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滕子京的紫荊堤與李鏡的永濟堤

自古以來，所有城邑都必須圍繞有水的地方才能生存，有水必有河流、湖泊，有河流、湖泊必有大堤。於是，古代一個城邑的大堤即是百姓生存的基本要素。它既是考量當政者為民辦實事的主要政績，也是衡量一個城邑和地方興旺發達的主要標誌。尤其是古巴陵城地處洞庭湖之畔，三麵環水，與外界的交通極不方便。加之湖水泛濫，城邑時常遭受洪水的衝擊。自從西晉元康元年（291）建立郡邑以來，巴陵城一直不斷地修築大堤，以捍衛城邑。因此，清道光年間編撰的《洞庭湖誌》說：“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固已然。如洞庭諸湖瀕之平曠衍沃。使概委而棄之，則膏腴之壤為蜃蛤之鄉，良可惜也。聖主軫念黔黎，大沛膏澤，於各邑民堤外，動支帑項更建官堤，每歲飭令有司督民以時修築，俾垂久遠，蓋保障之利溥矣！……。”然而，真正給後代帶來福祉的大堤，自宋至清末有四座。

這四道“官堤”分別是：北宋巴陵郡守滕子京於慶曆五年（1045）在西門城下修築的偃虹堤和縣東連接長沙府官道的紫荊堤；明洪武初知府蔣思德為護衛北城城廓而修築的九龍堤；明成化十九年（1483）由知府李鏡修築的永濟堤。這四大官堤之中，偃虹堤是滕子京在重修嶽陽樓時的一個配套工程，主要目的是為了保障湖水不直接衝擊嶽陽樓而建，大約不到二十年時間就隨著湖水的衝刷而坍塌。九龍堤也隨著城牆的不斷擴建，也相繼廢棄。紫荊堤和永濟堤至今為巴陵人民受益。而其中延續修築時間最長、最為艱難者當屬“紫荊堤”，修築規模最大者則是“永濟堤”。

滕子京修築堰虹堤

滕子京[1]謫守巴陵郡期間，曾經為巴陵郡的老百姓做了四件功德無量的大事。其一，是重修嶽陽樓；其二是修築堰虹堤，其三是修建嶽州學府；其四是修築紫荊堤。

清光緒《巴陵縣誌》載：“堰虹堤舊誌在西門城下，嶽陽樓南長千丈，高三丈，厚三丈二尺，宋慶曆時知州軍滕宗諒築。”

滕子京到了巴陵後為何要修築堰虹堤？滕子京初來巴陵，第一眼見到的是嶽陽樓已經不複存在，嶽陽樓前的堤壩已經被洪水衝擊，當有“滿目蕭然”之感。依據他的性格和情操，他是一位不甘寂寞，且有擔當的郡守。雖然是“謫守巴陵郡”，但絕不會就此沉淪下去，他必須要在這裏有一番作為，方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麵對眼前一片頹廢的景象，他想盡快動手改變現在的麵貌。那麼他何時著手開始修築堰虹堤呢？

