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逝的不僅僅是歲月

那日整理舊物，一張上山下鄉通知書豁然入目。紙質已經發黃，字跡也略顯模糊，但那個鮮紅的大印依然清晰。

時間已然飄逝了三十多年，這一段往事早已經積滿塵垢，被時間衝刷得很淡很淡，被歲月的泥淖深深地包裹埋藏。現在，一經觸發，它如同在地殼深處奔湧的石油覓到了出口勃然井噴。顯影出一幕一幕的往事。

那是一段我人生曆程中最低落，最迷惘，最暗淡，最困惑的時日。早二年，在毛澤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激蕩人心的揮喝中，學生們儼然成了當年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在他“知識青年要到農村去，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一聲斷喝中，千百萬學生一刹那銷聲匿跡，一下就隱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從叱吒風雲到隱姓埋名，從吃住無憂到自力更生，從繁華都市到偏僻鄉村，從親情包裹到舉目無親，如此強烈的落差一下就把我擊懵了。

象一塊被隨意丟棄的亂石，我被扔進了一個偏僻的小村。小村就依偎在山腳邊，聚居著百來戶人家，演繹著人間煙火。小村前麵是一馬平川的水田，後邊是連綿不斷的群山。西邊好似一道屏障孤獨地矗著一道小丘，當地人稱大樹山。有大樹那已經是好幾代前的事了，如今觸目的盡是裸露的岩石和黃土。離村一裏地還有個被群山懷抱的水庫。

抵達的當晚，夜色貼著山尖罩下來，小村家家戶戶的窗口紅起了燭光。我漫無目的地蹀躞在山邊的小道上，隻有師傅家的那條大黑狗小虎陪伴著我。從早上的敵視到晚上的追隨，短短的一天它就接納信任了我。它象一陣黑旋風卷過來又刮過去，圍著我撒歡，有時幹脆就蹲在前麵注視著我。說實話山村很靜也很美。但一想到將在這個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訊基本靠吼的所在紮根安家，打滾一輩子，前途就象舉目四顧一團漆黑。我傷感又不甘心，無奈又不認命。小虎似乎讀懂了我的心情，安靜乖巧地貼著我慢慢前行。

教育，在我當時有限的人生經曆和閱曆中一直是一個比較柔軟和溫馨的詞。比如，家庭父母的苦口婆心，學校老師的諄諄教誨，社會與論的正確引導，至多當不聽話犯錯時會受到一些嚴肅甚或嚴厲的指責。然而，“再教育”一開始就翻給我嚴酷甚至是殘忍的一頁。

因了識得幾個字，當然也包含有照顧的意思，在下鄉後沒幾天，隊裏讓我和一個老農一起稱柴。他管稱我管記帳。這是一個很輕鬆的活，隻要守株待兔在下山的必經路口，看見有人挑著大篷篷的柴擔從山上下來，給過個稱記個帳就完了。但有一條不能漏了，因為山上所有的柴草、樹木都是集體的財產。隊長是這麼囑咐我的。

隊長這麼囑咐是有道理的。那時隊裏的一切都是“按需分配”的，即家有幾口人就分多少定額。所以山上盡管有柴也不是你想砍多少就多少的。但山上砍來的柴不但好燒而且還好賣。雖然，一擔柴千辛萬苦10裏地挑到市上最多也才賣２元錢，但對於麵對黃土背朝天幹一工才6毛錢，靠雞屁股維持油鹽醬醋的鄉親們來說還是具有極大誘惑。

中午，下山的少了，瞅空那老農回家吃飯了。這時我看見一個姑娘挑著二捆柴徑直從我眼前行過。我趕緊招呼她過稱。她正眼都沒瞧我：“我這是撿的。”邊說邊往前走。我一把拽住柴擔：“山上的都是集體的，你不過稱就是偷。”“你罵我賊骨頭。”她凶巴巴地扔下了柴擔，還扔下了一句話“下放青年，你看著。”就揚長而去。

整一個下午，我都陶醉在維護集體利益的壯舉中。晚飯時，師傅陰著臉對我說，吃完上ＸＸ家講個好話。我說不去。師母在一邊說這人家我們惹不起，她叔叔是大隊的書記。我一聽來勁了，“書記！那就更應該支持我了，共產黨員更應該維護具體的利益……”“沒錯也得去。”師傅粗暴地打斷了我。我跑去找隊長，隊長也陰著臉說，講個好話又不卻損胳膊少腿的。早上和晚上他的話竟如此大相徑庭。在權力，世俗織就的大網前，我孤立無援，要抗爭都找不到北，最後隻有束手就擒。

晚上，我躺在床上暗自飲淚。現實和我以往17年受的學雷峰，學劉文學，學草原英雄小姐妹這樣的教育反差居然如此之大。現實給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無情地明明白白地告訴我，生活並不是我想像的那麼簡單，也沒有書本上描繪的到處都鶯歌燕舞，生活隱藏著醜陋和險惡。時至今日，我為自己當初的幼稚和天真而可笑，但卻從骨子裏不認為我當初的舉動是個錯誤。

