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體

一

永遠也想象不出，假如生活中沒有他，我的日子會怎樣。我是個不善安排生活的人，如果房中有兩道門可以出去的話，我不知該走左邊那道門還是右邊那道門。

二

我從家裏出來，橫穿一條馬路，拐兩個彎，就到了縣委大院。上九九八十一級台階，喘著粗氣爬上六樓，就到了他宿舍門前，迎接我的是一副對聯：“座上清茶交友，家庭簡樸立身。橫批——樂在其中”。他家木門常虛掩著，一般不用敲，我輕輕推開，換上門邊拖鞋，像自家人似的，進廳堂。正廳堂安放了一套陳舊的藤椅，坐在長藤椅上，抬頭就能看見左上方一幅同樣出自他之手點畫圓轉、嫵媚清整的隸書，內容是德國塞繆爾·烏爾曼一篇名為《青春》的精美散文：“青春不是年華，而是一種心態；不是玫瑰般的臉龐，紅潤的嘴唇和敏捷的雙腿，而是堅忍的意誌，豐富的想象力，以及無窮的激情……”走進他的臥室兼書房，他十有八九背對著我伏案疾書。與他疊放得整齊有序的書刊資料相比，他的穿著散淡隨意，夏天在家常一條內褲，一件有許多破洞點綴著斑駁汗跡的白背心，露出大麵積略有色斑的肌肉。而一頭濃黑烏亮的細密軟發（好得如同昂貴的假發），和轉過臉正對你的一雙漆黑如夜的眸子，微笑、活躍的眼神，明顯背叛了他年過花甲的風霜歲月，坦露出一顆青春激蕩的心，一顆婦孺童叟都能溝通交融的心。

茫茫人海，大千世界，唯有這顆博大寬容的心，才是我繞不過的停靠碼頭，並從中汲取內在的力量，品嘗人情的美好。

道南路（崇仁小城，唯一以明代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吳道南冠名的街道）99號，縣委大院六棟501室，是有著十來萬城鎮人口的縣城，我憂喜癡憎時唯一能去唯一想去的地方。

三

他，就是我的老師——段文華先生。凡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是個“人物”。“若生逢亂世，必是一方英雄，如今隻落得幫人寫寫材料，出出主意，做個幕後軍師。”小城人為他感喟不已。可在我心中，他永遠是我的老師，一位如父如兄的長輩。

認識他，還是在1986年暑假。愛好文學的我在老家寫了一封信，寄了兩首散文詩到縣裏一份名為《寶水》的刊物。不久，就接到段老師一封字體工整嫵媚、語意誠懇的回信。至於信裏寫什麼，我已大部分忘卻，隻大概記得有這樣一句話：“在我想象中，禮陂鄉滄源村，是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不知我這封信，你能收悉否？”信中約我有空到縣文化館找他，並詳細告之我線路方位。

在我的臆想裏，他該是位慈祥的老嫗，因為隻有溫存的老嫗才有這麼一手工整嫵媚的字，才有這樣一顆細膩誠摯的心。不久，我便懷揣文學的夢，按圖索驥朝聖般來到了文化館。在老文化館陳舊灰暗、嘎吱作響的木板房二樓一間辦公室，我見到了令我驚愕的段文華先生。欸！原來他是位身高足有一米七五，穿白衫黑褲，挺拔英俊，不滿四十的男性！關於他的這份驚愕，多年後，我在周國平的文章裏找到了依據：“從本原上說，兩性特質並存於每個人身上，因此，一個人越是蘊含異性特質，在人性上就越豐富和完整。”

當時找他的還有另外一名文學愛好者。中午，我們便被他強留著吃了一餐飯。柴火爐子上燒的是那年代奢侈的豆腐汆肉。以後，達幾年之久，我們沒少擠在他僅八九平方米的陰暗小房間吃豆腐汆肉，直到師母進城。那時縣裏以段老師為首，成立了一個文學社，每隔一星期，我們這些文學愛好者便聚在一起談詩論文，還編辦了《山茶》《巴山》等文學刊物。擔任輔導，幫我們修辭潤色，做事最多的便是段文華老師。

初次見他，不能忘懷的還有他那頂掛在床上不知有多少年月的青黑色蚊帳，蚊帳上打滿了黑色或白舊成灰的補丁，非常紮眼。

那時，他家還遠在離縣城二十多公裏的農村，種了幾畝地。每到星期六，他便放下手中的筆，騎一輛破自行車回去種田犁地。有一年雙搶，二十多個文學青年還自發到他家幫他割稻子呢。

