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1094年到上猶

— ［清·康熙］上猶縣誌讀劄

讀史誌之“癢”

我對曆史文化的興趣曆久彌新，尤其對自己家鄉上猶，總是有一番“遙想當年”之慨（如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有句“遙想公瑾當年”，他的《南鄉子·送述古》有句“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大概是中國讀書人的一種文化癖）。這當然以現實（現實中某個問題或某個現象）為觸發點，也就是以現實為觀照，想從或近或遠的曆史尋找思緒的照應，心靈的應和。自然所遙想的也隻是當年上猶之一斑。如此“一斑”其實是當時“整體上猶”的一個片斷，那麼，整體性上猶何處尋覓？大概隻有縣誌了。於是我對古本縣誌有著濃厚的興趣。自己年事漸高，思古之幽情愈濃是個因素，不少家鄉人對家鄉的曆史文化鮮有真正的了解，也是個因素：明明是家鄉發生過的，而滿臉錯愕，仿佛聽天方夜譚，甚至以訛傳訛，這也反向刺激我。說白了，作為一介有著現實情懷的作家，受家鄉哺育，我憑借創作已走進了曆史的折皺，應該盡量打撈並厘清一些家鄉的曆史。這已成了我的文化自覺—寫作自覺。

在閱讀和寫作中，接觸新的史料，不期然又讓我把一些感悟（發現）跟上猶曆史文化的某個節點（此節點存有疑惑）聯係起來，順藤摸瓜，不能自已，我察覺到的上猶的曆史在我心目中清晰起來。當然我也發現，由於資料的匱乏和既定時代意識形態和思維的局限，當時代回歸傳統文化，於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後來編撰的誌書（如1992年版《上猶縣誌》）的不足（遺漏）就十分明顯了。尤其當我們找到了初始有價值的文本，更覺得如此“遺漏”不該有，做些彌補性的發掘工作是必要的。就這樣我們承擔起曆史所賦予的文化職責。

與1697年版《上猶縣誌》木刻本相遇

古人敬畏文字，尤其是史誌撰寫，貫穿著司馬遷《史記》的精神情懷。換句話說，古代編撰誌書的官員儒生是自覺踐行司馬遷開創的道統精神（在古代道統大於政統和學統，知識分子有替天行道的抱負和情懷）。

2010年7月，我曾觸摸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縣誌原本，激喜。我縣民間的有識之士如此識譜和存譜文化情懷，這也是上猶富有文化底蘊的一種體現。當時我以為這就是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縣誌了。

稍後我又讀到保存在台灣的清光緒七年（1881年）的《上猶縣誌》（影印電子本），知道清朝翰林李臨馴受縣令之托為之作序，還知道當時上猶山川物產風俗人文的一些基本情況。比如當年我縣有很多農作物：穀物就有26種，如早稻、長腰早、大穀早、紅赤早、九工、須早、早禾、八月黃、番稻、黃番、白番、麻番、牛尾番、早糯、大糯、雪糯、紅殼糯、秋風糯、重陽糯、大禾糯、正粟、糯粟、鴨足粟、狗尾粟、大多、穀麥；豆類有黃豆、紅豆、綠豆、青豆、黑豆、豇豆、冬豆、雪豆、扁豆、翻豆、卷豆、赤不豆、虎爪豆；瓜類有玉瓜、苦瓜、東瓜、西瓜（有紅白黃三種，形稍長的叫雪瓜）、金瓜；菜類中有一種叫焊頭的—今天上猶仍有這種菜。又比如當年上猶比較大型的水利設施（陂頭）等。

關注山川物產風俗人文（加上星相即天相）大概也是當時編撰縣誌的規範，而規範是可改變的，此前記載的就可能被排除而湮滅，但對後來的後來，又可能具有價值。比如上猶的綠茶曾經進貢，其曆史的記載倒在南安府誌中查出，因而增強了當今發展茶葉創建名牌的底氣。

不過，李臨馴在1881年版《上猶縣誌》的序言說，“自唐朝建上猶場，五代開始為縣，唐則有謝肇、盧光稠之武，宋則有陽孝本、黃玉之品行，文章輝煌史冊，炳炳麟麟，宜亦無所多讓”。在這段對上猶文化充滿自豪自信的話中，除盧光稠、陽孝本耳熟（在當代流傳的頻率較高），對謝肇和黃玉兩位，我們就十分生疏了。可以肯定，這些在上猶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本縣人物（上猶人一直把盧光稠視為本縣人），在清朝光緒年代進入文化主流，且流傳較廣。但到了現在，謝肇和黃玉卻從誌書上消失了。然而在我平時的閱讀中仍不時與謝肇和黃玉相遇，就認為謝肇和黃玉（即黃廷玉）這兩位本地人在上猶曆史上有過重要作用，不應該省略。從我個人興趣，我更產生了要弄清其來龍去脈的願望，可惜相關資料匱乏，坊間更是一頭霧水。

這類問題還有一些，上猶曆史的許多麵相—許多珍貴的人事及細節仍無法得知。我等待著“奇跡”出現。

這個時候，1697年版《上猶縣誌》出現了。

1992年北京的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此叢刊收錄了清康熙年間的《瑞金縣誌》《續瑞金縣誌》《上猶縣誌》），被我縣年輕的文化人獲知。其電子影印本傳入上猶，我輩與它接觸又是新千年第二個十年了。

應該說前幾年我就有這部1697年版《上猶縣誌》，可一直沒有細讀，也就不知道清朝康熙年間這部不算厚的縣誌在上猶縣誌發展史—上猶文化史上的裏程碑作用，它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價值。今年暑期我決定認真地進入這部縣誌，從序文到書尾悉心研讀，我平日一些疑竇也意外地得到了開釋。

2017年我與康熙版即1697年版《上猶縣誌》相遇。

1697年版《上猶縣誌》：上猶珍貴的曆史底稿

正如書目文獻社的“出版說明”所說的，“方誌的編撰源遠流長，代有修撰，明、清時期達到頂峰，產生了許多優秀之作。方誌的價值也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認識，它不僅是編修新誌必不可少的基礎和參考，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文學、民俗學、曆史地理、天文礦藏、古代農業生產、自然災害，特別是明、清以來社會曆史發展情況的資料寶庫。”“我們在影印編輯過程中，除對個別明顯錯簡、倒置的地方進行研究糾正外，原書缺頁之處也加以說明，其餘則盡量保持原書的麵貌。”誠哉斯言。

據年輕的文化研究人士羅偉謨說，清朝康熙年間編過三次上猶縣誌，目前流傳下來隻有兩本：一本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陳廷縉主修，北京國家圖書館有收藏，目前已影印出版，但還無法購買；另一本就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修的。

康熙主政61年（1662—1723），十分重視修編地方誌，1697年版《上猶縣誌》是康熙主政中期（康熙三十六年）修的。

羅偉謨悉心探研上猶史誌多年，我手裏的1697年版《上猶縣誌》電子稿就是他提供的。在我寫這篇文章時，他又出示了相關信息：天津古籍出版社於2016年3月出版《國家圖書館藏地方誌珍本叢刊》（全800冊，共收集地方誌727種，其中一種是《上猶縣誌》，不分卷，陳廷縉纂修，清康熙抄本）。他又說：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過一次上猶縣誌，卻沒有留傳下來。據我揣測，這隻是有幾頁資料，沒法稱為裝訂成書的縣誌，但同樣有著上猶文化的開創意義。從1697年版《上猶縣誌》卷三“建置誌”知道“國朝康熙十二年知縣楊榮白”，並收錄了楊榮白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序，可見楊氏是見過1673年版《上猶縣誌》的。

現在我們所研究的這部1697年版《上猶縣誌》，可能更多地參考了陳廷縉纂修的1682年版縣誌（隻相隔15年，較鮮活的民間記憶有利於這部縣誌的編撰）。

從1697年版《上猶縣誌》的影印件來看，知縣章振萼沒有依據1682年版《上猶縣誌》，沒提陳廷縉名字，而是另起爐灶，所收錄的五篇序文（不同作者）、一篇凡例，都沒有提及1682年版《上猶縣誌》。我認為這是章振萼有意為之，他對那本不滿意，或者說他握有資料，有編撰一部真正縣誌的雄心。也許是我的一種猜測，以後如果獲得1682年版縣誌，可以對照。

1697年版《上猶縣誌》畢竟是縮小的影印件，加上原稿的模糊不清，少許地方看不清楚，但總體文字是清晰的。我更想說的是，1697年版《上猶縣誌》是上猶從古代到近代，以主流文化的形式，對上猶的曆史地理、人文傳統的承前啟後的一次珍貴總結（它承接了明朝的上猶縣誌），從縣令到地方鄉賢士紳參與其中，貫穿一條從西漢太史公司馬遷所建立的文史觀。這說明包括縣令在內，上猶儒者賢士的修誌熱情高漲，而且形成修誌的傳統。

我們知道，清朝是外族統治，它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奉行的仍是中國文化，朝廷在政治上對漢族人士多有警惕，但在文化特別是地方文化上，還是任由地方的知識分子們以漢代文史精神編撰史誌，地方官員及地方學人秉持的還是前朝編撰誌書的傳統。因而，地方史誌（包括所體現的治學精神）通過具體內容而保持了中國曆史文化的一致性、銜接性和總體性，讓中華文化有機地延續下來。當然在具體行文上，設置了遇到“國朝”（清）就另行頂格行文的格式。1697年版《上猶縣誌》就體現了這樣的編史態度。這就讓後人能在飽滿的曆史文化精神陶冶中上溯中華久遠的曆史。

古老上猶的曆史底稿就留存在這部縣誌中。

為1697年版《上猶縣誌》作序的知縣章振萼稱上猶隻是蕞爾彈丸之地。這一上猶“胎記”不可改變，但在這彈丸小縣所生發的人事（如晏子墓、盧光稠治虔、陽孝本隱通天岩、蘇東坡來猶等）竟與中華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相關聯，編者不經意留下的上猶民間的人文呼吸，使它堪稱一部珍貴的上猶曆史底稿（它成了後來《上猶縣誌》的母本）。

迄今1697年版《上猶縣誌》在上猶消失320年，曆經清朝、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其實這部縣誌還不自覺顯示了與明朝乃至宋朝的曆史聯結。自康熙年代修這部縣誌，清朝還修過幾次縣誌，都是以1697年版《上猶縣誌》為基礎。由於不同的取舍標準，也就在事實上造成對1697年版《上猶縣誌》的重重遮蔽即遺忘。因而在當代發掘這部縣誌有文化價值的史料是必要的，也是有趣的。

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上猶縣誌》的序提到因縣城一次大水把上次修誌的版塊衝掉了，從時間推斷為93年，可能大水衝走的就是1697年版《上猶縣誌》的木刻版塊，但形成書的縣誌散落在民間，後來被日本收藏就是個證明。從序裏我們還能看到誌書編撰這一文化工程的運作情形，以及與明朝的聯結（包括建置、秩官、名宦等）。

我願打開1697年版《上猶縣誌》的“曆史折皺”，與讀者共享其精神漫遊。也借此向編撰這部縣誌付出極大心血才智，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縣令章振萼致敬（章氏不但撰寫了序，而且每一單元開頭注明“知縣章振萼修輯”一行字），也向上猶民間出資出力鐫刻成書而玉成這部曆史底稿的賢達致敬。自然我也知道了上猶地方姓氏望族及士紳積極參與上猶文化建設這一史實。

明朝吳鎬定位縣誌與明清上猶文化版圖

1697年版《上猶縣誌》錄有5篇序，1篇凡例。筆者所說“縣情”亦指這些序文裏所記錄的“上猶齊心聚力編修縣誌”和“編印縣誌萬般艱辛”的情形。

先是江西按察使分巡贛南道副使吳國社的短序。吳氏讚歎地說：見其篡葺簡要，考核謹嚴，擒詞摭事兼綜條貫，不愧史才，自建邑以迄今，茲其天時人緣。

這裏也能揣摩，編修縣誌是清朝交給地方官的一項重要的工作任務，這本縣誌的質量得到認可。（前麵說過，清康熙年間重視修編地方誌。）

第二篇是知縣章振萼（浙江嚴陵人。嚴子陵，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章知縣有嚴陵遺風。）撰寫的“敘”。“敘”說：“南郡境聯閩粵，僻處萬山，地則鳥道羊腸，俗亦巫覡椎髻，此橫水桶崗王新建所稱，梗化難治也。數年來幸逢郡伯靳公清寧一漸積休養，司馬朱公以文章飾吏治二十載，瘡痍之眾得荷更生……餘承乏上猶又竟五載，自維幸托休明……惟篇章之散佚，訪諸父老綴其遺文，雖殘稿蠹簡博采維周，絕壁窮崖旁搜，必及自地與以迄藝文，分為十卷。……猶以蕞爾彈丸疊經兵燹，偶於廢簍殘瀋中，拾其片羽，稍加補輯，深愧無文，之采風者其亦有恕焉，則餘之厚幸也。”

