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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三日，一個平淡的、既無奇災亦無異象的日子。當日前後為雨水節氣，象征著人間時日開始進入氣象意義上的春天。人如草木，又不及草木。草木沒有虛妄心，人有；草木抵得過一個王朝的堅固長久，人卻抵不過一世枯榮。所以說，人比草木脆弱。那段日子裏，北京城裏的官員士大夫和老百姓最大的談資，無非是奕被免去議政王及一切職務。奕不是旁人，是那個在辛酉年（1861）裏，憑一己之力將慈禧送上青雲之巔的男人。奕下台了！沒有比這更值得讓人嚼舌頭根的事，各種版本的傳言飛來飛去。天子腳下說起宮闈秘辛，就像是在說胡同裏的那點事，過的是嘴癮。

那一天，譚府上下也忙得不可開交，又添男丁，此男丁便是譚嗣同。譚嗣同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外爛縵胡同。爛縵胡同，曾被稱為“爛麵胡同”。譚嗣同自述搬到庫堆胡同（瀏陽會館）之前，他出生於“孏眠胡同”，也即“懶眠胡同”。菜市口地區是彼時京城的交通要道，蛛網交錯，南縱北橫，而爛縵胡同便是其中一條。這裏地方會館林立，像一顆顆棋子散落於胡同。行走於此，經常會有南腔北調的官話不知從何處傳來。清人趙吉士描述：“京師二月淘溝，穢氣觸人，爛麵胡同尤甚，深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此地在憫忠寺東，唐碑稱寺在燕城東南隅，疑為幽州節度使城之故壕也。”（《寄園寄所寄》）今天從爛縵胡同西拐仍可通往法源寺，即唐代憫忠寺所在地。清代這裏因聚集六個會館，其間花團錦簇，煞是熱鬧，故改此名。

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名人故居麵前，人是第一要素，而要使一處建築煥發活力，就必須不斷地及時尋找他的主人。所謂有主之物，看的是主不是物。主人的聲名，要能夠超越金石之堅、磚瓦之固。不然，人朽，物也隨之湮沒。譚嗣同的出生地距離菜市口很近，短暫幾十年的人生往返和變幻無常，竟完成於咫尺之間。時運使然，人奈何之。驚鴻一瞥的人生軌跡始於一個絢爛的地名——爛縵胡同，仿佛命中注定，卻又令人不勝唏噓。在譚嗣同前已有兄姊四人，均為徐氏所生。因其於祖父譚學琴譜內行七，被稱“七公子”。在譚嗣同的童年時代，母親徐夫人對他的影響最大。徐氏深受傳統禮教的熏陶，把服侍丈夫、撫養子女和管理家人作為自己的唯一責任，屬於舊式賢妻良母式的中國傳統婦女。

譚嗣同在他的自述中，每每觸及先母，都會驚顫和痛惜。他寫道：“先夫人性惠而肅，訓不肖等諄諄然，自一步一趨至植身接物，無不委曲詳盡。又喜道往時貧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傾倚，或終日不一言笑。不肖等過失，折蔓操笞不少假貸。”舊戲文裏的母親好像用了同一張麵孔，不知她們是因為做了母親才這般，還是因為她們是女人，生來便如此這般。她們是和所有男人一樣的人，可又不一樣。在時代的縫隙裏，她們是灰撲撲的影子，是低到塵埃裏的花朵。可是在譚嗣同心裏，他對於母親、姐姐們，以及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李閏，始終抱有憐惜之意。譚嗣同深情地回憶母親對他的諄諄教誨：先夫人是慈祥的，也是嚴厲的。她對子女寄予厚望，如果違反家風、禮節，她會嚴厲訓誡。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的小事，她也會恰當地給予指引。她經常當著兒女的麵說起自己所經曆的貧苦往事，讓子女知道衣食無憂的生活來之不易。在那篇寫給母親的祭文中，譚嗣同把徐夫人描述為一個勤於吃苦、不苟言笑的嚴母，孩子們犯下過錯，她會毫不留情地體罰。

以至於譚嗣同讀書時，內心對於老師所說的父嚴母慈一說，存有深切的疑惑。母親的教育極為嚴苛，她完全按照儒家的倫理道德要求自己，遵守祖父開創的譚氏家風。這個深受倫理法則影響的女人，又用這種倫理法則教育子女。她要求自己的兒女，既要在道德上嚴格自律，注重內在修養，又要不忘社會責任。徐夫人的言傳身教對譚嗣同兄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得他們雖然出身官宦之家，貴為公子，卻毫無紈絝子弟的習氣。中國人的性格養成，通常是扁平式的積累過程，與巍巍然的倫理相互成就。母親燈下勞作的身影，與人為善的品行，性格上的堅毅，所有這些構成了譚嗣同的性格史。

