歐陽中鵠的嫡孫，已故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先生回憶：“我小時候常見他（譚嗣同），當時瀏陽士子以他走過的地方最多，是邑中最能通達中外形勢的人，他可說是無書不讀。經史詞賦之外，於基督教義、神學、佛學，無不精研，而於政治、哲學，致力尤多。他於文事之暇，喜歡技擊，會騎馬，會舞劍。我曾見他蹲在地上，叫兩個人緊握他的辮根，他一翻身站起來，那兩個人都跌一跤。他寫起字來，喜歡用食指壓住筆頭。人家覺得他無論什麼都有點與眾不同。我雖是小孩子，也覺得每見他時，就不由得引起一種好奇心。總之，他是無處不表露才氣縱橫不可一世之概。”

行走於河西走廊的蒼茫山河間，那個宣南城外曾經的憂傷少年，已然蛻變為一個傲俗絕塵的熱血青年，顧盼自雄之氣已昂然勃發於天地間。譚嗣同在十年的漫遊生涯中，領略了壯美如雲的山河，領略了風霜鋪路的艱辛。所過之處，他寫下了許多美好的詩篇。他十五歲學詩，初學留有一組七絕，並無過人之處。青年時詩力乃成，一本《莽蒼蒼集》中，五古規整高曠，五律能時見奇句，但總是七言更能見其性情。譚嗣同的七言看似入於李賀，出於太白，字句求奇，而氣足神沛，自有種綿延吐納的浩氣。內行之人一眼便可看出，譚嗣同的詩雖然神肖太白，但內在氣韻似李賀，他曾有句“自向冰天煉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既是自號通眉生，也有向李賀致敬之意。麵相學上說眉間貫通之人往往倔強自高，不容易接受別人的意見，李賀如斯，譚嗣同亦如斯。

彼時，一個詩人最大的敵人或許就是時下流行的同光體，即同治年和光緒年流行的一種詩歌體例。若說同光有體，晚清各名家也各有所本，但若說同光無體，跳出那個時代回頭看，卻也很容易就把握其流脈所向。千筆萬花，不循盛唐體例，卻以宋為綱。今人學古體詩，同光體不失為一條捷徑，稍有才力者，磋磨一年當有小成。今日文壇不乏古體詩愛好者，我也經常收到文友發來的律詩，每日一首或數首。不敢評論，不懂也不敢裝懂。若能讓我讀出詩書禮樂的韻致，便會送上一個讚；若能再讓我讀出暮雨青衫、西風流年，我便會送上兩個讚；若能再三讀出法相莊嚴、如見祥雲，便會送上好幾個讚。隻覺得那寫詩的文友，不再是那平日裏所見的酒蒙子、話簍子，肉身俗胎化為一團精光性靈。

在這十年間，譚嗣同迎來了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期。我們今日能夠讀到一些譚嗣同早年的詩歌，那些句子是他思考人性、星月、河流時的感受。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見識此處的山川，又見識彼處的河流。他在時空的漂移中發現了自己，而且把這種發現帶到每一種感情、每一種生活、每一種想法中去。他在崆峒山，看到崆峒山上的奇石怪鬆和漫山的桃花，寫下“四望桃花紅滿穀，不應仍問武陵源”。途經陝甘大地，他忍不住寫下“蛙聲鳥語隨鞭影，水態山容足性靈”。在經過雄偉壯觀的秦嶺時，他又寫下“綠雨籠煙山四圍，水田千頃畫僧衣”。譚嗣同在遊洞庭、過平津、回湖南、逛武漢、經隴山等地方的時候，也都寫下了或氣勢磅礴或清新委婉的詩句。

十年的漫遊生涯，譚嗣同領略了大好河山，也讓他在現實的晦暗中看到一抹天光。一路上，入眼的除了河山，還有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底層民眾的現實慘狀。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彼時中國正處於西方列強的碾壓之下。軍事上，英國對雲南和西藏進行侵略，法國因為侵犯越南進而挑起中法戰爭，沙皇俄國則對西北邊疆進行侵擾；經濟上，西方國家通過不平等條約中攫取的各種特權，不斷擴大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加緊對中國廣大地區的掠奪，從而進一步瓦解中國的自然經濟，導致廣大農村陷入衰退破敗。此時的大清國早已是貪腐之國，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舉國皆貪，腐敗已成為官員們的日常工作。這是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廣大的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遭遇自然災害，就難以維持生計，要麼落難逃荒，要麼揭竿起義。

