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的上猶客家魂

—以營前陳氏為例，19～20世紀上猶客家的精神變遷

營前之大前天：峒民的消失

凝視營前。

從南宋到清代，關於營前的史料一直延綿不絕，有著連續的曆史記載，我們可以通過梳理營前的曆史，更細微具體地了解一個“客家”聚落的變遷史，進而分析“客家”文化的形成。正如當代學者黃誌繁所指出的，大陸關於“客家”文化的討論，多以曆史分析為背景，以“共時性”分析為主旨，很少從比較長的曆史時期進行村落層麵上的個案式探討，更缺少對具體“客家”聚落進行個案式的長期曆史分析。非常幸運，營前所揭示出來的“客家”文化形成過程，在宋至清初才得以開發的閩、粵、贛邊界山區應當有一定的普遍性。

這樣對營前聚落的了解，其意義就超出了營前和上猶，甚至超出了贛南，“上猶文化底蘊綿厚”也就得到了切實而具體的佐證。營前從南宋至今，土客籍爭鬥與相融貫穿著曆史的長時段，成了今天的客家重鎮，所以營前的客家魂完全可以涵蓋和代表上猶的客家魂，它是上猶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

這裏，我們所說的營前是文化意義上的營前，即文化營前，也就是起源於中原的傳統文化（正統文化）逐漸覆蓋營前區域，並成為當地發展變化的主流文化的營前。

營前鎮位於上猶縣城西麵77公裏，距贛州132公裏，是贛南西部一個邊陲鄉鎮，羅霄山脈南段，人口31000人，南接崇義縣，北接遂川縣，西遴湖南桂東。廣義的營前包括營前鎮、五指峰鄉、平富鄉、金盆鄉（今並入水岩）、水岩鄉、雙溪鄉五鄉一鎮。自古水路運輸，雲水河通陡水（現在是水庫），彙入上猶江，經南康縣的唐江圩達贛州，可抵達南昌和南京。過去崇義縣的一半鄉鎮，唐江、贛州、遂川，以及湖南的桂東、郴州、陵縣、汝城等都在此地辦貨，商貿發達，因而贛南有“頭唐江二營前”的說法。從地理概念，人們說的營前，一般指鎮政府所在地的營前圩。

營前一開始被稱為石溪、營溪、屯頭裏、村頭裏，名字相當普通，但在“唐末節度使邑人（即本縣人）盧光稠在此建兵營，宋贈封盧為太傅，此地稱太傅營，圩場稱太傅圩。初始的太傅圩是個富饒的小盆地，如今被陡水水庫淹沒。營前地處湖南、江西交界處，地勢險要。此後，太傅圩逐漸叫營前圩。

筆者認為，當某地某圩注入文化色彩，它就具有某種更會被世人接受而廣為流傳的品格和超越性，稱太傅圩不僅僅緣由盧光稠受到朝廷追封，更因為它建立了一個太傅書院，為當地文人仰慕和聚集之地。也是這個原因，它後來被營前圩所取代：“明正德年間王陽明率軍鎮壓桶崗、橫水農民起義，駐兵太傅圩，兵營前便開辟為圩場”。王陽明除了武治，還有文功—在此地辦了書院。從時間上，王陽明後於盧光稠；在官職及其文化影響上，王陽明比盧更為卓著。因而“營前”的稱呼更富有文化色彩。

如果僅以盧光稠、王陽明這樣的文化名人來概括和替代營前的文化內涵，顯然是空泛的，隻有著眼於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和文化活動，也就是從內部探尋其活力，一個發展的、有血有肉有個性的文化營前才能展現在人們的麵前。

嘉靖《南安府誌》載：

上猶之韁域……溪洞廣袤，而邑落其中，民以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唐天佑猶人盧光稠各虔州，黃廷玉議創上猶場……自創場迄今三百四十五年之間，群凶寇鄉良民凡五十有三，而犯邑者十五。唯紹興壬申鄰寇亂境，邑令王同老謂居民非有根而難撥，何苦累其家而聽其害，許鄉邑之民自使奔於他處，寇平民歸，不過火其廬而人物如舊，令喜，倡民起梁棟於煨燼……嘉定己巳（1209年），匹袍陳葵反，本路孫通判咎猶字有反犬，壬申（1212年）改為南安縣。

相對於中原傳統文化，這裏“群凶”（本地歹人）和“鄰寇”（附近歹人）可統稱為“峒寇”或“峒民”，屬“化外之民”，即沒有開化的百姓，其文明程度遠未有中原農耕文化那種水平。

峒，查《現代漢語詞典》，隻是表示某個具體地名，其他語焉不詳，其實就是四周高山中間盆地即溪洞廣袤的形象叫法。“車到山前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峒的形象寫照。據筆者1997年營前實地考察，“匹袍”就是蝙蝠的俗稱，蝙蝠有兩個大而有力的翅膀，當地人也稱“匹婆”，具體指的就是伯公坳—五指峰，那裏多山洞，盛產蝙蝠，“匹袍”也就成了地名。大文學家沈從文20世紀20年代以湘西為背景寫的名著《邊城》和其他作品，依然頻頻使用“峒”字，說明那裏（湘西）文化形態一直比較複雜，延續著“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的狀況。直到現代，苗民征而不服，也可以說，“峒民”在現代還是湘西社會的有機組成。於是沈從文發出：對苗民問題，應當有個新認識，糾正過去把“苗族同胞當成被征服者的錯誤看法”（《沈從文小說選·題記》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而在營前早就不這樣叫了，這說明營前即使頻有動亂，以農耕文化為底色的儒家文化即正統文化已成了當地的主流，也就是文明程度較高，寇亂始終主宰不了營前。

一則史料顯示，鑒於當時（宋代）營前“化內之民”（納入官府正式統治的百姓）與“化外之民”（峒民）的爭鬥不時發生的情勢，甚至後者比較頑固地與官府對抗，“本司（朝廷）昨置太傅、石龍兩寨……寨兵不許承受差使，不許調遣移戍，專一在寨教習事藝。自立寨之後，十年之間，寇峒有所憚而不作”。 宋朝還在營前設立書院以“教化”峒民。另一則史料是：當時南安“邑小事稀，官不必備”，正在裁減官吏，但保持了營前兵寨和書院的編製。（嘉定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江西提刑司奏：“……乞將南安縣丞閣下部省廢卻，以俸給補助新創太傅、石龍兩寨及太傅書院地基。” 也足見宋朝政府重視文化，在軍事要地不忘文化建設，拿今天的話就是文武“兩手都要硬”。這樣一來，由於政府的介入，太傅（營前）便確立了以農耕—儒家文化為正宗地位，它雖地處偏僻也融入了中華主流文化。

在那時，中原文化雖是先進文化，其水平還是很低的，不可能有多少書籍，至多請儒者講講課，書院隻是個文化象征、精神象征，象征中原文化權力、文化秩序和文化正統。文化殿堂開始在營前紮根。

透過這些史料，我們還可以辨識，即使建了書院，峒民與化民的紛爭仍不時發生，書院隻是表達中央政府樹立儒家文化的權威，以儒家文化訓化營前的意願，落到實處還得靠當地士紳帶頭身體力行，並通過當地有名望的姓氏進入當地“峒民”的心靈。能辦書院和能進書院猶如當今的研究生、博士，說明人的品位不同一般。因而當地的士林不可或缺。

朝廷沒有停留在建兵寨書院上，而是以各種方式扶持南遷的有文化根基的如朱、陳、蔡等姓氏，讓他們成為營前的主流，構建營前主流社會，朱、陳、蔡等姓氏為了在營前紮根，並且建立聲望，也積極配合朝廷，獲得朝廷的支持。他們占據了營前的中心地段，有圩場、兵寨、書院做支撐，而且他們之間聯合大於爭鬥。因為有著共同的文化根基，朱、陳、蔡的生存發展迅捷，取代了當地峒民而成為當地正宗，文化秩序得以建立。就是地處營前邊緣山區的峒民也被歸順和同化，都以朱、陳、蔡即中原文化的標準成為自己的行為準則，這跟當今時代落後弱小的民族追逐強國文化標準的心理是一樣的。在後來不斷進入的客家麵前，他們就成了“土著”了。

確實，自南宋以來八九百年曆史的朱、陳、蔡這些營前世家，完全有資格以“土著”自稱的。這樣在營前“峒民”或“峒寇”的俗語稱便悄悄消失了。這是時代的進步，當然也是營前的進步。

於是爭鬥與和解—開始體現為朱、陳、蔡與當地峒民的爭鬥與和解—在爭鬥中趨向和解應該是營前曆史的強勁旋律，其結果：一、和能生財，促進了當地經貿的發展，營前貿易重鎮得以形成；二、先後進入營前的各姓氏幾乎都經曆過“鬥爭—融合”的曲折，似乎後入者都打敗了先入者，但後入者最後打的還是樹中原正統文化的旗幟，但這種正統文化或傳統文化也汲取了新的時代氣息和陽光雨露，在變化中壯大，在壯大中變化；三、中原文化的主流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並化為營前人的行為準則。

在黃誌繁先生對贛南聚落營前12～18世紀的社會變遷進行梳理之後，“至今人們看到的營前的地域文化，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客家文化’，乃是自宋至清經過一係列‘峒寇’、山賊、流民與官府、土著的衝突與融合而形成的”。這符合客觀事實。

然而，筆者不太同意他的一個結論。他說：“我們又有什麼理由隻依據族譜資料，把陳、蔡認為是中原遷來的世家大族，而不是由山居的‘峒寇’就地轉化而來的呢？” 就是說，黃先生把宋代到營前的兩個有經濟和文化實力的陳、蔡看作是由當地的“峒寇”轉化而來的，對“客家”源自中原正統血統的說法提出挑戰。也許在別的地方能找到“峒寇”即另一種意義的“客家”的相關資料，但在營前，陳、蔡（還有朱）確實是自覺懷抱中原文化血統的世家，他們以各種不同的原因先後來來營前，在成為本地望族之前並沒有倒退為“峒寇”。有中央兵寨和書院傳統的營前，欠缺文化根基的“峒寇”怎能勝出為當地世家呢？

於是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探尋。本文正是向著“村落層麵上的個案式探討”方向掘進，營前陳、蔡兩個姓氏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中。

營前的前天：陳、蔡的反“客”為“土”

乾隆年間《上猶縣誌》說：“贛、南二府，自明季粵寇流殘焚殺已甚。”（卷十“藝文誌”）這說明中央政府憑靠當地朱、陳、蔡等旺族建立了文化秩序，本地的“峒民”已歸順，官家已把鬧事者稱為“寇”，但主要來自廣東和營前周邊地區的流民（包括農民起義）爭奪生產生活資源的鬥爭不斷發生。社會的進步並不一帆風順。首當其衝受到流寇衝擊的當是成了望姓的朱、陳、蔡。

讓我們探尋一下朱、陳、蔡反“客”為“土”的過程。

隻要你進入營前，就能聽見“朱、陳、蔡是土著”的說法。中國文化裏對排列先後是有講究的，筆者揣測，一定是朱姓先來，而且以其經濟和文化實力成了營前的望族，後來的陳、蔡經過一番跟朱姓的較量，達成了和解，和解之前一定有新來的姓氏虎視眈眈，於是三姓以各自的文化根基形成了“統一戰線”，朱、陳、蔡成了土著的代表，即本地人，構成了營前的一道文化風景。

據羅勇先生實地考察，“朱氏族譜已不存……（據一朱姓老人介紹）朱氏於南宋年間從豫章遷入，石溪、王龍、黃龍壩、樟樹村、巷子角等村均為朱氏所建。後朱氏衰落遷散”。

依當時生產力和經濟水平，建村子須有一定的文化內涵，發展起來更須得眾人的認同，有如此建樹須好幾代人的努力，絕不是可以隨便亂建的。這也說明朱氏在當時是營前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朱氏有文化凝聚力。至於後來衰落，當在明朝末期和清朝（恰恰在明代，蔡氏的發展達到極盛）。凡姓氏遷移不外這麼幾種原因：一是躲避戰亂和天災人禍；二是由中原（中央政府所在地）派到各地做官或流放，一個家族為此搬遷；三是躲避上級的委派（所謂得罪不起但躲得起，當時也容易躲），像陳氏就屬這種情形。［據乾隆甲辰（1784年）春鐫《營溪陳氏重修支譜》載，陳氏原居金陵（今南京），八世祖名徽，僭稱吳國，欲招陳徽為幕僚，陳徽不肯為吳所用，遂撚攜老幼由金陵徙居泰和柳溪，並改名為暉，以匿跡。］而且都不是一步到位的，即使遷到江西境內，也還是一遷再遷。像陳氏不與最高權力合作，選擇隱逸。正如著名學者李歐梵所說，“中國古代與自我流亡最為接近的是隱逸，或是自動退出政壇而保持自我的完整性，或是因為王朝更迭，時代動蕩，為求自保而自動退隱。然而，通常的遠離政治權力中心，尋求隱逸的雅致的道路，事實上就是回歸家園，沉湎於藝術、文學和學術的文化追求。這種姿態部分地受到道教思想的影響，正好與儒家入世的風氣相對。”（《身處中國話語的邊緣：邊緣文化意義的個人思考》）這又雄辯地說明，朱、陳、蔡有著中原文化的根基，絕不是當地峒民。

筆者揣測，朱氏衰落也有一個過程，其主要原因一是明朝宮廷內鬥，爭權奪位，朱家人分房族派係，追殺自家人，而且要趕盡殺絕，據說朱元璋一個兒子當年就流落贛南；二是清朝（滿族）更是對朱氏不客氣（朱氏是前朝皇室），三是支脈外遷，由於住不順或另圖發展，朱氏後裔遷往他地。當地人說朱氏的覆滅緣由後來新來客家的一次剿殺，以至族譜都沒有留下。此說不一定準確，遭剿殺的也許是朱氏已經衰退的大本營，此前散住在營前各地的朱氏也許早就走散了。筆者仍相信以後還是能找到營前朱氏更為清晰的“足跡”。不管怎麼說，朱氏對營前是有文化貢獻的，給營前留下了文化印記。

蔡氏原居福建莆田，是北宋書法家蔡襄之苗裔。南宋時，有衡道公為宦江西，遂從福建遷居南昌，至南宋末年衡道公子節烈公授招討使，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宋季離亂，遂又由吉水的歧下坊市遷來營前，始祖（1250年）為蔡起渭，世居村頭裏，到宋時世代為官，為顯族，故遷居營前後，也很快成為地方名紳。

蔡氏至明代人阜物豐。明洪武年間，六世主太公富於貲，“捐米一千二百石賑濟江南，奉赦旌表”。這充分說明，營前雖地處偏僻，有地方望族做引導，投身於全國公共事業，因而成為時代和社會的主流。蔡氏這種胸懷，當然離不開當時官府的倡導，更離不開他們祖先的憂患意識—中華文化傳統（如“窮則獨善其身，富則達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