可見收集資料之艱辛，費時五年之久。我們也能揣摩康熙十二年（1673年）那部縣誌所羅列的有價值的資料很有限，章知縣隻有另起爐灶，他所能依據的大概隻有民間保存的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33年）的縣誌了。

第三篇序為上猶縣儒學教諭孫必達所撰。孫氏說：“蓋以史即誌誌即史也。”“猶邑屬在南郡崇山峻嶺之中，地彈丸而民雜處，治以難稱……有明三百餘年，操觚輯誌者惟吳令一人而已。惜猶未經剞劂，故先此者岌岌有漸亡之勢，後此者忠孝節義代有傳人耳目。”“（清）朝定鼎以來車書一統，萬國來同維時，征文考獻，爰取四方外誌以資衡鑒，而猶之所呈者，不無因陋就簡焉。其能免掛漏之處乎。”“嚴陵章老父台甫下車，即以興行教化為急務，首谘邑乘以廣興革，而曆年外遠以訛傳訛……公則惄然憂之，委蛇退食之餘，於舊誌之殘缺者恭稽而訂正焉。謬者去，訛者正，利之所在……惟革見之己事者，如鼎建堂閣，永置學田與文教也，均裏糧輕徭役，修城池，去民害，諸如此類，載之邑乘。”“顧嘉會難逢，盛典不再，因與猶人士樂其誌之維新，而喜將來之信史也。”（這裏的“吳令”當指明朝嘉靖年間上猶知縣吳鎬，可見當時上猶的知識圈子都知道前代縣官吳鎬編過《上猶縣誌》這一事實，而且認同吳氏修編的這部縣誌。）

孫氏之語對章知縣的讚許有誇飾的成分。畢竟身為儒學教諭，他更了解上猶的文化教育實際，憂慮躍然紙上。他道出當年上猶的一些基本情況和章知縣的作為，特別是修縣誌所麵臨的諸多困難和知縣的決心。當然他也是以“信史”來要求的，章知縣確實獨當一麵較好地完成了縣誌的修編。

第四篇序是請曾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上猶任知縣的楊榮白所撰。（該縣誌卷三“建置誌”有“國朝康熙十二年知縣楊榮白”字樣，記載當年楊知縣率邑人修傾頹的城牆。）

有趣的是，楊氏（蜀人）本人寫的文字不多。楊序先錄用了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33年）上猶知縣吳鎬的一篇“舊序”（也印證了上文所說在上猶吳鎬編縣誌廣為人知的情形）。這樣從清朝的1697年上溯到明朝的1533年（上溯164年，迄今484年），這不但是兩個朝代的聯結，更是把上猶的曆史往上推溯（這部縣誌的許多內容有與上猶有關的唐、宋、元、明的內容），朝代更迭，但編修誌書的曆史常識（對人事評價的標準和角度）沒有變（如對抗元英雄李梓發的詳細記載）。這本1533年版《上猶縣誌》可能早已湮滅，但吳氏在序文中富有上猶特色的史誌精神卻被後人繼承下來。楊氏對前朝吳氏之序的重視是顯見的。

此“舊序”在正文裏為“舊敘”，大概是楊榮白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縣誌的序文。吳鎬文被移用到在這篇“舊敘”之中：“考之猶封隋屬南康地，自唐而後裂土畫界建治分理，稱古邑也。未嘗見誌，豈邑誌有未備耶？乃閱成化郡誌所載：猶邑自唐而宋文績武製彬彬蔚蔚甲於他邦誌，何以缺詢於故老耆鹹……僅存一帙所載並前元大德間（1297）安遠邑人黃文傑槁，惜無全書，其間世道之升降，人事之因襲與離合，賡置之跡愈久而愈失其真，遺文之憾非缺輿歟。予值政暇稽古以昭，鑒者不能不資於誌。吾欲觀天道，則衝漠無朕有遺知焉，無誌而不足征也；吾觀地道，疏遠遐僻有遺曆焉，無誌而不足征也；吾欲觀人道，則時遷事殊……無誌而不足征也。天道無征則無以為省方之政；地道無征則無以為因俗之教；人道無征則無以為觀物之治，識治體者而可以無是誌哉……猶缺此誌久矣……今不修，後複何及？予慨然曰：茲予貴也。”“僉日張生、朝臣胡生祥霽文行可嘉……予從而特任之遂命之，曰縣誌之修三才盡之矣。仰觀於天，則分野之規氣候之異，與寒暑災祥之變誌之以敘天道焉；俯察於地，則山川之形疆域之勢與城郭道路之數，誌之以曆地理焉；中核於人，則禮樂之隆風俗之淳漓人物之盛衰，政治之沿革，食貨之產，戶口之數，學校之設，文事武備之修誌之以紀人事焉。天者物之祖也，地者物之承也，人者參兩間而位乎，其中者也先之天文以立本也，次之地理也盡利也，參之人事以盡製也。”

明朝的吳鎬說上猶沒修誌，上猶的一些資料是從成化郡誌裏得到的。他說在元朝大德年間（1297年）曾有過縣誌的收集，但無全書。他認為上猶文績武製比別的地方誌書裏寫的更優，考慮到縣誌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教化，他也就承擔編誌的文化職責，把上猶的基本情況記載下來。

從1297年到1533年又是236年，編修縣誌的“曆史呼喚”經吳鎬之口傳導並踐行。以文化立縣的曆史使命的彰顯是上猶經濟和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文化呼喚，光察覺還不行，還得有踐行即編撰印行的能力，顯然，隻有科舉出身的縣令方能承擔。當然由於主客觀條件所限，“履行使命”的程度也會有不同。

以曆史的眼光，明朝的吳鎬在縣誌編撰上跨出了關鍵且重要的一步。

吳氏總結說：“綜乎古今之實，本於正大而不鶩於奇僻，出於人心之公論，而不襲於時人之耳目也，弘綱大義，雖為一邑而設，而因事達類，以天下之勢，可推古今之變，可識其真，有足貴者矣。遂因典史姚世俊任視匠梓之翼以傳之非朽也噫！人文顯晦之幾要非偶然之會歟！”

這篇吳氏“舊敘”，用了很多篇幅從各個不同角度談天道地道人道，大概是明朝讀書人—尤其是入仕為官者應該掌握的基本常識，也是觀人辨物的一種思想方法，自然也為編寫縣誌在內容取向上定下了一個基本向度和格式。因而，吳氏的編誌成了後來如清代縣令編寫縣誌的一個範式。吳文堅信，一個地方的人文無論顯還是晦，這一現象並不是偶然的，是靠民間積澱方誌引導（記載）的。可見方誌對一個地方的文化建設—化育人心是多麼重要，這在當年縣誌成了唯一的能在民間流通的文化教材（當然所謂“民間”也隻是地方上人數極少的具有儒家精神的士紳精英，可見當時“民間”的力量不可小覷）。

我以為，這在上猶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從後來清朝上猶的幾次修誌都依照這個樣式，撰序者對上猶概貌的描述都是有跡可循。這也說明社會發展緩慢。

吳鎬對上猶縣誌的文化定位是準確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吳鎬和章振萼應該是上猶文化史的奠基人。

這篇被章振萼征用的“舊敘”，楊榮白自己寫的文字隻有十三行字。楊氏說：白乃訪諸耆舊，搜羅散文篇，寧取其簡，不取其繁，勉成一書，曆兩月而事始竣，白才同襪線，借邑紳之力以成，厥帙匪敢以篡述之任也，且愧令此殘邑無補驚鴻，但睹山川而感聞先型而慕覽，庭暑庠宮與橋梁閭巷古渡險隘，而憂考版籍正賦，而悲其修誌之工，拙聽之良太史之裁定，又非白之所能預也。敬為引。

這是楊氏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編撰縣誌的一番真切的感慨，從中可以看出修誌之不易，當然也為後來章氏修縣誌提供了參照。章氏之所以在新縣誌（1697年）悉數征用，一是尊重修誌的前人，二是顯示自己編撰的這部縣誌在資料和質量上超過了1673年版《上猶縣誌》。除征用了楊文，章氏並沒有提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縣誌。我們能感覺章氏的這種文化自信。

第五篇是知縣章振萼撰寫的“凡例”，透露諸多地方人文信息。第一句話就點明“猶誌自明嘉靖以來無續刻本……奉文纂修亦示鏤板，抄本殘缺……殘篇斷簡遺誤猶多，後有博雅君子尚為我訂正之”。接著他具體說，“抄本訛缺已甚，邑孝廉蔡君清伯家藏本偽字頗少，廣文胡君上卿從郡乘中手錄猶事二冊，記載較詳。明經尹君克睿示以嘉靖刻誌三十餘頁，雖半飽蠹魚而借以補殘訂訛者甚多，猶誌不至無稽考者，三君（蔡、胡、尹君—筆者）之力也。”

“凡例”說，唯“賦役編”前誌甚略，今特考全書備敘明晰。也就是說，“賦役編”成了本縣誌的重要內容，也是本縣誌的一個特點。

由此我們更加明確，1697年版《上猶縣誌》在資料匱乏的情勢下，章知縣利用了僅有的縣誌藏本，借鑒了別的地方誌對上猶的記載，請當地儒生參與了訂正工作。因而所編的縣誌得到了上級（贛南道副使吳國社）“不愧史才”的充分肯定。

“凡例”說：“上猶僻處萬山，在西江為下，邑人士多節（操），概人物一誌不敢略也。”“誌分十卷，鐫刻之費捐歲俸……邑人吳延陵、方恪鼎、方元熙、蔡文龍、吳行澡、劉祥槐、劉祥桂、鐘高賢、方德華協力飲助始克告成，於例得附載雲。”

章氏這句話的意思，既指上猶人士有節操，有名者，在“人物誌”上不能省略，也指那些支持編撰縣誌的文化人。

這些鼎力相助的上猶人士，都是本縣文化誌士，有根基、有文化淵源的姓氏大戶和儒生。據此我們可以大致劃分明清年間的上猶文化版圖：一是雙溪大石門吳氏，一是社溪（藍田）嚴湖方氏，一是營前（蔡家城）蔡氏、胡氏，一是縣城劉氏、鐘氏和蔡氏。他們為上猶文化的確立和發展所做的工作是開創性、關鍵性的。這些姓氏是較早進入上猶的，應該屬於前期的上猶客家，他們都高揚中原文化的旗幟，為上猶這個“文化古邑”注入了血液和靈魂，推動上猶進入全國文化版圖。

這也表明，一個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建設的使命也會應運而生，而地方的文化精英恰逢其時以各種方式承擔起文化傳承的曆史使命。這是中華文化的偉大力量所在。

這些年我接觸像上猶方氏、蔡氏和陽氏的族譜，認定他們是較早進入上猶的文化望族，但對他們近代以降沒能進入上猶文化主流而心存疑惑。從1697年版《上猶縣誌》我這一感觸更強烈了。我從經濟上進行分析，上猶沒有出現像營前那樣具有吞吐量、發散性、競爭性的大墟場。其實，從這些旺姓望族遷到上猶山鄉的遷徙史，他們幾乎是因開罪了朝廷大官而“避禍”舉族舉家遷移，遷到江西吉洲（吉安）再往南遷到贛南的上猶。因而，“歸隱”是他們的處世之道和家族精神，終於出了個大隱陽孝本，也就更加固化了這種內斂退讓的心誌，客觀上也就消磨了人生銳氣，在時代的激流中難看見他們（後代）弄潮的身影。

然而，從地方自治來說，這些有正統文化根基的姓氏在地方起到了扶正祛邪的軸心作用。這些姓氏興旺發達數百年不再全族外遷（卻有支脈後裔外遷），成了穩定地方農耕文明的支撐性力量，外地到上猶做縣令的人對上猶所謂“邑人多節”、“自唐而宋文績武製彬彬蔚蔚甲於他邦誌”的印象，顯然得自於與這些地方望族士人的交往（比如前麵提到地方望姓積極出力出資修縣誌）。因而地方望族士人的文化精神化作了一個地方的文化性格和心理。這樣的作用是潛移默化的，熔煉了上猶人的精氣神。

