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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感舊錄師友感舊錄
溫儒敏

中文係的“老主任”楊晦

*楊晦(1899—1983),遼寧遼陽人。著名文藝理論家,1950—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中文係主任。

楊晦先生個子矮矮的,略瘦,一頭花白濃發,一身好像從來不換的藍色中山裝,走在校園裏,是再普通不過的老頭。但在20世紀50年代,他可是北大的風雲人物,一位曾有過很大影響的學者。1978年我到北大讀研究生時,先生還健在,常聽到這位“老主任”的故事,比如他“五四”遊行時參與“火燒趙家樓”,等等,可惜沒有聽過他講課。近日(時間為2019年)北京大學中文係舉行“楊晦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會”,據說參加者不多,他直接教過的學生起碼都八十歲以上了,而現在的學生對楊晦這個名字可能是陌生的。我也因故未能參加他的紀念會,隻能寫篇文字寄托我的思念。

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大校長兼中文係主任胡適離校往台灣。一個多月後,北平軍事管製委員會接管北大,指定音韻學家魏建功先生臨時擔任中文係主任,維持“過渡時期”的工作。魏建功做了一年多,苦不堪言,便由楊晦先生接任,那是1950年7月,可謂百廢待興的時期,教學很不正常。他當係主任後即遇上培養目標和課程設置的大調整,那是新政權的要求。中文係的任務確定為“培養學生充分掌握中國語文的能力和為人民服務的文藝思想,使成為文藝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幹部”。為此北大中文係就精簡了小一半的課程,諸如校勘、音韻、訓詁等一類比較偏的課,都停了,增設了現代文學、中學國文教學法、新文學概論和時事學習等新課。這不是楊晦先生本人的想法,而是那個時代的要求。其實楊晦還是主張北大要培養比較專門學問的人才的。1953年,全社會都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大學實行所謂“專門化”,也就是加強專業分工,於是楊晦便順勢借這個“名堂”,建立了中國文學和中國語言學兩個“專門化”,並成立了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文藝理論、漢語、語言學和寫作等教研室。別小看這個舉措,如今北大中文係的專業體製仍在承續此格局,隻是後來略有增補。1959年增加了古典文獻專業,和文學、語言兩個專業構成了北大中文係“三足鼎立”的專業體係。這其中,楊晦無疑是起了大作用的。

楊晦先生被學界記住的,還有他致力於文藝理論學科的建設,這在20世紀50年代也是新事物。1954年,楊晦率先在北大主持開辦“文藝理論研究班”。當時邀請了蘇聯文藝理論專家、基輔大學副教授畢達科夫(蘇聯著名理論家季莫維耶夫的學生)來研究班上課,幫助建設文藝理論學科。雖然“學習蘇聯”的課程帶有濃厚的機械論和教條主義色彩,但總歸激勵了學生讀書,古今中外的經典都讀,成效顯著。這個班開辦三年,培養學員15人,更多的是來自全國的進修教師,他們一邊旁聽,一邊把筆記寄回各自所在的大學,也都陸續開設相關課程。研究班和進修教師中很多後來成為文藝理論界的領軍人物,包括胡經之、蔣孔陽、霍鬆林、王文生,等等。後來中文係又開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楊晦先生是全國最早帶研究生的少數導師之一,其門下果然出了一批傑出人才,比如文學史家嚴家炎、美學家胡經之等。楊晦先生後期治學的重點轉向中國古典文論,講授“中國文藝思想史”和《禮記·樂記》專題課,指導年輕老師開設“中國古代文論選”。如今“中國古代文論”跨越“古代文學”和“文藝學”,成為一門重要的二級學科,不該忘了楊晦先生的開拓之功。

在那個政治化的年代,楊晦先生主持係政,諸多掣肘。1952年8月,燕京和清華的中文係合並到北大。1954年,原中山大學語言學係主任王力也調入北大。北大中文係師資隊伍空前強大,但人事矛盾也多了,係主任楊晦要做許多平衡,承受的壓力是大的。而他始終在想辦法維持北大自由開放的學術傳統,使中文係有相對良好的學術氛圍,使教學走向正軌。

