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猶客家門匾風俗的源與流

一

贛州是客家搖籃，而上猶是其客家重鎮。上猶的姓氏門匾數量之多，集姓氏之眾，覆蓋之廣，涵文化之厚，蔚為大觀，堪稱上猶客家的一張響亮的名片，上猶的一朵文化奇葩。經多年實地調查、收集、整理和研究，呂澤慶先生編撰的《上猶客家門匾風俗》，以文字和圖像形式將這一文化形態定格，成為江西省第一批（2006年）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客家門匾風俗這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在上猶這塊綠色土地上發生、發展—播衍數百年。從客家門匾的出現、發展與普及，它自身形式和內容的演變，緣由有之，與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狀況密切相關，印證著上猶客家的生活史和經濟—文化發展史，以及心靈史。

二

上猶客家，率先當提到營前。

宋至清初，閩、粵、贛邊界的上猶營前（地區）才得以開發。客家遷徙客家生活，營前以“比較長的曆史時期進行村落層麵上探討”，是個“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典型個案。而營前又是上猶客家門匾風俗的濫觴，因此，從營前與中央政府及中原文化的聯結，營前客家民居和生活演變，可以厘清客家門匾的源和流，並且對整個上猶的客家門匾興衰走向有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營前地處三省六縣，在上猶涵蓋六鄉一鎮，明清時代設了縣丞（丞署）。（本文所指就是這種廣義上的營前。）習慣稱為營前土著的朱、陳、蔡三大姓氏其實是在南宋進入營前的世家大族。由於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巡撫贛州的王陽明駐兵營前，依靠當地世家大族，平撫贛、閩、粵交界山區的民變，同時創辦書院以教化人心，營前成了一個與朝廷（中央政府）直接維係的，具有經濟輻射力和文化影響力的贛南邊陲重鎮，中原文化的正統觀價值觀成了營前的主流文化，其特征通過營前書院和營前世家生活，並在其宅居外觀上所體現。

營前書院的匾額應該是營前客家門匾的最初形式。［據《宋代江西文學家地圖》（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載：宋代上猶有4所書院，其中一所在營前，就是一個叫陸鎮創辦的“太傅書院”。可見朝廷重視書院，書院在地方的崇高文化地位，其匾額及題寫就是其標誌與象征。］

因為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正統和等級秩序，它與京城（中央）書院及樓台館所的匾額一脈相承。當地世家大族朱、陳、蔡模仿和承接，在自家宅居的門樓和正廳懸掛相應的匾額，以示自家的正統和文化根基及實力，以及與官家的親密聯係。

朱氏於南宋年間從豫章（南昌）遷入，是來到營前的第一撥客家人，在營前建了樟樹、巷子角等村，到了清朝，由於它是明朝皇姓，一直受清廷的追殺，處境艱難，加上朱姓自己的爭權奪位、房族派係的內鬥，喪失凝聚力，“朱氏衰落遷散”。時間上與朱氏相近，陳氏由江西泰和的柳溪遷入營前，在明代也出了不少科舉功名人物，建了學田，聯合蔡氏建了龍公塔。陳氏還捐建了北門庵和挑嶺庵，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業，也進了營前世家行列。不過，陳氏一直恪守著“隱姓埋名，不修譜，不立傳”的祖訓，較為低調（盡管後來也修了譜，像清乾隆年間《營溪陳氏支譜》成書竟曆經28年，其間斷斷續續的狀態除有經濟原因，違逆“祖訓”的憂慮也是其重要原因。）。不過，清康熙四十五年陳氏生員記敘合建文峰塔（即以龍姓縣令命名的龍公塔）的文章（見《營前陳氏重修支譜（世德堂）》）中，有“建祠置田，塑像崇本”一句，可見對於營前的世家大姓，在所建祠堂，外匾額，內塑像（包括譜牒上的祖宗像），是慣行做法，也是莊重的文化行為。製作匾額較易，更能播揚，效果更佳。於是匾額更快更多地得到應用。這正是由廟堂趨向民間的一個標記。

