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基博對“文學革命”的退讓與反擊

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陳獨秀、胡適、魯迅、蔡元培、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為代表的革新派文人與以林紓、劉師培、陳拾遺等人為代表的複古派文人就文言的存廢、文言白話的優劣等問題展開激烈論戰，為推行白話和促成國語統一取得了輿論上的優勢。1920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令第七號》通令全國國民小學一、二年級改國文為語體文，廢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頒布的《教育部令第八號》通令小學讀本“宜取普通語體文，避用土語，並注重語法之程式”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書店，1990，第110—111頁。。其後，學衡派、甲寅派重彈文言優長的舊調，兩度掀起爭端。魯迅諷刺拒發白話文的《甲寅周刊》，說他們“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他同時宣告，即使真的“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魯迅：《答KS君》，1925年8月28日刊發於《莽原》周刊第19期，載魯迅《華蓋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103頁。不過，從中國現代語言文學的實際發展進程來看，文言文並未因為白話文的通行而“氣絕”、消亡，文言白話與新學舊學之爭也並未終結。現代古文家與國學名家錢基博（1887—1957）就是一個堅持文言寫作且以舊文化續命者自任的博學鴻儒，他在文學革命方興未艾之時，未正麵攖其鋒，但在革新勢頭減弱之後，他的反擊格外淩厲，對胡適由原來的嘗試接受轉向嚴詞批判，彰顯了中國新文學敘事的否定之維。

錢基博字子泉，號潛廬，乃博學鴻儒，為人敦厚而風骨卓然，其學以經史為根底，以集部之學為淵藪，涉獵廣博，多有建樹，於藝文之道、經子之學造詣殊深。其文化立場以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為宗，故於究心國粹之餘，頗能融化新知，通經致用，著述有《經學通誌》《周易解題及其讀法》《現代中國文學史》《孫子章句訓義》等十餘種。近代詩評巨擘陳衍讚其“學貫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詞，於昌黎習之，尤嚌其胾而得其髓。其致吳稚暉一書，不亞樂毅《與燕惠王書》”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第549頁。。現代史學巨匠錢穆於回憶中稱：“餘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2005，第128頁。探究這位古文家對胡適及新文化運動、新詩運動的評價，可揭示其對文學革命所持態度的微妙轉變，也可窺知其守舊詩觀。一錢基博對胡適及其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的評價

錢基博生於1887年，長胡適四歲。胡適乃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主將，倡白話文、白話文學及民主、科學，力主廢除文言文與儒家道統。其西化理念與錢基博“中體西用”之旨相抵牾。因此，錢基博素不喜胡適。1932年11月17日，錢基博署名“啞泉”致信其子錢鍾書，對他與新派人物過從甚密、思想學風受其影響頗為不滿：

迭閱來書及《大公報》《新月》雜誌，知與時賢往還，文字大忙！又見汝與張傑書雲，孔子是鄉紳，陶潛亦折腰。看似名雋，其實輕薄！在兒一團高興，在我殊以為戚！錢基博：《諭兒鍾書劄兩通》，《光華大學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12月。

《大公報》是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於1902年創辦於天津，1926年複刊後，總編為著名報人張季鸞。1936年，《大公報》拓展至上海，銷量突破10萬份，成為影響全國的大報和輿論中心。《新月》雜誌是新月社的代表性刊物，由新月社成員胡適、徐誌摩等人於1928年創辦於上海，對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該刊編輯除胡適、徐誌摩，還有梁實秋等人。

1932年，尚在清華大學外文係就讀的錢鍾書在《新月》雜誌和《大公報》的《世界思潮》副刊，發表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旁觀者》《為什麼人要穿衣》《休謨的哲學》等諸多書評。錢基博顯然關注到了錢鍾書在《大公報》《新月》雜誌上頻頻發文，所以才會有“文字大忙”的觀感。錢基博還注意到其子與時賢頗有交往，但未點名。照時間推測，其中應當包括清華哲學教授張申府。在1932年至1933年期間，張申府在《大公報》主編《世界思潮》副刊，介紹新思想、新科學、新書刊。張申府在刊於《世界思潮》中的一篇文章說：“錢鍾書和我的兄弟張岱年並為國寶。”常風：《和錢鍾書同學的日子》，《山西文學》2000年第9期。由此可見，張申府對青年錢鍾書的推崇。

