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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霜夜降，人事輾轉，就連門庭前植下的一株楓樹也會因季節換了妝容，改了顏色。我們繼續打量譚嗣同的少年時代，不難發現，“在路上”是他成長的關鍵詞。古人書劍飄零，遊曆四方。名士脫俗，聖人超凡，從來不是一蹴而就。他們必須越過河流、山崗、集鎮、荒漠，最後才能抵達某個地方。那個地方，既是物理意義的處所，也是精神層麵的支撐。譚嗣同也不例外。我們尋找他，又何嘗不是在大地上尋找一條道路，直抵他的來處與去處。天空還在，明月還在，想象著，一個身著青灰色衣服的青年，背著琴劍書箱，滿麵風塵從時間深處走來。馬的鐵蹄聲踏在驛道上，老遠就能聽得見。車行轔轔，日夜蜿蜒不停，漸行漸北。

光緒三年（1877），譚繼洵由戶部郎中外放甘肅鞏秦階道。所謂“鞏秦階道”即管轄鞏昌、秦州、階州三個州的道員。這是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級行政長官，譚繼洵被授予二品官銜。京官外放，品級不低，自然是值得歡喜的事。

譚繼洵在京為官十七年，還從來沒有華服乘馬，榮歸故鄉。此次外放，他離京陛見時特意提出“擬告假回籍修墓”，獲得批準，給了他一年的假期。老馬識途，半百已過的譚繼洵亦識途，不過譚繼洵是官，官威近虎。大人坐擁權位，變化如虎，虎威抖擻。古書稱虎威是老虎骨頭，如乙字，長三寸許，在肋兩旁的皮下，尾端亦有之。取而佩之，臨官而能威眾，無官也能辟邪。為官不還鄉，無異於錦衣夜行。譚繼洵攜全家離京返湘，嗣同隨行，暫時結束北京的生活，回到家鄉瀏陽。這是譚嗣同第一次回到故鄉，也是第一次遠行。他們取道天津浮海經煙台至上海，坐船溯長江經江蘇、安徽至湖北，又坐船溯長江泛洞庭，溯湘江至長沙，再坐馬車至瀏陽。他們到達瀏陽時，已是冰封大地的深冬時節。

譚繼洵在瀏陽置辦的田產主要由兄長譚繼升代為打理，瀏陽縣城北門建造的這棟頗為寬敞的房屋便是譚繼升幫助監造的。次子譚嗣襄自護送母親徐五緣等家人的靈柩回瀏陽安厝後，就居住在這裏。譚嗣同第一次回瀏陽，雖有喪母之痛淤積心底，但見到久別的仲兄，心情隨之大好。

初次踏上鄉土的譚嗣同，對眼前的一切並不感到陌生，好像生來就屬於這裏。山存厚德，水見靈性。山有一股執拗，水常常溫柔婉約。母親在世時，經常會向他們兄妹說起瀏陽的風物。瀏陽縣城的周圍，都是巍峨而幽邃的山嶺，即使是冬天，密密匝匝的鬆林和高大的樟樹在朔風冰雪中兀自挺立，不改蒼翠的麵目。溶溶的瀏陽河，從縣城的南麵流過，在清冷的日光照射下，水麵泛著凜冽的光澤。載著貨物的船隻像是有人在暗中撥弄，循序而行，往來不絕。岸灘上曬著一匹匹漂洗過的、用經線和緯線織出的夏布，讓譚嗣同不由想起生前經常熬夜織布的母親。母親已經不在人世，沒有母親的故園，雖然美如畫，但在他看來也有幾分淒涼。

瀏陽城的街道上，人們熙來攘往，雖比不得京城的繁華，但因靠近年關，總會比平日熱鬧許多。城東南的孔廟，是按照宮殿的規製建造的，碧瓦紅牆，簷牙高啄，顯得莊嚴而雅麗。這一切，都深深吸引著遠方歸來的遊子譚嗣同。

