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移家頭三年

移家南京六代情轉益多師諳儒林

清雍正十一年（1733）至雍正十三年（1735）

吳敬梓三十三至三十五歲

傳論

吳敬梓被封建勢力視作瘟疫的傳染源加以防範排斥，“鄉裏傳為子弟戒”。但他決不妥協，三十三歲時懷著“逝將去汝”的決絕情懷，憤然離開故土，“百裏駕此艋艇，一日達於白下”，去尋找新的天地。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婁煥文臨去遺言”對杜少卿說：“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裏去，或者還遇著個知己，做出些事業來。”第二十九回通過杜慎卿之口說南京“真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吳敬梓的摯友程廷祚序《文木山房集》說，六朝之都的“顧、陸、謝、王皆自他郡徙居”而來，吳敬梓和他自己從外地卜居於此，都是想“追往昔之流風餘韻”。此處之“往昔”即指六朝。另一位他敬服的好友吳培源說“鐘阜秦淮，喜坐嘯六朝名郡，仿佛見：舊時王謝，風流東晉”（《會心草堂集》詩餘《滿江紅除夕和敏軒韻》，清乾隆刻本）。如前所述，在吳敬梓心目中，謝安是“舊時王謝，風流東晉” 的突出代表。雍正十一年（1733） 三十三歲的吳敬梓移家南京，特地買宅秦淮水亭，“誅茅江令之宅，穿徑謝公（按：指謝安）之墩”，感受“烏衣巷口”的流風餘韻。至少在潛意識裏希冀著，這裏能成為“養望”之所，能“遇著個知己”，說不定有類似謝安的際遇，“做出些事業來”。

上一卷寫了吳敬梓的好友程晉芳說，“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著重闡說了移家南京前阮籍等竹林名士的魏晉風度對吳敬梓“六代情”的影響。南京是六朝故都，魏晉六朝的遺跡隨處可見，不斷強化著他對魏晉風度的企慕。如前所述，他在《移家賦》裏把自己移家南京時的心態比作：

阮籍之哭窮途，肆彼猖狂。

搬進秦淮水亭，歡宴友朋，寫《買陂塘》詞說：

身將隱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

辛酉（1741）正月上弦，與吳蒙泉聯句，吳蒙泉出句說“狎客誰江總”，他對曰“佯狂憶步兵”（《會心草堂集》詩四）。憶念的是佯狂的阮籍，也隱隱以之自比。一直到臨死前一兩年，在《詠金陵景物圖詩》寫鳳凰台時，他想到的還是“風凰台以李白之詩而名”，“台下有阮籍墓”，並以思慕這兩位“酒星”作為全詩的主旨：

後先兩酒人，千秋動欣慕。

真可謂拳拳服膺，終生不已。魏晉風度的影響，滲透在吳敬梓的為人和《儒林外史》中，同時又有時代的鮮明色彩和作家獨特的創作個性。

本卷繼續說 “六代情”的另一含義“舊時王謝，風流東晉”。

謝安的出頭，一靠門第，二靠聲望。吳敬梓很以自己的門第自矜，《移家賦》說：“五十年中，家門鼎盛，陸氏則機、雲同居，蘇家則軾、轍並進，子弟則人有鳳毛，門巷則家誇馬糞。”“鳳毛” 指王導之子王劭才似其父。方嶟《〈文木山房集〉序》也說“全椒吳氏，百年以來稱極盛……上江猶比之烏衣、馬糞”。吳敬梓在《金陵景物圖詩·烏衣巷》序裏說：“東晉時，烏衣、馬糞皆王、謝所居。”他和他的親朋都誇他的家門有似王、謝，這是當時薦揚人才的需要。那麼，門第之外，他如何彰顯自己的聲望呢？《移家賦》說：“千戶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獨文梓焉”—隻有靠文章來顯揚聲望。方嶟《〈文木山房集〉序》說吳敬梓“能以詩賦力追漢唐作者”。沈宗淳《〈文木山房集·詞〉序》說吳敬梓“尤工駢體”。大概吳敬梓也意識到寫賦最能發揮他從小“穿穴文史窺秘函”的功力，移家南京後他以有若焠掌、蘇秦刺股的精神刻苦寫作，希望自己精心創作的長達三千一百零一字的《移家賦》，能夠得到“楊意之薦，達之天子”。司馬相如因楊得意的推薦而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和任用。吳敬梓經常以司馬相如自比。對《移家賦》，他也以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大人賦》和相傳為司馬相如的《美人賦》自期，至少在潛意識裏企望能像司馬相如那樣以文才受到賞識，獲得謝安那樣的際遇。