錢基博對其子因為接觸、趨奉新思潮而對孔子口齒輕薄，深感憂戚。其實，錢鍾書對孔子的不敬，一方麵固然是因為新文化運動反傳統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麵則是基於他本人的心性。錢鍾書骨子裏是個精靈佻達、尚趣崇智的人，不喜歡道學先生，不喜歡道德說教，遠道學而親老莊是他的一貫傾向。

從錢基博的諭兒信可見，錢鍾書譏諷孔子、陶淵明的言論出自寫給張傑的一封信。張傑曾是錢鍾書的室友，其生平事跡已湮滅於曆史中，幸在錢基博的《自我檢討書》中留下了印記。

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如火如荼，錢基博寫下《自我檢討書》。文中說：“當國民黨得意時候，大學的學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黨的金錢津貼；做特務工作，監視同學，按月報告；有的因邀功，有的為挾嫌，常常無事生風，興起黨獄，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據我旁觀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幾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學，被捕二百多人……”錢基博：《自我檢討書》，《天涯》2003年第1期。

錢基博講述的情況表明，民國時期黨獄頗盛。錢鍾書的室友張傑就是國民黨黨獄的犧牲品，他被抓捕後，不知所終。從錢基博的檢討書中可知，張傑是光華大學附中國文教員，與時任光華大學英文講師的錢鍾書同住於他的隔壁房間，而且是對麵床。

錢鍾書與張傑應當是同受新文化運動激蕩的意氣相投的好友，他寫信給張傑，諷刺“孔子是鄉紳”“陶潛亦折腰”錢基博：《諭兒鍾書劄兩通》。，折射出他們的叛逆精神。錢基博深知當時的民國距“政治有辦法，社會上軌道”的境地尚遠，而且黨獄盛行，縱才使氣、喜發高論的人很容易受人陷害，遭遇“聖知之禍”，因此，他以南朝名臣王僧虔、王儉叔侄自比他們父子說，“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錢基博：《諭兒鍾書劄兩通》。。他希望錢鍾書細思亂世的“處法”，學習王僧虔的“文情鴻麗，學解深拔，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錢基博：《諭兒鍾書劄兩通》。，並期望他成為諸葛亮、陶淵明式的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人物，而不要效仿胡適、徐誌摩，以犀利之筆，發激宕之論，迎合社會浮動淺薄的心理。在錢基博看來，“今之名流碩彥，皆由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實大！”錢基博：《諭兒鍾書劄兩通》。其所謂名流碩彥，自然首推胡適。

1923年春，胡適應清華大學學生之請，開列了一份共計185種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先在《清華周刊》上發表，其後相繼在《東方雜誌》《讀書雜誌》《晨報副鐫》等報刊刊出，世稱“胡目”，轟動一時。

“胡目”雖以“最低限度”自居，但所列之書，浩瀚無垠，曆代儒家和諸子經典，宋儒理學名著如《二程全書》《朱子全書》《朱子大全集》《陸象山全集》《王文成公全集》，無不列入，還包括《華嚴經》《法華經》等佛典，以及曆代名人詩文專集數百家、宋元以來通行之詞曲小說多種，總量達萬卷。如真以“胡目”為最低限度國學書目，則古往今來，幾乎無人可以達標。

錢基博因而諷刺說：

適才高而意廣，既以放廢古文，屏斥舊學，放言無忌；而又不耐治科學，則詡詡焉談科學方法，欲以整理國故；又著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文以昭天下學者；予智自雄。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第485頁。

