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傑、劉伯溫如何能善終

君臣關係，構成了最為精彩又別具啟示的曆史長卷。君臣關係的狀況與王朝和政局的狀況緊密關聯，因此明君賢臣相得益彰，這是理想的狀態。但是君臣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不平等的，那麼就其本質而言，他們的關係是什麼狀態，決定的因素在於君主個人是什麼狀態。君主行不行，主要是看他的吏治行不行；而吏治行不行，最重要的一點則要看君主的手段硬不硬。這個手段的核心，說白了就是生殺予奪的力度。漢宣帝與太子劉奭的一段對話很有意思，劉奭“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法家刑官），以刑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隻因“刺譏辭語”即被處死，便對宣帝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漢宣帝頓時變了臉色，厲聲說：“漢朝自有漢朝的法度，本來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事實上，在宣帝“以刑繩下”的吏治之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宣帝隨後歎道：“亂我家者，太子也！”劉奭即位，果然軟弱無能、信用佞臣，以至大權旁落、綱紀紊亂。司馬光稱：“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毛澤東1957年4月在同《人民日報》負責人及有關領導談話時曾說過漢代“從元帝開始，每況愈下”。

以通常的曆史現象看，有威嚴的君主，就有穩定的政局。但是如果像武則天、朱元璋那樣對大臣刑殺過重，那又過猶不及了。《舊唐書》稱武則天“製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武則天一生共殺害朝廷大臣三十六人，還不包括受牽連的人員，她甚至還殺害自己的親屬包括兒子在內的共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但是與朱元璋這個群臣的克星相比，武則天實在又是小巫見大巫了。不說朱元璋接二連三地殺掉的大臣，他假手胡惟庸案、藍玉案，就殺了四萬五千人，開國功臣也十去其九。然而，在這樣肅殺甚至是大清洗式的誅殺險境中，卻有兩個重要人物能夠“幸免”，一個是武則天時期的狄仁傑，一個是朱元璋時期的劉伯溫。“碩果僅存”當然是誇張的說法，但他們這種在非常情勢下的生存個例，又為君臣關係提供了什麼特別的解讀呢？

狄仁傑的主要身份，不是通俗演義中的神探大法官，而是武則天的宰相。

唐高宗死後，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但政事皆由皇太後武則天決定。中宗試圖組成自己的權力集團，欲以嶽父為侍中（宰相），輔政大臣裴炎“固急以為不可”。李顯大怒：“我就是把天下給他也無不可，難道還吝惜一侍中嗎？”裴炎將此事報告給了武則天，武則天馬上命羽林軍解除了中宗的衛兵武裝，宣布廢黜中宗的帝位。中宗嚷道：“太後廢黜兒臣，兒臣何罪之有？”武則天怒斥道：“你要把大唐江山送給你嶽父，這難道不算是彌天大罪嗎？”李顯被廢外放，武則天改立李旦為唐睿宗，自己臨朝稱製，而後李旦被軟禁，武則天自立為帝，改國號為周。

對於武則天篡位自立，狄仁傑不管在哪裏任職，從不發表支持或是反對的言論。狄仁傑認為，朝代輪轉，君主更替，對於老百姓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皇帝位子上的人能否讓國家振興，讓百姓安居樂業。事實上，武則天的治國理政的方式確實頗有成效。狄仁傑一旦把這一點想明白了，也就知所進退，站穩了根本的政治立場。英國公徐敬業以武氏“僭竊帝位”而起兵，結果敗亡；名士駱賓王膾炙人口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結果也不了了之；其間那位裴炎進言還政於睿宗以平息叛亂，被武則天怒而處死。而在這個過程中，狄仁傑因為自己清晰的認知，從不參與攪和。

但是狄仁傑在誰當後任皇帝的問題上又是有原則的，因此也不是沒有遭遇過殺頭的風險。當武則天想立自己的侄子武三思為皇太子時，“眾莫敢對”，因為弄不好這就是掉腦袋的事情，但是狄仁傑卻當眾反對，理由很硬：第一，“天下人並未厭棄唐朝，若立太子，非廬陵王（李顯）不可”；第二，“姑侄與母子哪個關係更親近？陛下立兒子為太子，千秋萬歲後可以配享太廟，若立侄子，可從沒聽說有侄子將姑姑配享宗廟的。”武則天大怒：“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在這個節骨眼上，狄仁傑不顧生死、不依不饒，繼續抗辯，並且說到了君臣關係中作為大臣的責任：“要說起來，那天下的事都是陛下家事。君王是首腦，臣下為四肢，猶如一個整體，況且我現在擔任宰相，怎能不管這事呢？”此後，武則天夢到一隻大鸚鵡，兩翼折斷，狄仁傑又借機說道：“武是陛下的姓氏，兩翼應指二子。陛下現在隻有廬陵王、相王（李旦）二子，隻要起複二子，兩翼便能振作。”狄仁傑有理有節，武則天終於回心轉意。

