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元年(1034)三月,歐陽修西京留守推官任職期滿,接下來應該回東京待命,等候朝廷任命新的職務。一、館閣校勘時期的曆練
歐陽修昔日的頂頭上司王曙,此時已經是樞密使。盡管當年歐陽修曾經當眾頂撞過他,讓他很沒麵子,但是,他還是很賞識歐陽修的才學和人品,通過他的推薦,歐陽修得到了召試學士院學士院是皇帝的秘書處,負責重要文件的起草等工作。的機會且順利通過,進入學士院之後,才能進入館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和秘閣、龍圖閣等閣,分掌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務,通稱“館閣”。又是朝廷培養人才、儲備人才的地方。。館閣是趙宋高級人才的培養基地,也是高級治國之才的儲備庫。進入館閣的條件極為嚴格,需要品德、才識等方麵都非常優秀。正因為如此,許多年輕的進士,大多希望經過基層的短期曆練後,能夠進入館閣。
當年六月,歐陽修被任命為館閣校勘,負責整理、校核館閣所藏的皇家圖籍。歐陽修進入館閣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參與編修館閣所藏大量圖籍的目錄,便於各級部門使用時能夠方便地查找。表麵上此類圖籍整理的工作非常枯燥,實際上由於圖籍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在整理的過程中勢必要仔細閱讀一遍,所以對於宋以前王朝的治亂興衰,會有一個比較透徹的了解,一旦有機會擔任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門的長官後,勢必有較高的治理能力。而對於歐陽修這樣的喜歡學術的人,又是難得的學術研究、著述的好機會。《五代史》一書的編纂就是此時開始籌劃的。
歐陽修擔任館閣校勘期間,家裏又迭遭不幸。景祐二年(1035)七月,妹夫張龜正去世於襄城(今河南省襄城縣),歐陽修的妹妹帶著張龜正與前妻生育的女兒前來東京,和歐陽修一家一起生活,無疑又加重了歐陽修的負擔。歐陽修在給梅堯臣的一封信中寫道:“衣食都很艱難,想喝酒,又缺錢,苦悶極了。”(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一四九,《與梅聖俞(六)》。九月,續弦楊氏又因病去世。二十九歲的歐陽修一下子好像老了十歲,身子又瘦又虛。二、卷入政治旋渦
歐陽修沒有被接二連三的家庭變故所壓倒,更沒有埋首於故紙堆中以轉移內心的痛苦,而是密切關注朝廷的政治,不平則鳴。(一)為石介鳴冤
景祐二年(1035),歐陽修首先就石介被罷黜一事,上書禦史中丞杜衍,為石介討說法。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今山東省泰安市)人,和歐陽修為同年進士,樂善疾惡,喜歡聲名,遇事奮然敢為,也是當時知名的研究、傳播儒學的學者,雖然年方三十歲,可在朝野的名聲卻是遠近皆知。
景祐二年(1035)冬天,經過禦史中丞杜衍的舉薦,禦史台辟石介為主簿,但是,很快又宣布任命廢止。其原因表麵上是,還未到禦史台上任的石介就上書樞密使王曾,公開反對仁宗剛剛頒布的赦免五代十國當政者的後裔之罪,且要啟用他們中的部分人做官。而其中的一些政權,趙宋建國後官方一直稱其為偽政權,如朱溫建立的梁朝就稱偽梁,啟用這些偽政權的後裔無異於自打耳光。實際上的原因是因為上一年八月,石介上書樞密使王曾,根據社會上的一些傳言,斥責仁宗無端廢除郭皇後,寵幸尚美人,且在後宮飲酒無節,沉湎於女色,弄得身體也大為受損。石介請求樞密使王曾趕快勸解仁宗幡然悔悟,回歸正道。
郭皇後是劉太後一手安排給仁宗的皇後,但卻不是仁宗中意的女人。郭皇後自以為有劉太後撐腰,處處驕縱專橫。郭皇後入宮九年,一直沒有為仁宗生個兒子。劉太後去世後,仁宗親政,與宰相呂夷簡等商議,準備以皇後沒有生育兒子為由,廢掉皇後。而仁宗專寵的妃子尚美人,自恃有仁宗撐腰,也不把皇後放在眼裏,一次,尚美人和皇後當著仁宗的麵罵架,這於雙方而言,都是非常失禮的行為。對尚美人而言,就是犯上作亂。郭皇後氣急敗壞,伸手欲打尚美人。仁宗慌忙上去攔架,郭皇後一不留心,一掌打中仁宗的脖頸,由於用力太猛,仁宗的脖頸上留下一道印痕。這樣,仁宗便有了廢掉郭皇後的理由。於是,郭皇後被廢,尚美人也被處罰,後另立曹氏為皇後。
任命石介做主簿這樣的低級官吏自然不需要皇帝批準,但是由於石介在社會上的名氣很大,很快有人將此事稟告仁宗,仁宗於是要求禦史台終止此任命。
歐陽修與石介為同年進士,對石介也較為了解。他評價石介“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四十七,《上杜中丞論舉官書》。。所以歐陽修不但認為石介沒有錯誤,反而認為石介未到禦史台上任就敢放膽直言,恰恰說明他是禦史台最合適的主簿人選。
從歐陽修的上書看來,他委實不理解石介一事中的內幕,也錯責了杜衍。但歐陽修的這種行為,說明了他對禦史台的厚望,也反映出歐陽修見義勇為的優秀品質。介入石介一事,僅僅是歐陽修卷入趙宋政治旋渦的序曲,更大的旋渦接踵而至。(二)“範黨”要員
景祐三年(1036)五月,範仲淹向仁宗獻上《百官圖》,直指當時官場裙帶關係盛行導致的惡劣政治生態,矛頭對準宰相呂夷簡。呂夷簡是仁宗的寵臣。他聽信呂夷簡的讒言,並結合自己的判斷,堅信範仲淹有朋黨之嫌,結黨是趙宋祖宗之法所堅決禁止的行為,於是將範仲淹貶官饒州(治今江西省鄱陽縣),同時被貶的還有餘靖、尹洙等人。時為館閣校勘的歐陽修,不為所懼,毅然寫下了名聞天下的《與高司諫書》。
高司諫即高若訥,時為右司諫,仁宗天聖二年(1024)進士。歐陽修與他相識已經十四年,一度以為他是個真正的君子,可是,在這次朝廷新舊勢力較量的關鍵時刻,卻發現了他十足的偽君子的本色。作為諫官,在大是大非麵前,高若訥沒有盡諫官犯顏直諫的職責,而是附會宰相呂夷簡,歪曲事實,抨擊範仲淹。歐陽修在該文中寫道:“你家有老母,愛惜官位,不敢冒得罪呂夷簡後而被貶官、丟掉優厚俸祿的風險,這是庸人之常情,正人直士眼中,你隻不過落一個不稱職的諫官的差名。但是,到處貶毀範仲淹,了然自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則是典型的小人嘴臉。”歐陽修又在文末直截了當地寫道:“你可以拿著我的這封信到朝廷,讓朝廷也以朋黨的罪名罷免我的官職。”(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六十八,《與高司諫書》。
歐陽修的這封信,大義凜然之氣躍然紙上。高若訥果然將歐陽修的這封信上交仁宗,仁宗隨即以妄議朝廷、責備諫官且有朋黨之嫌的罪名,將歐陽修貶官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令。
所幸歐陽修被貶官之後,仁宗皇帝送給他一句頗有人情味的話,“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意即好好做官,不要把所犯的錯誤太放在心上,以後還有上升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