對於梁啟超與胡適合流，錢基博也頗為不滿。他批評二人說：

一時大師，駢稱梁、胡。二公揄衣揚袖，囊括南北。其於青年實倍耳提麵命之功，惜無扶困持危之術。啟超之病，生於嫵媚；而適之病，乃為武譎。夫嫵媚，則為麵諛，為徇從；後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終身之惑，無有解之一日也。武譎則尚詐取，貴詭獲；人情莫不厭艱巨而樂輕易，畏陳編而嗜新說。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第484頁。

錢基博的這段批評文字，幾乎照抄邵祖平致章士釗函邵祖平乃章士釗弟子，此信原載《甲寅周刊》第1卷第1號，收入《章士釗全集》第五卷，文彙出版社，2000，第301—302頁。，說明他完全讚同“甲寅派”對新文化運動的評價。邵祖平的評語實際上是將胡適與漢代權臣朱博相類比。《漢書·薛宣朱博傳》描述朱博的為宦經曆說：“其治左馮翊（注：左馮翊是漢代行政區名），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三，《漢書》第10冊，中華書局，1962，第3402頁。邵祖平以“武譎”評價胡適，即是借用了《漢書》對朱博的評語。朱博由小吏起家，曆位以至宰相。《漢書》總評朱博說，此人“馳騁進取，不思道德”，喜弄權，善“行詐”。［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三，《漢書》第10冊，中華書局，1962，第3409頁。在邵祖平看來，胡適薄周孔、非禮教，又以白話文學與“胡目”誤導青年、博取大名，和朱博的行徑頗為相似。他以“尚詐取，貴詭獲”評價胡適，顯然是借鑒了《漢書》對朱博的譏評。由錢基博沿襲“甲寅派”的觀點將新文化運動主將暗比“不思道德”、狡詐專橫的權臣可見，他對新文化運動抵觸情緒之大，評價之低。

在撰寫於20世紀50年代的《自我檢討書》中，錢基博以更嚴厲的語氣與胡適相切割，原話如下：

我的思想，和胡適思想不相容；……胡適主張全盤接受歐化；他的考古學，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西洋人的文化侵掠，隻有降服之一途；絕不承認民族文化！錢基博：《自我檢討書》。

而針對廣為流傳的胡適所謂“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之說徐敏：《胡適——荒唐的民國範兒》，《書摘》2015年第3期。，錢基博對其孫女錢瑗說：“我也不知道哪國的月亮圓，隻知道沒有哪個國家寫過像中國那麼多的月亮詩。一個有修養的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裏，看到月亮，就會想起自己的家鄉。”記載於錢瑗致葉坦的書信，見葉坦《天堂就在她的心裏》，楊絳等著《我們的錢瑗》，三聯書店，2005，第104頁。且不論哪國的月亮圓，也不論中美文化孰優孰劣，錢的態度至少表明，他對新文化運動的黜舊崇洋傾向以及胡適的全盤西化思想，始終都持批判態度，也再次彰顯了他的文化守成主義立場。二錢基博對胡適及其追隨者的白話文學造詣的

評價

胡適是新道德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倡導者，也是白話文學的探索者。他的白話戲劇《終身大事》、雜文《差不多先生傳》、新詩集《嘗試集》都是新文學史上的開風氣之作。《終身大事》是中國最早的話劇作品之一，內容是應和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思潮。這出獨幕劇原用英文撰寫，因一個女校要排演這個戲，胡適便把它翻譯成中文。可是，由於這出戲裏的女主角田女士與人私奔，竟沒有女生敢扮演這個叛逆的角色，因而將劇本奉還給胡適。《終身大事》刊於《新青年》第6卷第3號（1919年3月），胡適在“跋”中對此事作了說明：“這出戲本是因為幾個女學生要排演，我才把它譯成中文的。後來因為這戲裏的田女士跟人跑了，這幾位女學生竟沒有人敢扮演田女士，況且女學堂似乎不便演這種不道德的戲！所以這稿子又回來了。我想這一層很是我這出戲的大缺點。我們常說要提倡寫實主義。如今我這出戲竟沒有人敢演，可見得一定不是寫實的了。這種不合寫實主義的戲，本來沒有什麼價值，隻好送給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罷。”《差不多先生傳》這篇文章諷刺了中國人做事隨意將就卻自詡圓通的陋習痼疾，文筆淺白風趣，是廣為流傳的現代散文名篇。

