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書

讀 書

童年的記憶是模糊的。

我究竟何時，在童年少年時代讀了幾年書，我記不清了。

很小時候，母親帶我和維弟在衡陽住過，似乎讀過一年小學，不久母親患病，我就回到了故鄉零陵梳子鋪。第二年母親病故，這段時間好像沒有上過學。

半年後，父親與寶雨媽媽結婚，奶奶把我和維弟送到衡陽，這次我和維弟都上了小學。不久，隨父親回到農村梳子鋪老家，開始務農，沒有再去上學。

當時父親對我說，我們的祖輩，從高祖父、曾祖父到祖父年輕時代都是種田的。中國是個農業國，種田是根本，不管誰當皇帝，都要農民種田。不管社會多麼動亂，隻有在鄉間種田最為可靠。

父親讀過私塾，也讀過官辦的中學，初中畢業後，在家中打過兩年閑雜，後考取了衡陽郵政局當職員。解放前夕，父親帶我們一家回農村務農。其實，父親自己並沒有幹過農活，不會犁田、耙田，割禾插田也不熟練，就是挑擔也不行。父親在衡陽郵局工作，母親在時，省吃儉用還買了兩畝田，加上祖母分給我們的一畝多田，以後土改我們又分得了兩畝多田，總共有五六畝水田，近一畝旱地，種好後吃飯還是夠的。

我從衡陽回來時，還不滿11歲。平常幹的農活較雜，什麼活都幹，但主要是砍柴、鋤地、創草皮，放牛、插田、割禾。大概到了12歲，我就學會犁田、耙田了。因為父親不會幹農活，我當時又年小，許多重活、力氣活和技術活主要靠外公來做，有時舅父舅娘也來幫忙。

但是在我的記憶裏，幾乎每年種的糧食都不夠吃。每年過年後，糧食就緊張了，特別是五黃六月，春天農活大忙季節，經常吃不飽。冬天常搭一些紅薯吃，紅薯吃多了，常吐酸水。麥子割了以後，把它磨成粉做粑粑吃。在我們家鄉，小麥叫雜糧，不習慣吃，也不會像北方那樣吃的花樣多，吃米飯才算正餐。

農活永遠是做不完，似乎天天都有事做。冬天，田間事少的時候，就去山嶺上砍柴。家裏做飯燒水炒菜都燒茅柴，即矮小灌木和茅草。當年植被破壞嚴重，較近的丘陵低山的柴草往往被砍盡，我們就去大嶺上，即五嶺山脈的越域嶺上砍柴，有時還要翻過山嶺，到另一麵山坡上才能砍到柴，高差兩三百米，路途一二十裏。一般吃了早飯去，吃下午飯才能回來。砍完柴往回挑的時候，感覺擔子越來越重，肚子越來越餓。別人家裏往往有兄弟姐妹去嶺腳邊，去接一下擔子，而我呢？弟妹們還小，隻能咬著牙，含著眼淚一步一步往家挑，有時天黑了才到家，辛苦勞累可想而知。

直到1952年秋，在外公外婆和奶奶的幹預下，我終於去排龍山小學上學了，插班六年一級，當年已14歲。

小學生活是快樂的，吃住都在學校，假日和星期天回家幹點農活。家中農活基本都由外公包了。學習非常輕鬆，此前我讀過兩年多小學，未讀書的日子裏，我還常看一些故事類的書。我的記憶力相當好，語文課文一般要背，一般讀兩遍就能背下來，有時和同學比賽，拿一篇不長的新課文，讀一遍也能背下來，錯得很少。讀書是要點天分的，不管學文還是學工學理，你的記憶力不好，書是讀不好的，因為考試其實就是考你的記憶力，就是記憶力比賽。

小學讀了一年，就算畢業了，又回到了農村。父親沒有打算再讓我繼續讀書，而是在家務農。那天，我在稻田掛田埂，聽小學畢業的同學說，如果再不報名，明天就截止了。於是我放下掛耙，直接去了零陵。我家到零陵是50裏，吃晌午飯時我趕到了零陵一中。下午待老師上班後，我把名報上了，這已經到了下午4點左右。我未停留，又往回趕，天黑兩三小時後，我才回到家。

考試時，外公給了我2元錢，量了兩升米，我同複華公公去了零陵，頭一天我們住在大西門旁邊一家客棧，住一晚5角錢，在客棧搭夥煮飯，兩餐也是5毛錢，菜是自己帶的醃菜。半天考三門課：語文，數學，自然常識。考完就回家了。

大約半月後，考試發榜了，我考上了，複華沒有考上，他複讀一年後才考上。事後知道，我的語文是90多分，數學80分，自然常識不及格。我的作文得了最高分，而自然常識包括曆史、地理和生物方麵知識，而我過去上小學是插班，有許多東西沒有學過。這次升學考試應該是幸運的。既然考上了，在外公外婆和奶奶的支持下，父親作了讓步。

