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到晚清,政壇政事中出現頻次最高的官員之一,就是禦史。禦史的職責範圍,也曾有點變化,比如劉邦要給陳平增加食邑封賞,就是下詔讓禦史去辦理的。晁錯為禦史大夫,位列三公,權位在九卿之上,對於外交內政均有極大的建言建樹。不過禦史的主要職責,還是監察各級官員的失職和不法行為,同時處理相應的司法案件,有點像現在的紀檢幹部。
禦史這活兒事關官員的身家性命:因此十分敏感,馬虎不得;也因此,禦史這活兒,需要在公認的價值坐標上,秉公辦事,有所擔當,一旦摻雜私心、失諸把握,本來的祛邪扶正就會適得其反,自己也會留下身前身後的汙名。
宋神宗時,禦史蔣之奇和彭思永由一個因結怨報複而生造的謠言,彈劾歐陽修“帷薄不修”、亂倫通奸。歐陽修為此連上八疏,請求宋神宗“差官據其(蔣之奇等人)所指,推究虛實”,如果查有其事,請將自己“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如果查無此事,也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茲事體大,神宗要求蔣、彭二人“具傳達人姓名以聞”,即交代信息來源。蔣之奇說信息得自彭思永。彭思永卻說:“出於風聞,年老昏繆,不能記主名。”按宋朝的慣例,禦史諫官有權“風聞言事”,並且可以拒絕交代信源。最後,因為蔣之奇、彭思永始終不肯交代信源,又拿不出任何實據,宋神宗相信歐陽修是受了誣陷,撤了蔣之奇、彭思永的禦史之職,貶去外地,又“出榜朝堂,使內外知為虛妄”,還了歐陽修一個清白。
也是宋神宗時,禦史何正臣、李定、舒亶等人因黨爭的派係恩怨,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蘇軾下手,他們對蘇軾的詩文深挖細研數月,然後望文生義,整理材料,上綱上線,“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複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從而興動了“烏台詩案”。這幾位禦史,竭力要將蘇軾一舉置於死地,後在各種折中之下,蘇軾被發配去了海南。
不過,曆朝曆代的禦史選拔,於人格人品上還是有著相當嚴格的要求,因此多數的禦史能夠剛正不阿、一身正氣,所作所為可圈可點。但是,所謂的禦史這活不好幹,在於他們既在是非價值上有所擔當,又常常會承受相當的政治風險。
中國書法“顏體”的創立者、大書法家顏真卿在當禦史時,去地方查辦一起多年被捂蓋子、和稀泥的冤假錯案,很快衝破阻力、厘清頭緒,查辦落實。當時該地久旱不雨,案子查清後,天上正好下起雨來,百姓都覺得這是“顏青天”斷案清明所致,所以人稱“禦史雨”。顏真卿任職禦史四上四下,也就說明了禦史這活兒真的不好幹。禦史通常會選拔人望口碑均佳的忠直耿介之人擔任;但如果是在皇帝不明、奸佞當道的時候,秉持公正、依法辦事,弄不好就會得罪權貴,招來風險。正直的禦史,本當不枉縱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當宰相楊國忠為泄私憤而欲借禦史整人的時候,遭到顏真卿的堅決反對,結果顏真卿即被解職外放。正所謂“直不見容”,為人正直剛毅的顏真卿後又連續得罪了宰相李輔國、元載、楊炎和盧杞;而這五位權相無一例外地都是史上出了名的壞料。最後在盧杞千方百計陷害、排擠顏真卿的時候,顏真卿對盧杞說:“你父親被安祿山殺害,頭顱傳到我鎮守的地方時臉上還有血,我不忍用衣服擦拭,而是用舌頭把血舔幹淨了,現在你竟忍心如此不容我嗎?”盧杞聞言“矍然下拜”,然而又“銜恨切骨”。不久盧杞奏準唐德宗,讓年近八旬的顏真卿前往李希烈叛軍軍中勸降,所有人都知道這是盧杞要借刀殺人,但是既有皇命,顏真卿義無反顧地去到叛軍軍營,痛斥叛軍行徑,終被李希烈殺害。