倒是那些後來的從閩粵回遷的新客家，他們的血性和銳氣更新了客家風貌，加入了時代主流。澳大利亞作家莫理循在《1894，中國紀行》中這樣概括廣東人：“廣義上是指廣東省的各種土著……他們像蘇格蘭人一樣富於進取，能很快適應各種環境，忍耐，精明，然後發跡；在中國最偏遠的地方也能遇見他們，他們靠腳神奇地走遍四方。在所有中國人中，他們具有最機智靈敏的名聲。”聚集在上猶營前的新客家人就是如此，上猶因此又以積極的姿態進入了時代的主流，續寫了上猶新的一頁。

不管怎樣，我們應該向上麵這些草創上猶文化史誌的先賢致敬。

上猶“曆史底稿”的明細呈現—山水篇

1697年版《上猶縣誌》分為“地輿誌”、“天文誌”、“建置誌”、“倉入誌”、“禮樂誌”、“秩官誌”、“選舉誌”、“名宦誌”、“人物誌”、“藝文誌”十卷。所謂猶邑自唐而宋文績武製“甲於他邦誌”，要從這些卷中的內容得以坐實。這方麵，縣誌的編纂者說話擲地有聲，充滿自信。

在“地輿誌”卷，我們看到贛南的大庾（餘）在隋高祖開皇年間（581年）屬於今廣東的始興郡，還有“南康郡改置虔州，十六年（596年）始興郡廢大庾改屬虔州”。（當時上猶在大庾和南康郡的版圖中默默無聞。這點可理解唐盧光稠為何不以大庾而是以上猶為據點，當然行水路靠近並彙入贛州也是個考慮。—筆者）

南宋寧宗嘉定四年（1208年）“改上猶為甫安縣”。

元世祖十六年（1264年）“改上猶為永清縣”，加注：以上猶數起義兵斥曰文有反字故改之（大概指猶字是反犬旁，或猷字中的犬寓反叛之義。—筆者），十七年（1265年）複舊名仍屬南安路。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60年）據南安，二十年（1364年）龍泉彭時中偽號東周據上猶，“二十一年（1365年）正月上猶李得人自據其邑”。（大概這李得人係草寇，加上主政上猶時間短暫，沒什麼大建樹，於是很快消失於“上猶曆史”，而唐朝的盧光稠、譚全播其人其事就被記載而留傳下來。—筆者）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設南安府大庾南康上猶屬之。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割）地立崇義縣，加注：文成公平佘賊於上猶崇義裏橫水地方設立縣治，因裏各縣割三縣地成之。上猶割鳫湖、上保、崇義三裏。皇清（清朝皇帝）定鼎因之。

“地輿誌·山川”清楚地寫道（筆者選擇有代表性的景點）：

猶石嶂在治北二十裏，遠望如猶蹲，近視如石牌，又名大猷山，縣之得名，以此後有月岩，竅圓如月，徑數丈，表裏不隔相對，皆見日月。一統誌雲：此山聳拔，眾山拱揖，中有池深不可測。旱輒禱焉。通誌雲：池舊有龍池。舊誌雲：山有梅福仙岩，相傳昔三女仙飛身而來，穴居於此，屢著靈異，唐時敕封，明萬曆初，邑人因岩建寺遠近未禱祈嗣者皆應。岩中泉水甘潔，四時不涸，人或攜瓶以歸，沏茗客更佳，拭目目倍明雲。

飛鳳山在治北一裏。通誌雲高一百餘丈延亙三裏，軒與如飛鳳，下有萬年觀巢道人居焉。一統誌雲，飛鳳騰龍軒之主山此其一也。

騰龍嶺（今禦景山莊）在治北，舊學宮後，原名龍歸嶺。知府張東海弼更今名，又以宋時江西製置使李綱過此山，故建李相公亭。

（可見在古代，縣城風水，飛鳳山與騰龍嶺是連在一起的。—筆者）

小梅嶺，通誌雲上有天池乃其藥臼，積水四不竭，相傳侍郎郭孝友未第，時授徒，山前有詩。

琴龍山在治西三十裏，地名琴江，下有龍潭，遇旱禱雨於此即應。

書山在治西北一百裏（今營前），一統誌雲形如書櫃故名。一名太傅山。有太傅書院。

孤獨峰在治北五十裏。

舉嶺在治西北八十裏，其山與書山並。

盧王峒在治西一百二十裏，山水雄激，唐末邑人盧光稠生其地，仕至節度使，□開國侯或雲已封王爵，洞因是名裏人至今稱為盧王高峒。

猶水在縣治南源出湖南桂陽，溪經□□治東半裏，東流過南康界，入章江。□□雲縣□□□□一名猶川，縣前水在縣城南門外數十步。濁水在治西四十裏源出湖南益漿東南，流合縣前水注入章江。（應同是上猶江，可能當時分為二支流。—筆者）

九十九曲水在治東北四十裏，源出上坪（在今寺下鎮珍珠村一帶。—筆者），水流逶迤，九十九曲，故名。蘇子瞻（東坡）南遷過之有詩載藝文。（可見，時，河流眾多，兩條大河—上猶江和童子江貫穿全境，“九十九曲水”的叫法已存在。—筆者）

太傅營在縣西北一百□□□□盧光稠□□紮營於此。（營前的太傅營，後來又有太傅書院，與節度使盧光稠有淵源關係。—筆者）

清光緒七年（1881年）《上猶縣誌》加了“齊雲峰”。 齊雲峰在治西十五裏，一統誌雲，勢千雲霄。宋謝允昌未第時常讀書山下，其裔有謝鈞、謝清臣皆於此讀書，書室尚有故址。

上猶“曆史底稿”的明細呈現—水火天文篇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大水。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大水。

明世宗二十三年（1544年）虎災，連年，群虎□擾，各鄉傷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牛……樵牧商旅坐以待斃。知縣吳鎬蒞任，聞而惻然，乃設壇城西。村頭北村廣田之民三獻虎於庭，患稍息。（前麵提到1533年知縣吳鎬編修縣誌，可見吳鎬在上猶任職很長時間。—筆者）

明世宗二十四年（1545年）大水。人民多被溺死，大亂，虔州尤甚。邑人張器慨然捐穀賑救，且載往虔州散給被災之家，全活甚眾。

捐穀賑災是上猶的一個傳統。我在《世紀之交的上猶客家魂》（《昨天的地平線》中國文聯出版社，2011）一文引用了國際客家學會《贛南廟會與民俗·上猶縣營前的宗族社會與神明崇拜》的資料：明洪武年（1368年）間，（蔡氏）六世主太公富於貲，“捐米一千二百石賑濟江南，奉赦旌表”。1545年邑人張器慷慨捐穀又是一例。

還記錄了流寇攻城的情形。如明崇禎四年（1633年）十二月，流寇淩添□圍城，大肆劫掠，南康上猶崇義三縣城門俱閉，鄉民皆入城，守次年正月賊才離開。十六年（1645年）七月大雨雹，大者如石桶，小者如梅李。是年十月嶺北道徐人龍領兵討湖廣郴桂等外賊，擒斬多人，往返俱經上猶，又率投誠賊謝誌良等屯上猶半月，去時城門決，居民窮於供應鹹苦之。

地震和動亂。清朝順治元年（1644年）冬十二月地震。是日卯時（上午5～7時—筆者），居人尚臥未起，忽震聲如雷，床榻俱動且傾仄。賊蟊數百會，江水驟漲，賊乃駐備田，夜焚其所，掠衣物遁去。及夏五月，總兵曹誌堅兵至駐縣一百五十日，蹂躪□□□劫財物擄掠，婦女人民盡入山避之……十二月朔賊張和尚從桂東突至營前殺百餘人。大兵進剿，乃匿山中□合粵賊，屢攻營前。二月初二夜襲破城屠而掠之，流劫各鄉焚掠逼縣治。……遣副將楊明遇進兵上猶。（此時“營前”的叫法已流行。—筆者）

上猶建城、營前建縣府和王陽明公祠

上猶縣城總的格局是，方山為城，曲水為池，有堂有院，有廟有祠，舟車輻輳，衢巷遷移還分七裏宰以治之。

城池。上猶縣治自唐迄宋俱無城，宋紹定元年（1228年）邑令胡泓始築城，建四門。宋德祐元年（1275年）元兵至，令民兵死守。元惡之，遂圮而廢。（好幾任縣令都築城—筆者）清康熙三十一年（1682年）洪水衝城西南角，壞城三十餘丈，邑人蔡熙隆劉良裕捐資修築。三十四年（1695年）春夏之交，淫雨連綿，西城圯門樓俱傾，知縣章振萼捐奉重修並建樓櫓。

顯然，縣城成了縣治所在地，有其地理和文化條件，而且有曆史的延續性。不過我也不時聽見營前與上猶（縣城）爭縣治地的傳說，最著名的故事就是“稱土決勝”，即兩地的土哪個最重就定在該地做縣治。因稱土時故意調包，最後定在上猶做縣城。這個故事在營前流傳最廣，我們可以從營前客家人特重家鄉觀念做出解釋，但是營前也基本具備做縣治地的條件，有與上猶媲美的底氣。然而，時局動亂屢遭兵燹讓這個“建議”付之東流，這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不過，後來“蔡家城”的出現，應該是“縣城夢”的副產品。從動亂頻仍這個事實，政府也意識到營前“易於藏奸”不便做縣治之地。

營前城在縣治西北一百裏，其地即太傅營也，明正德二十三年（1517年），村頭裏生員蔡元、寶元、湘元（等）因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於藏奸建議提督軍門行縣，設此城池。（後來老受到廣東湖南流寇的燒殺擄掠，蔡家城也被毀掉。上猶也幾次毀城，但隨之修建，在經濟和文化力量上得到了本地望姓賢達的通力支持，而營前可以叫得響的隻有蔡姓，不過蔡姓因富足也頻遭擄掠燒殺。—筆者）

這裏也交代了太傅營（山）的來曆。太傅營建於太傅山。“山名太傅者，唐末本裏石門（即雙溪大石門—筆者）村人盧光稠節度本地，兼治韶州，韶人德之為立廟津頭，宋初韶人以其功聞於朝，詔贈太傅，故名其山為太傅山，營為太傅營，其地名營前者亦以此今，書院又以山得名。”宋淳祐元年（1241年）南安知府官員見太傅山山水環聚，請於朝建院於此，此勅賜額曰太傅書院，設山長教授。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修，“蔡璧為山長，文藝大振”。蔡璧字起渭，邑鄉貢進士，文行超卓，故獎訓延之。就是說，蔡璧延任山長。清光緒七年（1881年）《上猶縣誌》更明確地說：太傅營在縣治西北一百裏（即營前）。唐時裏人盧光稠建營於此，宋初贈太傅，故名。

蔡起渭在營前乃至上猶頗有名聲，嘉靖《南安府誌》卷十七《書院》就提到他：“起渭親構講堂，崇飾聖像，訓迪一方，子弟文風為之複振。延佑初，達魯花赤楊伯顏察兒複營學田四百畝有奇，仍舉起渭司教。是時書院將傾，而起渭又裒資購材大加修葺。”

從中我們可以明白，在明朝有把營前改成縣治的動議，後來稱“蔡家城”的其實是按縣城的樣子建的，一邊向上建議，一邊建城，因頻遭流寇進犯，不能穩定，後來沒成為縣城，也就成了蔡家一姓之城，營前也沒成為“縣城”。也許當時蔡姓有這個雄心，但是基於一姓之力的構想反而達不到目標。蔡起渭是營前靈魂式人物，向上建議和建城，他應該是中堅人物，沒建成縣府，倒萌發建蔡家城的宏願，更傾注他滿腔熱血，也成就了他一段佳話。他是蔡家城倡建人之一，蔡氏幾代人接力才建成蔡家城。後來王陽明駐營前平亂，蔡氏予以了全力支持，王陽明讚賞蔡家城，為其題了匾額（碑刻）。

“藝文卷”收錄《巡撫王守仁嶺北道行署題壁》一詩： 處處山田盡入佘，可憐黎眾半無家。與師隻為民痍甚，涉險寧辭鳥道斜。

王文成（陽明）公祠。“明正德間輋（佘）賊據南安上猶，賊首謝誌珊據橫水，自號征南王，與桶崗賊首藍天鳳、廣東賊首池大□等互相聲援……荼毒列郡者數十年，官兵討之不克……提督軍務都禦史王公守仁督兵堵剿，兩月殺賊數萬，毀其巢穴，斬其魁楚，粵間數十年巨寇一旦悉平，士民感之。為勅其像地石立祠□祀焉。”