送我讀書，外婆是最早的倡導者和堅定的支持者。她對我外公說：“德根還是個小伢崽，哪做得事，他們家那點田，我們都幫他種了得了。讀點書，將來吃碗輕巧飯。”

讀書，是為了跳出農村苦海。讀書，是為了吃碗輕巧飯，這就是我讀書的目的。

進入零陵一中，那是另一個世界，我感到無比快樂和幸福。我在一中的學習成績是中上，不是最好。主要原因是我把主要時間用來看小說。在農村輟學的四五年時間，主要是幹農活，文化生活極為貧乏，一是沒有書看，二是沒有時間。當進了學校圖書館，看到有那麼多書，特別是小說類。因此，除了上課的時間和規定必須參加的集體活動外，其他時間都用來看小說。我國的古典名著和國外的一些名著，以及當時流行白話小說都是這個時候看的。書看得很快，一般幾天就一本，一個星期去圖書館借兩次書。有時上語文、曆史、地理課時也在書桌下麵偷著看。假期，常從語文老師那兒借幾本書拿回去看。因為我的文章寫得可以，教語文的王立賓老師很喜歡我。有時，看古典小說，有些文言文不懂，常當麵去請教，他很高興地為我作解。

學習不拔尖還有一個原因，有一個學期我因吐血幾乎不能上課，耽誤課較多，靠自學而幸免留級。吐血的原因是在農村幹活過重，當時年齡小，因勞致傷。每天吐血一兩口，持續了兩個來月時間。

知道我吐血的隻有祖母一人。那天她去冷水灘姑母家，路過零陵，她來學校看我。我當時在宿舍躺著看小說。她知道我當時吐血，很是擔心。我安慰她，沒關係，醫生說很快就好，她也相信了。臨別時，她給了五角錢，說這是我姑姑給她搭船去冷水灘的錢，她決定走路去，不坐船了，省下這五角錢給我用。

一個老人自己沒有收入，但隻要自己還有一點力氣，即使走四五十裏小路，也要省下這五角錢，給自己生病中的長孫買點零食吃。當我接過被老人的手捏得汗濕濕的五角錢時，我無言以對。

應該說，在零陵一中上學，我的生活和經濟狀況還是比較好的。當時父親在農村當小學教員，學費和吃飯是有保障的。另一個可靠的經濟來源是我的外公和舅父。外公是一個地道的農民，但他能給牛看病，算得上是一個赤腳獸醫，一年也有些收入。我舅父已從農村去了供銷社工作，就是購銷農產品，他有時也接濟一點。

在零陵上學時，沒有臉盆和蚊帳，夏天的蚊子和臭蟲比較難對付。我們睡的是雙人木製床。南方臭蟲多，人被咬了以後起疙瘩，奇癢無比，非常難受。50年代，中央號召除四害中就有臭蟲。在零陵一中消滅臭蟲的辦法是將整個雙人床放到開水鍋裏煮，那真是一個創造。將兩口很大的鍋並列砌起來，在鍋台上砌一個比雙人床還要大一些的水箱。當熊熊大火把水箱裏水燒開後，就把偌大的雙人床放進去，煮上七八分鐘，再抬出來。抬進抬出是要花力氣的。放進去時，木床是幹的，較輕，煮後木床浸水飽和就重了許多。要不斷加水，火要不斷“熊熊”，抬進抬出是很費一番周折的，此項工作學生要全程參與。

臭蟲的生命力很強，傳播的速度也極快。木床經開水煮泡後，一兩個月內睡覺還是比較舒服的，感覺不到有臭蟲，但時間一長，又有臭蟲出來咬人了。照說臭蟲煮死了，怎麼還有呢？問題是煮床沒有把所有臭蟲都煮死。有的臭蟲鑽進木床一些裂隙深處，而把木床放進開水鍋裏時，速度往往較快，裂隙中的空氣並沒有完全被排出，熱水不能進入裂隙深處，藏於深處的臭蟲並沒有被開水燙死。那些經過煮床而大難不死的臭蟲們，經過重新組合，傳宗接代，很快又繁殖起來了。

煮床不能一勞永逸，所以學校每年都要煮。臭蟲咬人最猖獗的地方不是零陵，也不是長沙，而是武漢。1959年暑假期間，我從長沙去武昌看我的堂叔濮雅。他是我三祖父的小兒子，比我大兩歲。當時他在華中農學院讀書，臨近畢業，我們已三年多未見，我將於1960年畢業，今後天各一方，難得再見麵了。生活就是這樣，自武昌這次見麵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麵，至今已60年了。