光緒四年（1878）春節後，譚繼洵敦請從北京回來的歐陽中鵠來家中教譚嗣同讀書。此次回鄉，譚繼洵還有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要辦，那便是將亡妻徐五緣的靈柩葬於南鄉唐家鋪對門石山下。世上事紛擾熙攘，死亡卻十分冷清。讓譚嗣同感到欣慰的，是父親請歐陽中鵠給母親徐五緣寫了一篇墓誌銘。在墓誌銘中，歐陽中鵠稱頌徐五緣：“夫人恭儉誠樸，居嘗閫內肅然，家人皆秩秩有法，以是心常敬之，竊謂其有古賢女之風。”寥寥數筆間，一個律己、治家皆嚴格的婦人形象躍然紙上。或許是由於徐氏在譚繼洵處得到的敬畏多於愛寵，這使她持家之時難以放下姿態，輕鬆上陣。

人的死亡，不隻肉身消失，時間也在消失，就像徐氏，她從瀏陽出發，再回到瀏陽，屬於她的時間也隨之消失。魂兮歸來，縣境的許多鄉紳和親朋紛紛前來吊唁。在來賓中，譚嗣同認識了比他小兩歲的唐才常，兩人一見如故，促膝長談，很快成為知心朋友。少年情誼最珍貴，有赤誠，有質樸，又多了幾分新鮮。

唐才常央求父親唐賢疇（時在縣城設館授徒），讓他也拜歐陽中鵠為師。於是，譚嗣同和唐才常同窗共硯，他們在歐陽中鵠的教導下，度過一段美好的求學時光。唐才常與譚嗣同由此成為同窗至交，並稱為“瀏陽二傑”。譚嗣同後來在信中親切稱唐為“紱丞同門”。

譚嗣同在瀏陽老家的恬適時光並沒有維持多久，父親又要前往甘肅赴任。起程的那一天，譚嗣同和唐才常這對小夥伴，互致慰勉之言。他們沒有想到，短暫的交往時光會影響彼此的一生。譚繼洵帶著盧氏、譚嗣同和幕客仆役等從瀏陽坐船出發，譚嗣襄隨船送行。他們由水路至湖北襄陽登陸，雇車往陝西。彼時襄陽缺乏馬車，好不容易才雇到一輛。但因行李沉重，車子行進緩慢。行了一陣，馬累得停了下來。正彷徨無策時，譚嗣襄雇了一輛馬車趕到。他將行李分載於二車，待到馬車前馳後，才向父親和弟弟等告別返回。譚繼洵一行冒著酷暑趕路。他們來到陝州（今河南省三門峽市境內）後，遭遇了一場大災難：陝西、河南一帶發生嚴重的旱災，赤地千裏，餓死的人不計其數，屍骸散落溝渠，造成了大瘟疫。譚繼洵一行多人感染了疾疫，除有兩個幕客和十多個仆役死亡外，譚繼洵也病得很厲害。有一個叫劉雲田的幕客，為了使譚繼洵的病脫離險境，就到附近請醫師診治，有時他在夜裏打著火把到十裏外的地方去買藥。他在路上踏著死屍，經常會被絆倒，火把熄滅，爬起來繼續摸索前行。等到劉雲田跌跌撞撞買藥回來，兩腳和膝部都受了傷，鮮血淋漓。由於醫治及時，譚繼洵的病逐漸痊愈。一行人在路上走走停停，從春天出發，一直到九月才抵達蘭州，回抵秦州。

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若不是因為譚嗣同，還有誰能夠有心去打撈一個晚清官員千裏赴任的行跡。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固隴中一大都會”，位於甘肅南部，陝、甘、川、青四地交界處，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譚繼洵抵達秦州上任時，新疆已基本平定。這場發端於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進軍陝甘，到光緒三年（1877）劉錦棠收複新疆，平定西北的戰爭持續了整整十年。

在鎮壓陝甘回民起義，平定甘肅、新疆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以左宗棠為首、以劉錦棠為骨幹的西北湘係集團。譚繼洵到任後，由於鄉誼和部屬的關係，很快成為這一集團中的中上層成員，受到左宗棠以及陝西巡撫譚鐘麟的信任和重用。譚繼洵來此的主要任務是安定地方，妥善處理戰後遺留問題，恢複遭到破壞的地方經濟生活。