如今，我們這些老大不小的文友聚在一起閑聊，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段老師長得真是帥氣，屬於特別有氣質的文人雅士：“要是用他年輕時的照片做征婚廣告，那美女們準會擠破屋！”

不知怎麼，當年我卻不敢端詳他。也許是因為一直以來，我對他都有個“敬”字聳在心頭，有好幾年，我都沒正視過他的眼睛。在他麵前，我就像透明的薄紙小人兒，似乎隻要他萬千目光中一縷小小的餘光，就能透射出我竭力藏掖的寸肚尺腸。自認識他那天起，二十多年來，我一直都敬畏他。這浩蕩紛繁的世間，能讓我如此敬畏的人，也就隻有他了。隻要他麵紅耳赤地從那褐黑的舊藤椅上跳起，毫不留情地斥責我，再怎麼暴躁失控的我，都會立即低頭不敢吱聲。

這個說話慢條斯理、走路永遠不緊不慢的男人，這個和我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與我父母同齡的男人，肯為我暴跳如雷，讓我非常地信服、感動。

四

段老師在我麵前總是溫文爾雅、循循善誘的，我難得聽他高聲責躁。當我本性畢露、忘乎所以地自吹自擂時，他常教導我：在公眾場合，切忌隻談自己，要學會做個聽眾，不要隨意打斷人家。就是這樣一個圓熟明智、張弛有則的人，四十來歲時，卻為了維護正義，不惜奮勇出麵，言辭激烈地和社會上的混混論理，結果被那夥人打得住院近一個月。奇的是，這夥打他的人後來竟和他稱兄道弟。

聰明能幹的人，難免會招惹是非。有人譏笑他：吃了原告吃被告。他是縣裏說得上話的人，原告找他寫狀子，被告找他寫辯詞。結果在法院解決不了的糾紛，在他微笑的嘴邊化解。他說：“這便是中庸，它猶如投槍原理，一支投槍，握在槍尖或槍尾是投不遠的，隻有握在恰當位置才最有力，也才能擲得最遠。”我想，中庸便是段老師為人處事的原則，當這種原則在內成為一種情感，在外變為一種規律時，它便構成了一個人的靈魂。

段老師是我所見最聰明的人。他就像一個首尾呼應的“圓”，似乎能永遠把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他是位多麵手，會書法、攝影、繪畫、寫小說、編劇本、幫領導寫材料，甚至還能用硬紙製作儺舞麵具。他是縣裏出了名的筆杆子。大大小小的人都尊稱他“段老師”“段博士”，仿佛世間沒有他不曉不會的事。他昂首挺胸、踱著方步，不緊不慢地走在街上，總有許多人和他握手言談。他似乎每天都有趕不完的材料，寫不完的小說，忙不完的瑣事。領導要發言找他，單位要上報典型找他，夫妻鬧矛盾找他，誰家搞裝修也找他。他練就了在電視吵鬧聲中寫作的能耐，他甚至能邊和人說話邊寫材料。別人要花上十天半個月寫的材料，他一天便能一蹴而就。有人討要秘訣，他笑答：“寫材料很簡單，就好比熱水瓶換外殼，改變形式，創新標題，不斷把外殼做美。”

我常覺得，他的體質、精力是超人的。三伏天住在樓房最高層，又沒蓋頂，熱如蒸籠，他照樣能揮汗如雨地創作，午休時竟要躺在棉被上。冬天，他從不烤火，再冷的天也是一件毛線衣。有時為趕寫應急材料，整個晚上不合眼，累得臉色發青，眼疲成了一條縫，睡一覺，就恢複了原貌，仿若陽台上他自栽的“死不了”太陽花。他說：“有天大的事情，我倒在床上能不到十分鐘就睡去。再怎麼，我也能吃一大瓷碗米飯，我的胃就是吞下塊石頭也能消化。”

“你沒有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的時候嗎？”有一回，我忍不住好奇地問。

“我從來沒有。一個人要學會在任何時候都吃得飽睡得香。我們每個人都要經受許多磨難，才能明白最簡單的道理。人在困苦迷惑時，一定要多想想美好的事，把自己放低一點再低一點。”他淡然一笑（我從沒聽他哈哈大笑過），“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被人批鬥、最沒有尊嚴的時候，我也沒吃過太多的苦，還有美女偷偷給我送好吃的。我的一切好運，都得益於我的好人緣。”