我們叔侄在武昌會麵的時間極為短暫，都是臭蟲造成的。武漢素來有全國三大火爐之一的稱謂。我是八月初乘火車由長沙至武昌，到時已是傍晚，雖然太陽已下山，但天氣悶熱異常。在車站不遠的一個國營旅社住了下來。一間房裏擺了4張雙人床，可以住八個人。但那天隻有我和一個老者住那間房。老者六十開外，麵目和善，紅光滿麵，話語不多。由於熱，我衝了好幾次涼，才去睡。老者早已入睡。雖然悶熱，為了不影響老人家，我未開燈，摸著床睡下了。畢竟是年輕人，很快我就入睡了。在睡夢中，我被蚊子和臭蟲咬醒了，我感覺兩手和脊背上都起了皰，且越來越多，越來越癢，以至於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於是我摸黑爬起來，沒有開燈，走到外麵的澡堂淋浴室，用冷水衝了大約二三十分鐘，然後回到宿舍，拿出一件襯衣把頭和上身蓋起來，以防蚊子叮咬。大約過了十來分種，處在一種似睡非睡的狀態中，感覺到脊背癢，有小蟲子在上麵爬，且越來越癢，奇癢，而後是一種灼痛。用手觸摸，好像皮膚腫了起來。於是我開了燈，眼前看到的情景使我大吃一驚：涼席上，床架子中到處是臭蟲，如同蟻群一樣，密密麻麻，排成長隊忙於逃跑—臭蟲怕光，它們隻在黑暗中吃人血。涼席上，身上到處是血跡斑斑，脊背、手臂上已不是一個一個的包，而是包連成了一片，皮膚增高了兩三毫米，上麵有不少血跡，是臭蟲咬我的血和我在黑暗打死臭蟲的血混到一起，真是恐怖！我脫光了衣服，用自來水衝洗了半天。天一亮，我就離開了旅館。

老者仍未醒。昨晚我折騰了那麼久，他也未醒，也未起來，似乎睡得很踏實。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老者的忍耐力，或者說他對蚊子和臭蟲的抵抗力，我感到吃驚，並由衷地佩服。

如此功夫，實在難得。

由於事先沒有聯係，當我找到華中農學院，雅叔當時正在開會，辦什麼學習班，兩三天後才能結束。他要我自己先玩幾天，待他學習班完了再陪我玩。當時天氣悶熱，汗流浹背，一想到昨晚的蚊子臭蟲，玩的興趣早已雲飛天外了。太困，我在他床上睡了一覺，中午在小飯館吃了飯，我就直奔武昌火車站，第二天天亮時，我回到了長沙。

在武昌遭遇到的臭蟲攻擊，可謂終生難忘，每當想到當時情景，就毛骨悚然！

年青時，都希望離開農村，和現時的農村青年一樣。農村是一個苦海，什麼時候能遊出來，能爬上岸，是當時的夢想，也是我外公外婆和我奶奶為我努力鬥爭的目標。幾十年來，我想不通的是，父親為什麼要求我種田，他自己卻沒有種田，也沒有種過田，最後還出去當了小學教員。誰都知道農村苦，千方百計要讓自己的孩子去讀書，將來有個好的謀生手段。但父親不這樣做，我們兄弟姐妹六人，沒有哪一個是他主動送去讀書的，有的妹妹小學都未畢業。

父親給我們講，我們先輩就是種田的，言下之意我們也可以去種田。但他還給我講過，我的曾祖父種田發家後，為自己的兒子做的兩件事：讀書和習武。

曾祖父生了六個兒子兩個女兒，重男輕女，雖隻有兩個女兒，結果把一個女兒很小時就給了別人做了童養媳。對六個兒子的希望卻是讓他們讀書。我大祖父是江漢大學畢業，其他五個祖父都是高中畢業，因家庭經濟所限，我祖父（老二），四祖父、五祖父和大伯父都上了黃埔軍校，在抗日的戰場上撕殺，四祖父還犧牲在抗日戰場上。據我父親講，在送我祖父們去讀書的同時，曾祖父還注意到對其身體鍛煉和自衛能力的培養。他從祁陽請了一位武師，來家教我們祖父的拳腳功夫。曾祖父是一位地道的中國農民，少年、青年時代家中很苦，還租富人家的田來種，以後通過自己的努力發家了，到晚年家中殷實，已有數十畝水田。他不識字，沒文化，但他懂得一個道理，一個人要想有出息，一定要有文化，所以他借錢也要送兒子去讀書。為了不受別人欺侮，要有健康的體魄，一定要學點拳腳功夫，這是一個地道中國農民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

但我父親隻知道先輩們種田出身，但他沒有深究，沒有文化的農民是受人欺侮的，沒有文化的人永遠是最下層的人。由衡陽回到零陵農村，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為吃飽肚子而受苦。如果繼續在農村呆下去，我可能也早已不在人世了，我生母去世時不到卅歲，我祖父母去世時還不到六十歲，我外公外婆也僅活了六十多歲，人的壽命與生活質量密切相關。

