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　言

吳敬梓（1701—1754）是古典小說《儒林外史》的作者。現代文學巨擘魯迅、茅盾都說《儒林外史》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五年，就在首都舉行紀念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的大會。在古典文學家中這是首次。

詩是心靈的呈現。把吳敬梓留下的兩百多首詩編年排出加以解讀，本身就是一本心史。再參合詩人的行跡，分段“傳論”心路曆程，就成了這部詩傳。

一

吳敬梓的親友留下不少關乎他的詩文，其中好友稔交程晉芳寫的《文木先生傳》是有血有肉、有溫度、有深度的頭一篇吳敬梓傳，不長，全錄於下，讓讀者對傳主先有個概識：

文木先生傳

先生姓吳氏，諱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顯者。先生生而穎異，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襲父祖業，有二萬餘金；素不習治生，性複豪上，遇貧即施，偕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益以貧。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窘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原缺，應為“謨”）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裏，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餘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鬥，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呶，未嘗為來日計。

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為勝。辛酉、壬戌間，延至餘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餘恒以為過，然莫之能禁。緣此，所遇益窮。與餘族祖綿莊為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歲甲戌，與餘遇於揚州，知餘益貧，執餘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餘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餘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構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先數日，裒囊中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隻合揚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

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轂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其殯於江寧。蓋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詩說》若幹卷；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子三人： 長即烺也，今官寧武府同知。

論曰： 餘生平交友，莫貧於敏軒。抵淮訪餘，檢其橐，筆硯都無，餘曰：“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具筆墨，不煩是也。”其流風餘韻，足以掩映一時，窒其躬，傳其學，天之於敏軒，儻意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勉行堂文集》卷六）

按：“人生隻合揚州死”句出張祜《縱遊淮南》詩：“十裏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隻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全唐詩》卷五百十一）非杜牧詩。程晉芳對傳主逝世日期等的記憶也不一定準確。

照《勉行堂文集》編年，此傳約寫於1770—1771年間，即吳敬梓逝後十六七年。

此傳絕非泛泛諛墓、溢美套話，而是知人之論、切中肯綮，從傳主的生存狀態到思想精神到性格氣質， 都有真切的第一手記述， 洵為最寶貴的曆史文獻。本書征引處以“程傳”標注。

二

《儒林外史》之外，吳敬梓有諸多詩文著述。1921年發現了他自編的四十歲前的韻文作品集《文木山房集》四卷（乾隆間刻本），共一百八十八篇，次年胡適先生據以撰作了《吳敬梓年譜》。其後近七十年，又陸續發現四卷本《文木山房集》外詩文逾三十篇。1990年，陳美林教授出版了用功很深的《吳敬梓評傳》。其後二十年，發現了《文木山房詩說》等吳敬梓著作和有關文獻。2011年，李漢秋、項東升的《吳敬梓集係年校注》問世。近幾年，學術新銳又發現吳敬梓詩七首和其稔交寫的《〈儒林外史〉題辭》等若幹重要文獻。百年來，經幾代學者的努力，陸續發現了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之外的詩文作品凡四十篇、經學著作《文木山房詩說》四十三則，還有吳氏稔交的諸多文獻。這樣就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吳敬梓的認識。幾位研究者像跑接力棒似的，一棒接一棒為吳敬梓編譜作傳，為其作品係年。本書接過他們傳來的接力棒繼續前奔，沒有前行者的業績就沒有後行者的勞績，飲水思源，懷著虔敬之情感謝前修時俊！

更重要的是，在宏觀上，隨著民族的複興、思想的解放，中華文化的自覺、自信大大提高，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和態度進一步端正，新時代為我們提供了好的文化環境，可以讓我們更科學、更客觀地把握“吳敬梓”這一複雜的文化現象。

言者為心之聲，尤其是詩歌，是一種闡述心靈的文學體裁，是發自肺腑的心靈獨白，顯現活生生的心靈，憑借這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可以探知吳敬梓的生存狀態、文化心態，深切感受他的人生態度、人格性情。詩文編年是非常有意義的，清人趙殿成在《王右丞集箋注》例略中就說過：“敘詩之法，編年為上，別體次之，分類又其次也。”把它們編年串起來，就成為吳敬梓自己以詩顯現的心態發展史、心史、心傳。借此我們可以窺見吳敬梓的精神世界、心路曆程。餘不揣寡陋，打通體裁、逐一編年，並試加闡論，撰作這本《吳敬梓詩傳》。餘習研《儒林外史》雖曆六十年，但才疏學淺，力有未逮，訛漏難免，敬請方家大雅不吝賜教。

本書參合吳敬梓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曆程分為七卷，另加卷八。人思想的發展像流水一樣不能截然分切的，七卷之間是連綿不斷的。下述每卷的卷名短語側重顯其行跡，在卷名下另有聯語，側重顯其文化心態。