正德年間，蔡家在太傅營的前麵築營前城，家族勢力達到鼎盛時期。在建蔡家城之前，蔡氏已有宗祠。《營前蔡氏城記》說：“城堤倒塌修補之費，一出於生姓宗祠。” 宗祠就是本姓文化共同體的載體，有宗祠便有修繕和維持其運轉的經濟與文化運作，這也是一種社會管理，可以反映宗族的組織化程度。

而陳氏於南宋紹熙三年（1192年）由本省泰和柳溪遷來，世居下陳。（陳、蔡及諸多姓氏幾乎都在江西中部停留過，後來順贛江又順章江和貢江而上進入贛南各地）前麵說過，陳氏的先祖也是朝廷命官（“八世祖名徽，僭稱吳國”）。據柳溪陳氏三十七世孫［柳溪陳氏興寧支係五十一郎（贄例）之二十三世孫］漢民提供的資料：

江西泰和柳溪陳氏始祖暉（徽）

唐朝末年，盜賊四起，流民紛紛，黃巢起義，藩鎮割據，天下大亂。群盜起江淮，壽春人王緒與其妹婿劉行全聚眾據壽州，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緒為秦宗權所攻，遂率眾南奔，略潯陽，贛水，取汀州，陷漳浦。始祖暉又名徽，年少時就讀於東佳書院，中和四年（884年），與宗帥堂兄固一起，被緒脅迫南行。緒為人氣窄，將吏之材能者，朝不保夕，多死軍中，人人自危。緒為王潮設計所擒，慚而自殺。暉隨堂兄固奔浙江。吳王楊行密頗能舉賢任能。光化二年（899年），浙地睦州、婺州、衢州盡歸吳國。陳暉投吳，為溫州司戶參軍，大理評事。天祐二年（905年）十月，楊行密薨，其長子渥立。王廣樹親信，陵蔑舊勳。天佑四年四月，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帥牙兵擊殺王親信十餘人。天祐五年五月，張顥、徐溫遣紀祥、陳暉、黎璠、孫殷入宮，王覺察有異，大呼“諸位反戈一擊封侯”。陳暉等人唯唯諾諾，唯獨紀祥不允並弑王於寢室。旋溫使謀斬顥於牙堂，轘紀祥等人於市，軍府事鹹取決焉。陳暉心不自安，急投梁太祖朱溫。開平三年（909年），李洪寇荊南，朱溫義子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朱溫詔馬步軍都指揮使（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將兵會荊南兵討洪。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天祐十三年（916年），後梁以歸降將領為本，降將譚全播為大將，在淮南抗擊後唐，兵敗。天祐十五年十一月，吳國將領劉信進攻虔州，吳國先鋒始至，虔兵皆潰，遂拔虔州，追執守將譚全播於於都，全播降吳。陳暉潛回老家江州德安太平鄉常樂裏。同光元年（923年）遠遁山林沃野江西泰和柳溪，隱姓埋名，不修譜，不立傳，以避朝野新舊仇人。稍有不慎，豈不燕巢傾覆？

陳、蔡的文化資曆及到營前的時間都相近，對當地生產生活資源的占有以及共同對付別姓氏的侵犯（或侵犯別姓），都有共同利益，容易結成“利益共同體”。陳、蔡在明代已是營前頗有勢力的地方大族。

陳氏在明代也湧現了許多科舉功名人物，還建立了學田，建立了祠堂。明代初期，陳氏開始修譜，此時陳氏已在營前定居了一百七八十年。明朝中後期，陳氏的宗族實力進一步增強。乾隆年間陳氏族人追述明代其宗族情況說：“明天啟四年，邑侯龍公倡建營溪水口文峰塔，而陳之遊庠食餼，貢於雍飲於鄉者，共數十餘人。”陳氏還捐建了北門庵和桃嶺庵。至乾隆年間，陳氏在營前已定居500多年，繁衍了十八九代，丁口近千人。這都說明陳氏不但有經濟實力而且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業。

陳、蔡兩姓成了營前地區重要的力量，而且他們與官府維持了較好的關係。營前的文化靈魂開始凝聚。自然陳、蔡也成為流民襲擊的目標。

相對而言，朱、陳、蔡屬先來營前的客家，因為各自樹立了文化形象，被後來的客家稱為土著，朱、陳、蔡亦以土著自雄。而此前營前各姓居民的湮滅也是其欠缺文化根基，被同化的結果，他們的頹敗與湮滅的根本原因是欠缺內在的文化活力。即便有著中原文化傳統的朱、陳、蔡一度興旺，最終還是受本文化中的惰力（消極麵）所累，被後來的客家所戰勝。當然這後來的客家同樣麵臨自身文化惰力的克服問題。簡言之，走向開放與融合是保存和壯大自己必由之路，老守著一成不變的傳統勢必途窮末路。這在當時環境封閉信息不暢惰力深重的情境下，需要各姓氏的智慧者帶頭人感受變革的必然性，並把這種變革付諸行動。

陳、蔡的聯手給營前文化注入了新的內涵，使這個邊貿集鎮大放異彩。

從蔡家城到文峰塔：客家靈魂的象征

像曆史上各民族各姓氏的聯合一樣，陳、蔡的和解依憑婚姻為紐帶，通過聯姻維係和解。據羅勇先生考察，陳氏在營前一世到十五世，所記載的丁數559例中，其中有170例與蔡氏通婚。這裏麵包含一種文化價值與文化秩序觀念，如門當戶對，陳姓娶了蔡姓女會帶來財富和吉祥，興旺發達，這也說明兩姓的和解已深入到情感和心靈，玉成了一種心理。

陳、蔡都維持了跟官府良好的關係，成為官府平定盜賊流寇的重要力量，這是自然的。《陳氏族譜》記載說：“明正德年間，流寇猖獗，欲築城自衛而不果。其從王文成公征桶缸賊有功，旌為義勇指揮使者，則瑄之第四子九顴也。”

由於中原傳統文化有著內傾性、排他性、封閉性的惰力（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加上現實利益（如風水、人丁、財富、生產、生活資源等）的考量，他們在聯合中有爭鬥，爭鬥中有聯合。一開始各自都不會看重這種“利益共同體”，總想壓倒或勝出對方，於是在爭鬥上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陳、蔡始終有著矛盾即爭鬥的潛在心理，這也是自然的。這在築城一事上各姓心態表露無遺。

蔡氏當時在經濟和文化實力上遠在陳氏之上，所以在麵對流民的騷擾焚殺，便想自建蔡家城，一是自保，二是炫耀經濟和人才實力，三是顯示自家與官府的關係更牢固，四是顯示自家文化根基。築城源於一種圈子—封閉心態，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色（如長城）。當時建城必須得到官府的批準，蔡氏當然履行了這一程序。

陳氏以同樣的心理也想築城，這樣兩姓不安的靈魂暴露無遺。於是便有這麼一個故事：兩個土著大姓都想築城自衛，向官府報批，官府的批複是“準寨不準城”。由於“寨”與“蔡”諧音，“城”與“陳”諧音，蔡家城就建成了，而陳氏“築城自衛而不果”。從字麵與中國的曆史看，城更有官家神聖色彩，城興表示這一帶興，城敗則這一帶衰，而寨富有山野即非正宗色彩。黃誌繁先生質疑說：這個故事是後人的編造，有可能是陳氏在為自己沒有能夠築城進行辯解。

從更內在的原因，也許是陳氏內部在凝聚力、財力和文化魄力（包括管理）上尚不到火候。舉個例子，清乾隆年間《營溪陳氏支譜》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發起組織，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鐫刻成書，前後耗時28年（也算是一種持恒的文化精神，但在魄力上有欠缺）。築城當比修族譜工程更為浩大，主持者須有頑強的定力即文化精神，可見蔡氏把築城當作一項神聖大業。也許經這樣一激，早有準備的蔡氏幹脆把築城變為實際行動。

筆者以為，蔡氏在文化心態（精神）上更持恒，也更泰然若定，這才是最關鍵的。上麵已提及蔡氏在明代捐米賑濟江南的事跡，說明蔡氏有以文化主流自雄的氣魄。在捐款捐糧以濟世上，人們往往看到的是一種善舉，注重的是包括獲得功德名譽的回報，這屬於功利性思維；人們常常忽視：捐贈濟世是一種文化精神，捐贈者能從中提升精神境界，涵養大氣。蔡氏這種文化心態絕不是一代兩代人形成的，它有一個長期的積澱過程。嘉靖《南安府誌》卷十七《書院》載：

至元大德間，縣簿劉彝順申複台省重修書院，時有吉水住歧人，姓蔡名璧字起渭者，僑寓於此，彝順見其學行超卓，增中俊秀，選而未任，遂舉有司掌學務。而起渭親構講堂，崇飾聖像，訓迪一方，子弟文風為之複振。延祐初，達魯花赤楊伯顏察兒複營學田百畝有奇，仍舉起渭司教。是時書院將傾，而起渭又裒資購材大加修葺。

蔡氏從熱心護持書院（社會公共事業）到慷慨賑災，貫穿著強勁的文化精神，代代相傳，於是築城就有充分的底氣。在當時蔡氏築城確出於一種文化氣魄和文化眼光，它的氣魄和眼光更是通過築城得以顯現（物化）。客觀地說，由於築城，營前的文明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為這個邊貿集鎮增添了風采和文化魅力，也足以使蔡氏自豪和自雄，所以蔡家城也叫營前城。

蔡氏建好外城就派上了用場。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崇義橫水、桶缸爆發謝誌順、藍天鳳佘民起義，其中一支以藍文昭、雷鳴為首盤踞於營前附近的上信地、下信地，南贛巡撫王陽明親自督戰，駐軍蔡家城，經三載而平定了佘民起義。蔡氏給予王陽明很大的支持。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廣東農民李文彪攻略營前，知縣吳鎬與生員蔡朝佾、朝瑛等議保障之策，旋斂得族銀七千餘兩重修內城。這樣蔡家城就非常壯觀了。即使在戰亂歲月，蔡氏趁勢而上，為圓築城夢而奮鬥。城做好了，還得維持，還得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辦法，若沒有文化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筆者曾於1997年春在營前采訪抄錄了龍文光寫的《營前蔡氏城記》（標點為筆者所點）：

予治猶之初年，因公至村頭裏，見其山川秀美，山之下坦，其地有城鎮之，甚完固。既而寓城中，比屋鱗次，人煙稠密。詢其居，則皆蔡姓也，他姓無與焉。為探其所以，有生員蔡祥球等揖予而言曰：“此城乃蔡姓所建也，生族世居村頭裏，正德間生祖歲貢元寶等因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於藏奸，建議軍門行縣設立城池。爰糾族得銀六千有餘，建築外城。先祖等又斂族得銀七千重築內城，高一丈四尺五寸，女垣二百八十七丈，周圍三百四十四丈，自東抵西徑一百一十三丈，南北如之。城內悉蔡氏，其城垣損壞城堤倒塌修補之費一出於生姓宗祠。生祖訓曰：君子雖貧不鬻器，創建城垣保固宗族，其艱難之巨，祭器之若郎或食不能自存欲售屋土者，亦隻可本族授受，敢有外售者以犯祖論，故子孫世守勿失焉。”美哉，蔡氏為子孫計深且遠也。然固守中籍於城，守先惟在於誌，語雲眾誌成城，蓋其誌可用也。今觀蔡氏後賢，雖罹兵燹而人無散誌，城中屋土不敢鬻於外姓，惟祖訓是遵循，可謂能繼先誌者矣。自茲以往聚族而處，居常則友助扶持，觴酒豆肉，而孝敬之風藹然。遇變則守陴巡偵，心腹幹城，而忠義之氣勃發，是爾祖建城鑿池，非第安而聚之，乃所以教忠而教孝也。且顧其城曰：江南名鎮，蔡氏後賢勿替所守也可。天啟四年甲子冬月記。

蔡氏的文化精神由無形、形小（主持書院和賑災）到大形（築城），它必定超出本姓成為營前地區的文化精神，支持和反對的姓氏都會得到啟發受到激勵，陳氏概莫能外。所謂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就是這樣形成的。蔡氏在營前的領袖地位便這樣確立起來。

陳氏不甘落後，雖沒有建立城池，也在考科舉、建學田、建祠堂等宗族的組織化上急起直追，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積累。就在縣令龍文光寫下《營前蔡氏城記》的天啟四年（1624年），龍文光倡議陳氏“爰合本裏蔡捐置塔會租田壹百零伍擔，獎勵後進，以誌不忘所自明季多難，祠宇民居悉為流寇所焚毀”。這也是政府對陳、蔡的勉勵，說明陳氏的實力正在增強。政府希望聯合陳、蔡成為穩定營前的基本力量（此時朱氏已衰敗）。

陳、蔡合建了文峰塔。《營前陳氏重修支譜（世德堂）》留下重重的一筆：

吾鄉名營前，裏曰村頭，陳蔡二姓卜居斯地，自宋末元明迄清數百載矣。前天啟間，邑侯龍公以公事求，登臨覽勝，竊歎東方文峰低陷，爰斜兩姓建造寶塔。嗣是，遊庠者、登科者相繼而起。兩姓之祖，仰慕作人之化，聊效甘棠之頌，建祠置田，塑像崇本，以誌不忘。其租田一百零伍石，載糧壹石三鬥三升，內撥壹拾伍石贈僧香燈之資，餘玖拾石……輪次完糧收管。若科甲及恩、拔、副、歲等貢，眾議收一年以資路費，僧糧一並包納，毋得紊序爭收，祖訓敢不凜遵。今遭逢聖世，加意右文，兩姓遊庠以及國學者約計數十人。若一個管收一年，久令後起者懸懸觀望。公議自今伊始……而四十四年以後進學者，每年輪案挨次，兩人合收……

龍飛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歲仲冬月

學長良德、泰伯同記

按一般常識，人們往往從招福鎮邪的風水角度理解矗立在城鎮附近的塔，但營前的文峰塔還有著獨特的文化內涵，就是姓氏的和解，它是營前客家文化發揚光大的象征。當共同的敵人或競爭對手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威脅，兩姓便意識到和解的必要。於是營前既延續著爭鬥的曆史，也延續著和解的曆史。從上述引文還可以看出，盡管蔡氏威勢顯赫，縣令為之折腰，但陳氏不亢不卑，以營前大姓的姿態與蔡氏談判，既然是兩姓合建，其權利和義務也均等。當然蔡氏也展示了胸懷，充分尊重了陳氏。這種和解（聯合）促進了營前文明。長期以來人們更喜歡強調鬥爭而忽視和解，殊不知，如果沒有和解精神，營前也就不可能成為日趨繁榮的江南名鎮。

