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麼些年,我在豫南城市漯河生活。沙潁河的最大支流沙河自漯河穿城而過,與澧河交彙,故在此稱為沙澧河。再往下走,至周口段,又與潁河交彙,改稱沙潁河。有一年為了給這個城市寫一部傳記,我曾經沿著沙河溯流而上,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找到了它的源頭。它藏在堯山的半山腰一個凹陷的洞穴裏,是個看起來隻有拳頭粗細的泉眼。如果不是跟前立著一塊一人高的牌子,我絲毫也不會覺得這條六百多公裏長的大河竟出自這樣一個不但談不上體麵,甚至還有點齷齪的地方。
直到很多年後我參加走黃河采風團,一路走過了黃淮平原、關中平原,跨越了壺口和河套平原、銀川平原、河湟穀地……走過了九曲十八道彎,在巴顏喀拉山上看到黃河的源頭也不過隻有碗口般粗細,心裏方才有點釋然。秦丞相李斯在《諫逐客書》裏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由此想來,古人之懷抱胸襟,竟是沿著微塵細流而裝得下高山大河的。
在中國的曆史和文學史上,“潁水”是一個親昵的名字,相傳許由洗耳便是發生在潁水之濱。不過,與沙潁河比起來,黃河的曆史要長得多。在史前時期,一百多萬年前就誕生成長。開始的時候,她的名字隻有一個字——河。這是一個嬰兒的名字,也是一個母親的名字,要有怎樣的溫情和熱愛才能這樣輕輕地喊出來!她之所以被稱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那可是自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緊緊地抱著這條母親河,把根基全部穩穩地紮進黃土裏的,甚至一直到宋,中國的曆史大部分是沿著黃河篳路藍縷一路走來的。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文明都發源於大河,也幾乎所有的民族都誕生在詩歌的搖籃裏。在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裏,有人說秦風的《蒹葭》就是寫的黃河。“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此說頗有爭議,反對者認為,這首詩隻寫到水,並沒有寫“河”。在先秦文學中,一般的河不稱河,隻有黃河才稱河。也有一說此詩寫的是甘肅天水。那麼由此看來,《詩經》開篇第一首《關雎》肯定就是寫的黃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因為這裏的“河”,在當時隻能指黃河。
而當我讀到《衛風·河廣》時,真真有一種五味雜陳的感覺。也許我不能與詩人強烈的思鄉盼望之情共情,但“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突然讓我有一種與曆史久別重逢的悲欣交集,我想起第一次跟隨父親跨越黃河,當時我眼裏的黃河,豈不就是那麼孱弱細小、間不容刀嗎?
把黃河作為中華文明的圖騰,怎麼說都不為過。豈止如此呢?作為農耕文明的代表,我們先祖的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而因為治水形成的集體主義觀念,於今猶盛。黃河的清濁幾乎就是國運和統治者德行的象征,人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絕望,到庾信《哀江南賦》時,已經變成見慣不驚的平淡:“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而到了唐代羅隱的詩中,則成為一個死結:“才出昆侖便不清……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作為一代才子,羅隱一直懷才不遇,至京師十幾年應進士試,十多次不第,最終還是铩羽而歸,史稱“十上不第”。他把自己的滿腹牢騷和悲憤灌入黃河,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慣常作為。黃河皆默默吞下,忍辱負重,以待“聖人出,黃河清”。
盛唐時期,黃河並未變清,可唐人的胸懷因為國門洞開,接受八麵來風一變而闊大,因此,黃河也成為文人騷客寄托懷抱最好的載體。前有李白“黃河落天走東海,萬裏寫入胸懷間”的豪邁,後有劉禹錫“九曲黃河萬裏沙”的浪漫。那種“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大唐氣象,著實讓後來者始終充滿了文化自信:
九曲黃河萬裏沙,
浪淘風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銀河去,
同到牽牛織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