一回，他批評我時，感歎道：“其實人活得都不容易。比如對吳澄理學思想的研究，本來我懂得不多，卻有領導請了省裏的專家來與我探討。專家就像一條稔熟的道已走到深巷底，邊邊角角哪有沒去過的地方，而我才走到邊緣路口。這時候怎麼辦？我隻能在路口處另分一條道，拋出一個新觀點，把專家從深巷裏誘出跟著你走。這樣你便贏得了學習思考的時間，讓他們摸不清你的深淺。”

無疑，段老師是個有獨特思想的人。他的哲思光芒滲入日常生活，洋溢在言談舉止之間。

有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小酌暢談，有意無意間擦撞出串串心領神會的思想火花。這是他認為的幸福。

對愛情他也很坦然：人不可能一輩子隻愛一個人。年輕時可為情生為情死，到老了，相依相守的伴侶才是最終的歸宿。當然，從某個角度看，古代男人是幸福的。大文豪歐陽修都娶了五個老婆哩！蘇東坡的紅顏知己也有三四個。一個藝術家對女人，部分是生理上的需求，更多的是心靈上的補給。

自然、平靜、寬容，是他的處世原則。相信“天能抱地不知大，水可在山長自清”“著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留地，我們不要去探究他人的內心。在一篇小說中他這樣寫道：“隻有在平靜中，人才來得及思考一些本質的問題，體味生命本身的深意，獲得人性的自由，這是一切偉業的根蒂。”

對愚智者他是這樣理解的：世界上隻有聰明人和愚蠢人，沒有絕對的好人與壞人。所謂的壞人，大都是不善於隱藏自己缺點的人；而世俗眼裏的好人，也無非是善於誇大自己優點和讚揚別人缺點的陰謀家。人在個性偽裝上是相同的，任何人都不希望他人一覽無餘地看到真實的自己。在大會上喜歡搶先發言、照相愛站在中間的人絕不是智者。

……

五

我永遠不能忘懷那些個痛苦瘋狂的日子，如果沒有段老師，我真不知道自己會怎樣。

2000年前後，我愛人在外打工變了心，沒有留下電話地址，整個人像從人間蒸發了一樣。我尋覓一切可能的線索，打了無數個電話，哭著哀求可能和愛人有聯係的人。一年後，好不容易，他的一個遠方同學憐憫我，給了我他的電話。冷淡的他回來又想方設法折磨我。我失魂落魄到無心在一個地方待上半小時的地步。我像一頭發瘋的困獸，在大街小巷迷惘地彷徨，日夜想著死的事，思考著哪一種死法來得體麵來得徹底。走在大街上，睜著眼睛會撞上前麵的車子、旁邊的圍牆。一聽電話鈴響就興奮地驚跳，以至於撞上自家的玻璃窗，到醫院縫了好幾針。

那時，我除了找瞎子算命，到廟裏求菩薩，不管白天黑夜唯一可去之處就是道南路99號，乃至附近一些人都以為那是我的家。我顛三倒四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找他哭訴，要他幫我出主意想法子。我把同樣一件事重複嘮叨了幾百遍之多，而段老師把同樣幾句話變著花樣誠懇地向我說上幾十遍上百遍。我至今無法想象，是什麼力量使他能夠麵對一個哭哭啼啼的婦人如此反反複複地訴說同一件事？這樣慷慨的耐心除了不說話的泥佛，世上隻有他了。我可恥地依賴他，常達到晚上不給他打兩三個電話就睡不著的地步。白天隻有打了他電話，他勸導我幾句，我才能為了孩子去廚房做飯，待端起碗吃不下又打他電話，他罵我兩句，我才能重新扒下幾口飯。我稍微正常的言行都是在他不厭其煩的督導下進行的。我家人對我可惡的言行實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對我說：“拿一個錄音機去，把段老師的話錄下來，吃不下睡不著的時候，放出來聽聽，別再煩擾他了！”不知有多少次，我淩晨四五點、中午一點多、深夜十一點以後打電話去騷擾正在休息的段老師。而他不管天冷天熱，都立馬從床上爬起來接我的電話，每次都聖人似的，不慍不躁。我這樣的自私無禮長達一年之久。

那時，愛人即將回來，或回來了，就更糟。想著他要回家，我就害怕得幾天睡不著。我要問段老師，我該怎麼和愛人相處，該燒什麼菜，該穿什麼衣服，睡覺是否分開，最主要的是該怎麼說話。段老師要一條條細細相告。愛人前腳進了門，我後腳就要抓緊一切機會，偷偷和段老師通電話，彙報他的一言一行，詢問段老師，遇到新情況，我該怎麼應對。