可以肯定地說，此堤必在重修嶽陽樓之前。第一，我們先從《嶽陽樓記》中的第一句話來推敲，“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1]滕子京：990年-1047年，字子京，河南洛陽人，北宋官員，因範仲淹的《嶽陽樓記》而為世人所知，嶽陽樓的雙公祠中有範仲淹與滕子京的雕像（右）。在嶽州做過太守。他做太守時，政事順利百姓和樂。滕子京到巴陵後，不計個人榮辱得失，以國事為重，勤政為民，辦了幾件好事，如擴建學校、修築防洪長堤和重修嶽陽樓等。這些事受到百姓稱讚，結果兩年時間就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治為天下第一”。在重修嶽陽樓之後，他寫信給好友範仲淹，請他作記，共襄這“一時盛事”。隨信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圖》，供仲淹參考，說是“涉毫之際，或有所助。”範仲淹是蘇州吳縣人，小時去太湖玩過，後母親改嫁，又隨繼父到洞庭湖畔的澧縣和安鄉縣讀書，所以對太湖、洞庭湖的風雨晴晦種種風情非常熟悉。其時，範仲淹因“慶曆新政”遭當朝保守派大臣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等的攻擊而失敗，已於慶曆五年由參知政事貶謫為鄧州（今河南南陽市）知州。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範仲淹，借樓寫湖，憑湖抒懷，真正的意圖是對摯友的婉轉規勸，惟恐招來禍患。在《嶽陽樓記》中規勸他應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仲淹可謂苦心孤詣，深知重修嶽陽樓要花很多錢，擔心有些人再次借此攻擊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開頭就用“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既是對他的政績的肯定和頌揚，又是為他被貶謫再次辯白；同時告訴他人，他是在幹出大成績後才重修名勝古跡嶽陽樓的，又堵塞了攻擊者之口。慶曆七年（1047）滕子京由於治巴陵郡有功，調任江南重鎮蘇州知州，上任後不幸卒於任所，終年五十八歲。始葬於蘇州，後其子孫（是子還是孫無史據可考）按其生前“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意願，遷葬於青陽縣城南金龜源。明清兩敬仰滕子京的青陽人，在九華山雲外峰下建造了“滕子京書堂”，供後代子孫瞻仰憑吊，隻可惜書堂遺址今已無處尋覓。百廢具興。乃重修嶽陽樓，增其舊製，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這裏所謂的“越明年”，就是他來到巴陵的第二年，這裏沒有很晦澀文字的糾結。第二，他要重修嶽陽樓，不可能在已經坍塌的基座上來建造如此的龐然大物，則必須要先修築嶽陽樓前的大堤，以防止洪水的衝擊。同時，也是為了重修嶽陽樓提供充足的保障作用。嚴格意義上說，從第二年重修嶽陽樓的情況來看，這座堰虹堤實際就是重修嶽陽樓係統工程中的重要一環，屬於大係統中的一個子係統。大堤修築完成後，才可能出現“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的畫麵。之後，他特意派人請求歐陽修[1]為其撰寫記文。因而，才留下宋歐陽修《修偃虹堤記》一文。其文曰：

有自嶽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嶽陽門西距金雞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堰虹堤。問其所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製，用人之力？曰：長一千丈，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複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

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禦天下之險，不測之慮，惠其民而及於荊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近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嶽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曰凡有幾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

[1]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累贈太師、楚國公。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並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被後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

滕侯誌大才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人之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可廢。二宜，書嶽之民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不可不書，乃為之書。

但是不久，堰虹堤被洪水所衝擊而坍塌，到後來宋《壬申誌》所載，認為堰虹堤僅是滕侯的一個美好的心願而已，“未及為而去”。其文曰：“舊誌載堰虹堤特因歐陽記文，而雲未之深考也。王得臣塵史曰：嶽陽西濱大江，夏秋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曆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常欲起巨堤以捍怒濤使為弭節之便。先名曰偃虹堤，求文與歐陽永叔，述堤之利詳且博大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中，餘宰巴陵，曾訪是堤，郡人雲：滕侯未及為而去。”這裏提出一個重要的質疑，認為堰虹堤要麼不存在，要麼不是滕侯所為。這裏隻說滕侯確實想做這件事，但當他還未來得及修成此堤，自己卻已經離開巴陵郡了。

不久，北宋著名史學家、地理學家範致明[1]明確地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他認為堰虹堤就是滕侯所為。為何後人見不到這座大堤？原因很簡單，湖水衝擊所導致。他在《嶽陽風土記》中闡述說：“嶽陽城據湖東北，湖麵百裏常多西南風，夏秋水漲，濤聲喧如萬鼓晝夜不息，潄齧城岸，歲常傾頹。滕子京待製欲為堰虹堤，以捍之屬，移郡不果。據而書所言，則滕侯實未曾為堤。揣當時必已度地估工，刻期興築，故求文於歐陽，碑刻俱就，其卒不就功者，必以水衝，難以固堤，為眾議所沮止耳，必非以去官不及為也。近世所為護城堤者，未久即敗廢，而嶽陽樓外，湖岸頃年屢更葺築，頹壞不止，然則築堤以便舟泊之說無庸複議也。”他認為，堰虹堤作為滕侯留給巴陵人的作品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故提出“無庸複議也”。由於範致明在當時很有權威，大家一致予以公認，便成為了曆