明朝邑人胡術和趙誌標都與王陽明平亂有關。正德王文成征佘賊，胡術辟智。賊平，授寇帶。（鬧情緒—筆者）而不得授職，胡述歸家門課子，以書史自娛。趙誌標年十九，時佘賊橫甚，王文成公知其才勇，檄起幕下為乾字營長，賊平，以功薦於朝。因不報宸濠之變，也與胡述一樣不得授職。這也表明王陽明對上猶士人和民情相當了解，趙誌標和胡述因觸犯了朝廷紅線而未被朝廷授職，隻是得到朝廷一般性的表揚。

知縣章振萼《重建明倫堂記》一文仍提到王陽明：“猶隸南埜為下邑，王文成公平佘賊，道猶邑白水潭間皆其經理所及，文成昌明聖學功業文章，戰前轢後非諸生所問乎？”清朝康熙年間的1697年離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已180年。

王陽明在上猶留下深深的足跡，他的文治武功為上猶所銘記。

縣城有父子兄弟進士坊，為鐘作霖、鐘祐、鐘褆所建。（可見明清時縣城“鐘半城張一角蔡屋人蹲牆腳”所彰顯的陣勢，是以文化為支撐的。）“人物誌”有專門介紹：（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進士，仕至通直郎。以□自持有學業，從遊者幾百人，少子祐隆興元年（1163年）進士，長子褆淳熙元年（1174年）進士。弟弟比哥哥先入進士。有兄弟進士坊，為謝尊、謝範所建。

這時西城外街（即後來的中山路）成形，“往營前桂東崇義大路”。20世紀40年代民國的贛南行署專員蔣經國的日記，就寫了從此路赴崇義。

全縣分□塘隘、山門隘、上下稍麻陽隘、石隆隘、南北隘、淡平隘、大雷隘、匹袍隘、盧王隘、洞頭隘、平富隘。

濟川橋即縣城浮橋（現已消失）。“在縣南渡，元至大元年（1308年）縣尹劉仕雄具舟二十隻為長橋。”這應該是上猶浮橋最初的雛形。

廖公祠。“在城內東南隅，唐時顯聖禦寇，護國佑民。廖公由宋而元而明，曆代崇祀。清朝順治元年（1644年），（一天，駐兵準備移營）忽見紅旗在嶺上，有巨人數十乘馬，對如陣勢，乃不敢西，遂退避東路，主猶口橋，遇邑令汪曄率民兵出城擊賊，遇之殺賊數百，城內又呼祝廖公，速放大炮，賊遂遁。邑人有從賊營逃歸者語，人以陡見江□及巨人乘馬懼而遁，始知廖公顯聖救民，如唐時之退紅巾也。康熙甲寅八月初十日，粵賊圍城，廖公先期降神雲宜堅守十四日，午時救兵至矣，後果然。”（“廖公菩薩”的傳說在上猶經久不衰。—筆者）

忠義祠。為抗元英雄李梓發等而建。

寶乘寺。在治東半裏資壽山下，楊行密據吳時建勅賜寺額，原在猶水上後遷資壽山圯，元朝延祐元年（1314年）重建，明永樂元年（1403年）修，嘉靖元年（1522年）又修。僧舍有句雲：“倦遊正愜山僧話，轉覺功名意思慵。寺有畫龍，每陰雨日，雲霧蒙蒙，鱗甲飛動，寺僧惡之，割其耳目，龍乃不神。（元）邑令趙明於寺設粥濟饑者……來食者以千計，夜聞灶間車聲若有神驅鬼。”

東山寺。在治東一裏，其山突兀，臨水環抱城郭，登山東而望覽盡一邑之勝。明嘉靖元年（1522年）建。（外地的文人學仕在東山寺多有題詩，1697年版《上猶縣誌》多有收錄，其中“舟泊東山下，楓林葉正紅”句，既顯示作者到上猶的寒冬時間，又顯示東山下猶水舟楫如林的盛況，還記錄了當年東山有片楓林的景色。—筆者）

廣教寺。在烏頭村，舊名天麓寺，唐天祐元年（904年）建，宋靖康二年（1127年）中丞相李綱為江西製置使路過題過詩，明成化元年（1465年）重修，名獲教寺，嘉靖元年（1522年）改廣教寺。清光緒七年（1881年）縣誌記載得更詳細一些：蜈蚣峽，山峻峭水深黑，前有夾洲，（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丞相李綱過此，賦詩於洲，有“散為天下食於峽”“食盡天下毒”之句。

晏子墓和上猶寺廟、上猶書院、上猶風俗及景觀

晏大夫墓。“相傳齊（國）晏嬰墓。舊誌雲在村頭裏太傅山，墓□如堆阜，樵牧不敢近。國朝（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郡憲靳捐俸修墓，立石表之。”

清光緒七年（1881年）《上猶縣誌》則是這樣表述：“大夫齊晏嬰（晏子），相傳使楚過此，墓在（營前）村頭裏太傅山。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府靳襄捐俸重修，立石表之。”

1697年版《上猶縣誌》之“藝文卷”收錄了知縣章振萼《晏大夫墓》詩：“曾向青齊采邑過，乍傳陵墓隱山阿。使臣舊節經鄢郢，上客遺碑長薜蘿。霸業當年景廟勝，交情千古大夫多。偕君此日為廉吏，禿筆狐裘寒苦何。何期近郭一荒塋，忽聞□□懷古□。”

可見“晏子墓”之說在上猶流傳古遠，清朝曆代縣邑官員都虔誠地相信，而且以各種方式紀念。也可見晏子在春秋戰國時代享有盛名，在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我輩讀初中時語文課本就有《晏子使楚》，記住了晏子的氣節和智慧。晏子非帝王，乃來往於帝王之間進行說合的聲名遠播的謀士，可見上猶心儀這樣的賢士。營前（上猶）與湖南（湘楚）交界，當年晏子遊曆從楚而進入營前，是有可能。按1881年版《上猶縣誌》表述，則是經水路到上猶到營前而赴楚，也有這種可能。如是，晏子死在營前，就沒有赴楚的故事了。當然晏子以前是到過楚國的，才有《晏子使楚》這篇文章。

古代進入上猶的名人有一些，為什麼獨記晏子？大概是晏子能言善辯、寵辱不驚的誌節均為各方接受，成了一個文化象征，而且死於營前（上猶）。但1992年版《上猶縣誌》對此省略，也可反證“傳統文化遭擯棄”這一曆史狀況，“晏子”從課本和“傳說”中消失，折射晏子作為文化人地位的下降。

謝尚書墓。“邑人謝肇也，墓在北勝保北域猶存，舊誌作謝平蠻墓。”

黃廷玉墓。在龍下裏大穩都神坪。

這節涉及寺、祠、坊、墓，跟上節同屬縣誌裏的建製誌。那時不像現在有這麼多的機關和單位，何況寺祠坊墓屬於民間出資建造的，也得到清朝體製的接納。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上猶人口雖隻有數千或數萬［如明萬曆三十年（1603年）全縣682戶，人口5156人，20世紀40年代全縣號稱10萬人。縣長王繼春辦公室的對聯有一句：率十萬人民效死效勞，爭取抗戰勝利］，“社會”的發育水平不低，因而，寺、祠、坊、墓恰好成了觀察社會形態的很不錯的角度。

聯係後麵有關上猶曆史和名人的內容，寥寥數筆的謝尚書墓等，也是指向富有文化內涵的“通道”，可以借此打撈並勾勒出有價值的文化景象（下麵會展開）。

寺、祠、坊、墓既是建製的硬環境，也是文化軟環境，是上猶文化底蘊的組成部分。我們不能怪古人這麼愚昧無知，但確是我們先民在生產力低下、天災人禍頻繁的情境下，虔誠的天地神敬畏心理、精神寄托、渴盼平安樂業—當時文化建設的一種體現，都不是官方行為，而是民間的自覺行動。每一所寺廟的後麵都有一個高尚動人的節操和行善故事，後人就把它物化成寺廟，以化育民眾。

這部縣誌記錄了廖公祠、王文成公祠、三公祠、三賢祠、西洲祠、懷教祠、阮公祠、節愛祠、琴龍廟。“寺觀”收錄了寶乘寺、東山寺、廣教寺、日照寺、極樂寺（在縣東北角落即安和小邏村，唐時建）、歸隱寺、妙樂寺、智林寺、靈岩寺。

盧公庵和盧公塔。縣東五裏，縣府同知盧洪所建。盧洪“善堪輿，見猶邑科目寥寥，由水口文峰低小，乃建七層浮屠於巽山之巔，自是人文頓盛，邑人呼曰盧公塔”。清光緒七年（1881年）的記載多了“明萬曆間本府同知盧洪夏署縣事”一行字。

南山塔。在縣南明永樂（1403年）邑令吳謙建。

營前的龍塔是“明天啟（1621年）邑令龍文光倡建”。

風俗。“上猶士民多務本力田，士果而樸，民直而剛。境接溪峒，民風節儉，勤於生業，抑貧尊富，貴男賤女，多農少商，有竹木之產，鄉市皆得其利。俗尚信巫好鬼，疾病多祈禱者。”眾多寺廟就體現了這一風俗。

祭孔。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致祭至聖先師孔子。先期具祭品，同各官及執事生員散齋，至齋期具朝服，知縣為正獻官，教諭訓導為分獻官，餘皆陪祭行禮，奏樂，如儀。（祭孔屬於官方儀式，不是坊間百姓隨便祭祀的。—筆者）

鞭春。每歲遇將立春之時，先期塑造土牛芒神，至立春前一日，知縣同所屬官吏師生人等，朝服，用鼓樂至城東門外寶乘寺，迎入縣儀門外安置。次日，質明知縣為班首，各具朝服行祭禮，鞭擊宴饗，如儀。

“猶川八景”的叫法出於明朝上猶縣令吳鎬，記載於明朝上猶縣誌，被1697年版《上猶縣誌》收錄。一地方以八景或十景描述，是全國通行的現象（魯迅就寫文分析過這一現象）。猶川八景為：東山曉鐘、南溪晚渡、西嶺樵歌、北河漁唱、梅仙丹龕、李相名亭、天馬呈麗和奎石環奇。

吳鎬分別題詩，比如“北河漁唱”：河水悠悠向北流，長年小艇自春秋。桃花赤鯉每入罱，夜月銀燭易上鉤。沽酒醉眠蘆味石，謳歌驚起岸邊鷗。莞然獨笑有漁隱，吹笛一聲煙雨收。（如今早已改河道，成了上下西村的稻田水塘，近二十年又成了密集的現代民房。）

又比如“李相名亭”：好山盤曲似龍騰，丞相當年此一登。憂國寸心遺後樂，築亭千古樹芳聲。址存有石鶴頻下，鬆老如琴風自鳴。東海□□□□後，我來吟耽不勝情。

大概李綱是到上猶最大的官，另有好幾首詩也是吟他的。清光緒七年（1881年）《上猶縣誌》載，（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丞相李綱過蜈蚣峽，賦詩於洲（前麵說過）。清代以降在上猶有不少詩是吟李相的，還立有李相亭，他應該是丞相，隻來過上猶一次。

而1992年版《上猶縣誌》則載：宋紹興五年（1135年）李綱任江西安撫使兼洪州行部來上猶，經廣教寺，過蜈蚣嶺，遊米洲，過廣教寺時吟詩有“回頭漸覺長安近，有誌終令瀚海清”之句。過蜈蚣嶺並題詩是事實，但職務相差太大，時間上相差8年。1697年版《上猶縣誌》則記“（李綱）為江西製置使路過”，我的理解是，李綱為江西製置使由江西安撫使和上猶官員陪同路過（蜈蚣峽）。

上猶書院。［這一節內容是筆者取自夏漢寧、劉雙琴、黎清主編的《宋代江西文學家地圖》（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江西在兩宋（北宋、南宋）時期學校、書院林立。江西是宋代興學最早、學校數量最多的地區，江西各地有各類書院278所，上猶有4所書院（東山書院、明道書院、太傅書院和鐘鼎書院），名列全省第26，在贛南名列第二（第一名是贛縣）。

一文一武，兩個上猶第一家庭

所謂名人，尤其本地名人，是時代與本地的聯結者，他們的創造為上猶增添光彩，也讓上猶及上猶文化走向更廣闊的文化地平線，提升了上猶文化的層次，推動上猶文化精英的產生，當然也優化了全縣的文化環境。在今天，作為資料，不期然又為文化興縣、旅遊興縣提供了有價值有說服力的支持。

