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功名之途：揉搓出幾根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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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出生兩年後，其父譚繼洵買下了宣武城南庫堆胡同的一所房屋為宅邸。此宅原為譚繼洵的座師劉崐（韞齋）故宅，老師以廉價轉讓於學生。至此，譚繼洵任京官七年有餘，終於在京城擁有了自家的房產。於是，譚嗣同隨家人從爛縵胡同遷往後來被稱為“瀏陽會館”的新居。瀏陽會館坐落於菜市口北半截胡同，是一所坐西朝東的大宅院。它由前後三個相連的跨院帶一個小跨院組成，共有大小房屋四十餘間。前院是一個標準的四合院，院中有兩棵長勢繁茂的老槐樹，樹冠覆蓋小院上空，花開之際，香氣四溢。

進得瀏陽會館的月亮形大門，可以看見五間西房，這是會館的正房，為譚家主人所住，正中三間就是後來譚嗣同所稱的“莽蒼蒼齋”，兩棵老槐樹就位於正房門前的兩旁。會館的後院辟有後門，可通南半截胡同，後院中有一棵棗樹，每到深秋，樹上結滿了通紅的棗子，為小院增添了不少生活氣息。瀏陽會館成了會聚瀏陽籍在京人士的重要集會場所。從此瀏陽人進京趕考、覲見及辦事，時常在此停留居住，喝酒暢談，暖意融融。譚嗣同就是在這所宅院裏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光。

今日的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借譚嗣同故居的光，得以保留西麵的院牆，原來胡同深處的四合院，現在成了一座突兀的臨街房子，成為遊人拍照留影的地標建築。會館外牆貼著暗紅色的牆磚，看上去顯得不倫不類。在時間的風流雲轉中，譚家的宅院不知換了幾多主人，四合院裏堆滿了雜物，那個被譚嗣同稱為“莽蒼蒼齋”的房間也在浮塵世囂裏破敗不堪。莽蒼蒼，是個老舊的詞，猶如時間生出的包漿。舊物莽蒼蒼，古木莽蒼蒼，天象莽蒼蒼，文章莽蒼蒼，莽蒼蒼也是譚嗣同的生命底色。

譚嗣同在瀏陽會館同兩位兄長生活在一起。那是多年後，回憶起來的一場好夢。一覺醒來，活在少年。伯兄嗣貽比他大十餘歲。在譚嗣同的記憶裏，伯兄嗣貽不愛出門，即使出門也是獨來獨往，和兩個弟弟在一起玩的時候不多。仲兄譚嗣襄比嗣同大九歲，是一個淘氣頑劣的孩子，屋脊之上如履平地，曠野之上縱馬馳騁。父母責罵鞭打，他卻嬉笑以對。他雖然陶醉於自己的遊戲世界，但讀書也非常聰明穎悟。譚嗣同最喜歡和仲兄待在一起，譚嗣襄會經常帶著嗣同策馬奔騰，飛簷走壁，叢林探險，盡情享受著歡樂的童年時光。他們是兄弟，更是世上最親密的玩伴，以及最好的傾聽者。譚嗣同回憶說，五六歲時，譚家住在宣武門城南，那時他和仲兄均師從畢純齋學習。北京的夏日炎熱難耐，兄弟二人便在庭院裏玩耍嬉戲，以打發枯燥的夏日時光。每次仲兄離去，形單影隻的嗣同便會情不自禁地放聲大哭。

譚嗣同在瀏陽會館開始了他的啟蒙學習，譚家辦有私塾，先後請了畢純齋、雲南楊先生和大興韓蓀農等老師來給嗣同兄弟上課，私塾設在瀏陽會館內。待到八九歲時，譚嗣同和伯兄嗣貽、仲兄嗣襄讀書於北京宣武城南，塾師是韓蓀農。他後來回憶起：（宣武）城南，地絕蕭曠，巷無居人，屋二三椽，精潔乏纖塵。後臨荒野，南下窪。在那個與市井喧囂隔絕之地，譚嗣同與他的哥哥在此學習。樹蔭繁密，窗影幢幢，書影也幢幢。偶然有蜻蜓、蝴蝶，或者叫不上名字的飛蟲落於案頭，伸手欲捉，振翅而去，讓人一陣癡茫。