官場具有高風險，何況武則天當政後，任用酷吏以剪滅可能的對手，狄仁傑也曾經被史上有名的酷吏來俊臣誣告謀反而入獄。然而怎麼才能化險為夷、死裏逃生？這需要智慧。狄仁傑被捕後當場認罪，來俊臣得到口供。狄仁傑向獄吏借來筆墨，從被子上撕下一塊布帛，書寫冤屈情況，塞在棉衣裏，請求送回家中。兒子發現書帛即向武則天訴冤。武則天看罷帛書，召來俊臣前來詢問，來俊臣一味辯解，又以狄仁傑認罪的《謝死表》呈給武則天。武則天親自召見狄仁傑，問他為何承認謀反。狄仁傑泣曰：“我如果不承認謀反，已經死於酷刑，也見不到陛下了。”武則天又問為何要作《謝死表》，狄仁傑說從未寫過，經查證發現那果然是偽造的。狄仁傑就此逃過一劫。

當然，狄仁傑一貫的耿直忠誠及其諸多事跡，也是有目共睹。所謂日久見人心，因此狄仁傑非但未遭殺身之禍，反而越來越受到武則天的敬重。武則天尊稱他為國老，從不直呼其名，對他的退休請求始終不予批準，並對官員道：“如果沒有十分重要的軍國大事，就不要去打擾狄公。”武則天不讓狄仁傑行跪拜之禮：“每當看到你跪拜，朕就會感到痛楚。”狄仁傑去世後，武則天痛哭道：“朝堂空矣！”

明代的開國元勳劉伯溫雖然也是“幸免”，但是其對於君臣關係的讀解卻與狄仁傑截然不同。劉伯溫以足智多謀、運籌帷幄、敢於任事而著稱於世，世稱“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朝軍師諸葛亮，後朝軍師劉伯溫”。在輔助朱元璋奪取天下的過程中，朱元璋對其幾乎言聽計從，多次稱劉伯溫為“吾之子房（張良）也”。當時君臣之間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對大臣、功臣大開殺戒，劉伯溫為何能夠“幸免”，這似乎又是人們感興趣的事情。

君主什麼樣，君臣關係也就什麼樣。實際上，劉伯溫是趕上了朱元璋的“辣手”，沒趕上朱元璋的“殺手”。明朝建立以後，劉伯溫殫精竭慮，全身心投入新朝建設，頗有建樹，還時常為朱元璋說古論今；但是神機妙算且熟知曆史的劉伯溫卻沒有算到，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君臣關係將會發生的變化。朱元璋出身貧寒，早年當過和尚，做了皇帝以後對早年舊事有許多忌諱；與此同時，他君權神授、唯我獨尊的意識又極度誇大。當上皇帝以後，朱元璋顯然不希望身邊有這麼一個被別人視為“帝師”的人。高瞻遠矚、英明卓識的，到底是誰？於是朱元璋要開始給劉伯溫“校路子”了。一次，他對劉伯溫說自己多麼操勞辛苦，劉伯溫說，天下已定，“上位”（皇帝）可以放鬆一些了，此說立刻遭到朱元璋嚴詞批駁。過了一陣，朱元璋又對劉伯溫說，執政似可寬鬆一點，劉伯溫回道，執政恐怕還須嚴謹，不能放鬆，這立刻又遭到朱元璋的嚴厲訓斥。劉伯溫是何等明白之人，他立刻看清形勢，然後以家事為由請辭回鄉，朱元璋即刻批準。幾個月後天象出現異常，朱元璋又將懂得天文象緯的劉伯溫召回應天（南京）。然後在大封功臣時，封了一批公爵，裏麵沒有劉伯溫，又封了一批伯爵，還是沒有劉伯溫。到二十天以後，朱元璋“才想起了”劉伯溫，封了他個伯爵，俸祿二百四十石，而同時封伯的，比如汪廣洋，其功績不能與劉伯溫相提並論，俸祿是三百六十石，同樣是開國元勳的李善長俸祿四千石。朱元璋一次曾說：“沒官婦女（罪臣被‘充公’的女眷），止（隻）給功臣，文臣豈能得給！”可見其對文臣本來的排斥態度。劉伯溫對此心知肚明，再次告老回鄉。回鄉後，他飲酒弈棋，口不言功，拒絕縣令造訪，不與官方來往，保持極度低調。盡管如此，他仍然被纏上爭訟而赴應天請罪，朱元璋隨即割去了他的俸祿，劉伯溫再也不敢回鄉，隻好老老實實地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待著。一次重大祭祀以後把貢品“胙肉”分給群臣，劉伯溫也分到了一份，朱元璋知道後說，他又沒參加祭祀，憑什麼分給他胙肉，扣他一月的俸祿！其實劉伯溫的俸祿早已被全部扣除，這麼做似乎隻是要惡心惡心他而已。看來在明朝開國之初，劉伯溫動輒得咎，是朱元璋對大臣動手打壓的首要目標。