我注意到縣誌這麼一種情況，就是不同朝代，甚至同一朝代幾個版本的縣誌都有對某曆史人物的記載，當然表明編者尊重曆史—曆史的連貫性，認可這曆史人物確有入誌的價值和必要，還有就是這曆史人物的後人有作為的跟進，其後人獲取了文化功名，但不忘記述先祖的功德，這樣的記述得到了縣誌編撰者的青睞（所謂“世家”或“名人之後”）。這是古代上猶縣誌的一種文化現象，從曆史人物後裔以突出其祖先功德的曆史記述，我們也看出某種連續性的曆史行進線索，從而看到上猶曆史的走向。因為在古代，民間口述被忽略，就是文人的有限記載（那時文化人少，紙張筆墨珍貴）也難以保存，隻有縣誌和某些姓氏族譜才能支撐起一個地方的文化天空，留下曆史文化行進的痕跡。

於是，從此角度，我選擇了一文（黃廷玉）一武（謝肇）作為上猶置縣前後的上猶第一家庭。事實上，根據1697年版《上猶縣誌》所披露的相關文化信息及價值，黃廷玉、謝肇皆堪稱上猶第一家庭。

黃廷玉

我以設置上猶場（縣）為標誌，把黃廷玉看作上猶第一家庭。

上猶在唐天祐二年（905年）議建上猶場，南唐間（937—958）改上猶場為上猶縣。黃廷玉對建上猶場有著開創性的貢獻，1697年版《上猶縣誌》有較詳細的記載，也就是黃氏後人黃文傑在《重修□□記》一文的回憶：“猶東南界南康，北界龍泉，民以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藏匿。邑人盧光稠知虔州，黃廷玉以鄉科□使院建上猶場，光稠使判官李□□南康西南地置上猶場，□吳知道黃廷玉勾當，場事創場治於今。北粵佘賊蜂起，廷玉能保障之事功大振，□□□□□□□後□詔三十二首，升元庚子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同予祭酒，猶人誌其功於石者，誠欲以激勵後人之善於保障也。南唐保泰壬子（952年）始升場為縣，居猶水之上，故曰上猶。自創場迄今三百四十五年。”

數百年，唐、宋、元上猶無誌。黃文傑為元朝人，做過虔州南安府教諭。黃文傑以祖先為榮，奮發有為，嘗試編撰上猶縣誌，不管成功與否，同樣是一次開創性的文化創造。1992年版《上猶縣誌》載：元大德年間（1297—1308）縣人南安府教諭黃文傑第一次編纂《上猶縣誌》，未成書。1697年版《上猶縣誌》在“人物誌”之黃文傑條標明了是黃廷玉後人。直到清朝黃氏後裔都有功名而入了縣誌。可惜，後來的縣誌沒有記載黃文傑就是黃廷玉的後人。

邑（本縣）人黃文傑是編撰上猶縣誌—記載上猶文化的第一人。正因為黃氏是本縣的文化人，且祖上（黃廷玉）享有文名，他也就更有文化責任感，他的記載較真實、鮮活而且富有情感。可以說，黃文傑把縣誌當作家譜對待，所以我又把黃家看作記載上猶曆史的第一家庭。正是這種血脈相傳，文化責任相傳，保留了上猶珍貴的曆史記憶。同一家庭家族數代人文化接力，這也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

1697年版《上猶縣誌》之“藝文卷”收錄了《黃文傑重修□□記》一文，梳理了上猶曆史。我認為這是本縣人寫的很有價值的一篇“上猶曆史回溯”。 《黃文傑重修□□記》被主編章振萼編在“藝文卷”之“文卷”第一的位置，古人認為文史，文即史，可見章氏尊重黃文傑的文史觀。

黃文披露了“上猶”縣名的來曆。一般上猶人已經知道，上猶因北麵有個大猶山而得名，黃文說得更為確切：有大猶山就有猶水，猶水之上，故曰上猶。上字有上進上升之意，比別的字簡潔有力。顯然與黃文傑的先祖黃廷玉建上猶場的提議相對應。

《黃文傑重修□□記》寫道（上文已提及，我接著引用）：……□寇侵各地者五十有三，而犯邑者十有五。紹興壬申……匹袍陳葵反，本路孫通判咎猶字有反義，□□□安縣□定，壬辰邑令胡泓徙縣築城。後李申巽知縣事，丙子臘月元帥塔出攻猶，圍城七十二日，勿克退（仍未拿下縣城—筆者），□□卯二月賈恭政至，諭以城降，李申巽典居民李梓發□□誓曰：猶未城時，遇有變，民可散而去，今城矣正為吾□固守計耳。前人築城後人降城，義乎？遂弗許。至十五日，城陷賡焉，廄舍倉庫及居民室廬，玉石俱焚矣，萬有餘人同日而死。邑令李中巽暨路帥張伯予皆遇害。晴天雷震一聲，為星殞也。邑由是改名。黃桂□創邑治，予劫灰之餘招撫遺民，僅存七十有二，至元□□再屬南安，複名上猶。

黃文傑又披露了因抗元而遭屠城的悲壯史實。由於元兵屠城（1279年）不久，黃文傑滿腔義憤也記錄得比較詳細。這些內容也是“人物卷·李梓發”的補充，李梓發的義舉更為感人。元朝人記元朝事，更有現實感，這也說明李梓發抗元對上猶的巨大影響，民族主義情感深入人心，使富有正義感的漢族知識分子秉筆直書，當然隻有在宋朝才有可能載入縣誌。（元代160年沒修縣誌。—筆者）

1992年版《上猶縣誌的》“大事記”有類似記載：祥興二年（1279年）二月，元參政賈居貞統兵數萬攻上猶城，時文天祥在崖山被執，宋亡。賈遣人勸降，縣令李申巽及李梓發不降，堅守如故。後城陷，元兵屠城，屠城後招撫遺民，僅剩72人。

當然這是20世紀90年代縣誌編撰人的記述，注重了事實，而忽略了守城者李梓發的神態。要知道，1697年版《上猶縣誌》設置了“人物卷·李梓發”條目，是把李梓發當作上猶人物看待的，而1992年縣誌的“人物編”也有“李梓發”條目，如能根據曆代縣誌的記述再充實一些，則李梓發驚天地泣鬼神的形象更豐滿感人。

《黃文傑重修□□記》還記錄了“屠城”和上猶複名後，鄉民吳氏鐘氏李氏籌措兵餉，籌建書院，“能為邑計久遠哉，大德壬寅（1298年）邑令魏義爬梳剔挾重建公署以新蒞治之所，簿尉劉□訓輩撫安赤水新民，後起太傅書院為化頑之計。”當地士紳既把書院當作“化頑”之舉，拿今天的話就是重視精神文明的載體建設；也把書院當作抗元烈士的祭奠之所，“抗元”自然成了書院的教材。

於是官民重建太傅書院。（縣誌主編章振萼加了小注：“按此記載□□項詳悉，但與舊誌稍有異同，存之以備眾考。”）

這就是說，當時上猶已意識到以文化育人心迫在眉睫。

1697年版《上猶縣誌》第九卷“人物誌·文學”羅列有宋之陽孝本、鐘作霖，元之黃文傑、曾和應，清之蔡希舜、蔡祥源、劉大奇等寥寥數位。“黃文傑”條目標明“（黃廷）玉之裔也，有家學……大德元年（1297年）薦擢安遠教授，尋辭歸建祠……著有《大學中庸雙說》”。可見當時建祠是件立功立德立言之大事，士子寧辭官也要歸故裏建祠。這固然說明從宋到清上猶稱得上文學人物的實在不多，也表達了章氏對這些文人的尊敬。

文化精神借家族家庭世世代代衍傳正是古代中國的一個文化特色。

謝肇

其實，在建上猶場之前，這塊土地屬南康郡，是上猶縣的前身，可稱為“前上猶”，在“前上猶”，它出現過第一家庭，以武彰顯，就是名人謝肇。

1697年版《上猶縣誌》“選舉誌” 排在最先的是唐僖宗七年（879年）的謝肇。謝肇在“人物誌”也居首。“人物誌”又分“才略”“孝義”“政事”“文學”“智壽”等數個類別，他在“才略”第一位。“謝肇，振德裏人（今縣城一帶），堪任將帥，長於政事，兼有謀略。以父辟戎幕，隨之征□功第一。除韶州刺史有惠政，韶人豎碑頌之。會寇起汀，建督兵剿之，一舉而平遷。……任至經略處置節度使官至檢校戶部尚書贈太傅。”說是武功，其實跟文分不開，就如謝肇，堪任將帥，同樣長於政事，施惠政有政聲，得到百姓擁戴，這種文化形象方能被縣誌記載。

許多人知道上猶營前的太傅書院尊盧光稠，而不知道太傅書院也尊謝肇。謝肇應該是上猶曆史上最大的功勞卓著的朝廷命官，當然也是上猶第一名人。1697年版《上猶縣誌》還記錄了“謝尚書墓”：“邑人謝肇也，墓在北勝保北域猶存，舊誌作謝平蠻墓。”可見謝肇事功在武，武功赫赫，被韶州人豎碑記頌。

1697年版《上猶縣誌》“人物卷”所列謝旭：“尚書肇之裔也，南唐泰中以武勇智謀顯著戰功，授予千牛將軍右軍兵馬使。”謝泌，宋淳祐年間（1241年）以薦授肇慶司理決獄明慎，民謂不冤。謝茂希，以武藝著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侍兵部侍郎。

上猶謝氏族譜說謝肇“閱文字之深，備威武之才”。 血統相沿，武威相承，謝肇的後人多以武示人。

為節省筆墨，下文我會繼續溯源，敘寫上猶第一家庭黃玉後人的不俗貢獻，敘寫謝肇與開創虔州、在上猶建有根據地的盧光稠有過交集情形。

上猶名人與上猶曆史—謝肇、黃玉

在第七卷“選舉誌”，我注意到幾位上猶名人。這些年接觸的地方誌這些人物在我麵前“晃動”。縣誌所載的名人，率先注重的是其人的官職，有的會有涉其人品質的文字，這是編者所在意的，也是讀者（包括名人的後裔）學習的精神營養。從史學來說，也提供了鮮活的人物的細節。

“選舉誌”排在最先的是唐僖宗七年（879年）的謝肇。

唐天祐二年（905年）虔州的盧光稠與邑人黃玉（即黃廷玉）議建上猶場，但謝肇是上猶人是既定事實。

在上一章，我們得知營前太傅山之“太傅”來曆的另一種說法。大概這兩位先後都得到唐宋官方“太傅”（黃玉是“宋初贈太傅追諡”）的嘉勉，上猶民間也認可。結合前文，我們可以判斷，謝肇與盧光稠起事當有某種聯係。

1992年版《上猶縣誌》“人物編”沒有忽略謝肇，還引用了“上猶謝氏譜”上“閱文字之深，備威武之才”的相關資料。這大概主編也是姓謝的上猶人，記述得也就比較細致。我認為這無可非議。

介紹了謝旭，接著是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的黃玉（黃廷玉），他們兩位都列盧光稠之前。

“黃廷玉，備田人，有才略，唐天祐元年（904年）署上猶場事時，盜賊蜂起，玉竭力守禦，軍聲大振，表授太理評事工部員外郎，國子祭酒，凡二十四考著□□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享年九十有七。”但在“選舉誌”介紹黃有文、黃有立是宋元祐元年（1086年）生人，注明“玉之子”。（稱為黃玉之後裔較妥—筆者。）“人物誌”元（朝）黃文傑“玉之裔也，有家學……大德（1297年）薦為安遠教授，尋辭歸建祠。”縣誌還錄有黃誌學、黃桂、黃桂發，都注明“廷玉之後”。黃桂發還入縣誌“人物誌”，“元兵攻上猶入城，欲救父母，城屠，死之，從祀忠義祠”。

真是忠烈相傳。1992年版《上猶縣誌》在“五代（907—960）上猶場主事黃廷玉”記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年）割南康西南地置上猶場時，與吳知道共理場事。時盜賊蜂起，天下大亂，玉竭力守禦二十四年。”［據2016《現代漢語詞典》介紹：五代時期，除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外，還先後存在過一些封建割據政權，其中有吳、前蜀、吳越、楚、閩、南漢、荊南（南平）、後蜀、南唐、北漢等國，曆史上叫“十國”。］真是魯迅所雲“城頭變幻大王旗”，但以家族家庭傳承為特點的中國文化精神沒有斷裂。