南下窪原本是八旗校場，地處現今的北京南站以北。在北京工作期間，有段時間，我經常從南站接人路過此地。每次經過，總會匆匆一瞥。譚嗣同活在時間中，也活在空間中。以老北京城論，這裏算是城外，如今這裏卻是寸土寸金。經過那裏，已經領略不到譚嗣同所說“雉堞隱然高下，不絕如帶，又如去雁橫列，霏微天末”的景致——早已物非人也非，一歎。還是回到譚嗣同的南下窪，況味也像床邊那一冊《莽蒼蒼齋詩》，有無上清涼。廣袤數十裏的荒野，墳墓累累，白骨縱橫。地上還擺放著一些沒有掩埋的靈柩，經過風吹雨打，棺木已日漸腐朽而露出窟窿。荒野裏蔓草芊芊，白楊挺立，一片蕭索淒寒的景象。每天晚上，譚嗣同在窗下讀書，窗外夜風簌簌，拚命抽打著曠野裏的林木，間雜著鳥獸的啼鳴，混合成令人恐懼的鬼哭狼嚎，年幼的譚嗣同不禁毛骨悚然。彼時，他便會跑到兩個哥哥的身邊，尋求撫慰。

每當清明時節，宣武城南成了人們憑吊先人的地方。在譚嗣同幼小的心靈深處，那個平日裏的幽靜之所，呈現出人世間另一幅淒然慘絕的畫麵：哭聲響徹曠野，紙灰時時飛入庭院。孝子賢孫帶著雞酒飯食來此祭拜先人，但見板車上蒙著白布，紙錢掛滿樹枝。男人和女人身著白衣，頭頂素冠，伏地哭祭。他們越哭越傷心，良久乃去。眼見得有少婦領著幼子，伏地哭不起，便知這人間又添了一座新墳。若是遇上道士超度亡魂，又是一番排場：“真宗徽宗唐太宗，到頭不免一場空。秦王楚王及漢王，終拋白骨到黃土。順風觀世耳，世事永揚長。山中隻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

年幼的譚嗣同，雖然不解生死玄機，但長期置身於“少人而多鬼”的環境中，難免心情沉鬱，無懼生死。連他自己也說，和兩位哥哥在良辰美景處玩耍乃人間喜樂事，但每次見到哭喪掃墓的景象，又會心生悲涼。無法想象：八歲的孩童，坐在荒塚毗鄰、紙灰寥落的書院裏讀到“日暮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是何等狐氣鬼氣彌漫的畫麵。譚嗣同哽咽不能成誦。塾師驚問其故，他又不知從何說起。在世人看來，深不可解的憂愁，早就降臨在多愁善感的小嗣同身上。他的思想超過了同齡人，變得深沉，變得敏感，這讓他在很多方麵與一般的孩子不同。

譚嗣同的啟蒙老師是畢純齋，湖南長沙的舉人，因屢考進士不第，乃捐資為員外郎。他曾在戶部任職，是譚繼洵的朋友。此人學識淵博，興趣廣泛，主張多讀有用之書。所謂有用之書，並不限於功名之學，而是知識的實用主義。他並不拘泥於八股，還給譚嗣同兄弟講解勾股算法。他經常登臨高原，勘察地形，愛好觀測天象；平日還喜歡潑墨山水竹石，筆下氣象不凡。畢純齋教嗣同識字，講解四聲（平、上、去、入四種聲調），並教其屬對（字、詞、句的對偶技巧）。譚嗣同幼時已顯露過人的稟賦，他“五歲受書，即審四聲，能屬對”。“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練習屬對是學童的必修課，是撰寫詩詞駢文的根基。

畢純齋返回湖南後，譚家又先後延請了雲南楊先生和大興韓蓀農先生來私塾授課。教授內容也由啟蒙讀物改為《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教程是當時私塾的通用教材，也是學作八股文應付科舉考試的基礎。在父親和塾師的嚴厲監督之下，譚嗣同兄弟夜以繼日地誦讀。南下窪有不少名勝古跡，周邊有龍泉寺、龍爪槐、陶然亭，那裏風景秀麗，建築古樸，吸引著不少遊人。譚嗣同在讀書感到疲乏時，央求兩個哥哥領著他去遊玩。他們興盡而歸，又繼續捧起書，高聲誦讀，讀到聲嘶力竭才停下。兩個哥哥在旁邊凝神構思，訓練八股文，他靜靜地坐著寫字，或聯綴對偶句。每天的讀書生活，周而複始，繁重而又枯燥。兄弟形影相對，度過了許多百無聊賴的寂寞時光。

因譚繼洵功名高懸，北京瀏陽會館因而成為瀏陽籍文人學士的薈萃之地。每逢京考前後，來自瀏陽的學子們在此共聚一堂，促膝論文，暢想美好前程。舊時文人的背影並未走遠，他們亦步亦趨。暮雨青衫，西風流年，塵世所求無非“穩妥”二字。世間的穩妥，從來不是穩求穩妥的。往來於此間的，不乏後來的知名人士，如劉人熙、歐陽中鵠、塗啟先等瀏陽學者。譚嗣同在這裏與他們初次見麵。由於當時年紀小，譚嗣同並沒給他們留下多少印象。反倒是兩位接近成年的哥哥，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塗啟先回憶說“泗生（嗣襄）伯仲皆吾瀏後來之秀”，“泗生（嗣襄）長兄癸生（嗣貽）恂恂儒雅，多究心當世事”。