卷一，家世自述。吳敬梓《移家賦》在序之後首先自述其家世甚詳。

卷二，丁憂祖居。吳敬梓十四歲侍父贛榆後又為父丁憂守喪在祖居，直到二十六歲。其間吳敬梓基本上是在父祖家族的氣場中成長。

此卷收錄吳敬梓從十五到二十六歲的詩詞十篇，時間從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清雍正四年（1726）夏。

卷三，鄉裏子弟戒。此卷時間點為吳敬梓二十六至三十三歲，清雍正四年深秋至雍正十一年初。這是吳敬梓獨立直麵社會後個性形成的重要時期，留下詩詞二十三首。

卷四，移家頭三年。三十三歲時從全椒移家南京，是吳敬梓生活世界的大開拓。在這片新天地裏，他的詩興勃發，僅從三十三到三十五歲，即從清雍正十一年至十三年在南京的頭三年，就留下詩、詞、賦、文五十五篇，其中有長達三千多字的鴻篇《移家賦》。

卷五，鴻博暨餘波。乾隆元年丙辰（1736）膺薦參加博學鴻詞試，這是吳敬梓一生中的大事，其思想起伏波動也較大。他以詩歌記錄這段人生旅程和心路曆程。從清乾隆元年至二年，即吳敬梓三十六至三十七歲的短短兩年，留下的詩、詞、賦、文就有四十五篇。

卷六，《儒林外史》創作。《儒林外史》的創作，始於何年難確證，乾隆元年參加鴻博試之前有可能已寫或構思了一些章回，乾隆二年又重新繼續寫作，乾隆四年吳敬梓三十九歲生日寫《內家嬌》詞，更明確了要“休說功名”，做自己的事，專心寫作，小說完成於此後的十年間。此卷詩、詞、文見於乾隆版四卷本《文木山房集》者五十五篇，且累輯四卷本《文木山房集》未及收錄之詩文，再加上《儒林外史》卷首卷尾詞二首，共得七十三篇。

卷七，治經撰《詩說》。晚年他把“治經”視作“人生立命處”。清乾隆十四年後完成《詩說》四十三則，一萬多字。加上寫於此期的《金陵景物圖詩》（二十三首）和《尚書私學序》。

卷八，鶴駕揚州 言立寰宇。以晚年時親友的詩作顯其晚境和仙逝情況。以《儒林外史》的世界聲譽顯其立言不朽。

三

吳敬梓的詩作自有其獨立的文學價值，他取神韻、性靈、格律諸派之長而自成麵貌。他是學者兼詩人，其詩兼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其詞兼豪放與婉約之勝；其賦既繼承了鋪張揚厲的漢朝大賦的體製，又具有南北朝駢賦的特色。

吳敬梓不僅把自己的生活經曆和思想性格熔鑄在杜少卿形象裏，而且以他的許多親友作為生活原型來塑造《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小說中寫杜少卿和與他相關聯的情節，帶有某些自傳體小說的紀實色彩。因此，對他家世生平和交遊的考察，就不僅是在一般意義上的對於小說作者的了解，同時亦為研究《儒林外史》所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方麵：人物原型如何改鑄成為小說形象？生活真實如何提煉成為藝術真實？吳敬梓的詩文不僅為杜少卿的原型（吳敬梓自己）提供最珍貴的第一手材料，而且涉及《儒林外史》中許多人物的原型，如：杜慎卿的原型吳檠、虞博士的原型吳蒙泉、武書的原型寧楷、牛布衣的原型朱草衣、季葦蕭的原型李嘯村、蕭雲仙的原型李畝（字俶南）、湯鎮台的原型楊凱、餘特和餘持的原型金榘和金兩銘、沈瓊枝的原型張宛玉沈珠樹、來霞土的原型王昆霞、韋四太爺的原型朱乃吾、蘧公孫的原型李本宣、高翰林的原型郭肇、宗姬的原型周榘、諸葛天申的原型司徒左文等等。（人物原型的資料詳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集成》。）

四

本書致力於以下三性，並按其需要建構體例。

文化性。傳主是學養淵深的文化人，每卷首設“傳論”，對傳主本階段的心態、思想，從傳統文化儒道佛的寬闊視域，作文化性的研究闡述，立一家之言。詳下述。

資料性。如前所述，近年又陸續發掘出好多重要文獻資料，本書收齊迄今發現的全部吳敬梓詩詞文賦以及其他相關的重要文獻。為保持其完整性，本書避而不用按“論”的需要而采擷詩句，致使原詩割裂的做法；本書單立“傳論”，然後有完整的“編年詩品”，以便於閱者一卷在手，就可以在充分占有原貌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研究。

解讀性。傳主的作品用典繁富，本書的“編年詩品”，對每篇作品不僅作編年、作總體性的“題釋”，而且逐句作“句釋”，長作品如《移家賦》還作分段分節闡釋，與讀者一起努力讀懂其原作。