[1]範致明：字晦叔，建安人，元符中進士。是北宋末年一位著名的曆史、地理學家。所著《嶽陽風土記》是宣德擔任監商稅時所作。該書不分門目，隨事記載，被稱為“宋人風土書中佳本”和“嶽陽第一本地方誌”。史的結論，從此再也沒有人對堰虹堤與滕侯之間的關係再提出異議了。

遺憾的是，今天人們觀看嶽陽樓時絕不會看到那座已經坍塌上千餘年的堰虹堤。如果你有心遊覽嶽陽樓，建議你在認真觀看嶽陽樓唐、宋、元、明、清五座用黃銅鑄造的模型時，在宋代模型前要認真思索一下，它的基礎就是當年的堰虹堤。自滕侯之後多次重修嶽陽樓，都是在堰虹堤的基礎上翻修複製的。堰虹堤不是沒有，而是千餘年來一直為輝煌的嶽陽樓承擔著厚重基座的作用。今天的嶽陽樓之所以能博取人們的愛，獲得人們的欣賞，主要是因為有《嶽陽樓記》，“文以載道”充當重要的作用。而堰虹堤同樣有歐陽修《堰虹堤記》，隻是很容易被人們所忽視而已。我想，當年滕侯請求範公撰寫《嶽陽樓記》向他展示巴陵八幅圖畫時，一定將堰虹堤描畫得非常雄偉和壯麗。

歐陽修在《修偃虹堤記》中曰：“夫，以百步之堤，禦天下之險，不測之慮，惠其民而及於荊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近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嶽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曰凡有幾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為何“其遺跡往往而在”？是因為“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也！遺跡不再表象，而永遠流傳在百姓的心目之中。故曰：“皆欲為滕侯紀”！滕侯同堰虹堤一樣在承擔著中國文人的脊梁，永不凋謝！

修築時間最長的紫荊堤

紫荊堤為何是修築時間最長的大堤？即從滕子京重修嶽陽樓之後的第二年，他就開始組織人員修築“紫荊堤”。從北宋慶曆年間開始，直到清同治年間才基本完工，紫荊堤經過了近乎千餘年的修築時間。

當時，滕侯修築紫荊堤不象修築堰虹堤是為了防洪擋水，而是為了打通巴陵城與外界的交通便利之途。紫荊堤現位於嶽陽城東，連接湖南理工學院至新開鋪上107國道的大道。北宋時期，巴陵郡與外界聯係極不方便。尤其是官道連接長沙府城，隻能繞城東北走冷水鋪，要翻三座大山，然後才能上城外的官道。要修築紫荊大堤，必須要在今天的王家河與南湖交彙處築建一座橋。當時大堤和橋建築完成後，滕子京將該橋命名為“通和橋”，以表達“政通人和”之意。但這座橋維持的時間太短，經常坍塌，導致紫荊堤無法發揮出正常的功能。於是，後人屢圯屢建。

滕侯於慶曆年間修築大堤後，到南宋時期由於“通和橋”的坍塌。明成化八年（1472），知府吳節增加了大堤的寬度並鞏固了“通和橋”，但不久橋又坍塌了。

嘉靖八年（1529），知府蕭晚在前人的基礎上再次修築大堤和這座橋，但還是坍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74歲的戶部尚書方鈍告老還鄉後，一門心思想為家鄉做出最後一點貢獻，他拿出自己的俸祿，組織鄉民修築紫荊堤和這座“通和橋”，到了萬曆庚寅年（1590），此橋依然坍塌。當年，推官趙引誌奉朝廷之命開始修築大堤並重修這座橋，並改名為“萬由橋”。但過了三十年，即景泰元年（1620）此橋又坍塌，大堤還是不能通行。

清順治乙未年（1655），清政府出於軍事的需求，命知府高翼辰以最快的速度恢複“萬由橋”，讓紫荊堤盡快起到連接嶽州府外出的通道，其費用全部作為軍事款項。但過了不到十年，還是坍塌。

乾隆壬戌年（1742），朝廷命知縣張世芳“奉帑承建”此橋，並恢複紫荊堤的通暢。這次明確是動用國庫資金以修築大堤和此橋。依然不到十年功夫，此橋還是坍塌，紫荊堤依然不能通暢。嘉慶癸亥年（1803），新上任的知縣陳玉垣想通過捐贈資金修築大堤和“萬由橋”，但沒有成功，主要是不久他就升任別地為官。