聯係光緒七年（1882年）李臨馴為縣誌作的“序”有“宋則有陽孝本黃玉之品行”之說，說黃玉屬宋朝可能有誤，但針對在宋朝仍有巨大影響，尊黃玉之品行，這樣也說得過去。因而可以得出，黃玉在很長時間得到上猶主流文化的認可，連他的子孫後裔仍受到關注。這個上猶“第一家庭”在曆代上猶縣誌裏都留有足跡。

清光緒七年（1881年）《上猶縣誌》載：黃祭酒墓， 黃廷玉墓也，在龍下裏大穩都神坪。

於是我們看到，黃廷玉到底是唐朝（還間隔短暫的後唐或南唐）還是宋朝，有不同說法。但在兩個朝代的縣誌都關注黃廷玉及其家庭後裔，這是上猶縣誌突出的文化現象。

我想，一是黃廷玉本人的品行和業績足以在上猶曆史上大書特書，且曆代縣誌編撰者都重視這樣的事實；二是縣誌編撰標準的連續性；三是黃家後代繁衍，代有傳人，而且都有突出品行和業績的人，已經形成了黃氏家風。黃氏尊祖，黃氏後人對黃廷玉口口相傳，給人造成其人並不久遠的印象。上猶文化底蘊家族化、家庭化、個人化，代代相傳。到了李臨馴時代（1882年）已是近代了，對黃氏家族的介紹有簡化趨勢，但黃廷玉的文化地位仍得到承認。筆者聯係到現代，20世紀30年代黃衍裳、黃衍袁兄弟在贛州創辦幼幼中學，20世紀40年代又轉到上猶辦學校，黃氏後人在新的年代的文化創造，跟黃廷玉的“文澤”滋潤有關，當然其後人自覺繼承的文化精神更是不可缺。

我還從若幹族譜中發現黃廷玉“文澤”的現代傳人，或叫現代傳承。黃誌繁主編、羅偉謨編著的《江西地方珍稀文獻叢刊·上猶卷》（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之《鐘氏三修族譜選》中黃衍袁撰《鐘先生賢名暨德配黃夫人七旬晉一壽序》一文就有披露：

當聞二十世紀為商戰時代，經濟家擲巨款殫全力據要區而經營之，不過數稔遂成巨商。餘鄉雲水雖僻在贛南之西偏，然為湘粵接壤，鄉人以商起家者必居多數。鐘君清九品銜賢名以陶計生涯，創垂家業，為商界錚錚……黃氏亦從中讚成稱內助焉……三子慕陽天性尤聰慧，由高小考入贛南甲種農校畢業屆滿，旋裏任上猶縣平富區清查田畝分局長，秉性剛毅，與人排解紛尤，其所樂為。”

而在文末的署名透露了豐富的社會變遷信息，當然也是黃衍袁的處世立場與價值取向：“署理新淦縣知事 前清舉貢會考一等 授法部七品小京官 江西省第一屆省議會議員 任江西省立第四中學校長 黃衍袁 拜撰”。

同樣“壽序”撰寫人黃建的署名—“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法律本科畢業江西省政府官吏考試取縣長經國民政府考試院複核合格前署興國縣縣長 受業黃建拜撰”—也是如此。

由清朝而民國—傳統而現代，知識精英並不忌諱自己是前朝的知識精英，這就顯現這麼一種曆史事實，現代化可以植根於民族的文化傳統，即在本土文化傳統上實現現代轉型，而不必全盤推倒傳統。

因而，縣誌的重要作用—對民間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至少是那個時代的事實。應該說，在當代，“以祖為榮”的文化傳統已相當稀薄了，比如一些很有文化價值的家裏掛的古代匾額，被竊拿去變現，作案者中肯定有家族的“內鬼”，這在過去的年代是不可能發生的。那時候生活再窮，家裏人也不會打變賣匾額的主意，主要是人們還保留先人業績（文化）的敬畏之感，相信“抬頭三尺有神明”，因而，家族參與匾額的變賣，其實就是傳統文化長期被羞辱摧毀的結果。

這也印證了我在第九章說的，縣誌盯住本縣“世家”或“名人之後”，表明名人後裔奮發有為，延續著先人的文化軌跡，文脈綿綿，一個地方的文化和曆史就是這樣遞進的，這也是古代上猶縣誌的一種文化現象，也應該視為上猶的文化精神。之所以被載入縣誌，因為做縣令的人多是外地人，對地方文化不那麼了解，而是本地名人後代延續著先人的文化誌業，成為地方的望姓望族，並積極向縣令推薦。

上猶名人與猶、虔曆史—謝肇與盧光稠的交集

第三位是盧光稠。他是上猶場（縣）的開創人（905年），所以曆代縣誌都有他的顯著位置。他又是虔州（贛州）的創始人，因而在贛南有著重要的曆史地位。由於盧光稠，上猶與虔州（贛州）的曆史相互交織；又由於我們長期忽視的謝肇與盧光稠的交集，經由1697年版《上猶縣誌》，這段久遠的曆史又給人有趣的想象空間。

為敘述的簡便，這裏我借用了當代作家張少華《最後一寸江南·一時梟雄盧光稠》（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6）的相關資料—

盧光稠，字茂熙，乳名十七郎，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年）七月十八日生於虔州虔化縣上三鄉懷德情音裏韶坊（今贛州市寧都縣洛口鎮）麻田村（一說上猶縣雙溪人）。

1697年版《上猶縣誌》這樣介紹盧光稠：“石溪人，狀貌雄偉，有謀略。唐末兵亂，眾推為虔州刺史，時南漢劉隱淮南楊行密各據地自王，光稠獨請命於唐，梁王承祠置百勝軍，遂以光稠為防禦使，又建設鎮南軍以為□後，仍州刺史，光稠命其子延昌居守而已。進攻韶州，大破劉隱，取韶連湞□潮五州，以弟光睦為湞□二州刺史，梁祖進光稠節度檢校兵部尚書，爵開國侯，斃，贈少保子延昌嗣。宋初贈太傅追諡，忠惠相傳，盧已封王爵雲。”這裏表明盧光稠聽從於唐（中央），還介紹了光稠之子延昌，光稠之弟光睦。光稠是宋初追諡為太傅的，足見宋朝對光稠治虔的肯定，並不因盧氏忠於唐朝而打壓之。“人物誌”卷還介紹了盧光稠的後人：“宋盧世亮，字亮工，光稠五世孫，事母以孝聞。”石溪就是今天上猶營前的石溪，俗稱石階峒，這一帶相連，廣義的營前包括雙溪。跟後世上猶縣誌的相關介紹相比，1697年版《上猶縣誌》曆史信息較翔實豐富。

歐陽修主持修撰的《新五代史》載：“虔人盧光稠者，有眾數萬，據州自為留後，又取韶州。”

清光緒七年（1881年）《上猶縣誌》載：點兵台，在縣治西北一百二十裏盧陽峒。相傳裏人 盧光稠點兵於此。

1992年版《上猶縣誌》這樣介紹盧光稠（較1697年版《上猶縣誌》詳細）：盧生於唐文宗開成五年（849年）。盧於唐僖宗光啟元年（885年）占虔州，稱刺史。天複元年（901年）取韶州（現在的贛州和韶關）。王潮攻占嶺南，譚全播派盧弟光睦攻潮州，光睦敗，光稠大懼，在全播用兵之下反敗為勝，光稠獎勵全播戰功，全播悉將戰功推給將士。唐昭宗天複二年（902年），楊行密據有江蘇、安徽、江西及部分湖北之地，自稱國號吳。唐哀帝四年（907年）四月，朱晃滅唐自立，國號梁，史稱後梁。天祐六年（909年，梁開平三年），光稠請命於後梁，表示願通道路輸貢賦，後梁太祖朱晃認可，置百勝軍於虔州，授光稠主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轄虔、韶二州。開平四年（910年）光稠病逝，年70歲。

赴韶州解圍的譚全播肯定與謝肇有聯係，也更加印證了盧光稠在較長的時間段與謝肇聯係。

可見盧光稠深得人心。

上猶一直把盧光稠視為本縣人，1992年版《上猶縣誌》之“人物傳略”開篇就介紹盧光稠和譚全播。“人物誌”卷還介紹了盧光稠的後人：“宋盧世亮，字亮工，光稠五世孫，事母以孝聞。”一是因為盧光稠在虔州正史的地位，這是科舉出身的地方官員和地方讀書人正視的；二是雙溪鄉長期成了盧光稠的軍事要地，已在雙溪留下深刻的記憶，至今雙溪還留有他的練兵場和馬廄。客觀上，偏僻的上猶也就因盧光稠進入了曆史的主流。盧光稠為什麼選擇雙溪作軍事基地？實地考察，一是有一條還算寬闊的、能通到贛州的童子江，二是雙溪山高林密是天然屏障，三雙溪（包括寺下）本地居民（如吳姓）是有著傳統文化根基的望姓，農耕較發達，油米較豐，人較忠義。

這至少說明，即使盧光稠出生地不在上猶，但他的發跡和事業的根基在上猶，他把家也安在上猶。我還認為，盧光稠初期選擇上猶（雙溪）做攻可進退可守的據點，還與當時尚書謝肇（上猶人）有著親密的人緣關係。唐僖宗七年（879年）時候的謝肇“韶州刺史有惠政”，亦有軍功（“會寇起汀，建督兵剿之，一舉而平遷”）。這時盧29歲，已起兵，在45歲（885年）那年占虔州。其時光稠還要迎戰從北麵撲來的黃巢。所以，盧赴嶺南（潮州和韶州）與王潮拉鋸式較量，主觀上有事功的考慮，也有替謝肇解圍的考慮，客觀上為謝解困，敵破，當地人都把功勞歸於謝—當然謝也全力剿寇。盧、謝兩人相知相識，肯定多次交談或通信息。從穩定虔州角度，韶州平定也免了盧的後顧之憂。

從地方貢獻來說，這不正是上猶人對贛粵大時局的貢獻？

接《一時梟雄盧光稠》線索。公元874年，王仙芝、黃巢相繼率眾起義。公元878年盧光稠38歲那年，黃巢軍團首次把戰火引向江西，贛州、吉安和上饒相繼失陷，朝廷急調高駢任鎮海節度使，又任命他為諸道兵馬都統，組織力量追剿黃巢。黃巢越過仙霞嶺直下福建。次年9月，黃巢在攻占福建後，繼而揮師嶺南。唐僖宗急令“塞嶺北之路，以拒黃巢”。（踞韶州的謝肇忠實執行朝廷指示—筆者）嶺北就是今天贛州市大餘縣的大庾嶺。虔州與嶺南僅一山之隔，黃巢軍團兵犯嶺南，虔州人自是惶恐不安。公元885年盧光稠起兵攻占贛州，此時黃巢已攻占嶺南而迫近贛州，而盧光稠、譚全播的隊伍駐在南康郡的上猶雙溪，就起兵抵抗黃巢。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黃巢在山東泰安的虎狼穀自殺，唐社稷初複，唐僖宗返回長安。

如上文所述，此時謝肇“以父辟戎幕，隨之征□功第一。除韶州刺史有惠政，韶人豎碑頌之。會寇起汀，建督兵剿之，一舉而平遷”。鎮守韶州的謝肇肯定與盧光稠在軍事上相協調，謝肇提拔為尚書，也印證了盧光稠開創虔州之功。他們都對朝廷盡忠盡職。

且不說《一時梟雄盧光稠》一文少了一條了解盧光稠及這段隱秘曆史的線索，就說盧光稠創立虔州的豐功偉績裏，上猶（謝肇）的因素確實應該得到正視，這方麵給人以豐富的想象。

上猶名人與上猶曆史—譚全播、鐘特立、李梓發

第四位是譚全播。1697年版《上猶縣誌》載：“唐末之亂，軍中謀立帥，全播曰：盧公狀貌堂堂，真吾主矣。盧之立全播力也，領兵破劉隱取嶺南郡，功最大，以讓諸將，光稠賢之。稠卒，全播複，其子延昌事之，延昌為部將黎求所篡，眾欲立全，□□疾不從，求暴卒，其將李彥圖自立，播遂杜門稱疾篤，彥問死，州人扣門，請之，乃請命於梁祖拜防禦使，為州刺史檢校後部侍郎。”這段文字顯示譚全播忠誠謙讓品質，但未點明譚全播是哪裏人。