在零陵一中，我最大的收獲是讀了許多書，都是曆史類和文藝小說類。那時，我的記憶力相當好，老師教的幾門課可以說我從來不複習，課外時間就看課外書。我不追求考前幾名，隻滿足差不多，大量時間用來看各種課外書。暑假回家幫助做農活，寒假農活少，有時間也是看書。

初中畢業時，我的班主任是教語文的王立賓老師，因為我的作文寫得比較好，平常很喜歡我，勸我繼續讀高中，將來學文學。但當時家庭人口多，經濟困難，還是決定去讀不要錢的中專。

升學考試是在零陵考的，我報的是長沙水力發電學校（這個學校後來改名為湖南電力學院、湖南水利水電學院、長沙電力師範學院，現名為長沙理工大學），半個月後， 收到了通知，被學校錄取。我與舜球提前一天到學校報到，我同舜球分到同一個班—地質四班，全名是水文地質與工程地質專業第四班。這時，我們才知道報考填表時，應該填報一個專業。

兩三天後，我們才知道從零陵招來的學生有十多個。同在地質四班的還有老埠頭的鄧治國和冷水灘附近的唐健。與我家不遠的排龍山羅家的羅哲浩分在地質三班，水市橋北邊的羅紋分在鑽探四班，同分到鑽探班的還有高溪寺胡英，等等。我們這些家鄉同學，在金盆嶺共同學習生活，然後天各一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除了舜球以外，與其他同學幾乎失去了聯係，沒有了來往。當過省文聯副秘書長兼《楚風》雜誌主編的胡英成了專職作家，30年後在長沙相見，他送給我幾本小說集，以後還見過幾次麵，通過幾次電話。其他的幾位老鄉有的早已作古了。

零陵來的同學事先都未報專業，報到後專業及班級的分配完全是由學校劃定的。老實說，當時我們並不在乎什麼專業，隻要能離開農村，能上個不要錢的學校，不當農民就行了。為祖國而學習，學好本領，報效祖國，既是當時的口號，也是我們內心的願望。

學校剛建，宿舍還沒有建好，我們就住在教學大樓三樓的教室裏。一個教室住幾十人，睡的是木製雙人床，我同舜球一直睡上下鋪。鋪的是一床稻草墊子，上麵再鋪一張蘆草席。我蓋的是一床薄而短的棉被，我記得棉被中的棉絮（北方叫網套）是我八歲時，我生母專為我做的。因為是小孩，故棉絮短而小，我一直蓋著它，不論冬夏。十年後，我已是一個非常壯實高大的小夥子了，就顯得非常短小了，常是蓋到頭，就蓋不到腳。

冬天是不太好過的。我除了外婆給我做的棉衣外，我隻有一條雙層布的夾褲，直到我參加工作到陝西後，才穿上絨褲（棉絨褲），那時叫衛生褲，再後才穿上毛褲、棉褲。從未穿過襪子，除了家做的布鞋外，就穿一種膠底布麵的“力士鞋”。睛天雨天，冬天夏天都穿它。夏天穿它不透氣，腳出汗非常臭，冬天穿它非常冷。坐著聽課，腳就凍麻木了。

當時，十個班的同學的境遇同我差不多，基本都是從農村來的，穿著行李和經濟條件都是彼此彼此。所以，課間休息的十分鐘，整個樓道和教室都是一片跺腳聲。

夏天好過一點，雖然熱一點，但過去在家鄉農村有在毒日下“雙搶”幹農活的基礎，倒也不感覺怎樣，但夏天的蚊子和臭蟲是比較難對付的。

最熱的天氣，多是假期的45天。在長沙的四年，除中途一次回家參加祖母的葬禮外，一直沒有回過家。假期用於勤工儉學，現在叫打工。有集體組織的，也有個人行為。打工的活路一般是挖土方，挑河沙，推板車，都是圍繞基建工作而展開的。

在長沙一帶，叫嶺的地方非常多，都是丘陵地帶一個個山包，這些山包都是第三係紅土組成，已有幾百萬年的曆史，紅土非常致密堅硬，要搞建築，必須挖高填低，削成一層層平台。挖土方是非常費力氣的。用的工具是有兩個齒的鋤頭，非常重，估計在15至20斤之間。雖然我們在農村幹過農活，但一天到晚挖土方，還是辛苦異常。我們常常光著赤膊，穿條短褲，肩膀上搭一條洗澡毛巾，用來擦汗。夏天的長沙，太陽很毒，剛開始，一個個被曬得紅腫，脫皮，時間長了，皮膚被曬成古銅色，油光閃亮。夏天碰到雷陣雨，雨水滴落在皮膚上，成圓珠狀滾落，皮膚不沾水。開始挖土時，手掌會起泡，虎口常震出血，時間長了，手掌會長出一層硬邦邦的老繭，那時，就不感覺痛了。開學上課後，手上的繭皮就逐漸軟化、退去，到下一個假期，這種情況又會重複出現。