蔡家城的毀滅與文化精神的高揚

任何事物都有生長與衰敗的周期，同樣，像蔡家城，像象征宗族興盛的各姓祠堂如陳氏祠堂也逃脫不了這一規律。檢視中國曆史，某朝代某地某姓的衰敗，都與動亂分不開，按照幾十年的習慣說法就是農民起義的作用，於是農民起義屢屢被賦予革命的神聖光環。應該說，農民起義是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原有的社會運轉機製（體製）和秩序已衰朽，它通過猛然一擊的外力表現出來。從這個意義，農民起義是社會麵臨變動的晴雨表，昭示著社會機製與秩序必須更新。但是從農民起義的客觀效果，卻是破壞大於建設，社會文明（包括精神文明）的積累毀於一旦，開了文明的倒車。筆者揣測，曆朝曆代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起始都不過是對生活利益的訴求，其中受了一定中華傳統文化熏陶的精英，與其說是受陳勝吳廣的影響，不如說是受項羽“彼可取而代之”即做皇帝的刺激，和梁山泊綠林好漢聚義的影響。他們沒有更好（先進）的社會設想，隻是以發泄為快。確實，他們在動亂中攫取的好處（報仇，尊嚴，威望，財富，美女，好生活）來得既快又多，何必辛苦耕讀、省吃儉用積累？所以每一場農民動亂所帶來的是人心的凋敝。

讓我們回到營前回到蔡家城的故事。據羅勇先生考察，此時蔡家城也被稱營前城，是營前的一個標誌，占領了它也就占領了營前。當然蔡家城的財富和景觀也是起義者所羨慕或者所仇恨的。蔡家城在明正德年間築好外城就遭受到了流寇的攻擊，藍天鳳、謝誌刪起義把矛頭對準了蔡家城。起義被官府彈壓，蔡氏又築了內城。清順治二年（1645年）“閻王總、葉枝春等踞營前”，攻陷蔡家城；六年，又“合桂東流寇張和尚等複踞營前”，兩次“共殺營前村頭裏（蔡氏）生員二十四名”。蔡氏宗族遭到了第一次劫難！

康熙十二年（1673年），原已降清的明朝將領吳三桂、耿精忠與尚之信等先後在雲南、福建、廣東起兵反清，史稱“三藩之亂”，戰亂波及滇、黔、湘、桂、閩、川、陝、甘、粵、贛等省。甲寅（1674年），上猶流寓廣人餘賢、何興亦乘機作亂，聚眾石溪崗，殺掠營前等處。他們“聚眾數萬圍營前城，分圍縣城，屠殺甚慘”。此次劫難，“營城受殘比他處更甚，室廬田園為之一空，譜牒遂以無存”；“予姓遂四散，或遷居縣城，或避亂贛州，遠者且在楚蜀”。六七十年後，“營城中人煙稀疏，欲求如往日之比戶聚處，歲時伏臘，交相遺問，不可得矣”。蔡氏從此衰落下去。

後來連蔡家城牆基也給挖掉，這是近代和現代的事了。清鹹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略營前，縣丞署和把總署同毀。20世紀30年代初“亂紅”即第一次土地革命，為防紅軍來攻，國民黨營前當局拆城牆建碉堡。20世紀30年代末，王繼春在上猶任縣長，為改造營前圩，拆城牆築騎樓磚墩。

蔡家城的興衰也就是營前的興衰，營前曾有過的文明也就此衰落了。蔡家城的衰落可以分這麼幾個層次或階段：一是受營前地區即附近人的侵襲，包括廣東流寇的侵襲，肇事者自然出自當時體製的壓迫，但他們追求財富，追逐蔡家人—有錢有權勢的心理動機是很明顯的，而不是出於“均田”即土地的再分配，他們殺掠一番然後離去，當然也是對蔡、陳老是協助官府的一種報複；二是後來的“三藩之亂”波及營前，說明營前也被裹挾到時代的潮流之中。“三藩之亂”也說明清朝已入衰境，時代的變革就在眼前，專事燒殺掠奪的“三藩之亂”是擔承不了時代變革的重任的。這次營前是以蔡家城之衰而步入全國變革的時代，融入時代的洪流。

其實，在某種程度，蔡家城就是封閉自大的封建帝國的一個縮影，傳統文化中惰力的一麵也同樣在蔡家城積澱深厚。我們可以從《營前蔡氏城記》裏看到這些端倪。一是層層封閉，築了外城又築內城，形成蔡氏大一統。在蔡氏自雄自豪的同時也切斷了與外麵新鮮事物的關聯。二是在管理、經濟等具體運作中，都在本姓中發生，隻可本族授受，“肥水不流外人田”，還定為蔡氏萬世不變的祖訓。三是一味以縣令（政府）的評價為終極標準，而不屑於向生活學習。這跟它咫尺之遙興旺的營前圩所需要的交流溝通背道而馳。營前圩隨著成為縣際省際貿易重鎮，它的開放和包容勢在必行，但蔡氏沿襲傳統文化中重文輕商的陋習，與之格格不入。這種社會的和思想的衝突肯定會發生。

在地理環境上，由於它封閉，勢眾的流寇“可以關門打狗”，因而蔡氏“受殘比他處更甚”。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相近的陳氏同樣受流寇所殺掠，由於沒有圍城之累，受害程度就大為減輕。

應該說，營前遭屠城，蔡氏首當其衝，陳氏等同樣遭到殺戮，營前百姓都受其害。如果當時陳氏也築了個像樣的城池，其受到的損失肯定會更大。也就是說，在開放度上，陳氏比蔡氏要大。陳氏後人有沒有得到這冥冥中的昭示呢？答案是肯定的。沒建城池，於陳氏是一個缺憾，但也就少了“圍城心態”，到了近現代陳氏的又崛起，在內在的文化精神上是有關聯的。福兮禍兮誰能說個明白？也許蒼天趁此村落布局借此劫難，將蔡氏擔承的文化精神就此轉給了陳氏（讓陳氏在居住上留下個豁口）？

隨著物質層麵的蔡家城的徹底消失，它的曆史及精神卻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蔡家城”三個字成了營前抹不去的記憶。這就是傳統和文化的力量！

這裏，也不能以階級鬥爭思維，因遭遇大劫就把全部“臟水”潑給蔡氏（士紳）的惡行，而美化那些凶殘殺戮的“農民起義”。實際上，在慘烈的屠城中，蔡氏所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更是應該記取的，因為他們以其生命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偉大力量！在蔡家城第一次遭洗劫，“十四世德儀，字人表，郡庠生，順治辛卯（1651年）賊陷城，母被擄至仙人崖投崖而死。公不避艱難，匍匐遍尋山穀，獲母屍，殮之。途歸複遇寇，疑棺中藏匿貲財，欲截棺啟驗，公哭泣跪懇，賊憐而釋之，扶柩安厝，廬墓三載”。

“三藩之亂”即清甲寅（1674年）之亂，蔡氏十四世“德俊，字人傑，康熙庚戌年歲貢……能以機智禦寇，迨絕援城陷不屈而死”；“允和，甲寅城陷與史允魁與賊力戰，圍繞數匝，自刎而歿，招魂附葬”。十五世希禹“順治乙酉科先貢考，授知縣，時寇賊滋擾，公與宗族竭力守禦，城陷不屈而死”；希憲“城陷與賊格鬥身披數刃而卒”；“希明，配鄧氏周氏，夫婦於甲寅城陷被害”。（《起渭公源流考》）

“與城池共存亡”不但是上猶縣城曆史悲壯的一幕（《上猶縣誌》載：1276年元朝出兵萬餘攻上猶城，時任南安巡檢李梓發與縣令李申巽率軍民死守縣城，元軍圍困72天沒有攻破，1279年宋亡，元軍再度圍城，李梓發率眾死不降元，城破，全城隻剩68人，全城被毀），同樣也是蔡家城—營前悲壯的一幕。中華文化的忠義忠孝價值觀可見一斑。

底氣與意氣：“蔡家城精神”麵麵觀

在營前蔡氏的發展史上，蔡家城的毀滅是其由盛而衰的一個鮮明記號，但在文化精神上，卻因其有充足的底氣而更加昂揚—顯現其頑強的一麵，所謂碰撞出火花、磨礪而發憤，就是這樣的情形。當然，同樣麵對碰撞和磨礪，有無文化底氣所采取的反彈行動是不一樣的，粗蠻的勇夫往往發出非理性的粗暴行為，揚威脅耍意氣，氣勢洶洶地來那麼“幾板斧”，而具文化底氣的人往往選擇沉默和從容，所謂“有理不在言高”。麵對慘重的挫折，蔡家人，蔡家讀書人無力回天而仰天長歎，但內心，在精神上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他們依然會繼續利用原有的文化優勢，以“銘記真相”為由，在家氏族譜和縣誌等典籍上記下濃濃的一筆。這方麵，蔡氏仍有蘊藉的文化底氣。

筆者認同當代學者黃誌繁的說法：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吳三桂所引起的“甲寅之亂”對營前土著（朱、陳、蔡）是個沉重的打擊，蔡氏宗族一蹶不振的說法與事實存在偏差。實際上，“甲寅之亂”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蔡姓，乾隆、嘉慶年間，蔡姓在地方社會仍然是最有影響的家族，基本上掌握了地方社會的話語權。或者說，經過了“甲寅之亂”的打擊後，蔡姓經過幾十年的恢複，在乾隆初年，重新壯大起來了。蔡氏進行了一係列的地方建設，具體事例有：

禮信橋，在營前城外南三十裏，平富隘白花灘。乾隆十四年，邑人蔡誌掄、誌扶兄弟捐建……傳稱龍潭早禱即應。乾隆十二、十四年六月欠雨，時巡檢張仕虔往禱，二次俱禮畢雲興，旋數裏甘霖立沛，三晝夜不息，幸獲秋成。於是，誌掄等捐修廟宇，以答神庥。署縣李珥擇斯名。（《上猶縣誌》卷三“建置誌·橋”，乾隆十五年本，第29頁）

慈惠亭，在縣西北五十裏孤獨峰上。國朝雍正元年，邑人蔡誌掄、誌扶奉母鐘氏捐建複租十五石為夏秋二季煮茶之費。（《上猶縣誌》卷三“建置誌·寺觀”，乾隆十五年本，第35頁）

文昌閣，在縣治八十裏，營前蔡姓城東南角上。乾隆八年，蔡祠公建。（《上猶縣誌》卷三“建置誌·寺觀”，乾隆十五年本，第36頁）

觀音閣二，一在營前妙樂寺前左，乾隆六年，蔡姓重修。（《上猶縣誌》卷三“建置誌·寺觀”，乾隆十五年本，第36頁）

還有，根據乾隆《上猶縣誌》，乾隆初年任上猶知縣的周肇歧、張仕都曾為蔡家城專文寫記，雍正年間任南安知府的遊紹安則寫有《營前蔡氏祠堂記》。

從上引資料看來，乾隆初年，蔡氏或建橋，或建亭，或建廟，或建閣，非常活躍，這充分說明其經濟實力和地方影響力都不小，而且與官方聯係緊密。

清朝期間，在科舉方麵，蔡姓在營前乃至上猶縣範圍內都占據了絕對優勢。從雍正十年（1732年）起擔任了十七年南安知府的遊紹安對蔡氏士紳群體深有了解，他說：“恒為士者，蔡氏為盛，而前征往矣，誌傳可稽。惟今存八十翁弘正，既昆仲竟爽，又五子式似，且孫枝接武，是蔡氏尤盛者也。”據黃誌繁從此篇記文中統計，清代蔡姓有廩生以上功名的士紳27人，其中舉人4人，貢生4人，監生1人，廩生18人。另有3人隻列其官職，未列其功名。代代相繼綿綿不絕，因而，能夠對地方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在《上猶縣誌》中發出很強的聲音。乾隆年間《上猶縣誌》對蔡姓記載就有：“儒林”7人，“耆壽”9人，“鄉飲”10人，“節烈”17人，“藝文”24篇。應該說，這些方麵評價標準的彈性較大，可蔡姓能有這麼可觀的記載，足說明其影響力，也說明蔡姓施加了足夠的影響，蔡姓與官府關係不同一般。

這就是“城倒威不倒”，許多能象征實力的物質建築被摧毀了，但其文化精神依然高昂。此乃有底氣也。底氣與意氣相連，有底氣自然爆發意氣，不過意氣發過頭也就成與底氣無關的“虛熱”，純是“孤傲地賭氣”而已，導致一味固守祖先有過的光榮和訓誡，不能正視已經發展了的現實，連自家的巨大缺陷也毫無體察。在崇尚武力和粗蠻的環境中，蔡姓同樣染有此痼疾，這也是中華文明久久不能提升的一個環境原因。

比如，在朱、陳、蔡這些“土著”被迫讓出地盤給後來到營前且勢力不斷緊逼的新客家麵前，新客家也知道“必須與土著結婚聯姻，怡情釋怨，裏甲得以認識”（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上猶知縣希望土客籍和睦共處的呈請），康熙三十六年修撰的《上猶縣誌》也沒有太多土客之間衝突的記載，而蔡姓始終不能釋怨，乾隆十五年的《上猶縣誌》卷十對客籍流民屠殺土著的記載則非常詳細—

（順治）二年三月，粵賊閻王總、葉枝春、胡子田等從北鄉突至，邑令汪皐率民從南門出猶口橋禦之，殺賊數百。

康熙十三年八月，逆藩吳三桂反，粵賊餘何等糾合先年已降寇賊廖道岸、曾道勝、何柏齡、何槐齡、胡子田、張標、黎國真、田複久、田景和、黃熾昌、陳王佐、羅敬思等，領偽禮，擁眾數萬與吳謠相聲援。

二五年四月，餘、何諸賊自上猶潛師襲南安，郡守守將奔南康，賊遂據城設偽官，六月，還破猶城，縣令出走，家室悉為賊據。

十七年，虔鎮哲率師至猶招撫，粵寇平。蓋自甲寅蹂躪三載間，土人廬墓焚掘幾遍，屠殺紳士百數十人，掠賣子女不下數千，平民死者屍橫遍野，有合族俱殲者，如象牙灣朱氏、浮潮李氏、周屋圍周氏、石溪之王氏楊氏、水頭之胡氏遊氏，無一存者。（《上猶縣誌》卷十，乾隆十五年本）