宣武城南的童年時光很快就翻篇了，事後回憶起來，讓人覺得那隻是午間小憩，醒來後，懵懵懂懂有些恍惚，起身撒了泡尿，睡意不再，時間也倏然而逝。在城南的書院中走動，看見一個個人影晃動的窗格。記憶裏，塾師攜一卷破書，帶著微醺的醉意，腳步踉蹌，青色長袍上補了許多補丁，潦草得像末世秀才的詩文。“明明城南，如何雲忘？城南明明，千裏惻愴！”那真是一段美好而又令人痛楚的回憶，譚嗣同用一生將其珍藏於心底。

譚嗣同十歲時（同治十三年，1874年），遇到了他生命中最為信任的老師歐陽中鵠。人與人，從來都是機緣造化，誌趣性情不一，即使有緣相識，也是風貌迥異。這一年，歐陽中鵠來到北京。因其父和譚繼洵是好友，便去拜訪譚繼洵，譚很是高興，將其留於家中居住。七月間，歐陽中鵠在朝廷考授內閣中書。譚繼洵很是看重，便邀請他來府上教嗣襄、嗣同讀書。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故鄉事，便是瀏陽事。瀏陽士子所謂的瀏陽事，不過是紙上的江山、思想的疆域。瀏陽思想界在十九世紀晚期仍有朱學與王學之分（即朱子學說和王夫之學說）。早在乾嘉之際，漢學已壓倒宋學，煌煌然如日中天。然而日至中天，接踵而來的總是西墜之勢。後來使漢學裂為兩爿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也從這時候開始。透過瀏陽學風，可知宋明理學仍是構成譚嗣同思想背景的重要一環。在譚嗣同的幾任老師中，歐陽中鵠任教最久，對他的影響也最大。歐陽中鵠，字品三，號節吾，又號瓣薑，生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譚嗣同對歐陽中鵠極為敬重，用歐陽中鵠的話說，學生譚嗣同敬他“如子之敬父”。歐陽中鵠平生為學最推崇王船山，其號有“王夫之崇拜者”之意。歐陽中鵠自號“瓣薑”，“瓣”指廟中燒香一事，“薑”則指王夫之號“薑齋”。船山者，湖南衡陽人。讓我們將時間回撥到崇禎十五年（1642），王船山在那一年鄉試中舉，正準備來年上京會試，中進士，入翰林。誰知一覺醒來，天崩地解，日搖月墜。李自成、張獻忠從陝西揭竿而起，迅速席卷大半個中國。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明朝滅亡。隨後，滿清入關，清世祖福臨在北京即位，建元順治。

時任嶽麓書院山長、船山的老師吳道行選擇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不食而卒。先生之死如利刃剖心，船山悲慟至極，憤然寫下《落花詩》：歌亦無聲哭亦狂，魂兮毋北夏飛霜。蛛絲跡迷千目，燕啄香消冷一房。無聲哽咽，長歌當哭，王船山不僅是在惋惜一個破碎的時代，祭奠一個覆滅的王朝，更是在哀悼一種淪喪的文化。他潛回衡陽，築起湘西草堂，隱居下來。故國餘魂，殘燈絕筆，他在石船山下以“頑石”自居，埋首書卷。用四十年時間，留下皇皇巨著《船山全書》，可謂窮極宇宙，包羅萬象，天人古今，無所不涉。因為有幸沒有湮滅，好文章兀自勾魂攝魄，才會影響一代代人。梁啟超說：“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耳。”從魏源到陶澍、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彭玉麟……他們無不從船山學說中直接或間接獲取啟迪。

歐陽中鵠經常伏案夜讀船山學說，隻讀得驚心動魄，如芒刺在背，不敢不有所忌憚。他認為王船山在儒家諸子中，“沐日浴月，紫陽外，止此一人”。歐陽中鵠最為看重王船山的《俟解》一書，認為其深切透徹，識見脫俗。學術上，歐陽中鵠反對門戶之見，主張廣采博取。他不滿漢、宋學將天下士子導向門戶之爭，以致黨同伐異。而在文學上，歐陽中鵠反對“以文求文”和“以詩求詩”，並對當時的桐城文派提出批評。他對儒家“詩教”之說並不苟同，認為溫柔敦厚並不是詩文的全部特質，言由心生，詩也應由心生。由其詩文窺見其懷抱：“登高望中原，滔滔將何之。吾道命千載，生當履霜時。盛衰有定理，生前悟來茲。天運苟無變，何為陰陽疑。一醉解百憂，尊酒惟自持。”