譚嗣同被父親安頓在道署讀書，他雖不情願固守儒學，但難以獲得自由身。他這一時期偏向於閱讀方苞、劉大、姚鼐等桐城派的古文和李賀、溫庭筠的詩，對於時文製藝，他仍覺得食之無味。所謂功名之學，他一直比較排斥。他與人談論皓首窮經的儒生時，總是帶有極大的蔑視口吻，斥之為“鄙儒”“腐儒”，而對自己不得不與之為伍而感到莫大的侮辱和悲哀。他恨不得棄文從軍，化身為沙場戰士。就像他在詩裏寫的“是知白璧不可為，使我奇氣難英多。便欲從軍棄文事，請纓轉戰腸堪拖。誓向沙場為鬼雄，庶展懷抱無蹉跎”。譚嗣同沉迷於自己的觀念，似乎不太顧忌身邊、在場、當下。

他的父親譚繼洵恐他因缺乏名師教導而荒廢學業，便於光緒五年（1879）夏，命他回瀏陽跟著地方學人塗啟先學習。譚嗣同從秦州啟程，回到瀏陽時，已是西風蕭瑟的秋天。仲兄譚嗣襄見弟弟回來，非常高興，讓他休息幾日，便領著他到塗啟先那裏去讀書。文生於道，道不離本。所謂文人之道，即生活本身，生活即文章。按照一些人的說法，熱愛生活即犬儒主義者。那樣的話，我所仰慕的李白、蘇軾、張岱、李漁都要被拾進犬儒主義的籮筐裏。好吧，讓我們再重新認識一下塗啟先，不然不足以認識譚嗣同。塗啟先，字舜臣，出生在瀏陽大圍山。大圍山地處荒僻，遠離縣城，與外界溝通不便，頗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覺。城裏的人都恥笑大圍山人孤陋寡聞，缺少見識，但塗啟先卻認為，大圍山人民風淳樸，性格耿直，有唐魏遺風，所以在大圍山興建大圍書院，自號大圍山人，以示對世俗的蔑視。塗啟先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譚嗣同的知識結構，因為歐陽中鵠、劉人熙等人給他講授的隻是儒家經典、八股文和一部分古文，而塗啟先除了講授這些以外，還將文字學、考據學，尤其是自己擅長的史學知識傳授於他，令他在為學之路上又開了眼界。譚嗣同在《石菊影廬筆識·學篇》中之所以能對文字、訓詁、史傳寫出一些相當精密的辨析文字，便是受了塗啟先的影響。

待到光緒六年（1880）春，譚嗣襄要到秦州看望父親。臨行之日，十五歲的譚嗣同特意賦詩送別，他在詩中深情地吟道：

一曲陽關意外聲，青楓浦口送兄行。

頻將雙淚溪邊灑，流到長江載遠征。

碧山深處小橋東，兄自西馳我未同。

羨煞洞庭連漢水，布帆斜掛落花風。

瀟瀟連夜雨聲多，一曲驪駒喚奈何。

我願將身化明月，照君車馬度關河。

在這送別哥哥的陽關曲中，清風浦口的不舍和落花夜雨的相思都化為一輪明月。在那離別之夜，關河難度，冷雨如凍狠狠地砸在兩個人的心頭。二哥在鷓鴣啼鳴聲中踏上遙遠的征途，人間有話，說那鷓鴣的鳴聲是“行不得也哥哥”。送別二哥歸來，孤身穿行於春山煙雨中，譚嗣同不禁生出黯淡幽冷的感懷。不知二哥在經過灞橋時看到風中搖擺的垂柳，可會想起遠在瀏陽的弟弟。也難怪，譚嗣襄在讀完弟弟的送別詩會淚灑衣襟。他既感動於兄弟情深，又擔心弟弟用情傷身。他在詩後寫道：“朗讀一過，令我又喜又悲。蓋喜其詩之妙，而悲其情之深也。”情深之人，往往也是容易情傷之人。即便天涯兩隔，念茲在茲的還是化不開的濃情。