乾隆十五年《上猶縣誌》還收錄了一名上猶本地人朱姓貢生的《書叛害錄後》—

《猶邑叛害錄者》，邑人為粵賊肆虐被害而作。書我朝初定鼎，粵賊遙應吳、耿諸逆以圖不軌，號召為合萬餘眾，焚殺劫掠，無所不至。猶邑界閩楚，殆甚，猶邑之營前尤甚。餘生長數十年，耳環嘗聞而目未之睹。口歲冬，因修邑乘，預局執事，得抄本一，既又得刻本一，取對勘，一字不差。其中曆敘被害緣由，自邑侯劉公條析三叛三撫及各上憲看語詳文，條陳井井。及閱至最後數幅，自順治二年暨康熙十三年、十五年屠殺營前紳士蔡一璋、陳振升等五十餘，屍橫遍野不計其數，擄殺子女金帛殆盡，甚至全家無孑遺而宗祀以絕雲雲。不忍正視卒讀，不覺鼻為之酸而發為之豎矣。當時各憲閱此緣由，亦各自一片婆心，惜當日安插不得其所，鑒別不嚴其辭，致當時有改名更姓，陽散潛伏，恐滋蔓難圖，禍根未斬之慮耳。今日者，承平日久，僻陬無弗聲教，四訖革麵心矣。然而凡人之情，痛定思痛，則安不忘危，治不忘忽，所以征我國家赫聲濯靈，重熙累洽之由也。

可見，土著朱、陳、蔡受害之烈，已深深烙在其宗族記憶中，意氣也鬱積著，平時一直在申訴和記述這一段曆史，趁他們（以蔡姓為首）還能掌握文化主導權，將此付諸誌書。就是說，保留並恢複“曆史真相”成了他們一代又一代的心結。但情況到了道光三年（1823年）修撰的《上猶縣誌》發生了根本變化：對客籍流民的罪行的記錄進行了修改，刪除了作亂之人的真實姓名，對土著受害的內容進行了大量的刪除。這當然是官方出於維持穩定的考慮，反映了土客融合的曆史要求，也說明客籍已經進入了當地社會和文化主流，也說明“土著”獨占話語權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

筆者以為，蔡姓在當時既是文化底蘊的持有者，也是慘烈的受害者，他們執著地書寫“曆史真相”—保存真實曆史記憶的文化行為應該受到尊重，否則，留給後人的土客爭鬥的殘酷曆史就會顯得空泛。當然，重提“真實的曆史”並不是追究誰的過錯，而是“立此存照”，因為不管“正方”還是“反方”，其心理和精神的裂變—深層心理都必定有意或無意烙上如此“曆史創傷”。自然，作為受害方的蔡姓，在做種種敘寫中也流露非理性的意氣。

走向和解與融合：客家文化精神的延續和嬗變

朱、陳、蔡在營前較早地變“客”為“土”，與官方建立了密切的聯係，考科甲，建祠堂，設族產，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有一定的家族（社會）管理經驗，成為當地的上層和主流。朱、陳、蔡結成了“利益共同體”。但是他們的思想意識深處仍是封閉的獨立王國，認為自己是營前的正宗土著。為維護自己血統的“純潔”和正宗，維護自己的勢力範圍，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對圈子外的他姓是蔑視的、排斥的，甚至用各種堂皇的理由來打壓之。所以他們和解的局限性很大。他們的局限性也就是中原傳統文化的局限性。其局限性往往被唯我獨尊的“不與逆賊同流合汙”的高調言辭所掩蓋。

在一波又一波的動亂裏，作亂者總能聚眾山林對朱、陳、蔡進行進犯，就說明當地處於邊緣的居民對他們的壟斷地位是不滿甚至仇恨的。以牙還牙爭相報複是最流行的行為和思維，也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液中。新時代和解的主題尚處於萌芽狀態，它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仍須跨越“萬水千山”，這不是哪方一廂情願所能奏效的，對立的雙方還須付出慘重的代價，它是時代社會合力的產物。所謂客家文化精神，它的產生、延續和嬗變，都伴隨著悲壯與苦難。

清代初年，客籍大量遷入營前。這表明全國特別南方處在動亂之中，或者說處在大變局的前夜。此時營前和上猶幾經戰亂和兵燹，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之後，知縣劉振儒回憶遭受流民侵襲的情形說：“上猶縣一邑兩次屠戮，五載蹂躪，自康熙十三年至今，人絕煙斷，空餘四壁孤城，一片荒山，幸天兵震臨，狗鼠喪魂，隨有投誠之眾自願仍墾營前。”（道光年間《上猶縣誌》卷三十一“雜記·文案”）

誠如黃誌繁先生所說，上猶的廣東流民“三叛三撫”的過程，其實也是流寇逐漸轉變為官府控製之下的“民”的過程。特別是“順治十六年，募墾檄下，其黨乘間複集，始焉遍滿猶、崇二邑，繼而蔓延南康之北鄉……”官府招募流民開墾荒地，導致了流民大量湧入。

筆者認為，廣東流民紛紛湧入營前（上猶）還說明：當時廣東生存環境之惡劣；經此“三叛三撫”，營前在南方的知名度大為提升，已經成為許多流民的首選之地；廣東流民跟以往的山林寇賊不同，他們要住下來，繁衍後代，進入社會主流，成為正宗的土著，於是跟原土著爭奪土地、經濟、文化資源，勢必考慮長遠。這勢必出現新的鬥爭，這種鬥爭的深度廣度是以往不可比擬的，因而和解的深度廣度也是以往不可比擬的。官方的平撫政策既是一種策略，也包含和解的因素，這就給廣東流民生存發展的空間。不過，官方從來以道統自居，不會屈尊，不會有明確的和解意識，它的和解是被迫的，在事態成為既成事實後就來個“政策調整”。營前土著朱、陳、蔡的心態也是這樣的。擴大來說，從近代至現代，我們的國家改革開放—融入世界潮流，也是被動的。

盡管以朱、陳、蔡為代表的土著遭受了重創，但其文化正宗即主流地位並沒有動搖。它仍是官方行政的依靠力量。它仍希望並依靠官府鎮壓和製服那些作亂的流民。此時土著節節敗退，而客籍利用朝廷“招墾”政策湧入營前已成陣勢。土著仍憑借資曆和文化優勢，如鼓吹仇恨意識（“殺戮父兄，仇不共戴；淫掠妻女，恨甘寢皮”）；七月中元節（鬼節）以過十五為正宗，不跟客家一道過；把持科考戶籍關，不讓新客家入考而杜絕其進入社會主流的機會；規定不可以與新客家通婚聯姻；不斷遊說官府對客籍采取強狠措施等等。這說明即使物質層麵的東西受毀，但文化精神的東西是不會隨同消失的，連開始站住腳跟的客籍人心裏也這樣認同土著的文化地位。總的來說，土著居以守勢，在精神上仍自我封閉。如果經濟實力跟不上，所謂“文化優勢”最終會消失殆盡。事實上，在善於經商的新客家麵前，土著的窘態日益顯現。

黃、何、張、胡、鐘、劉、藍等廣東流民大量湧入營前，營前的姓氏人口、村落土地、經濟和思想文化必然出現一個嶄新的變化，必定由小格局向大格局轉化，營前不可逆轉地進入時代的主河道，朱、陳、蔡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地位一去不複返。然而，“許多流民是以流寇的方式進入營前的，在流民與土著互相仇恨的背景下，流民想順利地在營前定居下來並非易事”。自然又伴隨一個痛苦的過程。

於是，新來的客家抱團與朱、陳、蔡展開了一場殺戮，結局是土著繼續衰退。

新來的客家憑借營前圩這個大圩場，煥發出智慧和進取精神。據羅勇先生考證，黃氏在營前客家諸姓中是發展最快的，因而可稱為新客家的代表。“黃氏丁口增長如此之快，是與其家族經濟的殷實緊密相連的”，據他推斷，黃氏到營前的先祖“很可能（從廣東）帶了一筆財富過來的”。21世紀的今天，黃姓仍是上猶第一大姓。

筆者相信此說。如同曾國藩的湘軍在江西與太平軍作戰，趁機擄掠了江西大量財富，回到湖南置田產辦書院搞文化建設。在長期的動亂中流民攫取的財富（銀圓）不可能老帶在身上，必定會選擇適當的投資方式。流民也是受中原傳統文化喂養的後代，也想找到一個地方固定下來以作為根據地，興家發達，榮宗耀祖，繁衍子孫，這樣“立功立言立德”就師出有名。具有經濟實力應該也是新客家有號召力的一個物質原因。

筆者還認為，既然新客家都來自流民，在當時戰事頻仍，省際流動頻繁，流民中的交流相當頻繁，肯定會產生新的智慧。就是說，流動性促使他們看事物想問題有個比較，流動性促進了開放性，他們比土著更善於經商，視野更寬，生存的力量更強。客家話為什麼能取代本地土話？這後麵有個經濟實力問題。英語能覆蓋全球，客家話能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流行，都與英美以及香港的經濟實力相關。這屬於精神層麵的東西，表現在現實中就是行為和行動的優勢。這些於營前都是新鮮的，在土著則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營前都講客家話了。

因此，新客家不但打破了營前原有的經濟格局，也打破了文化格局，給營前的“新生”注入了新的動力。

不過，新客家對自己真正力量的認識也未必清楚，往往歸功於通過幾次血的較量打敗了土著，歸功於武力，而且他們一旦站住腳，也操起當年朱、陳、蔡曾用過的“捐贈積善”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的思路，以逐步進入營前的主流社會。如《黃氏族譜》之《黃氏列祖行實》說，世榮公遷來營前後，“耿介剛直，好善樂施，輕財重義，士林鹹欽。豎造石橋一座，在浮潮灣小溪，詳載邑誌”。足見黃氏的經濟實力和遠見。就是說，他們依然沿用傳統文化的價值標準，而想不到或不屑提自己善於經商善於變通的優勢。這後者恰恰是營前社會中新的質素。

筆者曾於1997年夏摘錄《黃氏族譜》之《去粵來營記》—

竊嘗誦詩，有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未嘗不重歎，古人之於桑梓，若是恭敬也其於鄉亦雲重矣，而豈有輕去者哉。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或處時勢之艱而托跡異國，或負遠大之誌而宦處他邦，蓋安土不遷者，遷固非安適彼樂土者斯適耳，又況去而來、來而去，天地往複之數大抵然乎？餘黃氏一族係出江夏，溯其初曆，邵武而建昌南豐，而虔贛瑞金以及閩汀其間之遷徙，由粵東再遷，諸公先後繼起俱能丕顯丕承恢宏，統諸其豐功偉烈。至於我父則有異其慷以慨，其情和而穆，輕財重義取與不苟，外而具剛明果斷之資，內而兼我母賢淑之助，常自謂人不囿於俗，方能出乎俗，適邦族之人不能肯容，遂奮興曰孟母三遷，孔訓居仁，是欲人擇裏卜鄰也……而我即以為士出於農工商，不與汝曹各務本業，勿遷異焉。須切思創業之艱難而深念守成之不易，自今而後慎記重遷之言，勿輕為離鄉之舉，為昭為穆依次有序……無學賭博，無好爭訟，毋以富欺貧，勿奢侈，勿放蕩，以孝悌忠信義廉恥為準則……

這是營前黃氏第二代的譜記。其中對先祖當然有溢美、揚善隱惡之辭。字裏行間，還是能感受到黃氏遷徙之頻繁，先祖希望能找到一塊安適之地定居下來；感受到黃氏對時事的新見解，以及追溯文化之根的信念。像“剛明果斷之資（曆）”的訴說是有體溫的，絕不是泛泛而談，玩文字遊戲。“士出於農工商”有著新的生活和精神視野。這也說明，黃氏與土著的和解是有精神基礎的。黃氏族譜裏不也充溢傳統文化汁液嗎？跟土著（如蔡氏）相比，以黃氏為代表的新客家明顯具有一種開放性眼光，為營前客家精神增加了新的內涵。

在科考上，黃、何、胡等23姓氏新客家隻擁有一個戶頭，這是朱、陳、蔡等土著憑借既定的官方統治秩序，進行文化限製或文化控製的措施。這不是發動一次跟土著的戰爭能夠解決的。此事急不得，隻有用智慧。在科考上新客家的胡氏舉措即智慧頗有代表性。

當時連縣令也站在土著一邊，力主新客家不能冒籍考試，但他主張“必須與土著結婚聯姻，怡情釋怨，裏甲得以認識”，才有資格參加考試。於是就有這麼一個故事：胡氏娶了土著之女（聯姻），當孩子長大要參加科考，但流民（客家）沒有秀才，沒人作保，所以不能應考。胡姓男童的外公是土著秀才，他整天待在外公家裏，幫助幹活，很得外公家喜歡，於是外公教他讀書。他故意顯出呆相，外公以為他一定考不上（老人心裏依然保持相關禁忌），就讓他去考，結果他中了個秀才。後來他為客籍子弟科考作保，這樣客籍憑讀書逐漸進入了營前文化核心，打破了“東粵流寓二十三姓共用一個戶籍”的尷尬局麵，打破了土著在文化上一統天下的局麵。流民的合法身份還是逐漸為官方所認可。（這種情形跟今天萬千在城市裏的打工仔的身份認同是相通的）

這裏事實上顯露了和解的空間（可能）。一是官方“保結稟生”政策的應用，當然官方是從穩定政權這一角度考慮的；二是客籍與土籍聯姻；三是土著為客籍的親屬作保。這也說明改革之難，但改革在推進。

土客籍趨於和解，進入清朝中期，營前沒有大規模的族群衝突，客籍成了本地人，以當地土著自稱，迎來了一個繁榮時期。乾隆十七年（1752年）營前上信地的何阿四起義很快被鎮壓，官方表彰巡檢張仕剿滅有功（事平，改巡檢司為縣丞）。其實從社會心理層麵，土客籍基本和解，客籍也建立了自己的宗祠等文化形象，大家不願再陷入無休止的動亂了。這也說明，如果沒有外力（超地域流動所帶來的衝擊力即新的思想、新的精神力量），囿於一隅的起義是成不了氣候的。何況何阿四抱著的仍是做皇帝的念頭，逆時代潮流而動，失敗是必然的。當然，純粹的農民始終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滋事（騷動）、起義（反抗）在客觀上也暴露了社會尖銳的矛盾和深層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在客籍入主營前即成為強勢的支配力量之後，大概他們已獲取一個正宗的地位，雖然在生活中繼續發揮著善於經營的優勢，但在總的文化姿態上，趨於守成和保守，準確地說，是他們骨子裏那種保守和惰力逐漸占了上風。如張姓原居粵東應州，康熙十六年（1677年）遷徙來到營前石溪橋頭灞居住，逐漸發家致富，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宗族組織（祠堂和族產）；胡氏族人有人考上科甲，胡氏由流寇家族一變而為士紳家族；為鼓勵子弟讀書，黃氏設有“賓興會”；營前街的商人集資建了萬壽宮（1872年）……基本上客籍還是做當年朱、陳、蔡等土著曾經做過的事。當然從穩定營前現有的社會秩序來看，利於大家安居樂業，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麵。

