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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年（1876）春天，京城陷入一種死寂，那是讓人瀕臨死亡的幽寂。空氣中一絲風也沒有，地上的每個人都渾身流汗，感覺全身成千上萬的毛孔都張大嘴巴，拚命地呼吸，每一張嘴巴，都流出有毒的黏稠汁液。一夜之間，一種叫作“喉風”的傳染病，惡風似的刮遍京城的犄角旮旯。因缺乏醫學知識和有效藥物，疫情如虎狼隳突，四處撕咬，有人死去，有人生不如死，全城談疫色變。在譚嗣同的記憶裏，因此病死亡者眾多，每日出城的棺材使城門的交通為之阻絕。當時北京城內每年都有惡性傳染病出現，隻不過沒有大規模流行，所以史書不載。凡是記載下來的，都是波及麵較大、後果嚴重的瘟疫。這場瘟疫對於譚嗣同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寫這段文字時，正值2020年的春天。是春天嗎？我不敢確定。樓下小區的花開了，一簇簇開得讓人心驚。春節以來，我就沒出過小區的門，一場名喚新冠的疫情將我困於家中。坐久了起來活動，數著從臥室到客廳八步，從客廳到臥室八步。走多了，讓人心浮氣躁。從每個晨昏顛倒中醒來，下意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關注疫情數據的變化。手機不敢拿久，各種信息讓人如臨深淵。除了恐懼，還是恐懼，人的其他情緒能力突然都失靈了。事到臨頭才發現，我可真是個惜命的人啊！還好文字可以修改，使它事後看上去呈現出一種虛假的太平。可見文字比人心更不可靠。縱觀曆史，人類文明總是與瘟疫相伴而行。疫病，從來就是人類的天敵。它掀起的災難如同一麵鏡子，照見人性的光輝，也照見它的醜陋。

譚嗣同事後也寫：光緒紀元二年春，京師癘疫起，暴死喉風者，衡宇相望。城門出喪，或梗塞不通。瘟疫暴發不久，已經嫁作唐家婦的譚嗣淑染上了“喉風”，病情很快惡化。唐家人害怕被她傳染上，不敢近前照看。徐夫人聞訊，愛女心切的她立刻帶著大兒子譚嗣貽由通州進京照料。本來“喉風”是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傳染病，是由病者飛沫或別人跟他直接接觸而傳染的，應該進行隔離治療。可是徐夫人和譚嗣貽等卻缺乏這種衛生知識，恐怖的瘟疫也沒有放過這個善良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徐夫人與長子譚嗣貽也相繼病倒。

幾日之內，徐夫人和她的兩個孩子相繼離開人世。

一月二十九日，年僅二十二歲的譚嗣淑病亡；

二月一日，徐氏病故，終年四十八歲；

二月二日，年僅二十三歲的譚嗣貽也病亡。

雖說人生枯榮，是常事也是大道，但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至親之人的離去。真個是“五日三喪”，譚家陷入絕望之境。對於尚未成年的譚嗣同來說，親人的相繼死亡成為橫亙於他心頭的陰影。然而，災難向來欺負人，它從不憐憫人。十二歲的譚嗣同也病倒了，氣息奄奄，生死難料。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家裏又出現了天花，嗣也撒手人寰。譚繼洵本人和全家其他人也都患病或身體不適，人人自危，如陷命運的深淵。

譚繼洵在寫給兄長繼升的信中用絕望的語氣哀歎：“此時弟病，頗覺自恐，又傳讚（嗣貽之子）、嗣嘉、嗣，均出麻疹；少奶奶、第二妾、嗣彭（即嗣襄），體均不適，此刻諸事，無人料理……弟此時苦況，不可言！不可言！”譚繼洵自覺活不下去，他憂慮的是，自己死後，家也就跟著散了。徐夫人不在了，兩個小妾又向來不和，將來恐怕難以共處。在這種心情驅使下，譚繼洵甚至為自己擬好了一份遺囑，並將後事托付於長兄譚繼升。譚繼洵還將家產做了分割：田產銀錢，作四股均分：傳讚一股，歸少奶奶（嗣貽之妻黎氏）承管；嗣彭一股，伊自承管；嗣同……亦分一股，歸大姨太（盧氏）承管。他甚至為兩位年輕的姨太太想好了退路，願守則守，願嫁則嫁。不願守節者，幫她尋好人家嫁了，不可索聘貲，其衣服首飾，均令其帶往，每人再各給陪嫁禮金五百兩。譚繼洵也算是個情長之人，由此可見，他對兩個小妾有著發自內心的寵愛。