後來，這個家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愛人是一塊生鐵，用再旺的爐火、再純熟的技藝，也敲不出一把黏合婚姻的寶劍。繼而愛人在一次打我後，拽起高木凳欲劈我。見我痛哭著去找他，段老師鐵青著臉，斷然說道：“去！把你母親從鄉下叫來。”我知道他是要我離婚的了。

那幾年，我沒有腦子，我的腦子被失戀的怪鳥叼了去。我成了無腦人。我臨時的腦袋長在段老師頭上。

如今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些，完全是出於仁慈愛心出於人道主義。以他的睿智洞察定是明了的，如果他不救我，我就會成為大街上那蓬頭垢麵、一路咿呀唱歌的瘋子。

段老師待我的這份恩情，我一輩子都還不了的。

六

在文學生涯中，我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段老師的厚愛扶持。

記得1986年秋，我發表的處女作，就是他幫取的文名。2002年，是我人生的轉折點。離婚後，不承想，我的創作卻意外得到省文聯的錯愛，我受邀參加全省的散文研討會。在自感愧疚的情況下，我下決心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散文創作。但由於知識淺陋，見識鄙薄，再加上技藝上的不成熟，我在創作中遇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特別是要把握篇幅長一點的散文，我更感到舉步維艱，自信不足。這時候，我自然而然就想到在文學道路上遠遠走在我前頭的段老師。

我寫得相對好一點的散文，都得過他畫龍點睛般的指點。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他的指點，就沒有我散文創作的今天。

我拿去的初稿，一般要在他那沉積一兩天。段老師看稿非常仔細，連字詞標點都不放過。他會幫我細細揣摩，提出可行性修改意見，有時還會要我改後再讓他過目，倘若看我實在不行，就會叫我把稿子放一放，待靜下心開悟後再拿出來修改。

記得創作《飛魚》時，我怎麼也把握不了“神秘”與“迷信”的尺度。他給我出點子：寫神秘事件時，讓“我”不在現場，通過他人來敘述。寫《映照》時，第一稿我怎麼也進不了角色，段老師看後跟我說：“把你平常和我閑聊你母親的事，如實記述下來，文章不怕長，生動緊湊，一點都不要緊。”

我寫作上有個缺點，怎麼都無法把一件事情絲絲入扣地描繪出來，缺少女性的細膩，缺少精確的功底。故我非常欣賞格致的散文《轉身》，她有把一件小事隨意拉長，並讓讀者跟著她在自己牽出的細絲上踩險的功夫。創作《夜翅》時，我無法把內心複雜的矛盾、兩人情意的糾葛反映出來。我把修改稿給段老師看後，他仍不滿意，從書架上取下一本顯克維奇的小說集，要我好好學學。我把那本書細讀後，重新創作了《夜翅》。有朋友說，此文如有神助。

就在2004年深秋，當我登上八十一級台階，想把一篇文章的初稿給段老師看時，他卻突發腦溢血病倒了！他臉黑得嚇人，如落在地上躺了十天半月的枯葉。他頭抬不起，吃飯要人喂，連話都說得異常輕微了。怎麼辦？段老師是要走了嗎？他要是不在了，我可怎麼活？我站在床邊看著他，淚流滿麵。

原來他是飲酒過量引發腦溢血的。這個燒酒能喝一斤二、啤酒能喝十二瓶，喝酒後還能吃下一大碗麵的男人，這個為了朋友義氣舍命陪酒、不甘認輸的男人，真的要離我而去了嗎？

那晚，我軟著腳，不知自己是怎樣走下八十一級台階的。我站在樓下，回頭仰望著六樓的燈光，又一次忍不住潸然淚下。

那段日子，我一天兩三次地在他樓下轉悠，焦急無奈地為他祈禱。

天不絕人命。還好，那天他上衛生間突發腦溢血時，要不是憑著強壯的體質，一隻手死命抓住了水管沒讓自己倒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休養一個月後，他以堅強的意誌，終於從床上爬了起來，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連醫生都說是個奇跡！創造這個奇跡，也許和他平常修心養生有關。他每天睡前、起床，都要用手拍頭、梳頭。習慣用淘米水洗頭。不管春夏秋冬，臨睡前必用熱水燙腳、按摩。最有意思的是，每當工作疲乏時，愛在室內爬行遊走，他認為這是最好的鍛煉方式。