歐陽中鵠於同光年間，目睹家國之變，見識世道之殤，內心充滿了愛國憂世之情。在他看來，唯有讀經重禮，學以致用，才能挽回頹世人心，澄清天下汙濁。他雖有誌於世，抱負不凡，但會試屢試不中，仕途坎坷，大半生是在授徒和幕僚生活中度過。他與各省官紳有不少交往，師友的揄揚相傳，使其在部分官僚和士大夫中聲名鵲起。雖然身處艱難困頓，但他並不氣餒，寄希望於諸位弟子。譚嗣同是歐陽中鵠最看重的弟子之一，師生二人一直保持著頻繁的通信關係。譚嗣同身上的愛國情懷、民族大義、社會責任、仁愛之心，都少不了歐陽中鵠為其打下的底色。

劉人熙是譚嗣同幾位老師中最具影響力的，但此為後話。待到辛亥革命後，劉人熙將在湖南的政治、教育領域扮演重要角色。歐陽中鵠與劉人熙的關係密切，彼此之間不僅以君子相待，互相推崇，而且結為兒女親家。劉人熙曾說，他的學問是從艱難辛苦中得來，不如舍人（歐陽中鵠）天資高朗。譚嗣同二十四歲投學劉人熙，劉人熙已高中進士，他還曾以湖南鄉試第一而聞名。歐陽中鵠離京返湘後，仍與在京師的劉人熙保持密切聯係。此後，劉人熙講學於京師，歐陽中鵠講學於湘中，一北一南，遙相呼應。

歐陽中鵠與劉人熙都信奉程朱理學，推崇王船山，服膺儒家倫理，關注世道人心。但歐陽中鵠反對門戶之見，思想開明宏闊，主張經世致用；劉人熙則嚴守儒家道統，排斥一切異端，拒人於千裏之外。他們都注重實踐，但劉人熙要的是修身自治，個人道德踐履；而歐陽中鵠則強調要將思想主張實施於社會，付諸政治實踐。在友人和弟子的眼中，他們期望歐陽中鵠能夠成為曾國藩和胡林翼那樣的官場實幹家；而對劉人熙，則以康熙朝理學名臣陸清獻、湯文正相期許。

譚繼洵與劉人熙的關係略有波折。他們是三十年的故交舊友，平時以禮相待。譚繼洵赴任甘肅之後，與在京師任職的劉人熙始終保持聯係。雖相隔千裏，仍經常致函問候，逢年過節饋贈炭敬，以示尊重。光緒十六年（1890），譚繼洵就任湖北巡撫後，身處河南的劉人熙致函譚氏表示祝賀，並用自己的親曆，告訴他湖北征收厘金稅的危害，讓他革舊布新。譚繼洵收到信後，大怒道：“他（劉人熙）教訓我，我何用他教訓！”

劉人熙好心好意，卻碰了一鼻子灰，不禁失望道：“今後知此人不可與言也，吾失言矣。”盡管如此，劉人熙對譚嗣同的影響還是深遠的。譚嗣同在作《仁學》之前的作品中，其論調幾乎與劉人熙如出一轍。馬馳率風，風跟隨馬，馬帶著風。馬如此，風如此，人如此，文章亦如此。在論述相同問題時，譚嗣同經常借鑒劉人熙的詞句，可見受影響之深。不同的是，劉人熙將中國傳統文化看得高於西方近代文明，認為中國在政治製度、倫理道德等方麵都比西方優越，而譚嗣同能夠承認西方科學技術先進及其在現實中的作用。他們都欣賞王夫之著作，但各有偏好，側重不同。

譚嗣同還有一個老師塗啟先，太平天國之亂初期，塗啟先因組織十村鄉勇抵抗而名噪一時，稱譽鄉裏。其一生，大半時間在家鄉辦理團務。四十歲考取略低於舉人的優貢生功名，獲得進京參加殿試的資格。雖然未能獲得知縣職位，但被錄取為最高學府“八旗官學”漢教習，擁有從七品官銜。塗啟先卻以“老母多病，需回家盡孝”為托辭，返回瀏陽。人要實現抱負，就像是胸中蘊藏著一股奇特的氣息，不為外人所解。塗啟先一心要以科舉正考入試，怎奈時運不濟，屢考屢敗。心灰意冷之下，決意不再參加科考。隨後，他開館收徒，或輾轉於瀏陽南台書院、長沙城南書院、嶽麓書院等處任教。他和歐陽中鵠、劉人熙合稱瀏陽三先生，而譚嗣同先後師從三先生，成就一段儒林佳話。瀏陽士人是譚嗣同接觸的第一個文人群體，也是曆史賦予他的第一筆精神財富。而如何吸收、消化，也是他所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