光緒六年（1880）秋冬之際，譚嗣襄從秦州回到瀏陽。他見譚嗣同比春天分別時，已高大結實許多，昔日少年郎已長成一枚世間奇男子。譚嗣同生得說不上多麼英俊，勝在眉目淩厲，骨相崢嶸，梁啟超說他“麵棱棱有秋肅之氣”，倒是讓人一見之下，不容易忘卻。更讓譚嗣襄欣喜的，是譚嗣同在學業上的長進，他寫信將弟弟的情況告訴父親。塗啟先受譚繼洵之邀，為其子嗣襄、嗣同授業，可謂恪盡職守。他帶著自己的三子塗儒翩同來瀏陽北城門門口譚府伴讀，儒翩隻比嗣同大一歲。有人寄來聘書請塗啟先去主持書院並講學，也被謝絕。第二年塗啟先除了給譚嗣同講授《周禮》《儀禮》外，還給他講授《昭明文選》中的魏晉文。譚嗣同對於那些真實地反映社會動亂麵貌和抒發作者慷慨抑鬱的思想感情而又富有文采的文章，極為鐘情，每每高聲朗誦，銘記於心。譚嗣同後來回憶這段學習生活時曾有言：我昔日受讀瓣薑（歐陽中鵠）、大圍（塗啟先）之門，受益多多，讓我告別了童蒙無知之日。

陳寅恪先生曾說：“（古代士大夫）人品地位，實以仕宦婚姻二事為評定之標準……故婚仕之際，乃為士大夫一生成敗得失所關也。”僅就譚嗣同所處年月，科舉功名仍是決定社會地位升降的標尺之一。它不僅關係知識分子個人的前程，也維係著家族的榮辱。譚繼升犧牲自我，將希望之光投射於其弟譚繼洵身上，便是最好的說明。如今譚繼升和譚繼洵兄弟又驅使著自己的子弟投身場屋，征戰科場，以博取功名。科考如樊籠，人如困獸，大多數終其一生脫不了困，可歎，亦可憐。

隨著年歲漸長，譚家子弟也是各有造化。譚繼升的兩個兒子（嗣同堂兄）分別以縣試第一、二名的成績考取秀才。然而譚繼洵的兒子表現卻不盡如人意，譚嗣同的長兄譚嗣貽19歲時補縣學生員，不幸早逝。而嗣同和嗣襄這兩位譚氏家族最為聰穎的子弟，進階之路走得異常艱難。

譚嗣襄六年間幾度報考生員，隻落得次次敗興。十七歲的譚嗣同在瀏陽追隨塗啟先讀書期間，於光緒七年（1881）曾赴長沙院試。報考生員，結果亦告失利。科舉考試必須要學作八股文，譚嗣同雖不得不為之，但內心從來都是拒絕接受的。誠如錢穆所言：明、清兩代考試內容，均重經義，而又以朱子一家言為準。既然擇定了一家言，則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講，錄取標準又難定。於是於《四書》義中，演變出八股文。其實八股文猶如唐人之律詩。

回顧人類的精神史，每一種新生力量的成長，都少不了暗夜裏的痛苦掙紮。每當譚嗣同與那些熱衷於科舉的儒生相處時，總是難以掩飾言語上的輕慢，他為自己不得不與之為伍而感到莫大的侮辱和悲哀。他說：“惟鄙儒小生，惰於殖學，易其速辦而捷給，乃獨好之。”在一個朝綱解紐的鬆懈時代，體製已有洪鐘喑啞之勢，讀書人不敢作“獅子吼”，不敢作“大海潮音”，惜身惜命惜利。每日困守於功名之學，追求孤詣奧傳的境界，夜晦無人，私挾八寸《論語》相授於人，傳弟子數百人。學問如何且放一邊，投身者自我感覺良好，雄視四民之首，大有與古今天下才士並立而行的做派。譚嗣同這種態度引起譚繼洵的深切憂慮，他在日記中寫道：“七兒好弄，觀近作製藝文，不合式。”他不得不親自督教。

在一個沒有微信和微博傳聲的時代，譚嗣同的抵觸情緒也隻能化作嗓門粗豪者的呼聲，就連刺破黃沙硬風的能量都達不到。他雖然內心有一萬個排斥的理由，但在父親的嚴詞督促下，又懷揣著一萬零一個理由重新回到書桌前。如果說，在此之前，譚嗣同與晚近社會的疏離，來自封建綱常的衝突，那麼他對科舉製度的不滿和懷疑，就是這種疏離的又一種表現。譚嗣同的鮮明個性，也通過這種無力的抗爭得到了進一步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