旅美學者黃仁宇先生有“大曆史觀”即以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曆史”：1698年明朝陶醉於自己建立的文統道統之中，而英國在遭受西班牙艦隊攻擊後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後與商人有關的案子，照商業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英國的內地及濱海、農村與工商業中心距離縮短，資金對流，實物經濟變為金融經濟，可以交換的條件增多，分工較前繁複，所以整個國家可以數目字管理。”（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曆史觀》）西方從宗教（傳統）倫理引申出發展資本主義的道德觀價值觀。由此，世界朝現代化加速。

可是在這樣迅猛的世界潮流麵前，我們的中央政府以不變的道德價值觀來應對時代的變化，清朝的奄奄氣息日益突顯，傳統社會原有的痼疾和時代的巨大反差，將中國帶入一個深刻變革的前夜。營前盡管商業發達，在這樣一塊土地上同樣徜徉著傳統守舊的影子。各姓氏仍以陳舊的文化價值觀為圭臬，離現代經濟依然十分遙遠，在閉關自守的大清帝國的政治文化秩序統攝下，作為一個鄉村貿易集鎮，它的活力已發揮到極限。

正如餘英時先生所說，“隻有著重於中國文化的獨特進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這個偉大的文化傳統是如何被其內在的動力鞭策，從一個階段進展到另一個階段。”（《我對中國文化與曆史的追索》，2007）從時間上，營前進入了現代，它獨特的既鬥爭又和解，經營和商業不斷發展壯大的曆史，給予了營前（上猶）客家富有深刻的內涵。

記得有智者說過，“社會本身自發形成的一些道德、價值、觀念，它是以某種形態存在的。”經濟營前文化營前現代營前並不是哪個姓氏，或土著或客籍，單方麵的努力與創造，而是包括時代在內的多麵合力的結果，他們或勝或敗或喜或悲的經曆都會積澱成一種文化和精神，成為麵向未來的認知基礎。比如，大概在康熙末年營前的客籍人中開始出現有正式功名的人，同治元年（1862年），客籍黃耀街高中恩科舉人，在地方上影響很大，其墓誌銘這樣記載—

生平敦倫立品為重，以振興文教為先。倡建西昌鄉學，其形勝布置，定山諏吉及一切章程……至於建宗祠、修家塾，封樹先壟，捐設賓興，而種種義舉，皆與諸父老實力讚成之，麵劂功不居。向不理外事，不履公廷，惟修邑誌、昭叫恤典及報銷獎敘諸善端襄理而已。

這也是客籍人獲得文化話語權的一個象征。

不過，此時的營前出現了土客融合的趨勢。從觀音堂的兩塊碑石的內容可以看出來。

觀音堂是位於營前圩不到三百米的一個小庵。現營前下陳村一農戶保存的一塊碑石這樣刻勒：

予於乾隆十四年捐錢五十餘兩置買寺場一所，土名太傅營前下陳雙溪山觀音堂是也。……迨二十六年，寺宇頹圮。予複捐銀肆拾餘兩，備料鳩工為重整計，僧亦借而募化十方，隨緣集助。殊宗傳勿守清規，耗費殆盡，功虧半途，輒遂潛揚而口。雲堂幾為瓦礫，則梵刹煥然一新……是以庚寅夏，構土屋數間，於寺之右，用銀百兩有奇。庶幾子孫輩肆業有所也。迄今殿宇巍峨，僧舍宏敞，敢謂功繼馬鳴，業追象負，特恐年湮泯沒，負予昔日創修之善心也。故勒之貞瑉，以垂不朽，亦令今後之人知善作者，當思善繼雲爾。是為記。計開峒頭隘梅裏甲一處，南蛇丘一處，官路下二丘一處，龍蛇形背大路圳下大小三丘，共額租十六擔。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歲二月吉日陳泰絙立

這表明這一塊土地為陳姓所控製。但隨著商鎮的發展，觀音堂也逐漸不再為陳姓所擁有了。道光丁亥年（1827年，道光七年）的碑刻說明，它成了營前“五隘”共同擁有的神明—

營前北門外雙溪山一寺，乃陳檀越泰絙之所膳也。偕白塔之威靈，五隘之紳士有求必應，連銀城而赫耀，四方之商賈無禱不彰。迄今多曆年所，雖大士之金身寶殿如見而知新，而諸神之容像龕有存有沒，貧衲朝夕湮祀，慘目傷心，奔走於主公曰：神佑五隘，修葺宜眾捐。……伏願分主、副爺以及諸君子發仁慈之念，興施公之心。銖兩萬千捐集無論多寡，勒石各注出列應分後先，既破吝而解囊，百工成而告竣，將見德容生色，龕殿重新神恩而鴻被，獲征千古矣。

有官員（2）、宗族（3）、商號（29）、何姓（21）、陳姓（16）、黃姓（9）、朱姓（9）、蔡姓（9）、胡姓（5）、曾姓（7）、張姓（5）、其他姓（59）共同參與捐建此寺。

所以，20世紀以來，營前在遭受新的曆史大變動，它又以新的人新的內容融入時代，既是所屬姓氏的光榮，更是營前合力—客家文化滋潤培育的結果。發展中的營前自發形成的、以某種形態存在的道德價值、觀念就是這種“合力”的精神化顯現，其文化底蘊也體現在這種“合力”之中。

於是，我們又看見營前新的豐采。

營前的昨天：客家文化精神的老樹新花（一）

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以武力敲開了中華大門，清王朝王綱解紐，其統治趨於鬆散。朝野“維新”即改革的呼聲很高。處在江湖之遠的營前得到了一次長足的發展機遇，呈現繁榮，更是夯實了南贛名鎮的基礎，它的商貿和經營—開放更與時代密切相關，它能夠較快地感應時代新的律動。學者王思睿把1888年作為一百二十年曆史回顧的起點，“在這一年，劉銘傳啟用台灣巡撫關防，台灣省正式成立；中國第一條運營鐵路唐山胥各莊鐵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為水師提督，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法。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經過鴉片戰爭後渾渾噩噩的二十年，新舊兩派（分別以恭親王、文祥和醇親王、倭仁為代表）激烈鬥爭的二十年，至此，中國現代化的車輪已經啟動。再經過甲午戰敗、庚子拳亂、日俄戰爭的刺激，到20世紀初，中國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援引經典來為新時代鳴鑼開道。正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中國實現了從“舊邦”向“新邦”的“蛻變”。“新邦”的含義有二：一是在實體意義上的“新邦”，即從由本部和周邊番屬混合而成的傳統王朝到具有明確邊界和領土範圍並獲得國際承認的現代國家；二是在價值取向上的“新邦”，即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新思潮、新道統的進步國家。

當然，偏僻的上猶及營前並不知道這些標識性的變化，更不知道諸如“現代”這樣的新鮮字眼，但是從教育體製的更替，已感受到新時代的到來。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製度，實行“停科舉以廣學校”新政。上猶可以說是聞風而動，經過一段醞釀籌劃時間，營前人氏黃衍裳兄弟聯絡本地及縣內一些文人如劉守銜、陳鴻鈞等人，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上猶縣興辦新學籌備會”，把興辦新學提上了議事日程。撤銷清政府的“儒學正堂”和“儒學訓導”，改為“學監製”。1906年在縣城南門口的“城防”即兵營的地方創辦了“上猶縣學堂”（城區小學的前身）。民國五年（1916年）學校開設了英文、珠算等課程，體操改為體育。

應該說，當時交通、信息不通，一般民眾尚在晚清的餘光裏徜徉，上猶能與變革的時代同步，從表麵層次上，是因為有一撥立足傳統又敢於“吃螃蟹”的知識分子，領時代風氣之先，把上猶推向新的時代；從深層看，是有一批有創新意識的士紳—他們身上體現的客家精神做了文化與精神的墊底。上猶興辦新學，來自營前的新銳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須知，上麵所說的黃氏等“辦學先鋒”都是清朝秀才或廩貢，他們不為傳統因襲所累，勇銳地吸納時代新潮，說明國家現代化的時代呼喚一下子得到了社會基層的響應，也說明上猶本土已經具備這種與時俱進的土壤，或者說文化精神。進一步辨識，黃衍裳兄弟正是營前新客家的後代，他們的秀才身份說明他們的姓氏已進入營前紳士即社會上層，而陳鴻鈞正是營前“土著”陳氏的後代，共同的現代化事業將他們聚集在一起，這是客家精神新結的果實。再進一步辨識，在他們背後，都有著營前活躍的經貿活動做支撐。黃氏和陳氏等土客籍已融洽相處。

筆者為什麼選擇營前陳氏做基點展開敘述？陳氏來營前較早，實現了由“客”而“土”的轉化，而且向來以有文化根基自豪自雄；朱、陳、蔡等土著遭到慘重殺戮，陳氏受害較次，並沒有外遷，因而較多地保存了“種子”，保持了活力；在與後來進入的新客家相處，陳氏既有土著意識，又能吸納新的精神，它後來的振興—在營前眾姓氏中始終占有重要的一席，應該看作陳氏後人不但繼承了本姓優良傳統，也汲取了各姓好的傳統。一句話，從營前陳氏近千年的興衰交替，我們可以較清晰地感知營前地域文化即客家文化的獨特性、曲折性和豐富性以及綿厚積澱。20世紀初營前新的風采裏，自有陳氏不俗的一筆。

這樣我們又把筆觸對準了陳氏，沿著上麵所提到“辦新學”的中堅之一陳鴻鈞的若幹足跡追溯下去。據《聯修陳氏族譜》（1997年）介紹說：“鴻鈞，名世瓊，號容甫，1876年（光緒二年）生，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留學日本中央大學法學係，1905年入同盟會。回國後曾任江西省參議會議長，非常國會議長，孫中山秘書等職。”他的弟弟陳鴻藻同時留學，同在日本中央大學法學係，同入同盟會。

相對照，《城區小學校史》所說陳鴻鈞1905年參加了上猶縣興辦新學籌備會，似有不確。正確的解釋當是，陳鴻鈞出國留學前（接近30歲）積極參與了上猶新學校籌備的前期工作，待“上猶縣興辦新學籌備會”正式掛牌，他已去國。因而我們可以想象其血氣方剛銳意進取的激昂姿態。這一批上猶驕子正是現代上猶的先鋒嗬！

正是在投身時代籌辦新學的過程中，陳鴻鈞、陳鴻藻兄弟獲悉了更多新的信息，得到了更多的激勵，才萌發並堅定了留學之誌。當然這跟其家庭的支持是分不開的。這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同時也是個思想觀念問題，正是陳氏當家人識時務而且看得遠，才毅然一次性把兩兄弟送到國外留學。中國傳統文化觀念重“父母在不遠遊”，何況陳家境況不是特別好（下麵講陳氏子弟的人生曆程時可以證明），陳氏家族早不像過去那樣顯赫。重新崛起，這是需要文化魄力做支撐的。也就是說，陳家是個有文化魄力、肩負文化使命的家庭，但它需要（等待）時代的機遇即現實的觸發，需要陳家一個恰當的人順時順勢擔當重任。至於說當時出國留學是公費還是私費，不應當成為褒貶其誌向的理由。即便是公費，陳家也要做出很大的努力（陳家主觀上當然有振興家族榮宗耀祖的世俗考慮）。這個人就是營前陳氏100世的陳玉田。

這裏我們先講陳鴻鈞、陳鴻藻兄弟。他們留學日本並成為孫中山同盟會重要成員，是營前（上猶）融入時代、站在時代前列的重要標誌，有孫中山的同盟會，才有後來的國民黨以及民國。雖然他倆後來沒當民國要員，但受到民國政府的器重。孫中山祖籍在贛南，也是客家人，陳氏兄弟加入他的陣容是有客家情誼—共同的心理和精神基礎的。可以說，在中華民族向現代化轉型的悲壯過程中，在一開始，上猶有著不俗的貢獻。

陳鴻鈞、陳鴻藻兄弟是我國最早的“海歸派”，即留學回來定居服務祖國的知識分子。當代海歸派、畫家兼學者陳丹青在《羞恥與責任》這樣回望和評價說：“特別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歸，是真正的精英，回國後為中國各領域的現代化奠定基礎……清末民初，海歸派不隻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更在文化、政治領域除舊布新。他們共同創建了共和，國父孫中山就是大海歸。”“就文化的廣義性而言，第一代海歸派開創了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啟動了國家的轉型，建立了現代大學和現代教育。”（見陳丹青著《退步集續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有必要對陳鴻鈞兄弟多用一些筆墨，交代一下民國初年他們參加國是—投身現代轉型的中國主流政治的若幹事跡。《孫中山全集》裏有對陳氏兄弟的記載。日本《支那政黨史》記載：益友社（國民黨）有會員約二百名，分政務處、文牘處、會計科、庶務處和交際處，李肇甫和陳鴻鈞是會計科主任。

記於1911年《民國之精華》的“陳鴻鈞先生”欄這樣寫道：

陳鴻鈞，字容甫，歲三十六，籍貫江西省上猶縣營前鎮，地址北京宣武門內油房胡同北頭陳寓。君為人篤實誠厚，生平無戲言戲動。然天資極高，悟性敏捷。讀書能以主觀判斷是非，不為成見所局。故思想豐富，見解新穎。人但見其居常規自守，不知其精神固異常活潑也。海內維新之後，君銳誌西學，遂以前清優廩生，入江西高等學校。畢業後，留學日本，入巢鴨宏文學院習普通學。旋入日本中央大學預科二年，升入法律本科畢業。歸國被選為江西省議會副議長，翮轉眾議院議員。國會解散後，充北京時間法政專門學校教員。此次國會重開，遂克仍充眾議院議員，並財政委員長。

當代學者謝泳的《靠不住的曆史（雜書過眼錄二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有幾篇涉及中國第一撥留日潮的文章，對了解包括陳鴻鈞、陳鴻藻在內的留日學生的學習內容及對中國現代化的推動作用有一定啟發。在《讀〈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和《從〈東語完璧〉說起》二文，謝泳寫道：《法政速成科講義錄》於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出版，這一年是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舉就是這一年廢除的。當時中國學生在日本各大學學習法律、政治、經濟的人也有一些，但“以華語通譯教授法律、政治等學科者，則又唯法政大學一校而已”。（這是日本“民法之父”梅謙次郎的話）《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對於研究中國現代知識體係形成中的日本因素，有很重要的意義。《實用東語完璧》即《日語自得》1905年在上海出版，書中完整附錄了一份《日本東京遊學指南》……能看出當時留日學生的生活狀態。晚清留學日本的學生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很大，當時“日語速成”一類的教科書曾起過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新知識體係的形成中，這個過程的意義是非常明顯的。陳氏兄弟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既保持了自己的文化根性，又接受了現代文明的陶冶，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立法立國的中堅。

應該看到，陳氏在日本以及後來時勢政治風浪中所顯現的優良品質，其性格—人生基礎是在家鄉奠定的，正是家鄉的客家文化精神通過其家庭，在他幼年身上產生了積極而長遠的作用。

