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對黃裳散文的嘉許

——兼談當代作家的文化斷裂問題

錢鍾書中學時就讀於教會學校，本科於清華大學外文係修西洋文學，又曾留學英、法，對西方古典文化與現代文明都頗為諳熟，回國後長期居於華洋雜處之上海，得風氣之先，對新文學、新文化都不陌生，他的長篇小說《圍城》、短篇小說《貓》以及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從語言上來說，文白結合，典雅活潑，堪稱新文學中的經典。

頗為吊詭的是，錢鍾書在學術上卻以研究舊文學為主業，甚少觸及新文學，即使偶有評論，也是語多譏諷，如在《談上海人》一文中諷刺林語堂的“新幽默”不過是“降格的舊式幽默”（the old humor writ small）見錢鍾書《談上海人》（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署名Ch’ien Chung-shu，刊於1934年11月1日出版的《中國評論周報》（The China Critic），第1076—1077頁。，在為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所作書評中對其“遵命文學”觀提出疑問見錢鍾書為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所作書評，收錄於《錢鍾書散文》，第84—85頁。，又批評其散文有“骨董葛藤酸餡諸病”黃裳：《故人書簡——錢鍾書十五通》，收錄於黃裳《故人書簡》，海豚出版社，第163頁。。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錢鍾書是一個特殊的任何一個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他對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似乎極少正麵評價，他是文學評論家，但他幾乎從沒有正麵評價過他同時代的作家，他在學生時代評價過同學曹葆華的詩歌，但也是否定為主”謝泳：《錢鍾書與周氏兄弟》，《文藝爭鳴》2008年第4期。。從目前已有的資料來看，錢鍾書對其清華同學曹葆華的新詩集《落日頌》所作評論，可以說是錢鍾書學術生涯中唯一一篇完整的新文學作品論。不過，錢鍾書並非沒有正麵評價過他同時代的作家，他對橫跨現當代的散文名家黃裳（1919—2012，本名容鼎昌）就頗為嘉許。一錢鍾書對黃裳散文的點評

黃裳與眾多文化名人如梅蘭芳、蓋叫天、巴金、吳晗等相交甚篤，他與錢鍾書也文緣早結。1950年春，錢鍾書為黃裳寫下“遍求善本癡婆子，難得佳人甜姐兒”妙聯黃裳：《故人書簡》，第173—174頁。，分指黃裳覓得《癡婆子傳》抄本及其愛慕黃宗英二逸事，傳為文壇佳話。從黃裳保留的十五通錢鍾書複函或來函可見，至遲自1948年起，兩人就有書信往來，多是黃裳贈書索書，後者複之以長箋短劄。錢氏信函皆以文言文寫就，頗有舊文人酬酢之風，文筆或俏皮風趣，或精致典雅，堪稱咳唾成珠。內容除自述近況、答問贈詩之外，每有盛讚黃裳散文藝術之語，比較重要的是如下幾則：

比見《人民日報》及讀書雜誌中大作，均雋妙迥異凡響。憶蔬堂李翁晚歲識君，馳書相告，喜心翻倒，老輩愛才，亦佳話也。題目仰觀俯拾，在在都是。所謂宇宙之大，蠅虱之微，……黃裳：《故人書簡》，第160頁。

報刊上每讀高文，雋永如諫果苦茗，而穿穴載籍，俯拾即是，著手成春。東坡稱退之所謂雲錦裳也，黃裳雲乎哉。黃裳：《故人書簡》，第164頁。

每於刊物中睹大作，病眼為明，有一篇跳出之感。兄雖考訂之文，亦化堆垛為煙雲。時賢小品，抒情寫景，終作握拳透爪、戴石臼跳舞之態。甌北詩雲：“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信然。黃裳：《故人書簡》，第172—173頁。信中的甌北即清代史家、詩人趙翼，錢鍾書所引詩句出自其《論詩》詩，意為寫詩要有天賦，後天的努力並非決定因素。錢鍾書引用這兩句詩顯然意有所指，因為黃裳是理科生出身，早年先後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係與重慶交大，曾任美軍譯員，後為報人，既無文學學曆，亦非職業作家，卻成了散文大家。這和同為理工科出身的傳奇小說家王小波頗為相似。王、黃二位本是外行，卻成了內行中的高人，當然得有天賦。