《嘗試集》作為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其幼稚是眾所皆知的，比如經常被引為笑談的《蝴蝶》（原題《朋友》）。詩中說：“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胡適：《朋友》，《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這類所謂詩歌，粗淺直露，無意境，無留白，幾無詩韻可言，當然是嘗試的代價。

作為古文學家與舊文化的續命者，錢基博對胡適的白話詩文極為反感。他批評胡適的文章“坦迤明白而無回瀾；條理清楚而欠跳蕩；闡理有餘，抒情不足”，又批評胡適的新詩，“傷於率易，絕無纏綿悱惻之致”，“隻耐一回讀”。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79頁。但在白話文運動如火如荼之時，他卻編撰出版了一部白話文教材《語體文範》。教材中收錄了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人的白話文，顯示出作為古文家的編者試圖努力接納並理解白話文。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國民學校教授語體文。時任無錫縣署三科科長的錢基厚，提出無錫國民學校教授語體文的暫定施行辦法。作為其中的一項措施，由錢基厚之兄錢基博編著的白話文教材《語體文範》由無錫縣署三科於當年7月出版發行。

《語體文範》共分三門七類，在“序跋類”下收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以及錢基博自己所寫的《題龐生文後》。《中國哲學史大綱》是胡適在學術上的成名作，此書隻有上卷，主要探討先秦哲學，下卷一直未完成。

錢基博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的文字藝術讚賞有加。他認為，此文有條有理，說來頭頭是道，真可稱得“言有序”錢基博：《語體文範》，見傅宏星主編《錢基博集·文範四種》，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第172頁。；又引用韓愈“文從字順各識職”的觀點評價說，“胡先生這篇文章，真正周密極了”。錢基博：《語體文範》，見傅宏星主編《錢基博集·文範四種》，第174頁。但他也指出，雖然胡適標榜《中國哲學史大綱》除去所引用的古書，其餘文字全用白話，卻在行文中著實帶著文言的色彩，並未做到言文一致：

胡先生這部書，和這篇導言，不但“引用古書”，“還用原文”的文言，就是胡先生自己發表意見，也著實帶著文言的色彩。有些是胡先生自己的文言功夫，從前做得過深，“之”“乎”“者”“也”的習慣成自然了，一時改不過來。然而也有些竟是不能用白話寫出來，不能不夾著文言。所以不但胡先生如此，現在大名鼎鼎的幾個提倡白話的文家，我讀他們的文章，幾乎無一不如此。所以“文言一致”，還是一句話，要真實做到，卻是難！難！錢基博：《語體文範》，見傅宏星主編《錢基博集·文範四種》，第173頁。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中有一段開宗明義的話：

我的理想中，以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國哲學史，必須要用這幾條方法。第一步須搜集史料。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須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須把可靠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釋明白，最後又把各家的書貫穿領會，使一家一家的學說，都成有條理有統係的哲學。做到這個地位，方才做到“述學”兩個字。然後還須把各家的學說，籠統研究一番，依時代的先後，看他們傳授的淵源，交互的影響，變遷的次序：這便叫作“明變”。然後研究各家學派興廢沿革變遷的緣故：這便叫作“求因”。然後用完全中立的眼光，曆史的觀念，一一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再用這種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作“評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東方出版社，1996，第25頁。

這段文字雖然寫於1918年，卻已是相當成熟的白話文，和當今學術著述的語體、文風幾無二致。其中的“述學”“明變”“求因”等詞，顯示出的胡適的文言功夫，卻是當簡則簡，並非如錢基博所說，這是因為“不能用白話寫出來，不能不夾著文言”。事實上，融鑄文言以完善白話，本就是中國語文的進化之道。詳見拙文《朱光潛與文白之爭——兼談學習和創作文言文的現實意義》，《社會科學論壇》2016年第1期，第127—135頁。