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6月,北大中文係再次調整充實了課程。除了加強古代漢語這一重頭課,還逐步恢複了文字學、音韻學、漢語史一類課程,增設了古代詩詞、古代散文等全係通選楊晦(右)與學生們

課。要求學生多讀書,一些基本的書比如《詩經》《楚辭》《論語》《孟子》《左傳》《戰國策》等,是要通讀或者背誦的。還組織學生到各地做方言調查與民歌采集。當時剛剛從“困難時期”緩過來,人們注意總結“左”的教訓,楊晦先生主持的課程調整往“務實”努力,在當時全國高校中文學科中,是帶有示範作用的。其中注重多讀書、打基礎這個經驗,對於當今的中文學科教學,仍然富於啟示。可惜不久便爆發“文革”,課程建設的推進便化為烏有。

我讀研究生時曾找過楊晦先生的一些論文來讀,知道他是偏重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文學的,這是第一代文藝理論家的共同點。他在1940年代寫過一些頗有影響的評論,後來結集為《文藝與社會》(上海中興出版社1949年出版),其中對文藝思潮和現象的解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論”。楊晦認為文學不是孤立的,隻有從社會關聯和文化背景中才看得清楚。他將文藝與社會的關係比作地球與太陽的關係:地球有自轉律,又有公轉律,文藝有自己的發展規律,但文藝的發展又要受到社會發展的製約。這就是文藝的自轉律和公轉律,文藝要健康發展,必須處理好文藝和社會的“自轉”和“公轉”的關係。這的確是很實在的比喻。楊晦先生多述少作,甚至述而不作。他生前出版專著不多,他的文藝思想更多地體現在課堂上和講義中,體現在他所建立的文藝學學科和學生培養上。他給學生講授“文藝學”“文學概論”“文藝理論專題”等課,問題意識強,重點研究“文藝理論,解決文藝上的各種難題”,很注重從“文藝與社會基礎”“文藝實踐與社會實踐”等角度去解釋文學現象。據孫紹振先生回憶,楊晦教授講中國文藝思想史,出入經史、小學、鐘鼎藝術,其廣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靈光,一語驚人,令人終生難忘。其批評郭紹虞新版《中國文學批評史》曰:用現實主義的原則去修改,還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實實在在的資料。

楊晦先生從1950年起任北大中文係主任,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有十六年之久,是曆屆係主任中任期最長的,他的辦學理念對中文係的建設和發展有重要影響。很多老學長回憶,楊晦總是強調大學期間學好基礎知識,不急於求成,不著急發表文章;他強調做學問要有開闊的視野,堅持語言、文學不分家;他的那句“名言”:“中文係不是培養作家的係,是培養語言文字工作者的係。”曾經給許多報考中文係的文學愛好者潑一頭冷水,雖然此觀念至今仍會引起爭議,但他對中文係教學的定位顯然是有過深思熟慮的。1954年,作家劉紹棠在中文係剛讀了一年就要求退學專門從事寫作,楊晦先生批評他說,你寫了幾本小說隻算是個小作家,如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須同時又是一個學者。在那個政治化的年代,楊晦先生有“緊跟”的一麵,但他畢竟是學問中人,具體到教學,他還是盡量堅持讓學生打好基礎,紮實問學。

“老主任”楊晦的經曆頗有些傳奇。1899年,楊晦出生在東北遼陽小營盤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小時候隻讀過幾年私塾和小學,便到當地郵局當學徒。他很刻苦,邊工作邊學習,1917年居然考入北大哲學係。五四運動時,血氣方剛的楊晦曾是“火燒趙家樓”的“幹將”之一。1925年,他又和馮至等人創辦文學社團“沉鐘社”,那是被魯迅稱為“確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紮得最久的團體”。北大畢業後,楊晦先後在西北大學、中央大學等30多所高校教過書。新中國成立後,就一直在北大中文係任教,直到1983年去世。20世紀50年代中期,教授分三級,二、三級多,一級相當於現在的院士,數量極少。北大中文係當時很驕傲地擁有4位“一級教授”,楊晦便是其中之一(另3位是王力、遊國恩和魏建功)。楊晦先生的著作不多,他評上一級教授時,據說還有些老師不服氣。但先生資格老,德高望重,對學科建設影響大,也是很多學者所不及的。

2019年11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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