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從小我就聽大人念叨，黃河是麵善心惡，長江是麵惡心善。對長江我無從了解，雖然去過幾次，也曾經自武漢乘船沿江去過重慶，但畢竟匆匆而過，不甚了了。因為工作後遷移至鄭州，飲了這許多年的黃河水，對黃河就理解得相對深了些，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僅是物質的，同時也是文化的。

後來長大了我才明白，為什麼周圍的老人們說起黃河來，熟悉得好像是自己的玩伴似的。黃河雖然離父親的家鄉還有一段距離，但他們與她的關係太緊密了。我父親的老家在周口市西華縣，這個縣的整個西部就是黃泛區。其實，黃河迫近我們家族的曆史，還是晚近幾十年的事，也就是從有黃泛區的時候開始，他們才真正知道黃河的善惡吧。關於那一段曆史，父親因為親曆過，常常會給我們講起。作為一個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的老同誌，他的講解隻是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了教科書裏所寫的，蔣介石不抗日，為了逃跑方便，阻止日軍的進攻，炸開了花園口，造成了近百萬老百姓的死亡和一千多萬人的流離失所。

2015年，近百歲高齡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受邀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大會後，到大陸各地探訪抗戰遺跡。在鄭州，當他談到花園口決堤時，麵對鏡頭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談：“如果不是黃河決口，以水代兵，徐州到西安一路都是平原，日軍的重機部隊可一路長驅南下，另一路可直打到西安……”對這段曆史，郝柏村先生是有備而來還是念茲在茲，我們不得而知。他也不是親曆者，花園口被炸時他還遠在湖南零陵炮兵學校讀書。不過，後來他有在鄭州駐防年多的經曆，對此事也許會有所用心吧。

曆史未必真的能夠任人打扮，但真實的曆史雖未走遠，甚至即使見證人還在，隻是因為解讀的角度不一樣，其呈現還是讓我們覺得有雲泥之別。我們的母親河雖然承受了如此之大的磨難和屈辱，但到最後她仍然需要擔承到底是惡還是善的褒貶。說惡，她卻養育了中華五千年農耕文明；說善，因黃河泛濫而造成的災禍不絕於書，據說有記錄的災禍將近兩千次。

發生在1938年的那次炸堤，按照當時國民政府的解讀，如果不是6月7日中國軍隊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形成千裏澤國，終於擋住了日軍機械化兵團，為中國軍隊主力西撤贏得了時間，當時的中國軍隊主力在武漢地區會被日軍合圍殲滅，中國在短期之內就很難再組織大規模的武裝抵抗。說白了，那就是亡國之禍。因此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其實這跟蔣介石開始就下決心的焦土抗戰是一脈相承的，中國政府也想以此舉昭示天下，無論要付出多大的犧牲，中國都會把抗戰進行到底。毒蛇噬其指，壯士斷其臂，曆史的生死抉擇畢竟不是我們在鍵盤上揀選文字這麼輕而易舉。

然而，一將功成萬骨枯。對於普通百姓而言，個體的命運始終不能掌握在自己手裏，總是被綁縛在國家的戰車上，遭受著興，百姓苦，亡，百姓也苦的政治蹂躪，也不能不引以為憾。

據說當時在炸堤之前，國民政府也曾經對花園口附近的百姓進行了疏散。但由於沒有考慮後來的天氣原因，疏散的範圍很小。而花園口決堤前後，已經遭受持續的暴雨浸淫，所以決堤的洪水前後襲擊了44個縣區。由於上遊洪水的不斷侵襲，再加之戰爭的蹂躪，花園口決堤處再也難以堵上，對下遊造成的傷害長達十年之久。黃水肆虐，汙坑遍地，蚊子多，死屍多。難民們又經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尤其是隨後發生的霍亂，致使死亡者眾多。“花園口事件”造成1250多萬人受災，390萬人外逃，89萬人死亡，經濟損失折合銀圓超過10億元。後來我想，身處重災區的我父親和我叔叔，以及他們的祖輩早年投身革命，肯定跟這次黃河決口有很大的關係。

20世紀70年代末，河南小說家李先生創作《黃河東流去》就是以“花園口事件”為背景的。李先生是一個高產作家，也是一個極為認真的作家。為了這部巨著的創作，他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沿著黃河采訪，又花了一年多時間搜集花園口決堤時河南逃荒難民的情況。書稿寫好，剛好趕上粉碎“四人幫”，80年代初，根據這部作品改編的電影《大河奔流》在全國上映後曾經引起不小的轟動。

與電影不同，在這部作品裏，李想表達的東西更多，也更深刻，而不僅僅是花園口決堤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據他自己坦言，他想通過這場災難，表達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在災難麵前的態度，往更深處說，他思考的是如何從苦難裏挖掘出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文化根脈，在生死攸關的曆史事件中尋找民族的精神內核，以此尋找激活中國人民蓬勃旺盛生命力的動力之源，並為當下提供精神圖騰和棲息之地。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作品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時代意義和文化價值。

李對黃河以及黃河曆史文化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黃河也是他寫作的內在驅動力，他認為那是他的文化血脈。1997年在北京舉辦的《河南新文學大係》座談會上，李以“揭開河南作家群產生的秘密”為題作即席發言。他動情地說道：“河南過去那麼窮，那麼落後，但是作家卻一群一群產生，為什麼？我看，這和黃河大有關係。黃河，對河南害處很大，但我還要歌頌它。黃河帶來了無數苦難，但卻給了河南人樂觀與大氣……是黃河給了我們熱烈的性格。謝天謝地！這是第一條。熱烈的情感，是創作的基本條件。”然後他振臂一揮，激動地說：“河南還要出大作家！”

二十年後，另一個出生在黃河故道的河南作家劉震雲寫出了《溫故1942》。第一次讀這部作品我就被震撼了，後來我在創作一部小說時，引用了其中的一些細節。那些細節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這段曆史一樣，被“自將磨洗認前朝”後，突然發出了閃閃的寒光。那光芒陰鬱而持久，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高懸在苦難的中華民族頭上。我不得不沮喪地說，那是某種文化基因，並沒有因為時間而改變。

其實發生在1942年，也就是老百姓口中民國三十一年的那場災難，也與黃河有關，更與花園口被炸有關。花園口被炸後造成黃河改道，形成了一片5.4萬平方公裏的黃泛區，致使河南東部平原的萬頃良田變成了沙灘河汊。黃泛區內河淤溝塞，水係紊亂，蘆葦叢生，無法耕種，成為水、旱、蝗等各種災害的發源地。其中危害最大的除了水災就是蝗災。1942年開始的大旱，使得黃泛區土地經過大旱炙曬後，蝗蟲大量孳生，吞噬了大片大片的莊稼。

當年的一個記者曾經這樣痛心地寫道：“那些蝗蟲看著是在吃莊稼，其實，是在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