辛苦和勞累拖不垮年青的生命，很快我學會了插秧、割稻、挑擔等簡單的農活。孤獨和寂寞擊不倒一顆朝氣蓬勃的心。最初的那些日子，小虎成了我最親密的夥伴，捏鋤頭的手起泡了，它會用紅紅的舌尖幫我舔，孤寂了它陪著我到處轉。煤油燈下想親人了，就摟著它暗自啜泣。不久我就交上了一個朋友――朱阿大。

朱阿大比我大６歲，高中畢業回家務農。年紀並沒有成為我們做朋友的障礙，出工時隻要一有機會我們就湊一塊。他會照應我，教會了我耕地，上山砍柴，種菜，養小雞。最讓我高興的是，他家還藏有《說唐》、《七俠五義》《薛丁山征西》等古代的章回小說。這給我孤寂的業餘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

朱阿大能念到高中，家裏能藏有點書，這全是因為他的父親。他父親是個大佃農。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有“地、富、反、壞、右”五種階級敵人，統稱“黑五類”。在我插隊的那地方不知道為什麼還多了個階級敵人“大佃農”，他的政治待遇等同“黑五類”。就是這個政治上漆黑，整天右臂上掛著黑布的人，隊裏最臟最累的活他幹，隊裏最精細最講究技術的活也缺不了他。他耕的田直溜整齊，翻卷的黑土如層層波浪，他耙的田平整如鏡，細膩潤滑，最受我們這些做下道工序的半勞力歡迎。孵秧籽是個技術活，掌握溫度、水份、火侯全靠的是經驗，秧籽質量的好壞關係到一年的收成。但隊裏的這活年年由他主持。把這關係到隊計民生的要活交給一個階級敵人來承當，這讓我怎麼也看不明白。

事實上，他雖然是階級敵人，但村裏的人都很尊重他，同輩的叫他海良哥，下輩的不是叫叔就是叫伯，那些這樣叫的人都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隻有在公社、大隊搞批判搞鬥爭時，他才夥同“黑五類”呆若木雞地蜷縮的一邊接受無產階級的鬥爭、教育。所以，在我的感覺裏，我同他兒子交朋友是沒事的。

一次，我去阿大家還書，正巧碰上大雨，在阿大和他爹的挽留下，我在他家吃了晚飯。大約是過了三天，大隊支部派人找我談話，要我聽毛主席的話，要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要同階級敵人劃清界線。我知道那頓飯吃出事來了，我能說什麼呢。朱阿大從那後也再不敢湊我一塊幹活了，借書那就更別提了。出工時，我們會經常不由自主地相互對視，我的目光裏是歉疚和期待。從他的眼神裏我感覺除了期待還有驚恐。那正是一個扭曲人們靈魂的畸形年代，正常真誠的交友也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

那時要想脫離農村參軍當兵是一條捷徑。那年征兵時，我報名，大隊部的人還熱情地接待了我，待到公布名單時卻沒有我。一打聽，就因為吃了那頓飯，我在政治上已經不合格了。

從大隊部回來的路上，我腦子一片空白。瞅瞅行進的小道，望望呈壓倒之勢的連綿群山，想想也許這一頓飯就已經把我列入了與貧下中農對立的行列了，以後即便有上調的機會那也輪不到我這個立場不穩的“壞人”了，我這一輩子就要在這呆下去了。我越想越可怕。我僅18歲的年紀，瘦弱的雙肩實在是扛不動生活的重負了。

不覺間踱到了水庫大堤。陽光柔柔地潑灑在水麵上，微風過處水麵泛起鱗鱗波光。水很清，清晰可見小魚兒在嬉戲遊耍。水庫躺在山的懷抱裏安祥靜穆。如果能象水庫這般永遠地安臥在這裏，我想一定很有詩意也很幸福。我用雙手捧起庫水，撒向麵頰，撒向身體，想起家人，想起還有漫漫的人生，我沒有勇氣跨出這詩意又幸福的一步。

環境改變了人，也改變了人的思想，生活慢慢磨去了我的棱角。我被迫學會了世故、圓滑、冷漠、自私，在人前人後說不同的話，幹違心的事。我學會了給隊長送煙，學會了給大隊書記送酒。有事沒事就往幹部家閑逛閑聊。生活真的很神奇，當你適應了你也就遊刃有餘揮灑自如了。盡管到現在我對那時的做為究竟是墮落、麻木還是適應和應該還存有疑惑，但有一點我是堅信的，有時候人可以玩弄現實，強奸生活，顛倒黑白，扭曲曆史，但是，人不能也無法顛覆現實，顛覆曆史。曆史在時間的清洗中總會還原它潔白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