如今他照常寫作趕材料，幫我看稿教我做人，和好友聊天，陪家人打撲克，每天黃昏和師母一起散步，隻是不再喝酒。

七

對生活樂觀豁達的段老師，有一段不尋常的人生經曆。也許，正是這些苦難的經曆才造就了睿智、達觀、溫厚的他。堅毅的他平常極少和人訴說自己的不幸。我隻是在別人寫他的報告文學《心靈的守望者》一文中，才觸摸了他人生的艱辛。

段文華，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懂點中醫的父親卻無法養活一家老小。大姐小小年紀出嫁，二姐送給人家做童養媳，三姐因一場大病成了半癡呆人，接著，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在貧病交加中死去。父親是個從外地逃荒到村裏的外來戶，單家獨姓，長期受到村裏宗族勢力的排斥。段文華十五歲那年，父親在饑餓中倒下，拋下他和兩個未成年的妹妹。小小的他從此過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作為家裏唯一的男勞力，他像大人一樣，被隊裏攤派去築水庫、修河堤。天沒亮起床，摸黑才回到潮濕的地鋪，一天忙到晚，三餐在工地上吃。嚴冬酷暑，更是苦不堪言。因築水庫修河堤異常辛苦，勞工們大都一個星期或半月替換一次，唯有他從開工到竣工整整一年多待在工地上。即便如此，他仍沒放棄心中的夢想，利用勞作的間隙寫生作畫。

隊裏見他能吃苦耐勞，又有文化，便讓他當了一名民辦教師。他教書勤快靈活，全班學生從一年級跳到二年級，期末考試，學生成績名列全公社第一。他成了公社的優秀教師。接著，被調到文化站工作。為活躍山村文化生活，他創造性地發明了“文化袋”，成了全區全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省地報紙介紹了他的事跡。正在他一帆風順，決心將自己所學獻給農村時，“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卻把他的生命之船衝到了另一條航道上，年輕的他成了小城的紅衛兵首領。

在“文化大革命”中，段文華與大部分同時代青年一樣，從充滿激情到困惑苦悶。他先後被下放到磚瓦廠、養豬場和鞭炮廠勞動。連衣食穿著都難以維持，但他仍沒放棄寫作。為逃避寒冷，他常窩在生產隊的倉庫裏寫。他頗負影響的學術著作《宏微論》就是這時候完成的。接著，他的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和一個兒子先後死去，悲痛欲絕的母親又從樓上摔下來。就在母親臥床那年，一場大火又燒毀了他的家，包括凝聚他無數心血的文稿。

除了世事的蛻變，段文華還經曆過愛情的磨難，經曆過徹夜的掙紮與不眠。起先，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他與一個沒什麼文化的農村姑娘結了婚，後因與女同學傾心相戀，決然離異，那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保守封建的農村啊！為了讓孩子有一個完整的家，不到一年，他又理智地選擇了複婚。而今，他與師母和諧平靜地生活著。

八

我和段老師相識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一個嬰兒長成俊朗青年的歲月。在這荊棘叢生的二十多年裏，給我扶持指引、幫我撫平傷痛的是他的一顆仁慈智慧的心。當我夜半醒來，輾轉難眠或自卑難支時，耳邊總能響起他的聲音：“你行！我相信你行！再說，還有我呢，我會幫你。”“多想想美好的事。”

他是我茫茫冬夜裏一簇煦暖的篝火。靠著這簇篝火，我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並將帶著為人的責任和美好的願望，繼續走下去。

我家養了一株文殊蘭，它在我家陽台上生活了十三年，可我卻一直沒能了解它。直到今年去外地，丈夫知我愛花，在野外采了一枝文殊蘭花苞回住地。沒想到它晚上九點左右，竟在我眼皮底下，在我盛了水的茶杯裏一點點綻放。先是燈籠似的慢慢鼓起身子，再“嘣”地一下舒展花瓣。那潔白洇滲著淡綠的花瓣上，居然含著晶瑩的露珠！我被這脫俗之美驚得發愣。卻見六片花瓣的花心處生出一團白絹，又徐徐緊湊相拚成一個圖案。在圖案形成過程中，一根昂首碧綠的雌蕊，與七根錯落有致的雄蕊，又重新組合成一朵精美的花。真乃花中有花。

以段老師的深博，是我所不能輕易解悟的，就像這株夜晚盛開的文殊蘭。文殊蘭玉婉凝雲素耀青娥的風韻，讓我想到段老師中庸有則、工整嫵媚的隸書體，“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升，遊煙連雲；俯而察之，漂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字若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