關於文化闡釋還得申說幾句。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有激進精英層、主流層，時斷時續、時隱時顯、時弱時強地對傳統文化抱著偏激的態度，那時候，通常把作為傳統文化主幹的儒家思想視為“封建思想”，把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仁義禮樂等視作“封建教條”，把孝等傳統美德貶為“封建道德”。在“兩個決裂”的思想籠罩下，似乎決裂得越徹底才越進步，仿佛與儒道佛思想、傳統美德徹底決裂才算進步。

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才逐漸正本清源。作為跨世紀的人，回首往昔，真有跨世紀之感！現今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已從強調批判決裂過渡到重視傳承發展。現在看來，對待傳統文化，絕非一個簡單的徹底決裂了事，更不能以決裂的程度定高低。

過去對吳敬梓及其作品中的道家、佛禪思想因素持無視或貶抑態度，隻重儒家。著名美籍漢學家夏誌清在其名著《中國古典小說導論》第六章《儒林外史》中闡說道：“《儒林》是第一部有意識地從儒家的思想觀點出發而寫作的諷刺小說。” 盡管很有見地，可惜於小說所呈現的傳統文化的其他構成因素，如道家思想因素，他卻擦肩而過。

我們所講的道家、佛家，是就其學說的思想體係，就其學理而言，與道教、佛教雖有關聯，但卻不是一回事，不可等同。更不能以傳主對一些道士、釋徒的否定性描敘來代表傳主對該派學說思想的否定，正如不能以傳主對一些儒士的否定性描敘來代表傳主對儒家的否定。

習近平同誌即使是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講到傳統文化時，也總是將儒家思想同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來論述，並說：“雖然後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長期取得了主導地位，但中國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發展的。”“儒家思想和中國曆史上存在的其他學說既對立又統一，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借鑒，雖然儒家思想長期居於主導地位，但始終和其他學說處於和而不同的局麵之中。”

隋唐以降，儒、道、佛三家既相互爭辯，又相互影響、相互融攝，以儒為核心形成三家相融的傳統文化共同體。它們融彙流淌於士大夫的血管。通過士大夫心靈而創造出來的文學藝術作品，特別是文化意蘊濃厚的作品，其中往往既有儒家的元素又不乏道家和佛禪的因子。

儒家要入世，道家講超脫，這二者看起來是對立的，實際上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兩種需要，所以儒道互補是常態。一個人要幹事業、做事情，就要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誌向，但是作為一個自然人，又希冀人相對超脫和自由，時或需要超越俗世煩惱，以求得心態平衡。往常說，得誌時居儒家心態，失意時循道佛心態，我過去也是這麼認識的；現在我進一步覺得這不僅是得意失意時分別各取的兩麵，而且是多麵人生中的兩大方麵、人的精神多麵需要中的兩大方麵。一方麵是現實的欲望和功業，在古代中國這屬儒家範疇；另一方麵是精神的超越、心靈的解放和靈魂的安頓。這第二方麵，西方傳統社會常倚重宗教，許多大科學家如愛因斯坦，同時是宗教信徒。而古代中國常以老莊道家和佛旨禪宗為補充，白居易、蘇東坡就是顯例。

人在世上，做事要執著，但也要有超越，能進得去也要能出得來，鑽死胡同而跳不出，用吳敬梓的詩譬喻是“鑽窗蜂太癡”。世間事，必待能看透、看破、領悟自然之大規律，方能想得通、化得開、放得下，方能舍得，方能跳出，方能超越，方能順其自然、參天地之造化。

人總要有自我的精神解脫。人總有不順利不順心之事，大到人生道路上的挫折錯失，小到生活細事上的失算差錯，也總要找到自我解脫、自我寬解、自我慰藉之方，甚至是自我麻醉、自我欺騙的暫時寬慰，否則一味苦惱悔恨是無法活下去的。這也是精神上的―種自我保護。老莊哲學、佛旨禪心就可以起到輔助超脫、解脫的作用。古人講的涵養心性，就常包含儒釋道的內容（詳見卷六“傳論”）。

成熟之後的吳敬梓就是這樣來平衡心態，堅韌地生活下去創作自己的小說。重視儒家而又突破了隻重儒家的視域，吳敬梓《儒林外史》研究的道路可能就更寬闊了。

學海無涯，餘生有限，唯願能作成小舟一葉，與學者共渡一段研究吳敬梓《儒林外史》的航程，送學者揚帆遠航。

筆者願望的實現要感謝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室主任童子樂和社領導，感謝全椒縣政協的支持，感謝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學長為本書題簽，感謝學術新銳葉楚炎為本書寫引評，感謝井玉貴和陸鋒同誌以及我老伴朱蔚雲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