母親，通常是我們生命天空裏恒定的北極星，她的光芒，指引著我們，也影響著我們。從譚嗣同記事起，母親忙碌的身影便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父親在朝為官，收入頗豐，本不需要母親如此辛勞。可他的母親根本就不像一個官太太，甚至還不如瀏陽城裏地主鄉紳的大房小妾活得安逸。餐桌上從來都是粗茶淡飯，每餐不超過四個菜。身上穿的布衣雖然潔淨，但補丁摞著補丁。一日，家塾先生聞得一牆之隔，紡車軋軋，徹夜不休。第二天，先生就問譚嗣同：“你家的婢女用人如此辛勞？”當譚嗣同告訴他是自己的母親時，家塾先生大為驚歎：“你父親在朝為官十餘年，位居四品，你的母親卻沒給自己放鬆享樂的時間。如果你們嬉戲惰學，不思進取，又怎能做到心安？”

從那以後，譚嗣同變得愈發勤奮。每當怠惰偷懶時，機杼聲便會在耳邊響起，讓他不得安寧。他不僅白天用功，晚上也溫習功課。琅琅的讀書聲和母親搖動紡車的軋軋聲交織在一起，如同優美的夜曲。如果有可能，譚嗣同寧願像母親那樣，做一個對自己近乎苛刻的自食其力者。

譚嗣同七歲那年，他的大哥嗣貽娶瀏陽黎氏之女，徐夫人挈長子返瀏陽完婚。因路途遙遠，旅行不便，遂將譚嗣同留在北京。臨行之日，譚嗣同和家人到盧溝橋為母親送行。這是他第一次遠別母親，譚嗣同強忍淚水，默然無言。那時的他雖然隻是一個七歲的孩子，卻比同齡人情感來得濃烈。母親走了好遠，回頭看他，他仍站在那裏不肯離去。母親離開後的一年中，譚嗣同思親難抑，生了幾場大病，形容消瘦。待到第二年母親回京，看見他瘦骨嶙峋的樣子，不由心疼，問他是否想念自己所致，他卻想到當初與母親的約定而矢口否認。不苟言笑的徐五緣也被兒子乖巧惹人憐的模樣逗笑了，頗為欣慰地對旁邊人道：“此子倔強能自立，吾死無慮矣！”

徐五緣嘉許了兒子，這個倔強自立的女人將自己身上的人性之光投射於兒子。你若自立，我便死得安心，她用極度的不安全感勉勵譚嗣同自立。譚嗣同後來養成的一身傲骨皆源於此，而凡事易張難弛也變成肌肉記憶存儲於他的身體。無論何時，譚嗣同始終保持著一種孤身立於危地的凜冽之勢。

母子間其樂融融的溫情畫麵，永遠都無法定格。隨著父親譚繼洵地位的不斷攀升，譚家內部原來比較簡單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起來。當時的封建官僚和商賈，都有買妾的風氣。《李興銳日記》中就有譚繼洵為李找妾的記載：“敬甫知餘將置妾，而擇年在二十五歲上下。適有送婢求賣者，敬甫邀餘一看，遣之去。”置妾不同於娶妻，帶有濃厚的買賣性質，妾的出身也往往比較低下。置妾，大多時候置的不是情感，而是門麵。科舉的成功使譚繼洵獲得了入仕的資格，意味著他的儒生地位得到了朝廷的承認。而與之相匹配的享樂成本也水漲船高，納妾算是功名之士的標配。更何況還是京官，生活上的配置更是馬虎不得。馬配鞍，劍配匣，辜鴻銘說的“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說的是同樣的道理。將女人物化，是那個時代最醜陋的部分，值得用一萬噸的文字去批判。

譚繼洵到京城為官後，像大多數官僚那樣，開始忙著為自己置妾。他完全不用顧及家中發妻的感受，此等境況，誰也說不出什麼。而那些在私人生活上無所作為的官員，反倒成為世人奚落的對象。仿佛他們納的不是妾，而是一件披在身上的華美錦袍，如同插在功名軀體上的一麵旗幟。肉身，就像是他們養起來的一件玉器，玉不離身，身不離玉。反複擦拭，日夜揣摩，養出油膩。

成年後的譚嗣同念及母親，總是愁腸百結。一個女人苦心經營的家庭氛圍，在現實世界裏不堪一擊。她隻能像劇情陡變的家庭劇裏的女主人那樣，保持忍辱負重而又沉默的姿態。同治二年（1863），徐夫人帶著子女輾轉數千裏，從瀏陽鄉下來到北京。而此時，譚繼洵已娶直隸順天府薊州（今天津市薊州區）女子盧氏為妾。盧氏年方二八，比譚繼洵年輕二十四歲，他成了譚氏的第一房側室。在譚繼洵所娶四妾中，盧氏年齡居長，聰慧明秀，很快便為這個家庭添上一子，得到譚繼洵的寵愛。同治十一年（187），譚繼洵又娶四川女子張氏為側室，張氏也生有一子，名嗣。在譚家，盧氏與張氏分別被稱為“大姨太”和“二姨太”。