譚嗣同的病情極為凶險，死神遊蕩於頭頂上方三尺，幾欲落下。譚繼洵開始張羅為譚嗣同立從子。還沒結婚，不能絕後。由於害怕傳染，譚繼洵帶領全家在通州另外賃屋居住，譚嗣同處於半隔離狀態，隻留下盧氏在坐糧廳衙署照看。據說盧氏生怕傳染到自己，對病入膏肓的譚嗣同不聞不問。“喉風”肆虐之下，丈夫尚且不敢靠近發妻，盧氏作為庶母，不願近前照顧染病的譚嗣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世事不堪，使得人間的真情也打了折扣，更何況那些本就不牢靠的感情。

譚嗣同獨自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滴水不進，在死亡的邊緣徘徊。所有人都斷定他萬無生存之希望，沒想到這個十二歲的瀏陽少年竟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他在那個苦寒無比的春天蘇醒過來，如草木再生、燕雀北歸，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很多年後，那個睜眼醒來的早晨曆曆在目，讓當事人感念不已。

譚嗣同蘇醒過來，麵對母親和兄長、姐姐的離世，他悲慟萬分。光影紛亂，時空不在，肉身被一股寂滅環繞，是大悲苦，是大哀愁。睹物思人，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母親不在的家，已算不得真正的家。陪伴在譚嗣同身邊的是他的老師、瀏陽學者歐陽中鵠，為他熬藥喂湯，紓解情緒，讓他的身體慢慢康複。譚嗣同自一月下旬開始發病，直至四月中旬還無法起床，可見病情之嚴重。關於這場災難，譚繼洵寫道：“幸嗣同於萬死之中，幸獲一生。”他對嗣同奇跡般複活感到興奮，也感到意外。死而複生，人豈有兩條命乎？不，應該是生而複生，這孩子將來或許能有一番作為，譚繼洵沉浸於對兒子未來的美好想象中。為此，他給譚嗣同起了一個表字，叫作“複生”。

對於生而複生的譚嗣同來說，真正的人生悲劇才剛剛開啟帷幕。那日，我讀劉亮程的小說《本巴》。那裏每個人都二十五歲，沒有衰老沒有死亡。大人在遊戲中變成孩子，最終回到母腹。於是，想到譚嗣同。他的生而複生，他的早逝，都像是活在江格爾的本巴地區。可現在，他的母親死了，他又該回到哪裏？

徐夫人過世後，譚繼洵雖礙於封建禮教，沒有將盧氏扶為正室，但賦予其處理家務、照管嗣同兄弟的責任，盧氏取代了徐夫人在家中的地位。待到譚嗣同從死亡的邊緣蘇醒過來，環顧四周，發現家中已不複往日溫情。朝夕之間，自己在這個世上失去了三位至親之人：母親、大哥和二姐。母親的位置由盧氏取而代之，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在她的管製之下，看她的眼色行事。譚嗣同在自家的屋簷下失去了精神庇護，這種突如其來的傷害將伴隨他的一生。

死亡之神在譚嗣同心靈上投下的陰影，讓年少的他體驗到了命運殘酷的一麵。時隔六年，當他從京城回到瀏陽老家，仍悲痛難抑地寫下“誰知骨肉半人鬼，惟有亂山終古青”的沉鬱之句。當時空轉場，所有真實發生過的情感會加倍附著於人心。痛者恒痛，快者恒快，時間堵住了所有可能打開的出口。母親徐夫人的早逝，將譚嗣同推向了早年人生的至暗時刻。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人在童年時遭受的精神創傷就像命運烙下的胎記，一生都難以洗去。譚嗣同在自述中記錄那段歲月：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他說，他心底的憂患，不知該向誰傾訴，它像烈火，不停地焚燒他的心。

譚嗣同年紀雖小，卻是一個橫逆不順的孩子，憤憤之情，常形於色，毫不修飾與遮掩。大多數人看來能夠忍受之事，他都無法容忍，經常將心中的憤懣表露於外，包括對盧氏的不滿。這種不滿更多來自母親在世時，正室與妾室的家庭矛盾。譚嗣同與繼母盧氏的關係也接續了這一矛盾，使得他們的關係更加惡化。

人性總是多麵的，在趨利避害的情況下，蟄伏在人性中的惡力會異軍突起。盧氏見無法壓服嗣同，往往會哭著求助於譚繼洵。在封建禮法下，盧氏畢竟是繼母，而譚嗣同的橫逆不順則有些不近情理。其結果必然導致“複生失歡於敬帥”，父子關係迅速惡化。譚嗣洵當麵訓斥嗣同，嗣同的內心是非常痛苦的。他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自己在這個家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這一切，被他身邊的老師歐陽中鵠看在眼裏，但一個外人無力改變這一境況。