這方麵走出一大步是當推蔡氏。蔡氏稍後於朱氏和陳氏遷入營前，後來居上，在宋代科舉入仕者眾，遂為顯族，為人處世較高調。元大德年間，縣裏重修書院，營前蔡家始祖蔡起渭“親構講堂，崇飾聖像，訓迪一方，子弟文風為之複振。”明洪武年間，蔡氏“捐米一千二百石賑濟江南，奉赦旌表。”蔡氏興旺發達可見一斑。

受到朝廷的表彰，地方官員和士紳紛紛前來道賀，就要用一定的格式化方式告之鄉裏，匾額是一項木材資源豐富、比較經濟、卸載便當卻不失莊重的選項，比勒石銘刻便利得多（朝廷對勒石銘刻有嚴格規定）。這個時候，營前書院由蔡氏維護，蔡氏的行為規範象征著營前的文化秩序。經蔡氏之手，加快了匾額的推廣。

題掛匾額是一項莊嚴的文化活動，貫穿嚴密的程序和莊嚴的儀式。但木製的匾額方便移動。從正屋廳堂不能輕易挪移的“聖像”，到可以借機移動的匾額，是一個發展。但它仍屬於姓氏宗祠文化的範疇。在民間化意義上，這種匾額卻為後來客家門匾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然而，蔡氏的匾額在走向“萬姓”—更廣闊的民間，還隻是跨出一小步。

這就要靠“極端事件”來推動。

一個“極端事件”就是蔡家城的建築，這是蔡氏自身力量的推動。

麵對四周流民經常性的殺戮騷擾，有著強大經濟和文化實力的蔡氏，先做內城後做外城，用了數十年終於建成蔡家城。因蔡家城，營前的文明程度提高到一個新水平。蔡氏的文化氣魄和蔡家城的恢宏氣勢交相輝映，不同凡響。南贛巡撫王陽明為平定營前附近的佘民民變，駐軍蔡家城，題寫“蔡氏宗祠”四個大字，並撰聯“宗隆雲水鐘靈地，族冠猶川老故家”，（如今尚存石刻的王陽明親筆書寫的“蔡氏宗”三字。）讓蔡氏上下受到激勵，更讓世人刮目相看。它更是營前和上猶文化表率的一個力證，其舉止行為更被世人所關注並模仿。蔡氏麵對的不再隻是官府和士紳，而是到營前趕圩的各方民眾。除了精細的建築本身，屋裏（正廳）“崇飾聖像”，屋外則聳立顯示蔡氏名望的石刻，張掛蔡家文化的匾額，彰顯蔡氏文化淵源和文化事功。這些都會成為美談廣為流布，為別的姓氏（民間）所模仿，模仿過程中突出的自然是自己姓氏的文化淵源。

另一個“極端事件”就是蔡家城的毀滅，這是外在力量摧毀的結果。

樹大招風，蔡氏的優裕生活、擺顯招搖，積極協助官府平定民變，自然遭到忌恨（姓氏矛盾也上升為忌恨）。終於在清甲寅（1674年）的“三藩之亂”，亂民同仇敵愾，殘酷地洗劫並摧毀了蔡家城。蔡家城從此不再神秘，任何人都可長驅直入。對大多數民眾（包括亂民）來說，由於營前這一文化氣場的長期熏陶，內心對文化還是心存敬畏，因而他們以這種屠城的機會，實地領教了蔡家城風範，對其間的匾額等文化設置記在心裏。何況在保衛城池的決戰中，富有文化精神的蔡家男丁女幼都體現出“與城共存亡”的決絕。他們從“毀滅者”身上看到了一種文化的力量，把蔡家人視死如歸精神跟那些匾額聯係起來，而對匾額滋生崇敬之心。所以，蔡氏以蔡家城毀滅這種痛苦方式，把包括匾額在內的文化風範推向了民間。

三

匾額文化也叫題匾文化。“題匾”有個由誰題、題給誰的身份等級問題（亂民和流民不可能承擔這樣的文化職責），它仍是民間化的一道障礙。真正的民間化需要新曆史時機的推動和民眾的廣泛參與。這個曆史時機就是清初粵閩流民大規模向營前的移民，也就是營前新客家的形成。