嶽飛的名字千秋百代為人牢記,而與嶽飛關聯的一個人物何鑄,或許人們就不那麼熟悉了。何鑄進士出身,曆任州縣官職,以品德高尚、品性剛直,累官至監察禦史、禦史中丞,當時因無禦史大夫,何鑄即為國家的首席監察。宋高宗和宰相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嶽飛誣入大獄,然後“走司法程序”,交由何鑄審理,也是希望借何鑄的名聲定罪嶽飛,以壓製朝野的非議。何鑄原與秦檜關係不錯,他對秦檜常有配合,秦檜對他也多有提攜,審辦嶽飛的任務就是秦檜親自指派給他的。“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但是在審理嶽飛“謀反”案的過程中,何鑄發現所有指證均為不實誣告,“既而閱實俱無驗。”其後,“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嶽飛向何鑄展示了背上的刺字以示心跡,何鑄內心震撼。同時何鑄自身也就來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秉持禦史的忠正天職,宣告嶽飛無罪,那就會狠狠地得罪秦檜和宋高宗,而自己則很可能就此遭遇厄運;如果屈從於秦檜,將嶽飛定罪,自己安享榮華富貴自不必說,可是卻會狠狠地昧了自己的良心。最終,“何鑄察其冤,白之檜。”果然“檜不悅曰:‘此上意也。’”何鑄將嶽飛的冤情稟報秦檜,秦檜很不高興地說:“給嶽飛定罪是皇帝的意思。”何鑄又坦陳己見:“鑄豈區區為一嶽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秦檜語塞。何鑄隨即被解職,並被要求出使交戰的金國。何鑄明白秦檜借刀殺人的用心:“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嶽飛案改由秦檜心腹萬俟卨續審,嶽飛遂被定罪並被殺害。等到何鑄活著從金國回來,秦檜、萬俟卨又指責他包庇嶽飛,是嶽飛朋黨,要將其流放到蠻荒的嶺南之地。何鑄後被貶往地方擔任低級官職,並且被不斷地調遣折騰,至死都未回到南宋的都城杭州。何鑄的餘生有些悲情,但是他的內心卻應該很踏實。
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柳宗元和劉禹錫,都曾經擔任過監察禦史。這裏的原因也許是,這些大家在熟讀聖賢書並且自己著書立說的過程中,比較注重道德的自我完善,這是大概率的事情。因此他們以正直坦蕩的立身品德而被選任禦史,也是人盡其才、適得其所。但恰恰也是因為如此,他們的禦史生涯會常常受挫,劉禹錫就因為在禦史任上反對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被貶為一個地方小縣吏。柳宗元和劉禹錫的詩文千古傳誦,但是他們的仕途卻很不得誌,屢遭貶謫、幾經波折。
禦史因為觸犯皇帝、得罪權臣而被直接杖殺處死的也不乏其人。
當然,許多禦史秉持公正地上疏和進言,雖然會承受風險,卻能行之有效而不背黑鍋,不然禦史這個行當就不會前赴後繼、有聲有色地綿延兩千多年了。唐代的中興名相裴度曾經擔任過禦史中丞,當時中央部門“宣徽院”的一些差役每年秋天要到京城附近的郊野校閱鷹犬,所到之處,這些人就依仗朝廷中央的來頭,騷擾當地官吏,好吃好喝還要索拿錢物禮贈。下邽縣令裴寰是一個有才能有責任感的官員,他就不給這些家夥送禮送錢,於是這些差役就一起誣陷裴寰狂言侮辱朝廷,唐憲宗隨即下詔將其拘捕入獄,要以“大不敬”的罪名予以處置,宰相武元衡委婉地勸解,正生著氣的憲宗不予理睬。裴度覲見憲宗,以禦史中丞的職責,陳述裴寰無罪。憲宗正在氣頭上:“給我查實!如果裴寰確實無罪,就杖責那些差役,如果差役所說屬實,就將杖責裴寰。”裴度當即抗辯:“若論責罰,陛下所言聖明。隻是裴寰作為縣令,體恤陛下的子民,不搜刮百姓錢物伺奉差役,對他的這種做法,怎麼可以加之於罪呢?”憲宗聽了覺得有理,怒色漸消,下令釋放了裴寰。