人生實苦，咫尺萬狀。譚嗣同的境遇並不是那個時代的個案，而是封建製度下發生的一幕家庭悲劇，帶有普遍性。譚繼洵、盧氏和譚嗣同，都是悲劇世界裏的悲劇人物。至於這場悲劇的細枝末節，已經被一層層的文字和情緒覆蓋，難以見識真麵目。

對於譚嗣同來說，家庭的溫暖隨著母親的過世而散去。他剩下的少年時光，都將在這種令人痛苦的環境中度過。譚嗣同體驗到了世俗生活的冷酷一麵，也讓他對家庭之間的情感生活產生淒苦的感受。這種感受，譚嗣同很少在其他作品中直接表現，卻在他二十四歲時所寫的《三鴛鴦篇》中有著肆意的流露：

轆轤鳴，秋風晚，寒日荒荒下秋苑。轆轤鳴，井水寒，三更絡緯啼井欄。鴛鴦憔悴不成雙，兩雌一雄鳴鏘鏘。哀鳴聲何長，飛飛入銀塘。銀塘淺，翠帶結。塘水枯，帶不絕。愁魂夜嘯缺月低，驚起城頭烏磔磔。城頭烏，朝朝飲水鴛鴦湖。曾見蓮底鴛鴦日來往，忘卻羅敷猶有夫。夫怒啄雄，雄去何棲，翩然歸來，閉此幽閨。幽閨匿跡那可久，花裏秦宮君知否？不如萬古一丘，長偕三白首。幽閨人去燈光寂，照見羅幃淚痕濕。同穴居然願不虛，歲歲春風土花碧。並蒂不必蓮，連理不必木。蓮可折，木可劚，癡骨千年同一束。

夜深露重，一輪被秋風洗白的殘月懸於中天。往事如雲，隻覺得母親棄世而去，是因為父親的薄情寡義。譚嗣同顯然是在影射父母情感生活的遺憾，因妾室的介入而成了一幕悲劇。他多麼希望這個悲劇能夠在現實裏得到彌補，但不幸母親含恨早逝。希望變成了幻想，他隻能幻想母親幸福地長眠地下。人來到世間，最初的收獲來自母親，最初的源頭也是來自母親。人無論如何，也要回到母親那裏。如果不能回到母親那裏，就無法回到天地大道那裏。

自己的最初在哪裏？母親生養他，卻無法與他坐在這裏對話。每念及此，譚嗣同的心裏總覺得空落落的。水遠山長，音書難寄，本該是無憂無慮的少年時光，最後卻變成了不堪回首的噩夢。少年時留下的精神創傷，往往對人的性格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人的性格有一套破解的密碼，打開它的那把鑰匙，一定藏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的某個抽屜裏。舊時大家庭中，類似譚嗣同經曆的少年極多，隻有極少數人能夠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贖。“並蒂不必蓮，連理不必木”，“癡骨千年同一束”，這樣的句子讀來，令人寂寥情傷。

譚嗣同後來在其《仁學·自敘》裏提及他的家庭：他從少年到壯年，“遍遭綱倫之厄”，嘗夠了綱常倫理帶來的諸般痛苦，不是活人能夠忍受的，好幾次差點死去。這段痛苦的經曆讓他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他更加輕視自己的生命，認為人空有一副軀殼，除了利人之外根本不值得珍惜。很多時候我們認知世界，洞悉人性，往往都是從自身出發。幸好，他有遠大的誌向，願意為之奮鬥與犧牲。

生忙忙，死茫茫，家庭生活的巨大變故給譚嗣同帶來的傷害是銘心刻骨的。人去燈寂，秋涼水寒，潑染了他性格中的悲愴之色。小小年紀，陡然生出與年齡不符的憂患。春風秋雨，幽鳥啼霜，深沉的憂苦不時襲來，讓小嗣同痛徹心扉。“夫憂傷之中人，有飄忽衝蕩，纏沈盤蟄，挾山嶽之勢，挈烈風雷雨之暴，舉血氣心知所能勝以幹事者，猝不能當其一擊。”後來譚嗣同的詩文中出現的悲苦之音，大多與此經曆有關。

但譚嗣同並沒有在精神痛苦中做一個徹頭徹尾的迷失者，生活的突然變故反而激起了他的抗爭意識，並轉化為性格中堅硬的部分。同時，他感受到來自封建禮教的束縛與捆綁，在他幼小的心靈深處，埋下了懷疑和反抗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