清康熙年間“三藩之亂”平定之後，上猶縣府向中央報告說：“上猶縣一邑兩次屠城，五載蹂躪，自康熙十三年至今，人絕煙斷……隨有投誠之眾自願仍墾營前。”於是朝廷頒布新政策，招募流民開墾荒地，因而更多的人移民到營前。“順治十六年，募墾檄下，其黨乘間複集，始焉遍滿猶、崇二邑……”營前一下子多出20多個姓氏，社會形態民間形態更複雜也更豐富。

營前於是進入新客家時期。

為什麼移民首選營前？一是遭此“三叛三撫”，營前知名度大增；二是營前山、水、田、礦（鐵砂、石灰、烏硝等）資源豐富，特別有“營前圩”這個大市場方便流通；三是政府實行較為寬柔的募墾政策；四是當下營前主要姓氏（朱、陳、蔡）凋謝，再沒有一個姓氏能夠稱雄，也就是各姓氏可以“平起平坐”；五是營前仍保留基本的生活和文化秩序。

當然，本姓聳立於營前姓氏之林，不但要靠自己的現實實力，也要靠自己的文化淵源，就是說，本姓在曆史上出過有官職有名望的人士，即屬正統，有正當來曆，而不必自卑。本姓的文化標識不但自家知道，還得通過一定的方式和途徑告白於天下。因而民眾采取了營前通行的做法，紛紛在自家正屋以匾額做標記，也方便別處遊民到營前認姓認祖歸宗，起壯大本姓力量的作用。

畢竟是“新客”，要真正融入本地，與本地結為利益共同體，同樣有個痛苦的過程。現實“關卡”就是他們沒能獲得戶籍（23家新客家才擁有一個戶口），堵塞了子弟讀書做官之路。政府所依持的仍是本地人即老客家。沒有戶籍，意味著不能考科舉，整個家族財富再多人丁再旺，卻不能進入社會主流。新客家一是采取與本地人聯姻的方式，讓本地人寬容和接納，並說服政府改變戶籍政策，促使政府取消戶籍的設限，也就是讓新客家與土著具有相同的政治文化權利；二是像土著一樣，積極參與公共建設（如修路搭橋、捐資修寺廟）；三是建祠堂，修家譜，承續傳統，表明自家來路“正當”， 強化本姓的凝聚力；四是在起屋做房（包括祠堂）時，有意識地在正屋大門上方牆上直接題寫四個字的“姓氏淵源”，此舉簡便易於實行，效果事半功倍，也就加快了客家門匾的普及。

至此，“匾額”完成了民間化轉身。

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新客家的政治和文化麵貌得到根本的改觀，他們的文化創造力大為激發。老客家當然不甘示弱。各個姓氏在門匾上也就產生了競爭，競爭又推動了姓氏門匾向周邊傳播。門匾與整個屋宇相協調，從字形字體的選擇，從四邊花邊、左右兩端的圖飾，都顯示房主及本姓的智慧、匠心及實力。

客家門匾成了有著獨特審美意味的藝術樣式。門匾題寫中的文化審美和形式因素得到了重視，也就是由再現（姓氏文化淵源）到表現（屋主和本姓的智慧才藝），提高了屋主的參與程度，客家門匾形成風俗也就有了內在的推動力。

圖飾既是審美形式，也是門匾內容的組成。圖飾一般為或威武或吉祥的動物，或者鬆竹梅蘭，這些都是含有中國傳統的文化元素。正如當代美學家李澤厚所說，“由再現（模擬）到表現（抽象化），由寫實到符號化，這正是一個由內容到形式的積澱過程……在後世看來似乎隻是‘美觀’、‘裝飾’而並無具體含義和內容的抽象幾何紋樣，其實在當年卻是有著非常重要的內容和含義，即具有嚴重的原始巫術禮儀的圖騰含義的。”“隨著歲月的流逝、時代的變遷，這種原來是‘有意味的形式’卻因其重複的仿製而日益淪為失去這種意味的形式，變成規範化的一般形式美。”

於是，在民間化過程中客家門匾又演變為民間的帶有獨特審美意味（可觀賞）的藝術門類，門匾的題寫成了一種民間的文化藝術活動，既是亮“源”，也是分“流”，源流合一，成了當地喜聞樂見的文化習俗。