遷居南京以後，他的經濟境況日益惡化、社會地位不斷下降。“田廬盡賣”後，繼續被肥馬輕裘的年少恥笑，有時尋找機會“賣文”度日，有時隻好忍痛拿了心愛的藏書去換米，或拿衣服去典當，到了典無可典賣無可賣的時候，就隻有斷炊挨餓。有次秋霖三四日，姻親程麗山叫人持米三鬥、錢二千來看他，他已經斷炊兩天了！他在辭世前七天，在揚州遇到也趨破產的程晉芳，執手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程傳”）。這是他的切身體驗和感受， 是夫子自道！話不多卻情真語切，吐露了落拓者的悲苦辛酸。在由富貴跌落到貧困的逆境裏，他備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對社會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體會到貧窮的苦痛。這使他一方麵更能同情民眾的疾苦，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接近了普通民眾，所以後來寫《儒林外史》每以愛撫的筆觸描寫下層小人物，溫煦之氣直拂人麵。另一方麵也更迫切需要找到精神的支撐，用以克服生活的艱辛，砥礪前行。

吳敬梓一邊逸出傳統之路，一邊在追求理想，尋找精神歸依。

毋庸置疑，孔孟等原始儒家是他從小浸染的底色，孔子的仁愛心懷、禮樂文明，孟子的仁義主張和士的人格精神，在他小說中都有明顯表現。從第一回王冕對朱元璋說仁義及辭縣召等，到第三十六回泰伯祠大祭 “習學禮樂，助一助政教”的禮樂大典等等，比比皆是。

以跌落貧困的生活為實際境況，以“六代情”為驅動，以魏晉風度為突破口，吳敬梓在南京一帶，一方麵廣交士林，接觸到時代的先進思潮，一方麵轉益多師，“笙簧六藝，漁獵百家”，廣泛涉獵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大體經曆了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兩漢經學興盛、魏晉南北朝玄學流行、隋唐儒釋道並立、宋明理學發展等幾個曆史時期。”（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吳敬梓非常博學，舉凡先秦的儒道諸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佛禪、宋明理學、晚明士風、明末清初進步思潮裏的顧黃王顏李、乾隆朝甫興的經學考據等等，他都有所探測；對“史漢”、“南北史”、明史等也相當熟悉。在習學和反思的基礎上他試圖進行整合，理出一條健康的文化之路。

清初進步思想家的理論和主張雖各不同，但大多批評八股科舉的弊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麵批評宋明理學的弊端。其中顏（元）李（塨）學派的旗幟最鮮明，他們把宋明理學的弊端和八股科舉的弊端聯係在一起進行批判。這無異給吳敬梓提供理論武器，啟迪他去揭露互為表裏的八股和理學的弊端。從他的思想和交遊考察，他受顧炎武以及顏李學派的影響比較明顯。他的好友程廷祚，就是顏李學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人物。公元1720年李塨南遊金陵，程廷祚屢過從問學，當時理學家罵他們“共詆程朱”，視為異端。程傳說吳敬梓“與餘族祖綿莊（廷祚）為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可見程廷祚對他的影響。

顏李學派提倡禮樂兵農，主張培養博學而有實踐能力的“通儒”，這也成為他提倡的正麵理想。顏元說：“國尚禮則國昌，家尚禮則家大，身有禮則身修，心有禮則心泰。”《儒林外史》中至少有三次直接提到“禮樂兵農”這個顏李學派的核心觀念。第三十三回遲衡山不滿意“而今讀書的朋友，隻不過講個舉業，若會作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他標舉的“禮樂兵農”成為《儒林外史》中真儒的政治理想。第四十四回遲衡山說劉基 ： “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閑工夫做到這一件事。”第四十七回敘述者讚揚虞華軒“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道尾，……真正是個大家”。不僅在小說的高潮大寫泰伯祠大祭的禮樂盛典，而且安排蕭雲仙全麵踐行兵農禮樂。

總之，從全椒移家南京，猶如汩汩襄水彙入浩浩大江，生活向他敞開了廣闊的天地。他的思想也隨著恣肆汪洋，向縱深發展。在憤世嫉俗中滋長著悖逆情緒，在窮困潦倒中接近了下層人民，在廣泛交遊中接受了進步思潮，又在進步思潮的影響下發展了人民性：種種因素交錯滲透，相互推進，形成了吳敬梓的人生道路。這條道路，反映了十八世紀中國一部分優秀知識分子不斷追求真理、不斷前進的艱難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