是時劉伯溫沉屙纏身，朱元璋派胡惟庸帶禦醫前去探望。劉伯溫服了禦醫的藥後，覺得肚子裏好像有一些石塊擠著，十分難受。他抱病覲見朱元璋，向他稟告了自己服藥之後不適的情形。朱元璋不以為意，輕描淡寫，恩準他回鄉。在劉伯溫回鄉之際，朱元璋給了他一封絕交詔書，“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商人在外行商，官吏在外謀職，能夠終老回鄉，已經很幸運了，以後不必再見了。

一個多月後，劉伯溫病逝於家鄉，享年六十五歲。比起以後被誅殺的那些功臣，劉伯溫又算是得以善終了。有說劉伯溫是胡惟庸派人毒死的，因為當初朱元璋要讓胡惟庸當宰相，為此征求劉伯溫的意見，劉伯溫因胡惟庸專橫跋扈、剛愎自用的秉性，說“這就像駕車，這是個會把轅木弄壞使馬車翻覆的人”，由此與胡惟庸結了怨，日後朱元璋也指定毒死劉伯溫是胡惟庸的一大罪狀，但據史家分析，這都是缺乏事實依據和操作可能的；又有說是朱元璋指使人毒死了劉伯溫，這同樣也不靠譜，當時劉伯溫已是風燭殘年、過氣老頭，而朱元璋對大臣也還未開殺戒。劉伯溫本來已經病勢沉重，他應該還是正常病故的。

那麼，如果劉伯溫更長壽一些，活到朱元璋對功臣大開殺戒的時候，他的境況又會如何呢？也許他能夠繼續“幸免”。

第一，劉伯溫雖然不是朱元璋核心人馬“淮西集團”的成員，又是元朝遺臣，但是他對朱元璋忠誠可鑒。

第二，朱元璋輕視鄙薄文臣，但是文臣比如劉伯溫卻沒有威脅。朱元璋以後因“藍玉案”對武將動手，誅殺一萬五千人，也許就是記取了“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的道理。

第三，劉伯溫去世五年以後，胡惟庸被朱元璋以“擅權植黨”“枉法誣賢”的罪名處死，此後又給他安上了“通倭謀反”之罪，前後牽連處死三萬餘人，包括對李善長的滿門抄斬。而劉伯溫除了與胡惟庸不睦之外，在任禦史中丞時，剛正不阿、秉公執法，處死過犯下大罪的宰相李善長的部屬親信，與他也結下了梁子。因此這兩位淮西集團的骨幹成員也沒少在朱元璋跟前詆毀劉伯溫；而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文化不高，因此在對文臣學士的鄙夷不屑上應有共同語言。然而到了“胡案”興起，冤家的冤家就是自己人啦。此後朱元璋頻頻召見劉伯溫的兒子，對其大加讚賞，其間說了一句關鍵的話：滿朝都是朋黨，隻他一個不從，一世是個好人。而在封建君主特別是在強勢的朱元璋時代，“不黨不群”乃是最為重要和正確的政治立場。因此，如果劉伯溫當時在，或許因此而能逃過一劫，也未可知。

總之，上述的幾個因素中的每一個，也許都不足以讓劉伯溫“幸免”，但是如果它們加在一起，也可能會讓劉伯溫得以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