頃奉《山川·人物·曆史》（應為《山川·曆史·人物》，香港三聯出版，與內地版遊記《花步集》全同——作者注），昔之僅窺豹斑龍爪者，今乃獲睹全身。情挾騷心，筆開生麵，解頤娛目，蕩氣回腸，兼而有之。黃裳：《故人書簡》，第167頁。

忽奉惠頒尊集新選（《榆下說書》——筆者按），展卷則既有新相知之樂，複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脈，而無其骨董葛藤酸餡諸病，可謂智過其師矣。黃裳：《故人書簡》，第163頁。

以上評語，從題材、筆法、風格、師承等多個方麵對黃裳散文做了金聖歎式的精短點評：題材上是“宇宙之大，蠅虱之微”，“俯拾即是”，也就是取材自由，隨心所欲；筆法上是“情挾騷心，筆開生麵”，也就是情致浪漫，筆法新奇；風格上是“雋永如諫果苦茗”，也就是文約意深，耐人尋味，諫果即橄欖；師承上是“深得苦茶庵法脈”，也就是深受周作人影響。錢鍾書在上述評語中至少化用了兩位現代文藝名家的觀點，一是繆鉞的唐宋詩之別說，一是林語堂的小品文選材說。繆鉞比較唐宋詩之別說，“宋詩如食橄欖，初覺生澀，而回味雋永”繆鉞：《論宋詩》，《詩詞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36頁。，錢氏所謂“雋永如諫果”之說，顯然是融合了歐陽修對梅堯臣古硬詩風的評價和繆鉞對宋詩的評價。林語堂在《人間世》發刊詞中說：“蓋小品文，可以發揮議論，可以暢泄衷情，可以摹繪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劄記瑣屑，可以談天說地，本無範圍，……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林語堂：《人間世·發刊詞》，《人間世》1934年第1期。錢鍾書所謂“宇宙之大，蠅虱之微”，顯然是由此化出。小品文寫作“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林語堂：《人間世·發刊詞》，《人間世》1934年第1期。，不受題材大小所拘，這和主張選取重大題材、積極介入現實的“題材決定論”大相徑庭。錢鍾書化用林語堂之說讚賞黃裳，表明他在創作上較傾向自由主義的“個人筆調”同上。。

對於“深得苦茶庵法脈”一說，黃裳自述說：

他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響，也自是一種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愛讀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趨。他所指出的那些缺點，也正說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魯迅晚年雜文中如《病後雜談》《題未定草》卻正是我衷心向往而無從追躡的典範。黃裳：《故人書簡》，第164頁。

由此自述可見，錢鍾書對黃裳師承的判斷是可靠的，後者的確喜愛周作人的文字。不過，對於“苦茶庵法脈”究竟何指，為什麼說黃裳的《榆下說書》“深得苦茶庵法脈”，錢鍾書沒有明言。據黃裳自述，《榆下說書》“大抵說的是與書有些關連的事情”黃裳：《榆下說書·後記》，三聯書店，1998年第2版，第288頁。。事實也的確如此，這是一部書話類文史隨筆，抄引古書的篇幅比較多，但又蘊含著一份情致和機趣，耐品耐讀，如嚼橄欖，如品苦茗，類似於自號“苦茶庵”的周作人的書齋隨筆。所謂“深得苦茶庵法脈”，當是有見於此。錢氏的這一判斷實際上已經道出當代文學中存在周作人傳統這一事實，較之後來學者在當代文學的“魯迅傳統”“胡適傳統”之外，另立“周作人傳統”之說，早了近二十年。孫鬱的《當代文學中的周作人傳統》一文刊發於《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4期。錢鍾書的“苦茶庵法脈”說見於其收到黃裳所贈《榆下說書》（1982年初版）後的複信。

錢鍾書又指出，黃裳雖師承周作人，卻無其“骨董葛藤酸餡諸病”。所謂“骨董”，應是指瑣碎繁雜；所謂“葛藤”，應是指牽扯不清；所謂“酸餡”，應為“酸餡氣”之省稱，係指出家人的俗氣“酸餡”本義為“素餡”，此處係“酸餡氣”省稱。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說：“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明楊慎《升庵詩話·僧皎然》又有如下評語：“無酸餡氣，佳甚。”。周作人的不少抄書之作，的確有瑣碎繁雜、征引枝蔓的毛病。此外，周作人與佛教頗有淵源，在《五十自壽詩》中，他自稱“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在《山中雜書》等散文中，他雖然大談佛事、佛理，但又未臻超然自得之境，學佛而心不淨，的確有些門外說佛的“酸餡氣”，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將另文探討，茲不贅。在錢鍾書看來，黃裳的書話類散文比周作人抄書之作的高明之處在於，抄書而不為其所縛，既得周氏之長，又無周氏之短。這和錢鍾書對黃裳的另一評語“兄雖考訂之文，亦化堆垛為煙雲”可對勘。其激賞黃裳散文的主因，也與此相關。二錢鍾書激賞黃裳散文的主因