挑河沙就是把船上裝的河沙挑上岸來，再用車運至建築工地，用來蓋房或鋪路。一擔河沙一般100多斤，對我們這些在農村幹過農活的青年來說，不存在困難。問題是從船上到岸上要經過一段用木板搭成的“橋”，木板較薄，又較長，剛度不夠，挑著重擔走在上麵，忽閃忽閃，上下擺動幅度很大。剛開始都不敢走，要有人扶著才敢邁步，時間長了，也慢慢鍛煉出來了。

挑上一天河沙，肩膀紅腫，腿腳酸痛，收工往回走的力氣都沒有了。

推板車，也是一項掙錢的勤工儉學活路。不過，我幹得較少。它不是集體活動，往往是兩三個人，甚至一個人去幹的活。一般選擇在公路較陡的路段，為那些拉貨物，主要是拉建築材料，如磚瓦、河沙、木料、鋼材的苦力們，幫助他們推車上坡，往往會費九牛二虎之力，搞得渾身冒汗。費用沒有定例。有的在上坡推車前講好價，但多數是不講價，隻問一下拉車的：“要不要推？”如拉車人說：“推！”你就幫他把車推上坡，拉車人會給你一毛、兩毛錢。也有時把車推上坡以後，拉車人對你說：“對不起，同學，我身上還沒掙到錢！”對我們來說，隻認自己晦氣，但也能理解，他們也是苦命人，就算幫個忙吧！反正年青人有的是力氣。我外公常對我說：“小伢崽，莫懶，力氣是用不完的，睡一覺又有的。”“力氣越用越大。”這是真理。

上述三項活動，幹一天可以掙到一塊錢左右。我不喜歡推板車，因為每推一次，就要跟人說一次話，打一次交道，有時推了車，還得不到錢。挑河沙往往是一天一結，或者挑完一船一結，因為多是集體作業，有班上的勞動委員管此事，不用自己操心。挖土方可以是集體的，也可以幾個人合作，去工地包一塊地段，挖幾天，甚至挖二三十天，幹完活再結帳。一天幹多少時間，早出工，還是晚收工沒有人督促，較為自由。一般挖土與挑土是連在一起的。舜球與我經常在一起打對子。我倆往往是挖土挑土換著來，這樣幹起來比較輕鬆。我的力氣比他大，但韌性不如他。

這些勤工儉學勞動，對於我們這些從農村來的小夥子來說，倒不怎麼覺得是苦差使，與農村比起來，至少有兩大不同：首先是幹活時間短，不像農村一年幹到頭。特別是夏天雙搶期間，天不亮就起床，去割禾打禾，天黑後才收工。第二，能吃飽肚子。本來我家是江南魚米之鄉，1950年土改時，我們那兒農村，平均每人可分到一畝半水田，三分旱地，山地更多。本來不愁吃，不愁喝，所謂喝，就是喝酒。我們家鄉農民都興自己釀酒喝，家家都會自己釀酒。大米，小麥、紅薯、柿子都可釀酒。自己釀酒自己喝，先吃甜酒—北方叫醪糟，甜酒老了，不甜時，再放進泉水，泡一段時間，吃水酒。水酒老了，就熬製燒酒—北方叫白幹。我的幾位堂弟，現在每天中餐晚餐都要喝上幾杯，按他們說法，現在我天天有肉吃，餐餐有酒喝，幸福得很。在農村，就吃的來說，雞鴨魚肉不斷，這些都是自己種養出來的。

但從1951年開始，我們那兒就吃不飽肚子了。農村實行統購統銷，農村幹部為了表現自己積極，爭先進，各個區鄉都爭著多賣糧，最後愈演愈烈，秋收完，賣完糧，家家的糧倉都空了，所謂放下鐮刀沒飯吃。開始吃統銷糧，瓜菜代的苦難生活。

1955年，我們鄰省由於浮誇風，大賣餘糧，最後餓死了不少人，中央最後做了處理，槍決了幾個，形勢有所緩和。但我的家鄉並沒有大的改觀，當時盛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仍然是賣多留少，大家都吃不飽肚子，更別說葷腥油水了。

到了1960年，全國都很困難了，吃不飽的現象已非常普遍。但在學校有一位令我尊敬，至今難以忘懷的管後勤的校長，是他讓我們吃飽了肚子。他是一位老紅軍，13級幹部，小學文化程度。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我們這批從農村來的學生，倍加愛護。當其他學校已開始定量供應糧食時，他親自跑糧食局，找戰友，拉關係，為我們搞到一批碎米，因碎米不算定量。他叫廚房把碎米和好米混到一塊做，這樣，直至1960年8月我們離開學校時，吃飯是不限量的。他認為，年輕人是長知識，也是長身體的時候，不吃飽飯怎麼能行呢！舊社會才吃不飽肚子。他對當時形勢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但心腸之好令我們感動。