據《一時梟雄盧光稠》，盧光稠受朝廷之命抵抗黃巢。在黃巢兵團攻占嶺南六年之後，盧光稠於885年起兵攻占贛州。由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主持修撰的《新五代史》，隻把盧光稠與譚全播並列修入《雜傳》，所記過於簡略。據《新五代史》，譚全播與盧光稠交集，盧光稠尚未為盜，尚無功名。盧光稠起兵是有顧慮的，他不願為盜，即不願拉起一支部隊，但盧的家族背景比譚優，而譚當時已經擁有一支部隊了，想拉盧入夥。《新五代史》說“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也說得過去，因為上猶當時就屬於南康郡。《新五代史》說（大意）：大家都推舉譚為主帥，但譚卻力主盧為帥，譚還講出“大家難道想一輩子做強盜嗎”的道理。譚自知聲望並不足以得到虔州士民的擁戴。

上麵兩文觀點一致，符合史實。譚固然忠誠謙讓，其實他知道自己的“短板”，在格局上他不如盧，聯係上文，他沒有像盧與韶州（謝肇）的人脈關係，進而言之，他在上猶（虔州）的根基比不上盧。據《一時梟雄盧光稠》考證：“譚全播，今寧都石上鎮斫柴山崗村人……在一個小地方做過一陣子稅官，不被賞識，旋歸虔州，剛好碰到黃巢兵團入贛，率眾為盜，與盧光稠密合作。後來盧光稠卒，其兩個兒子請譚全播主持，而譚仍不從。”上猶縣誌的記載還是比較靠譜。這也表明，從本身的出身練曆，譚也比不上盧。

《新五代史》說：“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譚全播指揮，從王潮手上奪取了虔州、韶州。

譚全播的事業與上猶有很大的關係，1697年版《上猶縣誌》把譚全播列為上猶名人是對的，並不讓盧光稠的光環蓋了他，尊重事實，具有文化眼光。

宋朝的謝泌和謝茂希及上麵提到的謝旭，亦謝肇後裔也。謝泌淳祐間以薦授肇慶司理決獄明慎，民謂不冤。謝茂希以武藝著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侍兵部侍郎。

鐘特立狀貌魁梧身長九尺五寸，寶祐（1253年）流寇犯邑，特立率宗黨俠從數十人擊之。寇視特立貌已驚詫。俄而設伏四起遂大破賊，俘虜甚眾。

李梓發。“德祐元年（1275年）以世族舉為南安三□□□……元丞相塔出及呂師統兵圍上猶城，明年朝廷改景炎元年（1276年），二月圍尚不解，梓發從邑令李中巽及邑中諸義士唐仁劉淵子輩堅守不懈。塔出親率兵攻門，城上裸而操弓弩銳炮齊發，元兵死者數千人，炮幾中，塔出元兵曰：此城甚小，人心固結，乃爾遂從寨木南而退。當是時圍城，凡七十二日，不克解去人皆壯之，文丞□□督兵在興國聞之悲且喜表，梓發為團導使督府□議□之，幕下少選申異請梓發往來，南□間為戰守計逾二年為祥興。己卯三月，元（1329年）政賈居貞複統兵數萬至城下，梓發與邑令及諸義士誓眾城□堅，士益憤，時文丞相（文天祥—筆者）兵敗於嶺外，行朝至□□□邑人黃桂□□之又聞元兵殘忍，所過屠殺，欲自外入城，救父母雲，為元兵所獲，賈謂□紱曰，汝能賣榜入城招降，不但全爾父母，桂紱入城□，賈指且，傳崖山之變，梓發大怒，謂妖言惑眾，戮桂紱無何城厝，是月之十五日也，城既破，梓發猶率眾巷戰，知不敵，曰：吾方竭矣，然不可辱，於賊歸家刺□□□□□□□子，姓四十七人皆自焚，煙熠五色，元兵見之皆詫異，俄而□劉淵子等遂屠城，同刻死者一千一百一十六，家年入十以上及繈褓俱無還者。”（前麵有元朝人黃文傑記錄李梓發的文字可參考。—筆者）

真是浩然正氣，驚天地泣鬼神。有具體人數和具體細節，這樣的敘述也讓我們能夠領會編者的悲憤心情。也證明李梓發英勇抗原的故事在上猶1697年還是讓人記憶猶新，邑人耳熟能詳。

上猶名人與上猶曆史—1094年陽孝本蘇東坡相會

終於談到與蘇東坡有關的陽孝本了。

陽孝本歸入“人物誌·文學”，篇幅不小。“藝文卷”也有陽孝本的內容。20世紀20年代，陽孝本還被贛州學界定為贛南“十大鄉賢”之一。可見陽孝本在贛南文化有一席之地。陽孝本以隱逸大儒入《宋史》，“一統誌載入贛郡人物”方是他享大名的正途。至今，憑借旅遊熱助推，陽孝本更是上猶家喻戶曉的“名人”，而且他成了贛州通天岩文化的有機構件。

清光緒七年（1881年）《上猶縣誌》載：“蓮花井，在縣東北六十裏陽宅祠左。相傳宋大觀丁亥（1107年）陽孝本先生應詔入朝，井發蓮花二朵，故以此名井。”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陽氏十一世孫陽孝本應朝廷八行舉官國子博士。又載：“陽大夫墓，陽姓始遷上猶祖墓也。以孫忠宣公坤官贈大夫，墓在縣東北五十裏上童子小邏坑象形。清雍正元年（1723年）上猶、南康、贛縣三邑陽姓重修。”（陽模是上猶南康贛縣陽氏的共同祖先。）

可以看出，1697年版《上猶縣誌》對陽家是個巨大的激勵，重新喚醒他們的祖宗意識，促成其重修祖墓。

筆者讀過原版上猶安和陽氏族譜，陽氏先祖及遷徙確如上所說。從上麵文字也可看出，陽孝本“為上猶人無疑”，兩次入朝為官，最後他還是選擇了歸隱家鄉。第一次是他29歲，時由宋朝右丞尚書蒲宗孟推薦為京都上庠館師。不久他辭官歸隱，在通天岩20年。他再次被推薦入朝，不久仍以守孝為名歸隱。他大蘇東坡3歲。如此年輕就消極退守，震動在朝群儒。蘇東坡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隻有經受朝廷權鬥累累傷痛，又遭流放，蘇氏才走近陽孝本的精神世界，對陽產生高山仰止之情，終於在流放途中借道虔州拜訪隱居的陽孝本。

其實，陽孝本是另一種文化形態的官員或知識精英。大凡進縣誌的官員，都是入世為官即在生活中積極作為的。陽孝本屬於出世—以退隱即消極態度生活的，後者像古代的竹林七賢甘願做逃避政治的隱居者，同樣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是文化清流，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認可，所以，“隱居者陽孝本”也進入了宋史。這也表明當時理解陽孝本的精英不少。陽孝本一旦回到地方（虔州通天岩和上猶安和小邏村），又被當作來自京城的大官看待。因而，世間常有其名與其實相左的現象，人們不願或不可能了解其真實的心靈密碼，或者說，人們不願或不可能了解世道紛擾中的自己。

同時代的蘇東坡先是入世，後連續遭貶多年流放南方，看破紅塵的出世思想濃厚起來，終於與陽孝本成了精神知己。蘇東坡到上猶會陽孝本，不期然張揚了中國清流文化，而讓上猶生色，豐富了上猶同時也是贛州的文化底蘊。不過，現代的人們對這種清貧退守的文化底蘊了解並不多，贛人隻是知道陽孝本是京城的國子博士，隱居在贛州通天岩，大文豪蘇東坡實地拜訪過他。這是我們時代的浮躁病相。在這個意義上，當年偏僻的上猶卻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1697年版《上猶縣誌》在這方麵留下了豐富的資料，也糾正了筆者以前的若幹錯誤判斷。

“人物誌·文學”載：“陽孝本，字行先，博覽強記，熙寧（1068年）中遊上庠，耿介不妄交。左丞蒲宗孟延為館師，休瀚未嘗出將歸隱，□皆不省，宗孟問所欲，曰願為市書，宗孟遂以二歲息得者悉主置書幾千卷送之歸，且贈以詩，有權書萬卷日沉酣，謝鮑篇章老更耽之句。後徙據贛州隱通天岩，一僮一鹿自隨。郡守林顏題其岩曰，玉岩號玉岩翁。蘇子瞻南遷道經贛，與之遊苔疑，洽作詩贈之，郭吏部知彰，初，為郡守以經行優異薦於朝，召對稱言授國子鑒學錄遷秘簡校理，未從李存掛冠歸號崆峒二老，年八十四卒。舊誌載，玉岩祀墳記略雲，陽氏有遠祖城由諫大夫國字可□，出守湖廣道州，子孫因家於道之杉木鎮一裏許，唐宣宗大中四年寇賊竊發，諫議之後曰，模公徙江西之吉州鵝村，模公有孫曰坤任虔州百勝軍節度使勾當。南康郡事遂遷居上猶而卜先塋，於下坊小邏坑小龍坑等。大觀丁亥行先應召入官，未幾請命祭掃並捧敕命以榮丘隴，遂於戊子三月二十四日率旗屬子姓出城往小邏坑祭七代祖，模公又至小龍坑祭白氏夫人之墳雲雲，是玉岩為上猶人無疑。一統誌載入贛郡人物，因其屬於玉岩故耳。蘇子瞻玉岩讚曰：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寶者五，天嗇其二而畀其三，是以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贈詩及玉岩與郡守林公唱和，詩載藝文。”

這大段文字不但梳理了陽氏世家淵源，還梳理了陽氏湖南—江西吉安—上猶小邏坑遷徙史，點明“玉岩為上猶人無疑”和“載入贛郡人物”。

對於蘇東坡與陽孝本在上猶相會，我幹脆引用了在廣東惠州地質部門工作的鄉友黃晶瑩《從摩崖石刻到蓮花古井的穿越暢想》一文有見地的相關文字（筆者做了個別調整）—

公元1094年9月，秋高氣爽，景氣宜人。一代文壇巨匠蘇東坡被貶嶺南惠州，路過贛州時，聽說陽孝本在通天岩隱居，於是專程前往拜訪這位北宋名士。此時蘇東坡雖然被貶，但他還是屬於官人，不屬於像林衝一樣的罪犯，還有相當的自由度。他沿途遊山玩水，會見當地紳士，接受民眾的歡迎。他那時的心情還算愉快，何況拜訪的是一個與官場與世無爭的隱逸文人。他遭遇了官場凶險，才理解陽孝本的退隱之心。文人相惜，相見恨晚，兩位五六十歲的文化名人，在秋天的月色下，談古論今，吟唱和詩，縱論天下大事，抒發心中塊壘。兩人除徹夜長談之外，還攜手前往光孝寺、鬱孤台、八境台等古跡憑吊述懷。情到深處，兩人相約，到陽孝本的家鄉上猶縣安和蓮花井村遊玩遣懷。於是陽孝本租來一葉扁舟，從章江的終點出發，沿著上猶江溯流而上，到達南康龍華時進入龍華河—童子河，直到陽孝本桃花源般美麗超脫的故鄉—上猶安和小邏口。

筆者初認為蘇東坡1101年到上猶，比1094年延後了7年。黃晶瑩文章說—

從身體狀況，蘇東坡遇大赦於1101年6月，從海南啟程，一路經過雷州、廉州、廣州、韶關，在南雄過的除夕年。正月初四就出發。翻越大庾嶺時，蘇東坡年老多病，是坐著轎子過嶺的。不幾天就到了贛州。

1101年1月到3月，江西南部大旱，連浩浩的贛江都不能通船，所以上猶江肯定水位很低，無法通船。蘇東坡那時體質很差，就想改走水路，但那時久旱不雨，贛江水位很低，贛江不得開船，隻能就在那兒等，這一等就是七十多天。其間蘇家的幾個孩子得了重病，6個仆人死於瘟疫，心情不會好。

又據著名作家林語堂寫於20世紀40年代的《蘇東坡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蘇氏反對王安石的財政經濟政策而被論罪，流放嶺南。他隻帶朝雲和兩個小兒子同行。他坐的是一隻官船（表明境況不算太差—筆者），在九江鄱陽湖停泊時第四道命令又下達，又貶低了他的官階。9月跨越大庾嶺。

所以，應該是1094年蘇東坡到上猶。

1094年9月，蘇東坡是被貶到廣東惠州之前路過贛州的。他從南京一直到南昌這一段，都是坐的官船，但在從九江到南昌途中，又被四次降低官銜，於是當地發運司落井下石，要收回官船，改由蘇東坡自己雇船。所以從南昌到贛州他就是自己雇船前行的了。他在贛州逗留了一段時間，然後經過大庾嶺，經南雄、韶關，於10月2日到達惠州，那時他身體尚可。1094年蘇氏來上猶時，“長河流水碧潺潺”，說明當時是大河茫茫，漫江碧透，流水潺潺，坐船行進在青山綠水間，沒有任何大旱之狀。蘇東坡是1094年夏季由章江上溯到龍華河再上溯到上猶寺下河（童子江），最後到安和小邏口（蓮花井）的。