黃裳是著名的藏書家，熟諳文壇掌故，精於版本目錄之學，他的散文中影響最大的是書話和遊記，懷人與談戲之作也頗可觀。書話中每多考訂之文，如《榆下說書》中的《古書的作偽》《關於陳端生二三事》等。遊記方麵，以散文集《金陵五記》最為知名。該書共分五輯，分別為“白門秋柳”“旅京隨筆”“金陵雜記”“解放後看江南”“白下書簡”，收錄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七九年間五訪南京所寫下的有關南京的四十多篇散文，由金陵書畫社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出版。黃裳將此書寄給錢鍾書賞鑒。錢鍾書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複函中所謂“承惠寄重印本記遊舊集”黃裳：《故人書簡》，第173頁。，即指《金陵五記》。他對黃裳散文“化堆垛為煙雲”的評價，應當包含著對這本遊記的觀感。所謂“化堆垛為煙雲”，應是指詩文中隸事用典如水中著鹽，但知鹽味，不見鹽質。錢鍾書評論鮑照《舞鶴賦》中“眾變繁姿，參差洊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這一段描寫說：“鶴舞乃至於使人見舞姿而不見鶴體，深抉造藝之窈眇，匪特描繪新切而已。體而悉寓於用，質而純顯為動，堆垛盡化為煙雲，流易若無定模，固藝人向往之境也。”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2版，第1312頁。可見，“堆垛盡化為煙雲”，類似於“鶴舞乃至於使人見舞姿而不見鶴體”，也類似於“舞人與舞態融合，觀之莫辨彼此”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2版，第1312頁。，乃是錢鍾書所讚賞的藝術勝境。

《金陵五記》中《秦淮拾夢記》一文中的以下片段，就頗能展現黃裳“化堆垛為煙雲”的功力：

我就在這裏緊張而又悠閑地生活過一段日子，也並沒有什麼不滿足。特別是從《白下瑣言》等書裏發現，這裏曾經有過一座“小虹橋”，是南唐故宮遺址所在，什麼澄心堂、瑤光殿都在這附近時，就更產生了一種虛幻的滿足。這就是李後主曾經與大周後、小周後演出過多少戀愛悲喜劇的地方；也是他醉生夢死地寫下許多流傳至今的歌詞的地方；他後來被樊若水所賣，被俘北去，倉皇辭廟、揮淚對宮娥之際，應當也曾在這座橋上走過。在我的記憶裏，戶部街西麵的洪武路，也就是盧妃巷的南麵有一條小河，河上是一座橋，河身隻剩下一潭深黑色的淤泥，橋身下半也已埋在土裏，橋背與街麵幾乎已經拉平。這座可憐的橋不知是否就是當年“小虹橋”的遺蛻。

三十年前的舊夢依然保留著昔日的溫馨。這條小街曾經是很熱鬧的，每當華燈初上，街上就充滿了熙攘的人聲，還飄蕩著過往的黃包車清脆的鈴聲，小吃店裏的小籠包子正好開籠，鹹水鴨肥白的軀體就掛在案頭。一直到夜深，人聲也不會完全蕭寂。在夜半一點前後，工作結束放下電話時，還能聽到街上叫賣夜宵雲吞和鹵煮雞蛋的聲音，這時我就走出去，從小販手中換取一些溫暖。……黃裳：《金陵五記》，金陵書畫社，1982，第138頁。