在較全麵評估胡適白話文學造詣的基礎上，錢基博指出，魯迅、徐誌摩是胡適的追隨者之中造詣最高的兩位，他們分別以小說和新詩踐行了胡適的文學革命論。

錢基博評價魯迅、徐誌摩的小說與新詩造詣說：

樹人著小說，工為寫實，每於瑣細見精神，讀之者哭笑不得。誌摩為詩，則喜堆砌，講節奏，尤貴震動，多用迭句排句，自謂本之希臘；而欣賞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時有詩哲之目。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5頁。

隨後，錢基博筆鋒一轉指出，當時的青年對魯迅、徐誌摩的作品“始讀之而喜，繼而疑，終而詆”，原因在於，相較於新文藝中最新潮的普羅文學，魯迅、徐誌摩的作品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文學，並非真正的民眾文學。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5—496頁。當時有論者批評說：“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誌摩華靡，何當於民眾。誌摩沉溺小己之享樂，漠視民之慘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樹人所著，隻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隻抒小自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5—496頁。錢基博因而下斷語說，魯迅、徐誌摩“以文藝之右傾，而失熱血青年之希望”，並且認為，魯迅、徐誌摩分別參與創建的文學研究會、新月社均代表右傾。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6頁。這一評價對魯迅和徐誌摩都不公平。魯迅自始至終都是劍指統治階層的批判者，徐誌摩自始至終都是靈魂自由的捍衛者，怎麼可能代表右傾？

總體來看，錢基博對徐誌摩的白話文學尚有所肯定，並多次讚許徐誌摩的新詩“富於玄想”，對於周作人以“流麗清脆”評價徐誌摩的散文，他也沒有異議。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5頁。但是，對於徐誌摩與胡適相似的“以犀利之筆、發激宕之論”的言論風格，錢基博卻非常反感。他因而勸誡其子錢鍾書勿效徐誌摩。其實，錢鍾書並不欣賞徐誌摩，他譏諷徐誌摩如同一個被寵壞的孩童：“從審美和藝術氣質上看，徐誌摩好像仍處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階段。他主要的憂怨，就如同一個被寵壞的孩童，要麼為了吃不夠糖果，要麼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鬧騰。”錢鍾書：《評吳宓先生其人其詩》（A Note on Mr. Wu and His Poetry），《錢鍾書英文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第76頁。英文原文如下：Hsu Tse-mo，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is still a baby who can enjoy innocently the pleasures of life；His fits of unhappiness a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who wails either because he has not got enough of sweets to eat or because he has eaten more than is good for his stomach.此外，錢鍾書在《圍城》中假董斜川之口諷刺說：“我那年在廬山跟我們那位老世伯陳散原先生聊天，偶爾談起白話詩，老頭子居然看過一兩首新詩，他說還算徐誌摩的詩有點意思，可是隻相當於明初楊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憐了。”錢鍾書：《圍城》，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第83頁。三錢基博對新詩運動的評價

在胡適於1920年出版《嘗試集》後，錢基博評論當時的盛況說：“自適《嘗試集》出，詩體解放，一時慕效者，競以新詩自鳴。”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3頁。錢氏此說基本照抄其光華大學同事周的《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見《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1935年6月。所謂“詩體解放”，即是“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既不應使用已成為“死語言”的文言，也不必受格律與古人的束縛。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4頁。胡適指出，“自由詩之提倡，（康）白情、（俞）平伯之功不少”，可是，俞平伯雖然主張努力創造民眾化之詩，但他本人的詩作卻“往往索解不得”，達不到“民眾化”的目標。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4頁。錢基博因而指出，“深入淺出，文學別有事在；而不在白話與非白話也”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4頁。。意思是說，文學表達能否做到深入淺出，自有美學原理可循，並非取決於語言載體。因此，文白之別，不等於深淺之別。