為了讓陳鴻鈞當年的從政行蹤更確切一些，我們可以從《民國初年的國會》（1912—1913）一書了解一下當時的時代：民國初建的兩年間，先後成立的中央民意機構有四個，第一個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1911年11月成立，1912年1月27日結束；第二個是南京臨時參議院，1912年1月28日成立，4月5日結束；第三個是北京臨時參議院，1912年4月29日成立，1913年4月8日結束；第四個是正式國會，1913年4月8日停閉。除正式國會外，臨時參議院及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均扮演國會的角色……正式國會謀製定憲法，然後依據憲法成立正式政府，因袁世凱不滿憲法內容，將憲法會議停閉，僅製成大總統選舉法，選舉正式大總統，其他的政府組織及職權行使，大體仍以中華民國臨時的法為依據。

這是“你方下台我上台”政治動蕩的年代。說具體一點就是，孫中山主要政治力量（國民黨）所在的南京參議院與袁世凱的北京參議院和黎元洪的湖北參議院產生了很大的矛盾。1912年1月1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職，南京參議院參議員45人，來自18個省。陳鴻鈞參加了臨時憲法的起草工作，是“臨時約法”主要擬定人之一。參議院實際上起到了國會的作用。由於三支政治力量矛盾重重，4月1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正式解職，孫中山推舉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不願南下，而黎元洪積極擁袁把參議院設在北京。於是參議院遷往北京，叫北京參議院。1912年5月1日，北京臨時參議院正式開會，出席的議員有75人，江西籍有7人，陳鴻鈞以國民黨（同盟會）身份名列其中，為法製委員。以後他又轉為眾議員。國會選舉結果為國民黨勝利，袁世凱不能容忍，采取各種手段拉攏國民黨人，但不受收買的國民黨人仍占多數。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借國民黨在湖口倡亂為名下令解散國民黨，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宣布解散國會。而陳鴻鈞並沒有被袁世凱收買，始終追隨孫中山。

1927年陳鴻鈞與國民黨元老李根源等提倡實業救國，打算在江西大餘西華山辦實業開采鎢礦，經多年籌措努力，因日本入侵阻撓破壞，最終未能如願。

陳氏兄弟歸國後對上猶的融入時代也有切實的推動。我們注意到這麼一個事實：陳鴻藻從日本學成回國後，於民國二年（1912年）任上猶縣知事（縣長），可以想見，他繼續著留學前陳鴻鈞等的“新學事業”，而且能夠用行政的力量推動“新學”，從20世紀初上猶—營前的小學開設了英文、珠算等課程，體操改為體育，我們能夠看出他的這一政績，開創之功不可沒。那個時代的上猶在新世紀太陽的朗照下朝氣蓬勃，全國一流的新式教育在上猶得到推行。

陳鴻藻歸國後任上猶縣知事（縣長），膺選江西省參員，任國會參事、秘書及大理院推事（法院院長），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後來在南昌、贛州等地開辦律師事務所，為國內著名大律師。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淪陷，陳鴻鈞含恨病逝，他也息影家園。

不過，陳鴻藻的兒子陳澤森投筆從戎，1944年經昆明飛抵印度，加入中國遠征軍駐印部隊（中國駐印軍隊總指揮由美國史迪威將軍兼任，抗日名將鄭洞國任副總指揮），擔任了鄭洞國的機要秘書。中國駐印全體官兵經過浴血奮戰，相繼攻克緬北重鎮八莫、南坎、臘戍等地，遂使中印緬國際線路得以暢通，抗日戰爭物質再度源源運入中國大陸，有力地支持了全國抗日戰爭。陳澤森擔任過原中國遠征軍副總指揮辦公室秘書，原國民黨國防部第四廳秘書，新中國成立後是民革成員，一直住在上海，2006年他以88歲高齡執筆寫下《參加原中國駐印遠征軍點滴回憶》等文章。

陳澤森能做當時的旅長鄭洞國的機要秘書，大概跟鄭洞國夫人陳碧蓮有關。自然我們又觸及陳家的另外兩個女性，陳澤英和陳碧蓮。上猶客家女子開始進入我的視野。

陳澤英是陳鴻鈞的女兒，夫婿肖忠貞是湖南石門縣人，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陳碧蓮（陳澤蓮）是陳鴻藻的大女兒，當時17歲，跟著堂姐陳澤英在南京讀初中。

據《黃埔忠魂—鄭洞國傳》（團結出版社，2003）記載，1933年，已強占我東三省的日本向山海關發動進攻，東北軍將領何柱國率領守軍奮起抵抗。30歲的鄭洞國任東北軍獨立第9旅旅長，此時鄭氏原配妻子病逝已三年。他所在的第17軍在古北口、南天門一帶與日軍血戰達兩個多月，擊斃擊傷日寇五千餘，“敵人傷亡之大，為‘九一八’以來所少有，而戰線仍膠著在南天門附近，殊出敵預期之外”（杜聿明語）。但是如此轟轟烈烈的長城抗戰，卻換來了一紙《塘沽停戰協定》，為國之恥辱。抗戰將士雖敗猶榮，回到北平仍受到各界的熱烈歡迎，鄭氏名氣日隆。鄭氏率部駐在北京城外黃寺。一次鄭氏出差南京，去看生病住院的同鄉肖忠貞，這天恰好見到了給姐夫送物的陳碧蓮。這時的陳碧蓮一身旗袍裝束，天生麗質，含苞欲放，鄭氏被深深吸引住了。經肖忠貞陳澤英夫婦牽線，陳碧蓮嫁與了鄭洞國。這裏有肖、鄭政治利益考量的因素，有“門當戶對”的世俗考慮，更有少女的陳碧蓮出於傳統文化，把鄭氏當作民族英雄而仰慕，“夫貴妻榮”以及追求人生幸福的心理。

在與陳碧蓮結婚後，鄭洞國戰功更為卓著。1991年2月新華社為鄭氏逝世發的電訊說：

1933年，（鄭洞國）就以國民黨中央軍第17軍2師4旅旅長之職，率部參加長城古北口戰役，與日軍浴血奮戰，給日軍以重創。“七七”抗戰爆發，他又首先率第2師參加了平漢路保定會戰。1938年3月，鄭洞國率第2師參加徐州會戰，在震驚中外的台兒莊大捷中戰功顯著，升為第95軍軍長，後率部參加武漢會戰。1938年底，鄭洞國任國民黨第一支機械化部隊—新編第11軍（後改第5軍）副軍長兼榮譽師第1師師長。次年12月，他率部參加昆侖關戰役，攻克要點，兩度攻入昆侖關……升任新編11軍軍長，率部參加鄂西會戰，並擔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沿長江一線防務近兩年之久，多次擊退日軍進攻……1943年春，鄭洞國被派赴印度擔任新1軍軍長，後升任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1946年，鄭洞國被派往東北擔任軍職。1948年，在遼沈決戰的重要時刻，鄭洞國脫離國民黨陣營……

應該說，作為內室，陳碧蓮的貢獻也是功不可沒。在長達20年的婚姻裏，鄭洞國延續著戎馬生涯，家室生活多有空疏，陳碧蓮有過外遇（與鄭的參謀長有婚外情），但鄭氏大度，沒有發作。除了性格因素，這大度有著太多的社會和情感內容。可以揣測，在內心深處，對自己屢建戰功，鄭氏有感念陳碧蓮的一麵（所謂“旺夫”即給他料理家事，給他帶來好運氣），也有看在陳碧蓮家人（如陳鴻鈞、陳鴻藻及陳澤森）的一麵，以及內省的一麵。在鄭洞國1991年辭世，“他的前妻之弟、駐印時期的秘書陳澤森，用蘸淚之筆追思其一直視為兄長良師的姊丈”（《鄭洞國傳》）可見，即使鄭氏與陳碧蓮後來分手，陳氏家人與他依然保持誠摯的感情。幾十年後，他不答應與陳碧蓮複婚，但轉交了她向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求助的信，說明他心裏仍存感念的情愫。

1947年駐守長春的鄭氏一度險勝了敢打硬仗的林彪。1948年10月長春被解放軍層層包圍，附近的國民黨新七軍宣布起義，鄭氏內外交困，最終放下武器，棄暗投明，脫離了國民黨陣營。電影《兵臨城下》就是依據這個史實拍的。這裏有這麼一個後來不怎麼提及的事實，就是當時在上海的夫人陳碧蓮給鄭氏寫了一封勸他明辨形勢應該投誠的長信。在鄭氏最終選擇投誠的“諸多合力”中，陳碧蓮這封信更是以情感的分量發揮了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鄭洞國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被安排擔任水利部參事、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委員，是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1952年6月鄭氏欲舉家北上，妻子陳碧蓮卻不願相從。《鄭洞國傳》說：“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慣北方的氣候……鄭洞國向來不願強人所難……獨身北上。一年後，妻子來信，提出離婚的要求。”鄭氏傷心、氣憤，但不願報複她，也就簽了字。從中可看出其間鄭、陳之間的隱情。在筆者看來，此書作者這一結論太簡單表麵了。聯係當時的情勢，更聯係陳碧蓮的家庭背景文化淵源，以及她當時三十出頭的年齡，在她完全可以繼續“夫貴妻榮”過舒適生活的時候，卻決定離開他而找新愛，是可以理解的，同樣是出自客家文化精神滋養的一個現代女人的生命亮色。也可以說她閱曆不深，富有愛情的浪漫情調，而對後來政治運動頻仍社會動蕩—生活越走越窄毫無感覺，她選擇了新愛也就承擔了以後的坎坷（這坎坷既是她個人的，也是我們民族的）。在個人選擇上她遵從的是自己的意願，這是她生命的光彩。她不是個尋常女子，但是她依然是個弱女子。

實際上，她選擇留在上海的生活多有苦澀，並不美滿。在北京另成家的鄭洞國同樣坎坷，不但經受政治運動的衝擊，而且現任（第三個）妻子病逝，與這個妻子的女兒被人殺害。1976年粉碎“四人幫”，曆史翻開新一頁。在第五屆全國政協大會上，鄭氏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並擔任了民革的領導工作。在上海的陳碧蓮也從“苦海”裏探出頭來。當她得知鄭洞國孑然一身，便通過一些老朋友，委婉地表達了與他破鏡重圓的願望。他與第一任妻子的兒子及媳婦也希望他與她複婚。鄭氏經過慎重考慮，最終沒有答應。《鄭洞國傳》這樣寫道：鄭洞國先前隻是不說話，後則搖搖頭，末了才甕聲甕氣地說了一句：“她來了，我一個月的工資（行政九級，245元）隻夠她10天花。”其真正原因，代理他家政的兒媳焦俊保明白：“大約是因為當初對方傷透了他的心。”

在筆者看來，這還不是原因的全部。由於長期的階級鬥爭思想的衝擊和禁錮，麵對陳碧蓮這樣一個有著複雜政治背景，而且傷過他的心的女人，加上他自己步入老境，生活和治病已無憂，“平安”是他的首選。但也可看出，陳碧蓮是個大把花錢慣了卻又保持一定自尊的女性。

然而，能真正懂得鄭洞國內心的還是陳碧蓮。複婚不成，她又寫信給他（由焦俊保轉交），訴說自己無經濟來源，請求他將她的陳情書轉給當時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這說明她有給鄧穎超陳情的充分理由（不僅僅是輔佐過鄭氏的前妻），由鄭氏轉交是加大鄧穎超收到信的保險度。這次他果然照辦了，挺負責任地為她轉交了信。在鄧穎超的關心下，陳碧蓮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館工作。

《鄭洞國傳》說：“鄭洞國對前妻的寬容，是一種大寫的大度，一種超凡脫俗的寬容，一種天性的善良”。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上“鄭洞國內心深處還有著沒有泯滅的是非觀念和飲水思源觀念即基本的良知”。經過長期的曆練和思索，鄭氏會明白當年他國民黨陣營的一些幕僚（包括陳碧蓮的國民黨親屬）也是為國獻力的民族精英，隻是黨派不同罷了。更何況，在他人生抉擇的關鍵時刻，陳碧蓮寫了長信勸導他。當然他也能察覺，隨著政策的調整，“國共融和”是一種趨勢，也是一種“國是”。

從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來說，關心陳碧蓮，並不是因為她是落入窘境的鄭氏的前妻，而是考慮她有著不可小視的“統戰背景”，更重要、重具說服力的是，她同樣為新中國做過自己的貢獻。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極會做團結人的工作，為共產黨爭取了不少力量，這是有口皆碑的。

曆史是公正的，對一個有過貢獻的小女子是不會永遠忘卻的。為國為自己，陳碧蓮都綻放過絢爛的光彩。

陳氏兄弟姐妹在動蕩時代的身影，足以說明營前（上猶）的客家文化精神綻放出絢爛的花朵。“一人讀書能影響和改變一家人甚至後代”，此言不虛，而這正是客家文化精神的精髓。

營前的昨天：客家文化精神的老樹新花（二）

這裏，無須刻意地把陳氏兄弟姐妹等一批卓越的客家子弟在外麵風雲叱吒的事跡作為上猶客家精神來鼓吹，我們還是麵對這塊土地，探尋陳氏兄弟身後的陳氏家庭。筆者著意的，是從一個普通的個人和家庭來追尋營前（上猶）客家精神的發展變化，這樣更有普通性和普遍性，也更有說服力與啟示力。於是我們又接觸到了另一個客家士紳—由農民到地主到民族企業家的故事。

1886年對於陳位鏐家來說，是個既普通又劃時代的年頭。這時營前土客籍趨向和解，圩場一派興旺但也競爭激烈。可以說這也是陳家發展的一個難得機遇。據《陳氏支譜》記載，陳位鏐的祖父陳顯炤有二子，父親陳名堃隻有位鏐一個兒子，房係都人丁不旺。這就說明，在當時一夫可以多妻的環境中，他是家境貧困的小戶，這跟整體上營前陳氏的頹敗之勢相吻合。他肩上頂著發展經濟和興旺人丁的雙重壓力，在他內心深處，勃動著陳氏祖上稱雄營前的渴望，因而他像陳氏先輩一樣懷揣振興房族家族的夢想。這樣的“夢想”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太多的曆史與現實內容（前麵已介紹），夢想與現實的反差（張力）聚集於內心。他的夢想既是他個人的，是陳氏家族的，也是營前“土著”的。推而廣之，也是包括新客家在內的曾經受重創家庭家族的夢想。這就是文化底蘊，也是他力量的源泉。

陳位鏐分別給六個兒子起了“堂號”（如一德堂、二南堂、三溪堂、四吉堂、五福堂、六春堂），足見其文化雄心與夢想，想象每個“堂”（支脈）都興旺發達。自然還是農耕文化的理想。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力量不濟，願望成不了現實，於是他痛下決心，毅然把家長之職讓給16歲的長子玉田。這是讓賢之舉，開明之舉，也是他變通的決絕之舉，這在父權顯赫的當時是不容易的。傳統加各姓競爭激烈的營前現實的觸發，終於在這一陳家父子兩代發生作用。