要說史上最牛的禦史,晚清時期的江春霖應該是一個。江春霖擔任監察禦史不久,即針對都察院都禦史,也就是禦史部門的領導陸寶忠鉗製科道(禦史言路)、吸食鴉片,彈劾他“觸犯煙禁,素行謬妄,不宜長禦史公之職”,把頂頭上司趕下了台。
江春霖上朝時發現慈禧的臉孔比年輕姑娘還光潤,於是奏道:“老佛爺的貴體安康是臣民之福。不過微臣勸您不要用洋人的胭脂花粉,那裏頭有毒素。”慈禧乍聽一驚,遂令宮女端水來。滿朝大臣也是驚詫地細看江春霖如此冒犯太後,會是什麼結果。宮女端來溫水,替慈禧洗了臉,讓他江春霖看仔細,原來人家慈禧天生麗質,根本沒塗脂抹粉。江春霖趕忙下跪請罪,慈禧笑笑:“真是戇直禦史,赦你無罪。”慈禧雖然沒有怪罪,但是對於江春霖的警示教訓在於:禦史這活不能僅憑“察言觀色”就構成參奏的材料。
此後江春霖不避權貴,訪察吏治,重要的彈劾奏章六十餘件,每一件都言之鑿鑿,有理有據,令聞者懾服。他數次上書彈劾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交通親貴、把持台諫、引進私屬、糾結疆臣、遙執兵柄、陰收士心”等等,均符合事實,也正是攝政王載灃及清室宗親忌憚袁世凱的地方。
特別難能可貴的是,於右任因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以宣揚新思想,蘇鬆太道蔡乃煌將其抓捕入獄,江春霖卻一一查實蔡乃煌的貪汙瀆職,上書彈劾,又讓於右任的家人上訴,不久,蔡乃煌被革職。於右任獲無罪釋放。以後於右任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時,特地為江春霖的《梅陽山人》文集作序,並為其遺照題詞:“鬆柏之堅,薑桂之辛,是皆難老之征,以壽我天民。”
1910年年初,江春霖第二次參劾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奕劻權勢熏天,黨羽遍布朝野,江蘇巡撫、山東巡撫、陝甘總督,都是兒女親家,同時奕劻的貪贓枉法、賣官鬻爵,人所共知,《泰晤士報》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連門房都設了“收費站”。此上疏猶如捅了馬蜂窩,經《大公報》《申報》披露後,世間“爭閱先睹為快,一時輾轉傳抄,頓令洛陽紙貴”。但是攝政王載灃卻需要倚重奕劻,於是在這場挑戰當中,風險就全部轉移到了禦史江春霖身上,載灃以四歲的宣統皇帝名義下詔:“率以數十年前捕風捉影之事及攻訐陰私之言,皆屬毫無確據,恣意牽扯,謬妄已極。國家設立言官,原冀其指陳得失,有裨政治。若如該禦史兩次所奏,實屬莠言亂政,有妨大局……似此信口雌黃,意在沽名,實不稱言官之職。江春霖著回原衙門行走,以示薄懲。”江春霖由此被免禦史,回原部門報到。詔諭即發,輿論嘩然,都察院五十八名禦史聯名呈上奏折,請求朝廷收回成命,但遭當政者拒絕。“諫不行,言不聽,不去何待”——江春霖就此辭職。他離京時,“行李蕭然”,禦史台的同僚知其兩袖清風,大家湊了兩千兩銀子為他送行,江春霖堅辭不受。江春霖在京城為官時,母親、夫人和弟弟全家始終留在農村老家,過著農耕生活,他一不置田產,二不蓋新屋,三不養奴婢。這固然是因為清廉,同時也是作為一個禦史的自律:“吾自為言官,則置身於度外,若稍有自家利益,何敢批逆鱗、捋虎須,以一身冒萬險而不知悔?”日後袁世凱做了大總統,邀其出山為官,也被拒絕。江春霖被梁啟超稱為“古今第一禦史”,被辜鴻銘稱為“直聲震朝野,人皆曰真禦史”,但是做一個好禦史,真心不容易。
江春霖離京還鄉時,京城逾萬人士為他開歡送會。途經上海時,有十多個團體數千人為迎送他齊聚一堂。當江春霖回到家鄉莆田時,縣城人士超過萬人隆重聚會,歡迎江春霖入城,“足以代表真正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