古人有言：“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舊時綱常倫理，麵目板正，寒氣太盛。小妾在舊式家庭裏的地位較低，按照舊製，“妾事夫人，如事舅姑”，並規定不得以妾為妻。大紅燈籠高掛處，人的心思，密如浮埃，身在其中，誰又能逃脫哀愁。妻妾、嫡庶之間的傾軋，有時會異常尖銳。於是，有些家訓中還將此錄入其中：“素相敬愛之伉儷，因妾生嫌，漸至反目。婦已有子，自可毋庸置妾。先貧後富、先賤後貴者，尤所不宜。”譚家情形也不例外，譚繼洵與徐氏算是貧賤夫妻。譚繼洵功名無成時，徐氏與他患難十餘載，後又隨其遷來京城十餘年。一個女人能夠付出的，徐氏都毫無保留地奉獻給譚家。然而經此變化，夫妻之間難免齟齬，感情日漸淡漠。

譚繼洵寵愛他的小妾，徐氏自然受到冷落。瀏陽會館裏經常會傳出徐夫人與盧氏的懟怨聲，恨屋及烏，兩人間的怨怒很快便轉嫁到子女身上。徐夫人在世時，盧氏尚有忌憚，不敢過分造次。譚氏夫婦及妻妾之間的不和，使年幼的譚嗣同置身於幽暗的氣氛中。人雖幼稚，卻心有不甘，常常生出戾氣。人生最初見識到的爭鬥與凶險，便是屋簷下的親情。家庭生活對於孩子來說，一飯一蔬，一敬一怒，溫潤人心，也摧毀人心。譚繼洵在京師戶部任職十七年，正值“同治中興”時期。經過太平天國運動和撚軍起義的輪番衝擊，大清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譚繼洵所在的戶部是中央政府管理全國戶籍和財政經濟的機關，在太平光景裏，當是京官們求之不得的好去處。可是經過長期戰亂，民生凋敝，財政枯竭，又當別論。

譚繼洵雖然不是來自社會的最底層，但他身上背負著家族的厚望。或許是苦難的打磨，讓他對世事人生有著相對清醒的認識。“談農政於理財之日，談榷政於兵燹之後”，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官場就是一個文人最後修煉的道場。譚繼洵是個務實之人，處世謹慎，行事穩重，非常人能及。拆東牆補西牆的職務，看上去像是在收拾爛攤子。可是對譚繼洵來說，卻是最合適的角色。他在戶部衙門擔任農曹時，曾於人前慨然曰：“農曹者，度支所總，國用民生所係也。”

即使做個不入流的七品小官，譚繼洵也要讓自己做到熟悉掌故、通達機宜、恪守本職。為官，本來就是為人之道。官場混沌，人神鬼魔共存，但官事還是人心鏡像，有一套既定的生存秩序，終途還是明心見性。事實證明，一個心細如發的人，通常要比那些粗枝大葉的莽夫更懂得因勢利導地解決問題。譚繼洵有著高遠的政治理想，小小的農曹職位怎能匡定他的才華？他日夜用功，光是專業書籍就儲備了數萬卷，同時又多方搜集輿論，了解時勢，很快便達到了“博綜掌故，精熟食貨”的程度。在今日之我看來，譚繼洵用儒學理想來度量並不合乎理想的時政，是值得懷疑的。而在彼時的譚繼洵看來，他所做的，乃理所當然之事，不止一個循吏和名儒曾經這樣做過。大學士翁同評價他“此人拘謹，蓋禮法之士”，喜歡按部就班，凡事不願為天下先。一個中規中矩的、以君子自期的文人士大夫。自適其適，適得其所。在多數人的眼裏，他們是沒有棱角、謹小慎微的官員。

自古飯碗難捧，君子憂道亦憂貧。一身才華換不回三菜熱湯，並不是稀罕事。譚繼洵的境遇還過得去，為政既不混沌，也算不得清簡。十餘年間，他先後在戶部下屬八旗現審處、井田科、捐銅局、收銅局、捐獻局、軍需局等處任職，他幾乎將戶部機務嘗試個遍。同治十一年（1872），升補戶部山西司員外郎，兩年後，又升補山東司郎中。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譚繼洵奉旨簡放坐糧廳監督，駐北京以東通州。直隸通州向來為南北漕運的終點，每年數十萬石漕糧在此交卸入倉，以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供應著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是京師之地與經濟重心區域構成空間關係的重要樞紐。辦理漕政事務雖然勞體傷身，但也是肥缺，其中營私舞弊、貪汙中飽乃常有之事。譚繼洵在坐糧廳任上，連續三年因辦運出力而受到嘉獎，奉旨專以道員用、賞加二品銜。

譚繼洵任職通州不久，全家隨之遷往北京以外四十裏的通州城。此時，次女嗣淑已於幾年前嫁給廣西灌陽進士、翰林院編修唐景崶，隨唐家住在京城；長子嗣貽正在家中複習功課，準備考舉人；而嗣襄、嗣同仍隨歐陽中鵠在家塾讀書。看到孩子們上進，譚繼洵非常欣慰，對他們的教育也愈發上心。月色昭昭，譚家兒女讀書喧嘩的聲音遙遙傳來，大地似乎有一種朦朧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