第一段文字，將曆史時空與當下景物融為一體，南唐李後主繾綣貪歡、歌吟作樂、屈辱被俘的史實，不再是故紙堆中的冰冷記錄，而是近在眼前的生活故事，隱約間似能聽到李後主從小虹橋走過的步履聲。第二段文字，描述民國時期南京戶部街的市井生活，文筆舒展、生動，富有人情味，也極具立體感，讀者的聽覺、視覺、嗅覺均被調動起來，耳邊是黃包車的鈴聲和叫賣夜宵的聲音，眼前是鹹水鴨的肥白軀體，鼻子裏鑽進了小籠包開籠後的香味。寫活故實，融入當下，滄桑之感與生活實感因而水乳交融，這就是黃裳的本事，也是“化堆垛為煙雲”的實質。黃裳自述《金陵五記》創作心路說，“在這個六朝古都，隨時隨地都會碰到古跡，大有逛古董鋪的意味。曆史並不都是木乃伊那樣的事物，於新鮮的人事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訪古也不隻是雅人的行徑，這是我在寫這些隨筆時的真實感受”蔡曉妮：《黃裳和他筆下的金陵舊夢》，《南京日報》，2012年9月11日，B4版。。這就意味著，黃裳是有意識地將新鮮人事融入他的訪古遊記，從而賦予曆史以性靈，賦予古跡以生命。

《榆下說書》中《晚明的版畫》一文中介紹明萬曆版《青樓韻語》的以下段落，則展現了作者“顯質為動”、化古為新的筆力：

《韻語》的插圖，由武林張夢征摹像，黃桂芳、黃端甫等刻成。“玉斝漫飛淮浦月，錦箏還趁郢人歌”是馬湘蘭的詩句。原題是“春日諸社丈過小園賞牡丹，各賦絕句見投，用韻和答四首”。畫麵所寫，幾乎與今天蘇州園林中所見的光景無異。溪流、小橋、湖石、花樹都是寫實的，三位雅人對花、焚香、吃酒，一麵入神地欣賞著“佳人”指上傳出的琴聲。小橋上一個跑著送來一盤石榴的小僮正和同伴在答話。六個人物的神情動作各不相同，真是栩栩如生。刻工的技巧也完全體現出了畫家的意匠。

另一幅寫的據說是桂英的詩意，那題目就是《送王魁》，“靈沼文禽皆有匹，仙園美木盡交枝。無情微物猶如此，何事風流言別離”。《焚香記》《情探》裏的女主角竟自有作品流傳，真是不可思議的事。當然我們不必浪費精力去考證那真偽。這幅畫描寫的是情人在分離之前依依惜別的情景。畫家用濃墨重筆盡情渲染了蓊鬱的林蔭，枝葉交柯，仿佛有一種濃重陰涼的草木氣息撲麵而來。執手無語、雙目交視的一對情人，與橋頭整頓著琴囊書卷的小僮，溪中戲水的鴛鴦，互為映襯。小橋一過，就是咫尺天涯，離別的情味真是濃極了。黃裳：《榆下說書》，第141—142頁。

這兩節文字簡潔自然，清雅秀逸，將故紙堆中凝固的插圖活化為靈動的生活場景與自然景觀，宛如《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中的一則小品，頗得張岱遺韻。尤其是“小橋一過，就是咫尺天涯”一語，看似平淡寫實的一筆，卻蘊蓄著極大的張力和極深的情感底蘊，堪稱自然而妙，可愛極了。

錢鍾書格外推崇蘇東坡行雲流水般“自在活潑”的文風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第71頁。，一再諷刺學究談藝不得要領，主張“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鄭朝宗：《續懷舊》，見《海夫文存》，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第83頁。，對於學究之詩中那種“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嗤之以鼻錢鍾書：《宋詩選注》，第25頁。。黃裳的遊記、書話能夠活用典故，“顯質為動”，賦予曆史以性靈，正與錢鍾書以“性靈”為宗的治學理念相通，也和他的以“自在活潑”為尚、以“骨董葛藤”為弊、以“化堆垛為煙雲”為理想境界的創作觀、審美價值觀相通。這一點應是他激賞黃裳散文的主因。

在上引書信中，錢鍾書稱讚黃裳的報刊文章有“穿穴載籍”“著手成春”之妙，並戲評說，“東坡稱退之所謂雲錦裳也，黃裳雲乎哉”。其中的“雲錦裳”之說見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在此詩中，蘇軾以“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形容韓愈的文章，意為其文如織女用彩雲織出的錦緞，其華彩如彩雲組成的花紋。錢鍾書借用蘇東坡的“雲錦裳”之喻形容黃裳之文，自是深賞其文如“雲裳天章”，述古不泥，舉重若輕，正與其“化堆垛為煙雲”的評價相呼應。三文化散文與文化斷裂

