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傳家

我的故鄉是個巴掌大的村莊，在離新餘城區30裏遠的東北部，現有滬昆高鐵、環城路擦肩而過。

改革開放前，全村隻有8戶人家，54口人、66畝8分田，一棟60多平方米的豬牛欄，幾頭耕牛和幾樣簡單的農機具，基本上是個一窮二白的生產隊。在村裏，父親算是有點文化的人。1960年代初，他在鄰縣一個土木工程隊當過兩年工人。三年困難時期，因工資太低，他主動辭職回村務農。記得我剛讀小學不久，有天，公社幹部和大隊書記特地到我家，找到我爺爺奶奶做動員工作，請我父親出任生產隊長。那時的生產隊長相當於現在的村小組長。父親本想做點事，又承蒙幹部看得起，加上本家幾位長輩支持，就爽快應承了下來。

那時，父親風華正茂，但論處境可謂內憂外患。

內憂，來自母親的身體。孩提時代，我最怕的，就是不知哪一天媽媽又住進了醫院。那些年，我家人口多，勞力強壯，爺爺有殺豬、榨粉、熬米糖的手藝，奶奶會養豬、釀酒、織布、做豆腐，一年下來，那本來還算豐厚的家庭收入，卻因媽媽身體不爭氣花費掉不少。不過慶幸的是，年年難過年年過，媽媽終究還是熬過來了。

外患，來自惡劣的自然條件。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們村既不依山，也不傍水，耕種的田地不僅分散，還比較偏僻。1970年代，農業學大寨，不少村都興修了水庫。我們村連修水庫的地方都找不到，原先僅有的一條水圳都被改田改掉了。遇到天旱，就隻有認命。缺水，成了村民的心腹之患。

父親的“三板斧”就從“水”字開始。

先是建起了水泵站。當時，抽水機開始在農村推廣。雖然抽水的電費貴，但總比禾苗幹死顆粒無收要強。經和社員反複商量，父親下定決心買來2個水泵，從經過村口的霞江支流取水，建兩級泵站，把水輸到後龍坡上，最後送達千米之外的農田。一舉定乾坤。從此，解決了缺水的難題，生產隊的農田實現了旱澇保收。

緊接著辦了碾米廠。當時村裏條件差，社員家裏的穀子都要挑到其他村莊去碾成米挑回來，挑來挑去，又累又花錢。當上隊長不久，父親東拚西湊，加上自己家裏先墊一點，終於到公社農機站買了一台碾米機回來，利用半間閑房，辦起了碾米廠。

最難的是抓糧食。穩產非高產。那時化肥特別緊缺，豬牛糞又不夠，糧食單產不高，社員吃不飽飯，有的人家裏鬧春荒，為了籌口糧東借西借。為改良土壤，增加肥力，挖掘增產潛力，村裏采用在稻田裏施用熟石灰的土辦法。施石灰時好嗆人，即使戴上口罩也傷身，社員都怕下田。父親那時膝窩正好患皮膚病，要去齊腰高的禾田裏施石灰，無異於雪上加霜。但作為隊長，他毫不顧惜自己的身體，帶領幾個社員，一頭紮進田間。由於傷口受到感染，不久，父親就被送進了公社衛生院。

當時我年幼，對父親的一些行為舉止難以理解，總覺得他有些蠢。不單是帶頭去打石灰，還有幾件事讓我想不明白。

一是幹活不偷懶。記得農忙時，有的手藝人被迫參加勞動，喜歡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作為生產隊長，推車挑擔，累活臟活，父親樣樣搶在前。他還偶爾要到公社、大隊去開會，但一回到村裏，就馬不停蹄投入集體勞動，連一絲一毫偷懶的想法都不曾有。

二是秉公不徇私。有一年夏天，為保護新插的秧苗，生產隊規定不準下田捉泥鰍。有天，我自作聰明，躺在田埂上，雙腳沒有下田，在一丘田流水的缺口底下，竟然抓了幾十條活蹦亂跳的泥鰍，結果被社員發現。那天，父親一句都沒罵我，晚上他主動到記工員那裏要求扣了自己一天工分。從此以後，村裏再也沒有人敢下田扒秧苗捉泥鰍了。

三是吃虧不計較。那些年，栽插收割，我樣樣都會。放農忙假時，每天跟著大人起早貪黑幹活，卻沒有記過集體一天工分，全是義務勞動。為此，得到過村裏人不少表揚。有次隊裏分紅薯，我挑了個大紅薯偷偷往自己家裏籮筐裏放，父親看見時瞪了我一眼，硬是又往回撿了出來。

天有不測風雲。1978年農曆五月初十，父親因打石灰住進公社衛生院不到一個禮拜，就因病情惡化，於淩晨三點，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鬥轉星移，逝者如斯。

父親雖一介農夫，卻能公而忘私，就像一麵人生的鏡子，時時警醒著我。父親為人正直，做事用心，就像一泓山間的清泉，始終滋潤著我，令我砥礪前行。

（文章曾入選新餘市紀委、市監委2021年“領導幹部好家風”故事，原標題為《父親的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