這人就是陳鴻鈞、陳鴻藻兄弟的長兄陳玉田。據陳家慶餘、慶仁、慶偉、慶源、慶煌合編的《玉田公傳略圖譜》載：陳玉田是陳位鏐的長子，1870年生，身材高大，終年著中式長衫，布鞋布襪，生活簡樸，晚年蓄有長長的潔白胡須。這樣，16歲的陳玉田就擔起了重任。他受父之命，他是長兄是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著直率坦蕩、待人真誠、胸懷寬、克己厚人、勤勞勇銳、廣交朋友、助人為樂、遇事沉著冷靜等一些優良品質。他身上這些品質也可看作是土客籍融會的文化結晶。家有六兄弟五姐妹，治這個家非同兒戲，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陳玉田當家之時耳聞目睹許多家族成功發達的例子。鵝形（五指峰）鵝窠子鄭家的發達就是是個很好的實例。鄭家遷來鵝窠子已經一百多年。當初祖先還在金盆隘（鄉）居住，山林土地極為有限，於是把兄弟六人召集起來，想分出人去拓基。麵對五指峰那豺狼虎豹出沒的地方，兄弟六人誰也不主動開口說願意去。兄弟中的老五老六也就是鄭纓泰、鄭經泰順從父母的意圖從安逸的老家金盆遷到了蠻荒的鵝窠子，以三對小鵝換來可供發展的一隅之地，鵝窠子地名由此而來。鄭家充分利用竹木資源，造起土紙，又把木材通過水路運往上猶和贛州等地，財富驟然激增，不但在當地聲望鵲起，而且置下了贛州黃金地段（當今文清路）的一溜店鋪，創造了上猶客家人新的奇跡。艱苦創業，從無到有，從貧到富，他們建起了氣派的鄭氏宗祠。“其順堂”就這樣在鵝窠子出現了。顯然，陳玉田的決心、信心和智慧正是來自傳統（家庭）和營前這種“百舸爭流”的現實。

在父母大力支持下，他首先做好“農耕”這篇文章，種好田養好家禽家畜（包括牛），解決溫飽。營前這個大市場給他以大思路，成功創業者的事跡是他的榜樣，接著他謀劃經商（這顯然是新客籍的經驗），選擇了做木材生意。他去五指峰黃沙坑跟黃氏商量，得到了黃氏的幫助，采購了一批質地上乘的杉木，水路運往贛州，大獲成功，不但積累了資金，也積累了經商經驗。他打聽到崇義蓮花山劉氏的杉木質地優良（打下的斧印浸水便會消失），又同四弟世琮前往采購，不但運往贛州，還運往南京。每立方米木材能賺200～300塊光洋。他成立了“婺源木材公司”，分別在贛州、南京等地設立轉運站。一個以家族經營為特征的經營實體出現了。與單純以地租實現原始積累的地主相比，陳家以辦跨地區跨省工貿企業大大加快了原始積累，思想境界也為之一新。這肯定對營前乃至上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這實際上顯現了由地主到民族資本家的轉型。

陳玉田於1903年慷慨供兩個弟弟留學，當然是基於學而優則仕和榮宗耀祖的傳統思想，他並不知道東渡的弟弟追隨即將推翻帝製的孫中山做一番大事業，更不會知道陳家後代會在都市嶄露頭角。陳鴻鈞、陳鴻藻在日本參加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是最早的同盟會成員。孫中山立國後，陳鴻鈞做過其秘書。陳鴻藻偕同李根源、李烈鈞、熊克武等國民黨元老，大力提倡實業救國，發展民族工業。筆者認為，在營前是陳家而不是別的新客家的子弟被送去留學，這樣的文化眼光非得有深厚文化根基，又想改變麵貌的家庭，在精神上才有如此一躍。陳家正好是這樣的家庭。至於兩個弟弟後來出人頭地反過來支持家裏，那是“種瓜得瓜”的結果，談不上陳家的投機。陳玉田的後來經商當然運用了這樣的政治資源。

應該說，陳玉田有如此雄心，自有他具備內在素質的一麵（他沒有竭力扶持兒子讀書，而是全力扶持兩個弟弟），在日本的兩個弟弟跟隨孫中山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初期的棟梁，也是個很好的條件。真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兩個弟弟歸國從政刷新了陳家的曆史，再次說明營前（上猶）置身於時代主流，又衝上了一個很高的起點。營前（上猶）的經濟活動融入全國經濟之中。有所準備的人才能抓住機遇，所以他躊躇滿誌，夯實了經濟基礎，路子越走越寬。他又派家人從廣東的始興調入食鹽從水路運往龍南—贛州，再由竹筏運往營前。從贛州等地采購的布匹，從廣東的南雄采購“洋油”（煤油）、“洋火”（火柴），運往營前後又分散在湖南的桂東等地。他還從營前人口多耕地多，犁頭、鐵鍋需求量大的實際，創辦了五指峰羅家山鐵廠、黃沙坑鐵廠、上寨鐵廠等多家小型企業。這樣陳家在營前圩擁有多家店鋪，如“道生號”、“福安號”、“永慶祥號”、“光大行號”等，在本地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個民族資本家已現雛形。

如此，陳家的一德堂、二南堂、三溪堂、四吉堂、五福堂等才真正名實相當，陳家的夢想成為了現實。陳位鏐於1917年病逝，孫中山、袁世凱和同盟會元老都送來挽聯，以示哀悼。這說明同盟會的同誌之情，也說明孫中山等對陳氏兄弟的器重，對陳家老人的尊敬，更能說明營前（上猶）因有她的子女的奮鬥，已進入時代和社會的主流。

這裏，略舉陳玉田五弟陳祝山長子陳澤長一個實例。在台灣的陳澤長後代慶祺、慶禎、慶祚、慶緹、慶繽、慶績於1992年10月31日撰寫的《先嚴陳公澤長生平事略》說：

……故鄉依山傍水，風景秀麗，曆代先祖耕讀傳家，兼營鎢礦探采，以利鄉人。先祖輩兄弟六人，事業皆卓然有成……父親幼承庭訓，七歲啟蒙，課讀古籍經傳凡五載。後轉入西昌小學，以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直入縣立中學就讀。畢業後，由於家鄉民風保守，適逢采礦經營失敗，先祖本擬父親暫時停學，協助處理家務，然以校長力薦，乃同意父親赴南昌省立第一高級中學。在學期間，因家庭經濟拮據，所需學費及生活費用，常無法獲得接濟，學業幾至中輟，父親仍刻苦攻讀自勵，在三餐不繼情況下，終於民國二十三年以優異成績完成高中學業。同年考入國立河南大學攻讀文史，肄常期間，適逢國難，生活備極艱難，忍苦含辛……大學教育係在顛沛流離中完成。

（1938年）自河大畢業，旋至湖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公署服務……次年轉調財政部，因服務成績優異，甚受上級器重，（1944年）調升財政部錢幣司稽核。父親平日行事一絲不苟，正直不阿，在任稽核期間，經常查核銀行，糾舉不法，業績卓著……母親（吳穎）出自書香世家，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法律學係，在校成績均列前茅，個性爽直，賢淑慈雅，與父親結婚四十載，恩愛情深，為親朋所欽羨。

（1949年初）政府再度西遷重慶，是時先母懷孕待產，父親未便隨部遠行，乃舉家離穗赴港暫居，寄居香港達六年之久……頓時接濟中斷，流離失所，父親於此困頓危逆之際，得悟基督博愛濟世之真義，而受洗為基督徒，直至終生。（父親1955年來台，先後在台灣省財政廳、財政部、台灣銀行任職，於1987年退休。）

父親鑒於自己苦學之經曆，對子女教育非常重視，子女六人在學期間之作業，必親自審閱教誨，子女在父親數十年嚴格督導下，均能學成業立……

凡悼念父輩不免有溢美之嫌，但我們能夠從中感覺到，在台灣的陳家後代對家鄉的深情懷念，這種懷念顯然跟其父平時的教誨一脈相承（也是當時台灣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證）；感覺到20世紀20～30年代營前學風及陳玉田家的家風。陳玉田支撐這麼一個大家庭（幾個弟弟讀大學和留洋），委實不易。家裏及家鄉（如那位校長）給人的文化影響是深巨的，可以滋潤人的一生，像陳澤長等陳家後人，在時代的顛波中，因有文化精神做支撐，沒有放任沉淪。所以，盡管後來苦盡甘來，諸事順暢，甚至飛黃騰達，他們都發自內心地感念家鄉和親人。

如今他們及其子弟分散在美國、加拿大、海內外等世界各地，為振興中華，和平統一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畢竟家裏是一個人的人生起點，所以陳家後輩都感念在家奮鬥的陳玉田。

近年當聽說要修《陳玉田傳略》，陳鴻鈞女兒陳澤英的長女肖良瓊（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其夫張俊彥為北京大學教授）深情地回憶說：大外公是我們晚輩們尊敬的長輩，他尤其喜歡我的媽媽。我媽媽曾經對我說過，我外公赴日本留學之後，外婆家貧困不能資助他，冬天澤厚舅舅（大學畢業後曾任吉林省代省長）就在夾衣外再罩單褂禦寒，衣長褂短，惹人恥笑。有一天吃晚飯，我媽媽嫌飯菜不可口，要吃酒泡飯，外婆說沒有酒，我媽媽便伏在桌子上哭。這時大外公從外麵回來，得知原委，立即出門買來米酒，讓我媽媽美美地吃上一頓酒泡飯。

從中可以看出，陳鴻鈞、陳鴻藻日本留學前是娶了媳婦有家室的，陳家分大家小家，大家由陳玉田管理，當時正是陳家創業的初始階段，經濟狀況不怎麼好，但陳玉田還是盡最大努力滿足侄子女的要求，讓弟弟一門感到家的溫暖，以免影響弟弟的學業。

陳鴻鈞留學學有所成，也促進了陳家觀念的更新，其長女陳澤英後來讀書舉業，與湖南的肖忠貞結婚，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幹部。她為丈夫的家鄉做了貢獻，湖南石門縣已把她的墳墓立為文物。

陳玉田辦實業，也趨於製度化管理。如他進軍大餘縣洪水寨鎢礦，買下數個坑口，設“興茂棚”、“興利棚”，兩棚共有員工300多人（大多從營前老家招來），訂的製度趨於明細（大意）：忠於職守，負責工作，團結互助；有事請假；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獎懲結合；集體學習練武，確保防衛安全；青年徒工夜晚不得外出，不得在外過夜；除少量零用錢，工資由會計代寄回家；有病得去治療，不得強行上班等等。這是從粗放管理到製度管理的過渡，這就是一種智慧。

不過，從“數學化管理”即現代管理來看，陳氏的管理還是初級的，實際上還是家族管理的延伸。陳玉田助人、育人幾乎都是從本姓（姓氏）或親屬關係著眼的，這有他樂於助人的一麵，也說明他的局限性。這也是時代的局限。一個人不可能突破自己內在的局限性，陳玉田同樣如此。在一定程度，他的局限性也是營前（上猶）的傳統客家文化的局限性。他在時代中脫穎而出，最大限度地達到了他的人生高度，實現了他的生命光彩。他的成功和局限同樣是一筆有價值的精神財富。

當然最大的局限性還是來自時代，在國共較量、戰爭和動亂頻仍的時代，一切被置於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情境，仇恨、報複—階級鬥爭大行其道，建立在客家民族智慧基礎上的民營實業受到了重創，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建設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我們長期奉行戰爭時期建立起來的革命即階級鬥爭理論，而沒有向國家建設理論轉軌，傳統文化的毀棄之烈造成了諸多不良後果。如今一切仿佛回到起點，但重塑文化精神是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阻遏與沉潛：客家文化精神更新的漫長之路

在陳家興旺的時候，陳玉田的一些作為，如扶持弱勢、捐款修繕、修建氣派的住宅，其實是先祖作為的重複，還是一條傳統的路子。如果從世界現代化這個角度看，中國所麵臨的時代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不是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所能比擬的。積貧積弱的中國在世界格局中沒有什麼地位，而國民長期閉目塞聽養成了自大和自戀的心態，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一旦與強國交鋒便敗下陣來，一股仇恨的民族情緒應運而生。應該說，這種情緒有積極的一麵，也有消極的一麵。總的來說，一股激進的思潮籠罩著華夏大地。筆者讚同王思睿的看法：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來越“左傾”，越來越激進，在“文化大革命”中終於走到極端。

這種激進的思潮跟日益貧困的現狀相結合，就更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所謂貧困的現狀就是貧富的距離拉大，越來越多的社會底層陷入貧困和絕望，它不但體現在物質生活上，也體現在精神上。拿營前來說，蟄居心靈深處的土客籍對立的仇恨思想很容易死灰複燃。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就分析過這種現象。激憤之下，人們的思想簡單化。對陳家來說，有人在朝，自家店鋪連片，還擁有礦山和不菲的田產，還興建了營前第一流的二層磚木結構、有三進廳堂的榮光堂大院，大院內置有景瓷盆景，紅燭高照，“百年燕翼唯修德，萬裏鵬程在讀書”的楹聯燦然。陳玉田如願以償，肯定會吐露豪氣和傲氣，甚至不可一世。殊不知，他和陳家如此招人顯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命運就在眼前。

1930年營前興起蘇維埃運動即“鬧紅”，作為“土豪劣紳”，陳家自然首當其衝，陳宅毀於大火。這是陳家由盛而衰的開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兩個弟弟是民國政府要員既給陳家帶來光彩和諸多好處，同時也給陳家蒙上令人恐懼的政治陰影。《玉田公傳略圖譜》也隻是簡略幾句：這座營前一流的陳家大院被大火燒成灰燼，隻剩下殘垣斷壁。據說當時全家老幼都躲在舉嶺的坪頂子，望著濃煙滾滾的大屋被燒，無人敢去救滅，隻好望大火興歎，無可奈何。這是發生的事實，我們也無須再做評價。筆者揣摩當時陳玉田的心理，一定是悲涼的，陳家在他手上躍上頂峰，突然間墜落下來。

報複和破壞（包括敵對雙方）總是痛快的，就是在營前拍手稱快的也大有人在，不過從社會精神這一層麵，包括那些叫好的人，不願經營、小打小鬧、得過且過，甚至指望擄掠富者的思想會彌漫開來。富有建設精神的客家精神受到阻遏，而向著仇恨鬥爭的方向發展（這在營前也是有曆史傳統的），人們的思想兩極化簡單化，一些務工辦企業慢慢形成的健康的常識受到摧毀，這也是事實。就是說，客家精神的滋長受到了極大的挫折。這也是20世紀末期改革發展至今，最終要回到文化建設（提倡和諧社會和諧文化）的一個內在原因。