此後在一次同自己的老師歐陽中鵠的通信中，譚嗣同講述了他在天津附近看到的流民的狀況。講到一批遭遇水災的難民在河堤上支起蘆席為屋。那屋極為狹小，看上去櫃子一般大小。成千上萬的難民個個麵帶菜色，骨瘦如柴。他還說，能夠逃到那裏的民眾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因為順天直隸的水災，十餘年來未曾中斷，而夏天永定河又決堤，河道壅塞，出海口被阻塞，有的隻是水害而絕無水利。此時清政府的高官大吏，不顧民眾的生死，決計不去疏浚河道海口，還幸災樂禍地講：“這是天生奇險以衛京師，讓外國人的兵艦無法駛入內河。”但廣大的災民卻即將變為魚鱉了。

廟堂與江湖之間，從來就是人心搖擺的懸針。高處臨風，低處接地氣，兩處皆得者寥寥。通過對底層社會的了解，譚嗣同體味到民間的疾苦，更了解到這個老朽帝國的昏庸腐敗，從而加深了他對朝廷現狀的不滿。譚嗣同此時沉迷於“永嘉之學”。所謂“永嘉之學”，是指南宋陳亮（同甫）、葉適（水心）等人的浙東經世之學，宋明以來，它與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在儒學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譚嗣同愛讀陳亮的《龍川文集》，認為他的評論散發著雄邁超脫之氣，務實而不務虛。陳亮以布衣身份批評議論天下大事，切中時弊，無所顧忌，“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霍震爍於霄壤”。

譚嗣同將陳亮視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接近陳亮為樂，以接近陳亮為榮。這一時期，譚的一些政論文章挾風雨雷電之勢，話語之間有龍蛇虎豹出沒。他最為得意的是，有師友說他行事作文隱然有“龍川遺風”。每個人在他早年的時候，都會帶著自己的寓言行走世間，與其說他們在尋找自己的精神坐標，不如說他們在尋找自己。人，活在這個世上，尋找自己是最難的。

譚嗣同要找的那個自己，是豪邁灑脫，重諾輕死，具有任俠之風的自己。永嘉學派，於此時尋找人生方向的譚嗣同看來，是最為接近“任俠”一派的。據《譚嗣同年譜》記載，譚嗣同開始讀《墨子》是在十九歲時，即1883年。他說，墨學分作兩派，一曰“任俠”，也就是他後來所說的“仁”。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也就是所謂學問，在秦朝有《呂氏春秋》，在漢朝有《淮南子》，各識其偏端。永嘉學派以天下為己任，主張經世致用，注意求考國家成敗興亡之理，提倡實用之學。這是譚嗣同兄弟早期所推崇的經世之學。甚至友人斷言，嗣同夙慕陳同甫，故自名嗣同。這雖是無稽之談，亦可見永嘉之學對譚嗣同的影響。

本雅明說：“詩人們在他們的街道上找到了社會的渣滓，並從這種渣滓中繁衍出他們的英雄主人公。”而此時的譚嗣同帶著自己像山河一樣遼闊的詩意，遇見陳同甫。傳統社會對禮樂崩壞的應對很簡單——“禮失而求諸野”。連孔子都認為，當我們置身於天崩地解的大時代，變革的力量不是來自上層，而是來自下層。我們要學會從下層獲取變革的勇氣，學會從下層獲取創作禮樂的靈感。

人的成長，是從懷疑自己開始的。譚嗣同開始懷疑自己曾經許之為經世之學的學問，進而思考什麼樣的學問才是真正的經世學問。他和仲兄譚嗣襄在父親的安排下，忙著迎合這個世界衡量成功與失敗的標準。通過十年的漫遊，他跟從許多老師，學到了淵博的知識，接觸到深刻的思想，與此同時結識了許多朋友。他跟隨那些有名望、有思想的老師研讀各類書籍，探討各種學問，同他的那些朋友一起共同從事自己認為可以經世救國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