錢基博隨後根據他對新詩運動的觀察，提出了“新詩四變”說：

厥後新體之詩，始僅蔑棄舊詩規律，猶未脫舊詩之音節，再變而為無韻之詩，三變而為日本印度之俳句短歌，四變而至西洋體詩。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4頁。錢基博所引“自由詩之提倡，白情、平伯之功不少”之說，原文如下：“自由（無韻）詩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勞都不小。但舊詩詞的鬼影仍舊時時出現在許多‘半路出家’的新詩人的詩歌裏。平伯的《小劫》，便是一例……”（胡適《〈蕙的風〉序》）

在錢基博看來，新詩曆經四變依然未上軌道，因此需要改弦易轍，另尋出路。他引用陳勺水、聞一多、梁宗岱等新詩運動者所謂“新詩無韻腳、平仄、音數，故體貌未具”“惟不能詩者，方以格律為束縛”“誰謂典故窒塞情思？誰謂規律桎梏性靈”等詩論，並以朱湘的《石門集》（其第三編收錄71首十四行體格律詩）為例指出，“新體詩之窮而當變，思複其初矣”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4頁。。他又盛讚黃廬隱《讀詩偶得》中“詩不可學，然亦不能不學。……不可不學者，則其描寫之技巧，如音調之鏗鏘，聲律之和協等，皆由於鍛煉而成”“以太白大才尚分而學之，則吾人學詩尤不能不揣摩各家之長”“詩不可繩之以邏輯。其絕不通處，正其絕妙處”等詩觀“皆合舊說”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4—495頁。，並感慨道：

使十年以前而言者，當無不目為迂腐，斥為狂惑。曾幾何時，窮則反本。不式古訓久矣，今乃轉聞諸素習新詩之作家，嘗試未成，悔其可追！不用典而頓悟用典之妙，不摹仿而轉羨摹仿之功，悠悠蒼天，此何心哉？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95頁。

錢基博此處所謂“十年以前”，是指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時期。1917年，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等主張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2卷5號，1917年1月。，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1920年，胡適又在《談新詩》一文中明確提出了“詩體解放”的觀點：“直到近來的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作什麼詩；詩該怎樣作，就怎樣作。這是第四次的詩體大解放。這種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實隻是《三百篇》以來的自然趨勢。”胡適：《談新詩》，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第389頁。錢基博對胡適的“文學改良”與“詩體解放”的主張都不認同，但他在新潮澎湃之際，卻不敢正麵攖其鋒，甚至以古文家的身份編了一本白話文選《語體文範》，直到部分新詩運動者如聞一多、朱湘、梁宗岱等因“嘗試未成”而重提格律、用典、摹仿古人之時，他才理直氣壯地痛詆胡適“放廢古文”“放言無忌”。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485頁。

很顯然，陳勺水所謂“新詩無韻腳、平仄、音數，故體貌未具”之說，為錢基博的複古思想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據。然而，平仄韻腳隻是詩之形，氣韻意境才是詩之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卷一《詩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第26頁。無坦蕩之襟懷，超俗之才情，即無真詩、大詩。至於平仄韻腳，則手持一二韻書即可征驗校核，非難事也。況世易時移，言、音俱變，豈可死守成規而自縛手腳？天道有常，文體代興，自白話、新韻取代文言、舊韻以來，自由詩成為主流乃大勢所趨，其中佳製，實非胡適、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人嘗試之作可及。觀乎中華詩詞百年嬗變，亦呈近體與新體並行之勢。為近體者，當嚴守舊法，依律騰挪，自出機杼；為新體者，當守正出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詩之高下，在性情才氣，而非用不用典，用不用韻。自由詩是以氣馭劍，不以音韻勝，而以氣韻勝，雖短短數行，亦需奇氣貫注。詩語有如淬劍，烈焰激情須猝然冷卻，而鋒芒更甚。能從庸常中逼出哲性、詩意，即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