四

新客家雲集營前推動了該地經濟和文化發展，門匾成了一道經久不衰的文化景觀。任何姓氏，都可以張揚地題寫門匾；同一姓氏，不分貧或富，輩分大或小，都可共享先祖的蔭澤。這個清朝中期興起的客家門匾風俗長盛不衰，挺過了動亂和戰爭，也經受了朝代更替的考驗，縱然有著國人立足傳統的崇本尊祖重文修身塑德的文化情懷，從更深的思想層麵，還有著“平等意識”的守護和張揚。這就能夠解釋，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20世紀50～60年代，這種門匾風俗不斷延續。無論居處再偏僻，都亮著這樣的門匾。

全縣門匾步入了新時代，這又與新新客家的出現相關。本書作者的田野作業始於2000年，所調查的鄉村民居都是新千年之前的房子，門匾數量，營前是103例，非營前地區共有172例，可見各姓氏門匾普及程度之高。稍作分析，我們就能發現，新時代遍及上猶全境的門匾風俗，還是得益於營前人的帶動（推動）。因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因國家建設（主要是建大型水電站），有多次頗具一定規模的移民，移民主體恰恰是營前人，他們主要移民縣內，少數移民外縣，成為新時代的新客家。

新新客家是國家安排、自行選擇安置點，政治上他們不會低人一等，但在文化心理上同樣有一個融入並自立於當地的過程。他們在新的地方（山鄉）建房，自然把門匾風俗接力過來，借此表明自家的文化淵源，表明與當地姓氏平等相待的文化心誌，這就影響並帶動當地其他姓氏（同樣是客家）的門匾書寫。因為在新的時代，有文化的人多了，門匾題寫藝術不再神秘，簡單易行。對於新新客家，不管門匾如何亮“根”亮“源”，營前就是他們心目中的文化源頭和精神源頭，他們的新家新門匾就屬於新的“流”。反過來也證明，營前是上猶門匾風俗的主要源頭。

於是我們對客家門匾風俗就有了新的辨識。從發生學意義，姓氏門匾所指涉的祖上特定的人和事，並不是該姓氏真正的初始之“源”，而是該姓氏的後裔對屬於本姓氏的一種文化價值的選擇、認定和持守，並當作本姓氏的文化根基。在未發生遷徙的時候，“先祖神聖”大多隻是一種口口相傳的文化記憶；當遷徙發生，獨在異鄉為異客，即成了客家人，它就成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同時被看作是本姓氏之“源”。所以，姓氏門匾所彰顯的本姓“源頭”，其實就是該姓氏後人的價值依歸，對文化之根的認定和持守。它與中華傳統文化相融彙。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適合或不適合它發展的物質和精神環境，但每一家對於自己的姓氏之根，都念茲在茲，沿用門匾張揚本姓，屋主及一家子蘊含在本姓之中。

於是我們又看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由於一浪接一浪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受到持續批判，遭受極大的摧毀，姓氏門匾同樣受到人為的壓製，換句話說，人們自己自行收斂，不敢或不去寫了。政治流風所及，有的在舊門匾上塗抹石灰，寫上革命標語和領袖語錄，有的跟潮流趕時髦，在新做的民居上以“勤儉持家”“鶯歌燕舞”“旭日東升”一類時事用語替代（本書沒有收進），客家門匾趨向淺薄化粗鄙化隨意化，客家門匾原有、應有的文化韻味喪失。客家人（後代）對門匾文化也日趨隔膜和模糊，有的雖繼續沿用門匾，但寫了錯別字而渾然不察。這實際上是文化的退步。雖然此類例子為數不多，也足見客家門匾風俗也出現了一種衰退性的“末流現象”。

但是我們又可以看到，大多民居上早已題寫的門匾，因其房主“階級成分”好而完好無損，這說明民眾的內心還是接受這種風俗，想方設法保護。政治環境再嚴峻，民眾持“根”護“根”的心願不會消失。一旦環境寬鬆，各地門匾風俗又紅火起來，20世紀80年代初全縣鄉村又出現一撥建房題寫門匾的熱潮。

在現代化、城市化的今天，客家門匾風俗同樣受到考驗。

所幸人們對文化傳統文化複興已有清醒而自覺的認識，這本書就是個有力的證明。

2013年9月下旬

2017年10月5日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