這樣，蘇東坡的“九十九曲水”不是指上猶江，而實指上猶另一條大河，就是經寺下—社溪—（南康）龍華彙入章江的童子江。1697年版《上猶縣誌》說：“九十九曲水在治東北四十裏，源出上坪，水流逶迤，九十九曲，故名。蘇子瞻南遷過之有詩載藝術。”這條河發源地在今天的寺下珍珠村。

1697年版《上猶縣誌》“藝文誌”收錄了陽孝本回林郡守的詩：“六蔸何日起商岩，未許磐龍墜碧潭。天下蒼生還有待，郡中善政卻無慚。錦鑲珠玉成唾咳，綺席風雲出笑談。千載通天蒙品藻，恐教盛譽滿江南。家世中條舊素貧，塵編堆積漫繽紛。未甘末俗成虛老，卻笑勞生謾逐群。惟愛嚴陵灘上月，還思巢父嶺頭雲。閶闔莫怪衡門陋，旌節曾來有使君。”《贛守林顏贈陽孝本》一詩：“萬卷收書肯為貧，長年石室謝紛紜。冥鴻有誌難尋跡，野鹿無心不出群。拔俗風標清似水，勸人富貴薄如雲。柄臣欲強東山起，隻恐東山未放君。”（1992年版《上猶縣誌》的“動人富貴薄如雲”有誤。—筆者）

可見蘇東坡這次到贛州，郡守林顏參與了接待。這位郡守感覺到了當時朝廷權鬥的險惡，讀懂了陽孝本歸隱的內心。

1992年版《上猶縣誌》收錄陽孝本《酬贛守二首》跟上詩略有出入，還錄“大觀二年（1108年）戊子三月二十九日請假祀墳和族人升之詩”一句：“連日陰雲拂曉開，歡聲九族一時來。江山奇秀渾如畫，鼓樂喧闐卻似雷。三爵香醪澆故隴，滿天春色絕塵埃。自慚菲德叨榮甚，八行初從帝裏回。”

（筆者正好讀到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出版，夏漢寧、劉雙琴、黎清主編的《宋代江西文學家地圖》，135頁寫著“陽孝本，年壽83，詩3首”。可能這三首就摘自1992年版《上猶縣誌》。總而言之陽孝本著述極少，以隱逸大儒上了《宋史》）

《江西地方珍稀文獻叢刊·上猶卷》收錄了上猶羅氏、鐘氏、鄺氏、陽氏、方氏、李氏族譜中有關曆史文化內容的篇什，開啟了根據族譜的記載去研究上猶曆史文化的道路。我從此書收錄的《大門陽氏重修族譜選》之《玉岩公遺翰》，又發現了陽孝本與蘇東坡和左丞蒲宗孟及贛州郡守林顏的若幹詩作（《玉岩公遺翰》所錄詩文大多為慕名之士所作，可見陽孝本在當時影響之廣）—

步韻奉酬六槐居士林郡守二首（林顏）

□□□出岩，未許潛蛟臥。潭境內蒼生，還有托郡中。善蛟鑲珠玉，成咳唾綺席。風雲出笑談。千載幽岩蒙，藻譽滿江南。

家世中條舊素貧，塵編堆積幾繽紛，未甘末俗成虛老，卻笑勞生漫逐群，惟愛嚴陵灘上月，還思緱氏嶺頭雲。閭閶莫怪衡門陋，旌節曾來有使君。

大觀二年（1108年）戊子三月二十九日請假祀墳和族人升之詩

（筆者注：這首與上麵所錄1992年版《上猶縣誌》的不盡相同。）

連日陰雲拂曉開（陽孝本加了小注：時連朝雨作，行禮時雲開日朗），孫曾遠近一時來。江山奇秀渾如畫，鼓樂喧闐卻似雷。三爵香醪澆故隴，滿天春色絕纖埃。自慚菲德叨榮甚，八行初從帝裏回。

賦贈玉岩翁（用鬱孤台韻）（眉山蘇）

（筆者注：此詩與下麵入1697年版《上猶縣誌》所錄的那首有所不同，可對照。）

空空惟法善，心定有天遊。摩詰原無病，須恒不入流。苦□□□□，坐待寸田秋。未入麒麟閣，已遊鸚鵡洲。酒醒風動竹，夢斷□□□。眾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拔葵終相魯，辟穀會封留。用舍俱□□，飄然不係舟。

送玉岩先生歸鄉（蒲宗孟）

妝書萬卷日沉酣，鮑謝篇章老更耽。不雜紅塵遊海北，卻隨皓月返溪南。家無四壁堪投足，郡有千山可結庵。遙想虔州風雨夜，與隨揮塵共高談。

憶瑒庵中懷陽玉岩先生（蒲宗孟）

□□□寂結庵在中，林綠竹君子操青。池故人心秋月弄，□□□寒□搖翠蔭。江南千裏遠，何處合朋簪。

賦贈玉岩先生（林顏）

人在通天第幾岩，玉岩形勝最潭潭。三鐘攘臂適吾樂，五鬥折腰真爾慚。漫浪著書酬素誌，逍遙齊物載高談。超然此道人知少，今日先生為指南。

複寄玉岩先生（二首）（林顏）

一童一鹿自相隨，不覺山間筍蕨肥。看盡榮枯彈指過，燒□□□認春歸。

瞥然飛電灑雙瞳，裋褐長條茹瘦鬆。白玉岩中無一事，□□□□玉岩翁。

元朝泰定年間（1324—1327），高安人李路寫過一篇《玉岩先生行實》，結尾一段文字是這樣的：

玉岩陽公真節雅操，聞於當時，複得坡公翰墨題，遂於崆峒鬱孤，相高於宇宙之間。餘常以休暇之日訪公舊隱，所謂通天者覽泉石摩挲壁間，諸名公賦詠為之慨然。遠想低徊久之，迫暮乃歸，複欲一往不可得也。官滿將去，其裔孫國文始以公譜係並事跡一卷示予，遂得以究其先世隱顯之詳。國文亦名儒，為鄉裏所敬，每學中講說音吐激烈，義理敷暢，四座竦然。郡侯王公淵聽之喜。餘初至官，蒙惠以詩中多規切，愧無以為報也。玉岩之世於今二百餘年矣，有子孫以儒顯，亦不失其世守，猶可以觀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他人猶當爾，而況其子孫乎。凡為陽氏後者當亦勉之，以求無愧爾。

玉岩祠楹聯

迄今南贛鄉賢八百年遺翰就湮派下有人思手澤

憶昔濂溪衣話七千裏名流造訪個中知己屬眉山

（楹聯上聯原注：贛郡誌載，先子著有《玉岩遺翰》二卷，今失傳，故雲。下聯為筆者所注：蘇東坡是四川眉山人，這裏以眉山替代。濂溪為江西的一條河。）

蘇東坡留詩上猶的餘響

蘇東坡這首《九十九曲水》對上猶影響深遠，當然也是從1697年版《上猶縣誌》所昭示的，寫的是蘇東坡上猶之行又過600年—在清康熙年間的琅琅餘響。

1697年版《上猶縣誌》第十卷“藝文誌”收錄了蘇軾《九十九曲水》：長河流水碧潺潺，一百灣兮少一灣。造化自知太玄巧，不留足數與人看。（1992年的縣誌把太玄誤作太元，木刻本的玄少最後一“點”，據羅偉謨考證，是為清朝皇帝避諱。—筆者）

“藝文誌”收錄了《蘇軾贈玉岩翁孝本》：“室空惟法善，心定有天遊。摩詣原無病，須恒不入流。苦嫌□□任，坐得寸田秋。未如麒麟閣，已逃鸚鵡洲。酒醒風動□，夢斷月鏡樓。眾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拔葵終杞昏，信報會封書。用舍俱無礙，飄然不係舟。”

這也應該看作是蘇東坡給上猶（人）的另一首詩。

蘇東坡還給了“南贛鄉賢”陽孝本近似精神畫像的一段文字。

1697年版《上猶縣誌》卷九“人物誌·文學”就有“蘇子瞻玉岩賀曰：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寶者五，天嗇其二而畀其三，是以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贈詩及玉岩與郡守林公唱和詩載蘇文”這樣一段話。這樣蘇東坡留給了上猶三首詩，一首寫上猶風景，一首贈陽孝本個人，一首寫會陽氏的感慨。

退隱是陽孝本終身持守的處世之道，他這樣的道德並不孤立，就有像蘇東坡的書生們所讚賞。他終身未娶沒有妻室子嗣，而妻室子嗣正是世人所擁所追求的，陽孝本卻沒有而泰然自若，恰恰這點又是世人所欠缺的。世人寶貴的有五，即五福（《尚書·周書·洪範》雲：“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民間有“五福壽為先”的說法），老天沒給陽孝本富和康寧，卻給了他好德性、長壽和考終命。（1094年蘇東坡到贛州上猶會陽孝本，兩人均50多歲，可蘇氏認為陽氏會長壽。）

1999年我去安和蓮花井采訪，還看過刻有蘇東坡上述字的大木匾，當時房子主人從廚房做天花板用的木架樓取下，油漆有些剝落，大概是清朝刻的。當地陽氏後代此舉考據了縣誌。縣誌這段記載進入了當地人的曆史記憶。

蘇東坡的“一百灣兮少一灣”即九十九曲水，正好概括了上猶水流彎曲多姿的景象。文人墨客凡（乘船）到上猶境內，就會看到這“一百灣兮少一灣”的景象，自然會聯想蘇東坡這首詩，親身體驗蘇東坡筆下“九十九曲水”之境，但他們多是根據縣城旁邊東山寺（山上或水邊）觀景與這首詩呼應的，所以，“一百灣兮少一灣”也泛指上猶景觀，在上猶廣為流傳開來。

1697年版《上猶縣誌》所記，古時許多文人學士多以“九十九曲水”為題，有首詩就叫《九曲龍門》。“藝文卷”收錄了編撰縣誌的知縣章振萼的《九十九曲水》一詩就回應了蘇東坡這首詩：“□嶺城中此彈丸，浪□□□□奇觀，三江貢水經千折，百回□川少一團，如帶黃河千裏外，流觴曲渚幾回看。坡公詩思渾舞盡，今古乾坤足數難。”（章氏仍聯想到了蘇東坡這首詩“不留足數與人看”一句。—筆者）一個叫劉芬的次韻附和：“一脈□川似轉丸，騷人每作畫圖觀。源分楚浪流入章，江將蘇子瞻詩傳，蘭亭□□好崗看，偶逢仙令題新名，日雲陽春欲和難。”在《南安道中》一詩有“過嶺想知水九曲，聞溪迤見樹雙槐”。又如《遂安黃雲英初至上猶泊東山寺》一詩，有“舟泊東山下，楓林葉正紅”句，《九十九曲水》（與章振萼詩同題目）一詩有“蘋蓼參差覆古堤，波光明滅裏中違。猶川百折無成數，玉岩當年有舊題。箭激河流華嶽北，帆隨湘轉洞庭西。何如曲曲山城水，十倍回環尚未齊”。章振萼回複《桐城孝廉姚士黌遊東山寺》的詩中有“雲擁千山外，溪流九曲餘”。

蘇東坡這首詩在清朝幾種縣誌裏都有記載。這與蘇氏死後文名大盛有關，與上猶知識分子普遍的認同有關。不僅入載縣誌，民間也保存其記憶。終於在清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離蘇氏上猶之行又是好幾百年，上猶安和人不分姓氏，捐資（稻穀）在童子江畔立了塊4尺長2尺寬5寸厚的青石碑，開頭就刻有“陽玉岩先生與蘇東坡先生釣遊於此”等字樣（還刻了當時舟楫如林的水上盛景），說明蘇氏溯江而上來上猶是雨水豐沛的夏天，也與“蘋蓼參差覆古堤，波光明滅裏中違。猶川百折無成數，玉岩當年有舊題”相對應（章氏收集的這類詩當寫在1697年編縣誌之前）。

上猶由古代的九十九曲水到當代的水鄉上猶，這是上猶江建了5座梯級水電站所形成的新景觀。平湖景觀各有妙處，但“一江清水”給人的靈氣依然，給人以澄清的情懷和豐沛的想象，“一江清水”是上猶的永恒寫照。

2017年7～8月

2018年1月定稿，6月略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