直到同治丙戌年（1873），由邑人、曾任兩粵轉運使鐘雲卿獨自捐資，重新勘測此橋的地形，重新規劃此橋的設計，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終於將此橋建成，並將此橋改名為“三眼橋”，紫荊堤才能正常通行。從同治丙戌年直到今天一百餘年間，紫荊堤和“三眼橋”承載著嶽州城大量的物資出入，完好無損。

現在，嶽陽市民雖然出城可以通過高鐵、京珠高速、107國道，但紫荊堤依然還是嶽陽市民不可或缺的主要交通要道。行走在這條道路上，首先應該想到的是北宋慶曆年間的巴陵郡守滕子京。

李鏡修築“永濟堤”功德無量

要說永濟堤，得先必須說“九龍堤”。明洪武初知府蔣思德為護衛北城城廓而修築了一條九龍堤。當時，蔣思德為明代進駐嶽州府的首任知府。之後，他為了建造城牆，在城牆的東北角建造附廓，將城牆下的便河泥土修築成千餘丈的一條九龍堤。清《光緒巴陵縣誌》載：“九龍堤在城東北附郭，明洪武初築郡城既修，北鑿便河，周千餘丈，以衛城，堤即河岸，今河墾田，堤亦圮[1]。”事實上，知府蔣思德修九龍堤，除了護衛城廓以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解決城邑與其衛星城市城陵磯水上交通的銜接問題。

清《光緒巴陵縣誌》載：“城陵磯在縣東北十五裏，接臨湘界，《水經注》：‘江水東逕忌置山南江之右岸，有城陵磯山，山有故城。’舊誌：‘蜀江西來洞庭，南注合流於此，為一郡水口。’方輿紀要：‘山東有白石、翟家二湖彙焉。’每舟行多阻風濤，陸行則尋山曆澗三十餘裏。……城陵磯其必爭之地。”

這裏最關鍵之處是指明城陵磯為大江與洞庭湖接壤之處，為巴陵城唯一的水口，位於戰略要地，自古以來皆為兵家必爭之地。但是，這麼一處重要之地，一直沒有與嶽州府城陸上直接銜接的通道。過去來往者，隻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水道，以舟為載體往來於城邑之間。二是走陸路，但必環繞城邑“尋山曆澗三十餘裏”極為不便，一旦戰事發生，城陵磯無法起到拱衛巴陵城的作用。所以，蔣思德修築九龍堤，隻是在九龍堤堤壩上建造了一座碼頭，主要用於城陵磯與巴陵城船隻往來的停泊之處，可以稍稍緩解一下城陵磯與巴陵城水陸港口對接的問題，而決非修築自城邑至城陵磯的大堤。但這種權宜之計既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又無法抗拒湖水的衝擊。不久，隨著城牆的擴大，九龍堤也隨之廢棄了。於是，城陵磯與巴陵城銜接的問題成為了後來嶽州知府的頭等大事。

[1]圮：倒塌

成化十八年（1482），李鏡以刑部員外郎[1]的身份，於秋天來到嶽州府擔任知府。李鏡是一位很有抱負，體恤民情，關心百姓疾苦的官員。到任後，他登臨嶽陽樓，麵對一望無垠的洞庭湖，想到秋收之際而農民還必須麵對繁重的賦稅而倍感焦慮。他懷念範仲淹先憂後樂的心懷，深感為官一方，必得為民有所作為才不至於愧對自己的一生。於是，他回到寓所，寫下一首《秋日登嶽陽樓書所見》流傳於世。其曰：

秋晏臨登倍愴神，茫茫湖水四無垠；

高低隴畝還為壑，巨細農家總恨貧；

召患有由難恕我，征徭依舊可憐民；

先憂範相遺文在，載讀寧無愧此身。

就是這樣一位愛民心切的知府，上任後的第二年，即成化十九年（1483），他就開始著手籌辦修築“永濟堤”一事。並在任內興辦學校，整治官場，舉行一係列移風易俗的事情，深受百姓的讚揚。並且，通過一年多的時間，克服諸多的艱難困苦，終於將“永濟堤”建成。《隆慶嶽州府誌》對其多與褒獎。載：“李鏡，字文明，江西弋陽人，進士。首興學校，增俾易舊，厥製煥然。捐己俸倡築城陵磯堤，居者鹹利焉。稱李公堤。凡興利除害，率類[2]此後。遷布政使。民立祠祀之。”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的人心是一杆秤。李鏡在世，老百姓竟然自願為其建立“生祠”以示懷念，這在當時社會是老百姓對為官者最大的回饋。