自民國以降，喜歡黃裳文字的文史名家頗多，如葉聖陶、唐弢、吳晗、何滿子等。據當代小說家葉兆言介紹說：“黃裳先生與他們家有很多來往，祖父（葉聖陶）很欣賞，一直讓我們讀他的文章。他文章中的書卷氣息、獨立的文化判斷以及輕鬆有趣的筆調，依舊是我們難以超越的寫作範本。”唐騁華：《黃裳：沉默的少數》，《生活周刊》第1435期，2012年9月11日—17日。《文彙報》創辦者徐鑄成認為，黃裳擅長以“活的眼光”看“死東西”，使其“另有一番生氣”。黃裳：《舊戲新談·徐序》，開明出版社，1994，第1—3頁。史家吳晗回憶初讀黃裳散文時的感受說，“幾年前（抗戰勝利後——筆者按）在昆明，從上海的《周報》上，讀到黃裳先生關於美國兵的文章，生動的文筆，頓時吸引住了我”，還感歎說，“一個翻譯官而寫出如此情趣如此風調的文章”，不由“肅然了一下”。黃裳：《舊戲新談·吳序》，第4—5頁。研究魯迅的專家唐弢評論說，“我讀作者的散文很早，深知他愛好舊史，癖於掌故”，但他的《舊戲新談》“常舉史事，不離現實，筆鋒帶著感情，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令人“百感交集”，堪稱“卓絕的散文”，而“作者實在是一個文體家”。黃裳：《舊戲新談·唐跋》，第190—191頁。著名雜文家何滿子對黃裳的評價更高，他認為，黃裳是“當代中國散文領域中的第一支筆”，而且，“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散文造詣能達到黃裳的水平者也屈指可數”。他指出，黃裳的《蠹魚篇》《四庫瑣話》《四庫餘話》等係列作品，“談今議古，文情並茂，雖然仔細辨認，可看出是眼前讀書所得，即興拈題之作，但絕無現炒熱賣餖飣成文的痕跡”何滿子：《黃裳片論》，《文學自由談》2006年第4期，第87—88頁。。

以上諸位名家的評論皆為知音之言，其中尤以何滿子的評價與錢鍾書最相契。錢鍾書的“酌古斟今”黃裳：《故人書簡》，第168頁。據黃裳自述，錢鍾書在1979年9月寫給他的信函，是兩人暌隔三十年後錢鍾書寄給他的第一通來函，信中說：“年光逝水，世故驚濤。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而酌古斟今，雅人深致，首數賢者與陳君西禾。契闊參商，如之何勿思。”（第167—168頁）信中提到的陳西禾，民國時期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是老一輩文化人、電影人，在戲劇、電影、翻譯等方麵有一定造詣，著有話劇劇本《沉淵》《春》，譯有法國拜爾納劇本《瑪婷》，導演過根據巴金原著改編的電影《家》，成果寥寥，聲名寂寂，卻令錢鍾書難忘。“化堆垛為煙雲”二評語與何滿子的“談今議古”“絕無餖飣成文的痕跡”二評語，雖然在語體上有文白之別，但在內容上並無二致。所謂“絕無餖飣成文的痕跡”，不正是“化堆垛為煙雲”之意？很顯然，錢、何二氏均注意到了黃裳舊學修養深厚，但又不至為古所泥的特點。

更重要的是，錢、何二氏均是以當代作家的作品為參照，彰顯黃裳散文的卓異不凡。

錢鍾書所謂“比見《人民日報》及讀書雜誌中大作，均雋妙迥異凡響”“每於刊物中睹大作，病眼為明，有一篇跳出之感”“雖考訂之文，亦化堆垛為煙雲”，均以時人的作品，尤其是以當代作家的散文作品（即“時賢小品”）為參照。錢鍾書毫不留情地諷刺說，一些當代作家的抒情、寫景之作，有如“握拳透爪”“戴石臼跳舞”。“握拳透爪”的本意是握拳不開、爪透手背。“戴石臼跳舞”應是指勉力而為，不能揮灑自如。如果抒情、寫景都如此費勁吃力，就更不必說考訂之文。反之如黃裳，連考訂之文都能“化堆垛為煙雲”，更不必說抒情、寫景之文。

何滿子的對照分析更為直接，他明確地將黃裳創作於20世紀30年代的《蠹魚篇》《四庫瑣話》《四庫餘話》等係列作品與當代的文化散文相對照，諷刺當代的一些文化散文不過是“先立下題目，臨時去尋覓材料以炫耀淵博”。他認為，“後者的那點‘用假嗓子唱歌’（林賢治語）的捉襟見肘的文化含量，較之六七十年前黃裳作品的文化底蘊來，也已相形見絀；更不說黃裳中年以後日益爐火純青之難以企及了”何滿子：《黃裳片論》，《文學自由談》2006年第4期，第87—88頁。。