在長沙的學校生活，是艱苦的，也是快樂的。學習對我來說是輕鬆的，我的記憶力好，應付各類考試還是輕鬆的。但我幾乎沒有經濟來源。吃飯是助學金，書本是學校發，但筆墨紙硯和穿著及生活花費都得靠自己。除了勞動獲得一些收入外，家裏很難支助我們。在學校這段時間，有兩個人給予了我幫助。一個是我的堂兄濮俊，我大伯父的長子。解放後不久，他參加了供銷工作，開始在衡陽，以後去了江西工作。1957年他路過長沙，他來學校看我，我們有五六年沒有見麵了。見麵後，似乎沒有多說話，我隻記得他說過這樣的意思：好好讀書，要跳出農村這個火坑。臨別時，他給了我10塊錢。此後，我倆再也沒見麵，他於80年代去世，據說生有兩個兒子，但從未見過麵。

另一個同學，也是我的老鄉叫羅紋。他學鑽探工程，於1958年提前畢業參加工作，後改行學機電安裝。1959年暑假期間他在湖南水府廟水電站搞安裝工作，他約我去耍。我到他那裏後，他與同班同學戴麗華結婚了。他倆熱忱地接待了我，在那兒玩了幾天。臨別時，他們贈送了我15元錢。在當時可能是他的半個月工資。

俊兄和羅紋共贈我25元，就當時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解決了我的一些困難。我最困難的一個學期是1959年上半年，那學期我隻花了8分錢—給家裏寄了一封信，買了一張8分錢郵票。那封信還不知道家裏收到沒有，因為至年終我都沒有收到家裏回信。那個學期，我沒有出過校門。

就學習考試成績而言。頭一兩學年實行5分製，我一般都是5分，很少得4分。我在班上當過體育委員、勞動委員，以後幾年當過學生會的學宣部長。我寫文章出手快，也帶一點鼓動性。1961年我已在陝西工作，從母校那裏得到一個信息，說剛進學校的一年級同學罵我，說上了我的當。他們看了我在1960年寫的一篇文章才考電力學院的。我的那篇文章，後來被學校摘錄在招生簡章上。

學宣部長主要管學習和宣傳，這項工作比較瑣碎繁忙，出版報、壁報，油印刊物，還有一個廣播室，要組織和審查稿件，安排廣播，這些都由學宣部管。除組織各班學習委員和通訊員寫稿外，有些稿件還得我親自執筆。宣傳工作由黨委宣傳部管，學習方麵由教務處管。這兩項工作占去了我許多課餘時間。隻有到了每個學期期末，複習考試時那兩周時間，才算輕鬆一陣子。

有一天，黨委宣傳部一位老師找我，說宋校長找我。於是我很快去了宋校長辦公室，宋校長很熱忱地接待了我，叫我坐下，並叫通訊員給我泡了一杯茶。這是一種很高的待遇，很少見到在辦公室裏，老師（領導）給學生泡茶喝的。坐下後，他首先問了我的學習情況和學會的工作情況。接下來就講開了政治，他強調作為一個幹部，一定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明確的政治方向。“你很不注意政治立場問題，工作粗糙，你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聽了他的話，我感到非常吃驚，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性質如此嚴重，我等待他下文。

“校門口貼的標語是錯誤的。”他有點生氣。我馬上想到校門口貼的一幅對聯式的標語：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沒有錯呀，但我沒有吭聲。

“你寫的政治是無產階級政治？還是資產階級政治？”

我恍然大悟，馬上認錯，沒有顧得上喝茶，立即去了校門口，將兩條標語撕下，並換下了如下兩條標語：

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不久，學校安排去農村參加“雙搶”勞動。“雙搶”即搶收搶種，是農村農活最忙的季節，政府部門一般都要安排學校學生參加這一活動。學校黨委安排我隨宋校長一起行動，以便了解一些情況，便於寫報導和總結。

下鄉第二天，我就寫了一篇報導，擬送省報發表。內容是講學校非常重視這次“雙搶”活動，教職員和學生們如何積極響應參加等情況。寫完後，我請宋校長先看。他看了以後，沒有說話，卻叫黨辦主任給他找當天的《人民日報》和《湖南日報》。報紙送到後，他坐在那兒看起來，把我晾在一邊，也不同我說話。過了一會，他才把我叫到他跟前。

“濮聲榮你看看，別人寫的報導。”他指著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對我說。

“在黨的領導下，怎麼怎麼行動。”

“首先是黨的領導，然後才會有行動，首先有黨，才有成績。不聽黨的話，才會有錯誤，才會失敗。”

“人家寫的第一句話，是在黨的領導下，切入正題，突出重點……”

這是我聽到的最好政治的話，政治宣傳活動中的精髓，是評價事物和看待問題時，首先必須想到的。他的這段話，使我終生受用不盡。特別是搞文字工作，廣眾場合講話的人，如果不知道這個原則，肯定會碰壁一生。