華容著名詩人孫宜[3]讚揚李鏡說：“國初治民吏，率以九載為蒲，豈不良

[1]刑部員外郎：員外為定員外增置之意，原指設於正額以外的郎官。隋開皇六年（568），於尚書省二十四司置員外郎1人，為各司之次官。唐、宋、遼、金、元、明、清沿其製，以郎中、員外郎為六部各司正副主官。時號“員外”，實已在編製定員之內。

[2]類：lèi類的繁體字：類

[3]孫宜：1507-1556，字仲可，號洞庭漁人，湖南華容人。孫繼芳次子，明代著名詩人。嘉靖戊子科中舉，後屢試禮部不售，遂絕意仕途，三十八歲開始隱居洞庭，潛心著書立說，著有《洞庭集》《孫漁人集》《遁言》《洞玄誌》《宋元史論》《天文書》等，現多收藏於國家圖書館。孫宜在文學上造詣深厚，成就斐然。明王世貞撰《洞庭漁人傳》，讚歎孫宜“興至泚筆而書，所為詩奇逸飛動，龍虯鬱盤”；明喬世寧撰《洞庭漁人集敘》，稱孫宜的詞賦“則祖離騷，潔誌曠思，悲壯瑰瑋”，詩歌“俊麗清逸”，文章“鑒情晰理”，“語發玄思，意多獨見”。王世貞撰《藝苑巵言》稱：“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明萬曆十七年狀元焦竑認為孫宜應“與諸子臚列，播於不朽”；朱彝尊《明詩綜》載，“顧玄言雲：漁人新聲奇調，在李唐二孟之間；河嶽隱淪之夐秀者，詩話洞庭漁人。……滔滔莽莽，下筆不休，亦楚產之傑出者”。哉。李公之所以能修永濟堤，及多所建善，立萬世功者，槩[1]由是耳。倘以一、二載遷去，亦能之，乎故於李公之績而見法製之善焉。近立小轉法俾上下，俱弊殆非也。讚曰：行同秋霜，愛可冬日，散璞為郡，曜奇著績，增築堤閔，召社畫一，興學賑饑，民懽[2]胥[3]翕[4]，漢紀循良，令名堪匹。”

永濟堤修築得如何？是否真正達到了設計的要求？能否達到與城陵磯直接通達的效果？清《嘉慶洞庭湖誌》說：“永濟堤，明成化十九年，知府李鏡築。長四千丈，廣二丈，高七八尺，旁樹柳二萬株。有石橋二，甃[5]石為閘，於橋之北，廣五丈，高一丈五尺，架木梁以通車馬，民賴安居，永無水患，墾田之數百頃，至今誦之，號李公堤。”此堤建成後，成化間朝廷內閣首輔李東陽[6]親自撰文作《新築永濟堤記》其文曰：

嶽州府城北十五裏有磯曰城陵磯，當川、廣、雲、貴之衝，官所置有驛，有巡檢司，有遞運河泊二所。凡朝所遣使有事於西南諸藩牧伯，而下方巡歲代及執事役夫之宣教，布令商賈民庶之往來胥此焉，集其為地至要也。顧其西，則長江奔流，衝齧[7]無定，束則白石、翟家二湖所彙，地卑墊[8]。每夏秋際，洞庭、江漢與二湖合，浩蕩掀播，茫無畔涯，舟行則多限風濤，或累信宿。陸行則循山曆澗，迂回三十餘裏，艱阻萬狀，人甚苦之。

[1]槩：gài古通概、慨、溉。

[2]懽：huān同歡

[3]胥：古代的小官

[4]翕：xī合，聚，和順。

[5]甃：zhòu砌，壘。

[6]李東陽：明朝內閣首輔大臣，李東陽生於正統十二年六月九日，卒於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447年7月21日-1516年8月17日），字賓之，號西涯。祖籍湖廣長沙府茶陵，因家族世代為行伍出身，入京師戍守，屬金吾左衛籍。