文化散文這一散文類型的勃興，以1992年餘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為肇因。在此之後，湧現了一大批以曆史文化反思為基本取向的文化散文，形成了文化散文的創作熱潮。文化散文多以曆史事件與名勝古跡為題材，抒發作者的滄桑之感和對曆史因果與人類文明走向的個性化感悟。除餘秋雨的《文化苦旅》之外，較有代表性的文化散文集有夏堅勇的《湮沒的輝煌》、南帆的《辛亥年的槍聲》、祝勇的《鳳凰：草鞋下的故鄉》、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國史》等。公允地說，在當代眾多的文化散文中，還是頗有一些佳作的，如餘秋雨的《白發蘇州》《一個王朝的背影》，夏堅勇的《東林悲風》等。這些作品熔曆史悲慨與感性體驗於一爐，思緒凝重，氣象恢宏，確有“大散文”的格局，也開拓了當代散文藝術的疆域，具有一定的文學史地位，其審美價值不應輕易否定。當然，確有部分文化散文既無靈性，也無獨到史識，隻是為了充實作品的文化含量而大量堆砌曆史材料，貌似淵博，實則笨拙。林賢治所謂“用假嗓子唱歌”，錢鍾書所謂“戴石臼跳舞”，正是對這類作品的傳神評價。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作者的天賦、悟性不足等因素之外，主要是因為文化斷裂所造成的後遺症。餘秋雨的《文化苦旅》雖然可算是文化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文筆富於靈性華彩，曆史感悟也頗為深邃，卻因為文史知識上的差錯較多而引起了很大爭議。這些差錯的出現，部分是由於粗心失察，部分是由於積澱不深，後者恐怕也與文化斷裂有關。

所謂文化斷裂，是指中國文化傳統的缺位。百餘年來，中國文化傳統多次受到衝擊。那些在古典文化空氣較稀薄的環境裏出生、成長並接受教育的作家，深受文化斷裂的影響，曆史文化修養大多不高，就算後來加以彌補，成效畢竟有限，無法和黃裳之類早年就有較好古典文化修養且長期浸潤古代典籍的文人相比。由於文化散文特別考驗一個作家的曆史文化修養，如果本身並無深厚積澱，隻是如何滿子所說“臨時尋覓材料”，就難免會有勉強造作之弊。

錢鍾書指出，“大學問家的學問跟他整個的性情陶融為一片，不僅有豐富的數量，還添上個別的性質；每一個瑣細的事實，都在他的心血裏沉浸滋養，長了神經和脈絡，是你所學不會，學不到的。反過來說，一個參考書式的多聞者(章實齋所謂橫通)，無論記誦多麼廣博，你總能把他吸收到一幹二淨”錢鍾書：《談交友》，見《錢鍾書散文》，第71頁。。這一觀點將“大學問家”與“參考書式的多聞者”明確區分開來，揭示了真正的學問並非知識的機械積累，而是與學者的性情相陶融，被學者的心血所滋養，富於個性和有機聯係，旁人無法照搬、模仿。文化散文的寫作如欲達到較高境界，就要求作者具有“大學問家”的曆史文化修養，不但積累豐厚，而且靈光灼灼。一個“參考書式的多聞者”，一個現炒現賣的二道販子，絕對寫不出上乘的文化散文。黃裳“愛好舊史，癖於掌故”（前述唐弢語），頗具雅人深致，其記遊之作，雖不以文化散文自居，卻能於不經意間臻於文化散文之妙境。這就印證了錢鍾書所謂“今日之性靈，是昔日學問之化而相忘，習慣以成自然者也”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第206頁。。

概而言之，黃裳的部分白話散文作為新文學的典範，黃裳的部分曆史遊記、文史隨筆（如《榆下說書》中的《陳圓圓》《楊龍友》《關於柳如是》等）作為文化散文的早期佳作，妙處在於活，在於化，述舊而能開新，論史而寓人情，既超越了新舊文化的對立，也超越了曆史與現實的鴻溝，從而達到“酌古斟今”“化堆垛為煙雲”的境界，的確高於包括諸多文化散文在內的眾多“時賢小品”。而作為鐘情明末張岱散文的新文學家，黃裳也不愧現代文體家之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