在長沙四年，雖然寒暑假都不回家，但除了在學校生活外，很少去長沙各地走走。我記得就是1958年暑假去過一次嶽麓山，1960年畢業後同舜球又去過一次，其他地方都沒有去。1958年到南郊修過鐵路，到新開鋪一帶抓過老鼠和麻雀—參加除四害運動。上嶽麓山，必去嶽麓山書院參觀。這是有名的中國四大書院之一。嶽麓書院現為湖南大學範圍之內。大門的正上方懸掛宋真宗書寫的“嶽麓書院”的禦匾。大門兩旁有副非常霸氣的對聯：

惟楚有材；

於斯為盛。

在以後幾十年的南來北往旅途中，常有人提起這副對聯，它成為湖南文人的一張名片。其大意大致了解，但對其真意及其出處不知所以然。當退休後，再次遊覽嶽麓書院，見到《嶽麓書院》一書時，才知其來由，書中如此介紹：

“相傳清代嘉慶年間，書院進行大修，完工之後，門人請山長袁名曜撰寫對聯。山長以“惟楚有材”囑諸生應對，眾人苦思，不得其果。貢生張中階至，脫口答曰：“於斯為盛。”

聯為流水對，意思是說楚國（特指湖南）人才眾多，而書院尤為興盛。上聯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下聯出自《論語·泰伯》：“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這副對聯，正是嶽麓書院千年以來，人才輩出的真實寫照。特別近現代表現出的偉人更是突出，名人甚多，可數幾籮筐。

嶽麓書院懸掛有多副對聯，寓意深遠，給人印象深刻的有兩副對聯，其一是：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

業精於勤，而荒於嬉。

其二是：

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陟嶽麓峰頭，朗月清風，太極悠然可會；

君親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聖賢道何以傳，登赫曦台上，衡雲湘水，斯文定有攸歸。

前聯為學人必須遵循的要領和精髓，後聯為做人應具備的積極的人生態度。都蘊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值得吸取和時時玩味。

上述兩副對聯是我第一次參觀嶽麓書院記下的，後記錄在筆記本中，筆記本已發黃破舊。

畢業臨別時，我同舜球再一次上了嶽麓山。那次看的地方較多，舜球還帶了鹵肉和葡萄酒，我倆在山上聊了一天，天黑才回到學校。

與舜球的這次長談，對我以後走上社會，學習生活工作影響深遠，似乎才明白一些事情。例如，學習沒有必要去爭前幾名，尤其是第一名。把要學的東西搞懂了，搞通了，會用了就行了，沒有必要死記硬背。學習還應廣博，不局限某一門學問，將來幹什麼就鑽什麼。搞運動的時候，不要先發言，發言盡可能使用中性語言，對事對人要永遠一分為二，不清楚的事不要輕易表態。對人要坦誠，要厚道，不要議論和評價第三者，不要輕信，要同情弱者，不畏懼強者。

然而，在以後的生活中，我也想做好點，但許多沒有做到，還是性格使然。

學校各種社會活動還是比較多的。1959年我受到了班上團支部組織的批判，說我驕傲自滿，個人英雄主義。起因是我跟一位劉姓同學閑談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學技術，要經得起孤單，耐得住寂寞。十年磨一劍，隻要你有真本事，遲早會被社會重用的。有如金子，即使埋藏沙礫中，遲早也會閃光的。

批判的重點是：你為什麼說自己是金子？別人是什麼？他們都是砂礫？你怎麼這樣驕傲，瘋狂到了極點！

開始我想不通，我說的一段話有什麼錯，我說話的前提和中心思想是什麼？我這是說的勵誌的話。但當時，我不能說話，任憑大家反複分析批判，上綱上線，前後開了三次會，我檢查了三次才過關。幸運的是沒有給我處分，也沒有建議學校免去我的學生會學宣部長。

為這個事，舜球很為我不平，他對我講了很多大實話，以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警言。對我來說，真是受益匪淺。這為我踏入社會數十年的生活，沒有吃大虧，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也使我認識到人性險惡和禍從口出這一千古遺訓的正確性。

話雖如此，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我被一位王姓同學出賣了。

運動剛開始時，隊上有人貼我的大字報，但不多，那時我任地質分隊長。大字報說我走“白專道路”，不突出政治，是反動技術權威。但時隔不久，運動發展到“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我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自然不是重點，靠邊站了，仍然叫我抓隊上生產。

這個時候，從母校給我們院發了一個函，說我是學院黃修本的嫡係高材生，而黃是三家村黑線上的人。要我主動揭發黃的反動言論和罪惡勾當。當時，我帶隊在陝北三邊地區搞水文地質勘探，找水救災，我當即返回隊部。院隊領導找我談話，希望我劃清界線，站穩立場，主動揭發。我能說些什麼呢？黃校長是民盟人士，一直很受同學愛戴，他主管教學，而我是學生會學宣部長，與他接觸較多。畢業時，黨委想留我在黨委宣傳部工作，而他想留我當教師，我都謝絕了，我是最後分配到陝西來的，最後把舜球和另一位蔡姓同學留下當教師。