李東陽八歲時以神童入順天府學，天順六年中舉，天順八年舉二甲進士第一，授庶吉士，官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弘治八年以禮部右侍郎、侍讀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立朝五十年，柄國十八載，清節不渝。官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死後贈太師，諡文正。

[7]齧：niè同“齧”

[8]墊：diàn陷沉，淹沒。

前知嶽州府眉山吳侯[1]，欲築堤構橋，以得代勿果。福清戴侯[2]，繼守始就，二湖口構木為梁，頗利病涉。但冬至春撤，歲費煩擾，利與勞不相值。

成化癸卯（1484年），弋陽李君，文明知府，事事既就緒，乃命築土為堤，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為平，高者七八尺。堤成名曰‘永濟’，旁夾柳樹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於華容之層山為橋二，於舊所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成，名其南與堤同，其北曰‘廣通’。

覆慮水漲，則舟不能出入，乃倣規運河，甃石為閘於二橋之北，廣五丈，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

建亭室，以為官屬迎侯之地。而堤之事始備，蓋始於甲辰十月，越一年，丙午某月為工。二十有七萬金三千餘兩。

而成初，城陵居民與水高下，因山並磯，以附市集至。是乃募民，俾自占堤，築土架屋，市貨鹹軫，煙火相接，戶累數百，無複有轉徙慮堤。東濕地舊，為萑荻[3]之區者，恃其障蔽，漸可耕蓺以頃計者，要其成可至數百雲。

夫，堤堰之製起於中古，所以障蔽水患，為田壤計，鮮有專為道途設者。然民之生彝險，勞逸亦惟所在，而為之利，獨田也哉！城陵之險，惟道途最急。今易水為陸，縮遠為近，就平彝而脫危阻，其利可知也。甚者變槎居為市集，化棄地為膏沃，有昔之所未有者。蓋一舉而數利兼焉！

古稱：更舊政者不十倍利，則不必興。是役亦可興矣。且其費公出，工必備致，慮定而事勤，期剋而功集，改聽易視，而民不知微。李侯之賢，其曷克臻茲哉。堤以永濟名者，自唐已有之，今名存實廢，不可複考。

是堤也，吳侯之誌，戴侯略施之。李侯實大成之。嗣是以往，如數侯

[1]吳侯：吳節，四川眉州人，以部郎中為嶽州知府，愛民育士，興學校增卑易舊，厥製煥然，捐己俸築城牆。

[2]戴侯：戴濬，福州人，進士，戶部郎中選為嶽州知府。

[3]萑荻：huándí密生蘆葦，盜賊出沒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邊，葉子長形，似蘆葦，秋天開紫花。者，異時而同，誌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乎。

李侯名鏡，舉己醜進士，曆刑部員外郎，兼明平恕修學校，飭公宇百度具作。而堤之功為多佐是役者。

某官某請予記者，山東參政鄧君宗器，四川按察副使柳君拱之其鄉大夫也。

這篇“記文”，詳細闡述了修築永濟堤的目的，曆任知府的心願，以及李鏡成功修築的盛況。同時，詳細描述了永濟堤及其橋梁、閘口的規模和具體數據。更為重要的是永濟堤修築後給整個巴陵城和城陵磯地區老百姓帶來的無限利益。

按照《永濟堤記》所描述為“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為平，高者七八尺。”那麼這座大堤的長度約為13600米，寬度約為6.82米，高度約為2.72米。實際上大堤的基礎部分應該更寬，如按照明代營造規格，大堤基礎部分應該為大堤堤麵的兩倍半以上。這樣，這座大堤的實際土方量約為252.28萬立方，加之基礎部分遠遠地超出了300萬立方的土量，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常驚人的水利工程了。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座大堤上“又鑿巨石於華容之層山為橋二，於舊所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成名其南與堤同。”意思是說，整座大堤中有南、北兩座橋梁，建橋的巨石取材於今天君山區的層山鎮，其南的橋與大堤齊名，曰“永濟橋”，其北曰“廣通橋”。兩座橋寬度均為兩丈，約合6.8米；“長五倍之下”即為34米；其高度為“廣二丈高倍半”，即寬度的一倍半，則高度約10米。橋下可以通過比較大的舟船。