經受這一重大挫折，陳玉田在為人處世上會有消極的一麵，不再像先前那樣凝聚心力含辛茹苦奔忙了。但在行動上，他卻不甘服輸，繼續辦陳家實業，更加依傍權勢也是其必然的選擇，不過在奮鬥中，他依然以客家文化精神為支撐。即是說，客家精神更為沉潛了。這裏，可以舉若幹例子。

一是1934年，大餘縣礦場坑口原是營前人陳奕柱經營，因欠債而抵押給南康人張文誌，隨後又被陳奕柱贖回，後來由陳玉田收購。張氏不滿陳玉田收購，故意找茬拖延交接，不讓後者進駐生產。張氏隻看到了自己在地方玩得轉，而沒有把陳玉田的政治背景當回事，他賄賂了大餘縣長及警察等相關辦案人員。這就顯示，民國立了法，但在具體操作尤其在地方上仍以政府權力為核心，且充斥權錢勾結的腐敗。次年陳玉田等待未果，他並未亮政治背景，而是據理遞交訴狀，與張氏打官司，請法院裁決。結果陳玉田敗訴，還被判處三個月拘留處分（這顯示了權力介入司法的特征）。這個結果肯定讓他及家人震驚。

陳鴻鈞的長子陳澤厚（大學畢業，曾任民國實業部專員、吉林省秘書長、代理省長，1976年病逝於台灣）與妻子朱倫（東北人，抗戰期間任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代表，民國東北特派員）獲悉立即介入。朱倫非一般女子，她與宋美齡、李宗仁夫人郭德潔、杜聿明夫人秀清結為四姐妹，時任全國婦女委員會副會長，她認為投資辦實業符合國家利益，遂於宋美齡商議，宋美齡表示：“可拿我手諭，派你代表我到南方七省視察婦運工作兩個月，對你伯父敗訴一事做進一步了解。”

於是陳家女子又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朱倫從南京乘飛機抵廣州，改乘廣東警備專車直奔江西大餘。當縣長得知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改變態度，低聲下氣，釋放陳玉田。朱倫表示：受賄者依法懲處。不過，陳玉田這時也顯驕矜之氣，要縣長親自賠禮道歉，用四人大轎，披紅掛彩，鞭炮長鳴，護送回到洪水寨礦山。

我們不停留在朱倫的權勢層麵，從另一個角度，便可以發現，她一個東北女子，又具有如此顯赫的政治身份，她完全可以通過電話要地方妥善解決，或派別人前來解決，但她親自奔赴贛南，這就說明她已融入陳家，她對陳玉田和陳家的感情肯定來自於丈夫陳澤厚及公公陳鴻鈞對陳玉田的愛敬和對陳家的眷戀，這種濃濃的“客家感情”已延續到後一代。

旁人或後人都會將此歸結於權勢之爭。其實，從事情本身分析，一開始陳玉田的道理是能站住腳的（他要是早亮權勢背景，縣長根本不會抓他）；他用心訂了製度管理礦山（前麵已提及），說明他把礦山當作了一樁事業來對待。他的智慧和雄心被權勢之爭掩蓋了。

二是熱情協助政府辦學。王繼春是上猶廉潔有作為的民國縣長，他到上猶後經過調查研究，決定發動富戶捐款辦一所縣級中學，把教育納入政府負責的軌道。在他“寧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大刀闊斧推進的時候，其實是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包括紳士）的大力支持的。陳玉田就是熱情支持者之一。1940年在營前北門鄉公所募捐大會上，王繼春看到一位須髯飄飄的老人，打聽到他就是陳鴻鈞、陳鴻藻的哥哥，於是叫人搬一張高椅給他坐，並請他講話。他說：“建設新贛南新上猶，創建縣中和普及小學的決策很正確，需要一定的經濟力量，靠政府撥款遠遠不夠，我先捐10石稻穀。”他還提了幾點建議：（1）把全縣各鄉、庵、寺、廟或其他社會公產全部收回作教育公產；（2）把全縣各姓祠產、眾產，除春秋五祭留一部分外，全部收為教育基金；（3）把全縣各姓膳學田產全部收為教育公產；（4）歡迎各界人士自動貢獻土地或財產。這說明陳玉田不但有重教的切身體會，還熟悉營前乃至全縣的教育狀況並做了深入的思索，他身上體現出客家文化精神，也說明王繼春善於吸取民間智慧。

三是維護社會穩定。1943年，由於官員腐敗，官僚體製百孔千瘡，社會矛盾加劇，營前土客籍矛盾時隱時現。營前人黃建曾是民國興國縣長，1930年紅軍攻興國縣城，他棄印而逃，在人格上也是個失敗的官員。他會書法，有才氣，算得是一個營前精英。回到老家，他仗著是王繼春同學，又想東山再起，在王死後，與縣長劉文淵（劉縣長倒辦了享譽中國東南片的縣報《凱報》）相勾結，終於當上縣參議長。他看不慣和懷恨陳家，當然也收集了陳玉田一些“把柄”，這裏有嫉妒的因素，有想自己稱雄的因素，更有土客籍宿怨的因素，當然也有陳玉田及陳家的種種不是。這天他終於按捺不住，組織以黃姓為主的一些人要抓陳玉田遊街示眾。一場姓氏流血械鬥眼看就要在“道生店”門前—營前街上發生。這時陳玉田沒有躲避，而是吩咐打開店門，他站在一張高凳上向群眾做解釋，說明械鬥會讓許多無辜者遭殃的嚴重後果。許多人醒悟過來，一些黃姓人向陳玉田道歉。一場人為的災難就這樣平息了。

從這些尋常的生活場景，我們能聞見已成旺戶的陳家風雨飄搖，步履維艱，甚至滑坡的境況，可以感受到時代的腳步，生活的紛紜複雜，也可以感受到激蕩生活的深處，即便是陳家，受著時代的衝擊，客家文化精神依然有強勁地律動，在陳家男人身上可見一斑，在陳家女人身上同樣有不俗的表現。

陳家文化精神代代相傳，前麵已提及。我們已領略陳家女子的光彩。這裏再舉一個例子：陳鴻鈞的女兒陳澤英，其夫婿肖忠貞是國民黨高官（20世紀40年代逝世），她始終遵循陳玉田 “榮光堂名下不分房派，隻要能讀書的子弟，都要出去讀書”的叮囑，對當時來南京的陳家許多兄弟子侄，不分男女，一視同仁，一樣督促，一樣安排，一樣管教，使他們學有所成，為國出力。她把陳澤蓮（陳碧蓮）帶到身邊（南京）讀書，並促成陳碧蓮與抗戰將領鄭洞國完婚。她們像陳家男兒一樣，在動蕩時代以自己的方式鏗鏘抵達時代前沿。

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陳家把她們困守家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生作為男人的陪襯而存在，她們的人生肯定是黯淡的。她們以熱血生命刷新了營前（上猶）的客家文化精神。她們乃尋常的南方山鄉女子，體質嬌小甚至羸弱，但她們植根傳統文化之樹，一旦走出“山門”風雲際會，吸納時代新鮮氣息，有作為，有所成，與七尺須眉相媲美，同樣奏出了命運的慷慨樂章（陳澤英、朱倫是從政方式，而陳碧蓮則是個人方式，但都置身於時代的前沿）。啟示是深遠的。她們同樣構成了營前（上猶）的文化現象，進入我們的文化記憶。

我們看到，毀棄客家文化精神的是我們自己，發揚它並讓它成為不息的生活潛流，也是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檢視自己，我們責無旁貸，以新的視野新的魄力雄健地走向未來。

這裏筆者謹用李連齊《廢墟》的一首詩獻給營前（上猶），以表達對客家先賢的回望與歌歎—

荒原之上，唯有你

迢迢地招搖著一種情調

歲月的塵埃湮沒苦澀和憂傷

你保持著沉思的方式

巨大的孤獨擁抱著經天日月

荒原沉渾

一把積雪和陽光

咽下一片傷痕累累的寂靜

記憶的翅膀

老得不能再飛翔

疼痛了曆史

古典的事物不再生長

一生風雨

悲愴，植根於內心

靈魂的斷裂，新生的呼喚

為誰而歌，為誰而泣

渴望的明光之河泛濫

負載最初的舟楫，今生

你注定與荒原天荒地老

沒有你，荒原就沒有故事

沒有活力的血液，你是—

荒原最初也是最後的生命詮釋

［附記］

當時代進入21世紀，20世紀晚期逐漸興起的“客家文化熱”仍在繼續升溫。我縣蘊藉的客家文化是我縣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而營前客家聚落曆史悠久，典籍保存相對完整，以及商貿重鎮的地位，具有典型個案的意義，已經引起了專家學者的關注。上猶應該有自己的客家文化研究。從表層看，有諸如打造旅遊牌的功利性考慮，有由注重經濟發展到注重文化建設的社會功能性考慮；從深層看，更有尋找並汲取本土傳統文化資源，以澆鑄現代國人文化靈魂的渴望。建設和諧社會已成為我們的共識，而“和諧文化”—客家文化是它有機的一翼。

探尋曆史的足跡並不是複活曆史，曆史是無法複活的；複活的是一種文化傳統，一種文化價值，一種文化精神，這才是它的價值所在。

有的專家學者所展開的“營前”課題研究，富有學院派氣息，而我側重文化精神文化靈魂的探究，不但關注事件和曆史進程，更關注其中的人的命運及精神狀態，因而更能找到與當今時代的切合點和共鳴。這種切合點和共鳴既是社會的，也是個人的。我注意到，曆史的發展總是呈某種回歸或重複，這就表明類似的曆史場景裏麵有一種情愫閃亮，它正是後來的時代和人所需要的，或者說被我們一度所忽視了的。這就是曆史的啟示，能感覺這樣的啟示也說明時代在進步。市場經濟的洶湧浪潮中，健康個人—個人化的評判、選擇、追求以及內在動力的汲取，自我價值的實現，逐漸成了我們每一個人麵對和正視的精神課題。其實這也是建設現代公民社會的基礎性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彰顯我縣文化個性，提升縣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提高縣人的文化精神素質，弘揚上猶精神，進而提高我縣文化競爭力，為打造和諧社會注入強勁的內在動力，就很有必要。這幾年縣政協文史委就在做這樣的工作。這方麵我們的工作隻是剛剛拉開序幕。

“上猶是客家重鎮，具有文化底蘊”幾乎成了我們的口頭禪，它體現在哪裏？除了一些從表層可以聞見的諸如客家門匾、姓氏宗祠和譜牒、上猶曆史上有某幾位名人，我們不禁茫然，實在說不出更多的有說服力的東西。尤其我們搞文化工作的人更應該汗顏。我認為，利用我縣相關資料保存得相對完整，從中發掘有情感、有體溫、有價值的人與事，從而感受生命和精神的律動，得到啟示。不過，許多相關資料（包括譜牒）隻是記錄其事，而忽視其人的活動，更沒有作為個體的人和活動，這就增加了了解曆史的難度。了解曆史就是了解我們自己，而了解一個時代隻有當這個時代成為過去才有可能，因為後來的人有了新的參照和新的感悟，就像當年魯迅先生從英國人寫的《中國人的性格》得到啟示，而寫出了不朽之作《阿Q正傳》一樣。

正如克羅齊說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我探究19～20世紀上猶客家的精神變遷—，就是以當代思想文化為比照，探究當代縣人的精神建構和精神走向，為我縣的文化積累做一些工作，當然也發現了我們以前所忽視的一些東西。1985年為探尋“九獅拜象”的起源，我在營前采訪了好一陣子；1997年為寫長篇小說《曠野黃花》，我對營前做了更深入的了解；平時也接觸了營前的人和事。這都為我了解營前打下了基礎。這次我又深入了文化營前的縱深地帶，依然有全新的發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自己比以前的精神視野更寬了，思想起點更高了。

在此文的寫作中和寫出初稿後，有幸連續獲得一些有價值的相關資料，我欣然做了一些充實。

幾年前我寫《王繼春在上猶》時感言：由於王繼春、蔣經國，當時上猶的發展已置於時代的主流中。這次我更感悟：早在20世紀初，上猶精英追隨孫中山，上猶就置於時代主流；甚至在遙遠的宋朝，地處蠻荒的上猶更是主動地撲進時代的主流。我們的祖先在每一個曆史關頭，以傳統為基礎，吸納新潮，站在時代前列，張揚了上猶的精神氣，具體體現為一種胸懷、眼光、膽識和開拓精神，從容地走自己的路。這是上猶客家人卓越的貢獻，也應該是上猶文化底蘊—文化靈魂最有說服力的一筆。

無數的中外事實說明，文化形象的大小並不跟地理和經濟狀況的大小強弱有著必然聯係。我縣完全可以而且能夠頗具說服力地打造富有特色和底蘊的客家文化品牌，而營前就是這樣一個堅實的文化存在，它不但是我縣的一個文化閃光點，同時也是中華客家由傳統到現代的一個意蘊豐沛的典型個案。

在寫完上述包括正文和後記的文字後，我又恰好讀到學者何懷宏的一段話。他說：我們生活在現在，我們又生活在“曆史”或“傳統”中。第一種傳統或可稱之為“以千年計的傳統”或簡稱“千年傳統”；第二種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以來的“以百年計的傳統”或“百年傳統”、“二十世紀的傳統”，那就是前期啟蒙、後期革命的傳統；第三種則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以十年計的傳統”或“十年傳統”。這可以與董仲舒劃分孔子《春秋》紀年的曆史“所傳聞世”、“所聞世”和“所見世”相對應。嚴格說來，“千年傳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傳統”，而今天的“十年傳統”挾全球化鋪天蓋地之勢，不僅是我們“現實”的，看來也將是我們“未來”的主要構成力量，我們說它是“傳統”，則主要是在一種未完成式的意義上說的，因其與中國已有文化的某種異質和新穎，我們肯定它無論如何將成為一種未來的“傳統”（《精神曆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我正是以這樣的思路一路寫來的，感到踏實和歡欣。

現實（物質）之“水”與時間之“水”，加上陳舊過時的觀念，障蔽了古往營前（上猶）這片熱土，但是新世紀太陽的朗照，我得以眺望雲端中的先賢，聆聽並感受到了曆史的回聲。幾年來我分別寫出像《王繼春在上猶》《南贛有梅香襲人》和現在這篇《世紀之交的上猶客家魂》等大塊文章，追求資料性思想性學術性的統一，讓更多的人了解上猶，感受今天的上猶，也感受上猶的曆史文化傳統即文化底蘊。在深掘並展現上猶的文化靈魂上，我還要繼續努力。

2007年12月30日～2008年1月15日

2008年2月26日～2008年3月3日正稿

2009年12月中旬再作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