到陝西後，我同黃校長通過幾封信，主要說來陝後的工作情況。他寫給我的信，我還保留著，於是我找出那幾封信，並寫了一點揭發材料，交給院黨委，轉交母校。揭發的材料主要寫了兩條：第一，不突出政治；第二，他對學生的穿著要求是資產階級的，例如，他要求學生穿襯衣，必須把襯衣的下擺放到褲子裏。原始信件是很能說明的。所以，學校造反派再也沒有找我的麻煩。

1967年初，全院集中到西安院裏搞運動，我擔心有人又會提出我跟黃校長的關係。於是，到西安後，我向與我一塊分到院的同學說，如有人提及此事時，希望能幫忙解釋一下。有一位王姓同學平常跟我關係不錯，當我提出這一希望時，他非常爽快地答應：“冒問題！”一口地道湘鄉話。

第二天在院裏，以室、隊為單位學習文件，進行批判。當時批判的重點還是“三家村”，“地富反壞右”的代表人物，“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會議開始時，較為冷場，沒有人發言。地勘隊工人多，文化程度不高，批判不知從何說起。這時，主持會議的領導，進行啟發鼓動，要求大家結合院內的人和事，進行揭發批判，幹部要帶頭，要爭取火線立功，火線入黨，這是生死存亡的鬥爭，是黨和毛主席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然後，領導大家呼口號，這時群眾開始騷動，情緒有所激動。

就在這時，我的這位同學突然站了起來，很是激動，大聲叫道：“我要揭發！濮聲榮是三家村黑線人物！”他的話說出後，會場上是一片寧靜，很多人都露出了驚訝的表情，我也驚呆了。

這位同學說，昨天晚上我去找了他，叫他不要說我和黃校長的關係。現證明黃修本（即黃校長）是三家村裏的黑幹將，而濮聲榮是黃修本的黑幹將，他過去寫過文章，宣揚封資修，他們是一條線上的人，肯定有鬼。如果沒有鬼的話，為什麼叫我包庇他？現在叫濮聲榮老實交待他與黃修本的關係。還有，他寫過哪些宣揚封資修的文章，叫他交待。這位同學越說越激動，漲紅了臉，口角出現了一些白色泡沫。他說完後，會上又是一片寧靜。因為事情太突然，因為一塊分來的五位同學中，我表現比較優秀，又當了地質分隊長，平時跟大家關係不錯，而說的事情是過去學校老師的事，離他們很遠，所以，大家不知怎麼說才好，因而冷了場。

冷場一段時間後，還是主持會議的領導，叫我說說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剛開始說時，我覺得非常突然，不可理解，我們都是同學，從南方魚米之鄉來到這不發達的北國，平常關係還很不錯，應該相互關心，相互提攜才對，怎麼在關鍵時刻捅刀子，說一些莫須有的事呢 ？！

這時，我已變得非常冷靜，況且在群眾場合說話，我已鍛煉出來了。於是我簡要介紹了前段時間，母校來函要我揭發黃校長的罪行。我同黃校長是一般師生關係，因為我當過學宣部長，與他接觸多一點，我分配來陝西工作後，相互通過幾封信，信的內容可以證明我們之間的關係，這些信我已交給了組織。我說完後，沒有人質疑和指責，會場又冷了下來。

沒有人說，我倒主動說開了：既然王同誌說我同黃校長是黑線上的人，寫過許多文章，他可以揭發。另外，一塊來陝西還有幾位同學，他們可以作證，也可以揭發。我還說明，我自離開學校來陝西工作後，從沒有寫過文藝方麵的文章，我連小說都不看，大家可以作證。

我後來的一點補充說明，是很有說服力的。不論是工人、幹部，他們沒有見到我看過小說，打過撲克、麻將之類。除了工作之外，其他時間都是看業務這方麵的書，我還訂過幾份業務雜誌，是一個走“白專道路”的人。

沒有人說話，時間也快到了吃飯時間，於是散會。

王姓同學想表現積極，企圖爭取火線入黨，但他的揭發沒有人響應，其他同學都表示沉默，他落了個自討沒趣，文革後期他就要求調回湖南老家了，不久他妻子去世，似乎一個人生活。

這就是我的學業夢。“梅花香自苦寒來”，完全是“苦”出來的。可以說，比古人還苦。為什麼？因古人隻有富家子弟才有資格上學。解放後，我們窮苦孩子可以上學了，但經濟上並不富裕。所以，“寒窗之苦”和“羞澀之苦”，豈不是古人的雙倍麼？

但我發現，隻有“苦”出來的學子才有用！紈絝子弟有幾個中了狀元？更別說國家棟梁之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