考慮到漲水季節，舟船不能出入通行的問題，於是仿效運河的模式，即在“甃石為閘於二橋之北”，閘“廣五丈，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那麼，這座水閘按照推算，“廣五丈”，即閘寬約17米；“高丈有二尺”，即高約7.48米；“長加高之三尺”，長約8.86米。平時在閘上架木梁以便車馬通過。大堤的兩旁種植兩萬株柳樹，作為大堤的防護林。

永濟堤修築後，李鏡還在沿途建了廊亭，以備上級官員視察作為接待之處。而大堤從籌備到動工乃至正式結束，“蓋始於甲辰十月，越一年”時間。動用資金達“二十有七萬金三千餘兩”。如果按照明成化期間的銀兩折合今天的資金，即一兩白銀為600元人民幣，那麼，相當於今天約1.638億人民幣的資金。[1]這在當時從資金上來講也算得上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大堤建成後，不僅完全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還出現了原來意想不到的好處。因為巴陵城邑除了九華山、南正街、營盤街一帶地勢較高外，其餘地方一到漲水季節皆湖水泛濫。南湖水麵直達現在的東茅嶺一帶，北麵九華山下直到現在的老火車站、東茅嶺、白石嶺下全為洞庭湖的湖水淹沒。整個城陵磯幾乎是一座半島，孤立於洞庭湖和長江洪峰之中。永濟堤建成，巴陵城邑幾乎擴大了一半的麵積。自古老百姓最為珍惜的是什麼？“獨田也哉”！堤垸之內原來的一片澤國，永濟堤建成後完全變成了良田。從城邑直達城陵磯，一切改變了原有的規模。“今易水為陸，縮遠為近，就平彝而脫危阻，其利可知也。甚者變槎居為市集，化棄地為膏沃，有昔之所未有者。蓋一舉而數利兼焉！”

永濟堤修成後變化最大的應該是城陵磯了。自古城陵磯原住民依山並磯，濱江臨湖而居，雖也曾築城，但因水陸交通極不便利，加之兵燹連連，不可能成為一個集聚商賈往來的集市區域。然而，自從永濟堤修通後，城陵磯從陸地上真正與巴陵城連城一體，凡自大江航行的船隻可直接停泊於城陵磯港口，由此，這裏自然成為了嶽州府南北貨物的中轉站。一時漕糧北運，淮鹽南來，百軻爭流，貨運繁忙，萬商雲集。南自七裏山，北至象骨港，東至芭蕉湖，冷水鋪一帶，商店鱗次櫛比，基本形成了巴陵城邑的一座小型衛星城。由於城陵磯地處特殊的地理位置，清代便在這裏設置了國內惟一一處內陸的“海關”，自明清以來城陵磯進入到了曆史上最為繁華時期。清順治十年（1653）知縣王篤慶，康熙五年（1666）知縣李炌，康熙五十年（1711）知縣王國謨皆為維護永濟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如果說，滕子京為嶽陽重修了嶽陽樓為巴陵一大功德，那麼，李鏡為嶽陽

[1]明初，人口銳減，地廣人稀，田價很便宜，不過一二兩銀子1畝。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當於人民幣600元左右。到了明朝中期，田地的價格達到高峰，每畝能賣到50兩到100兩銀子。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一二萬公斤大米，相當於人民幣3萬元左右。按當時的市場價值計算，明初期，一兩銀子=300公斤大米，按我們現在的市場價格，300公斤大米=900元人民幣，到了明中期，50兩銀子可以買到一萬公斤大米，一兩銀子=200公斤大米，銀子出現了貶值，按我們當前市場價格200公斤大米=600元人民幣。由此看出，明初期，一兩銀子=人民幣900元，到了明中期一兩銀子=人民幣600元。至於明末應當貶值更多了。修築一座永濟堤則為巴陵造福一方，無量功德！李東陽在《永濟堤記》中提到：“是堤也，吳侯之誌，戴侯略施之。李侯實大成之。嗣是以往，如數侯者，異時而同，誌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乎。”“李公堤”其功首當李鏡，但無論吳侯、戴侯，他們都是出於對民眾的關心，對事業的追求，都是一片愛民之心在永濟堤上的表現。直到今天，我們無論怎麼感覺這座大堤是如何的雄偉壯麗，但她確實是前人為之奮鬥，付出極度艱辛的結果，我們今天依然在她的基座上享受著她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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