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舊事

白杜的這條老街，說起來可是曆史悠久。據《漢書地理誌》記載，白杜是古鄞縣的縣治，是當時大寧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可見，當年的白杜是個非常繁華的地方，這也就能很好地解釋我家祖上太公為什麼從鄞州塘溪的童家嶴舉家遷居到白杜了。

這條街，南從城隍廟後門起頭，北到奉白公路，全長應該有兩百米左右。從我記事起，鄉親們的衣食日常，大部分都在老街得到解決。直到後來河對岸建起新的菜場，老街的店麵便越來越沒落了。小時候走在老街坑坑窪窪歪歪扭扭的石路上，覺得很奇怪也很厭煩，別處的石子路整整齊齊，甚至還有漂亮的圖案，為什麼老街路麵上的特別破特別爛？到了下雨天，這種厭煩和猜疑就化為最直接的怨氣，那些高低不平的石頭又濕又滑，走路得十分留神，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踩到凹陷處積蓄的爛泥漿。

幾十年後才知道，那些討厭的坑窪，是白杜繁盛時期，南來北往的商客們留下的各種車轍印，是最珍貴的曆史印記。這麼一想，心裏突然有了奇妙的感覺。當年穿梭在老街的日子，竟仿佛是穿越在千百年的曆史長河中，時而隋唐，時而西漢，時而戰國，時而魏晉。站在上下街分界的後溪坑橋上，向前望望上街，向後看看下街，古今多少人在這橋頭相遇？四季多少水從這橋下流淌？我也成了從遠古曆史中走來的人啊，站在橋頭，可以望見繁華，也看到了蕭索。千年的繁華隻能憑空揣測，近幾十年的日益蕭索卻是我親眼見證的。回想起小時候在老街的歲月，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爛鼻頭倌”的小店

在幼年的我看來，當年的老街是相當繁盛的。繁盛時期的老街上有四家小店，其中上街頭三家，下街頭一家。

四家小店中，我去得最多的是“爛鼻頭倌”家。“爛鼻頭倌”是上街頭一家小店的老板。我去“爛鼻頭倌”小店，一般是媽媽叫我去打醬油，或者爸爸差我去打老酒。進到店內，我把空瓶子放到高高的櫃台上，大聲地說“打醬油嘞！”“爛鼻頭倌”微笑著拿起空瓶子到一邊去打。他拎起擱在大醬油缸上的漏鬥套在我家瓶口上，拿掉缸上的蓋子，再把掛在牆上長長的勺子取下來伸進大醬油缸裏，舀出一勺來倒在漏鬥上，醬油順著漏鬥流進了我家的醬油瓶。大概兩勺半，我家的醬油瓶就滿了。他把勺子在漏鬥邊上噠噠敲上兩下掛回牆上，又拿漏鬥在瓶口上也敲那麼兩下，重新擱在醬油缸蓋子上。我聞著濃濃的醬油香，很是佩服“爛鼻頭倌”的嫻熟動作。

“爛鼻頭倌”高高瘦瘦的，他時常戴一頂黑色的帽子，看上去更顯得高了一些。“爛鼻頭倌”的鼻梁正中間常年貼著一塊白色的傷膏，從來也沒見他揭下來過。我很好奇，每回一進去就盯著他的鼻子看，見他沒有貼傷膏的部分並沒有任何異樣。難道貼住的部分真的是爛掉的？“爛鼻頭倌”的鼻頭為什麼會爛掉呢？去買東西時，偶爾由“爛鼻頭倌”的老婆接待，但我還是忍不住往他們家裏屋張望一下。有時候沒有東西要買，路過他們家，我也放慢腳步，透過櫥窗玻璃，望見那高瘦的影子和隱約可見的貼著白色傷膏的鼻子，竟有一種奇異的滿足感。

可是，“爛鼻頭倌”的鼻子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我想，問他本人和他家人都是不合適的。經過深思熟慮，我問了住在“爛鼻頭倌”家後麵的表叔和表姑。他們十分肯定而又略帶神秘地告訴我：“爛鼻頭倌”鼻子貼傷膏的地方被子彈打到過，他的鼻子上有個洞！見我將信將疑，他們又補充說：“爛鼻頭倌”以前當過土匪。怕我不信，他們還說：你看他那麼老了，還是個“爛鼻頭倌”，他老婆長得幹幹淨淨，那老婆是他以前當土匪時搶來的！他們說得有鼻子有眼，不知為什麼，我總是無法把眼前這個瘸著腿、帶著笑，動作嫻熟地打醬油打老酒的小店老板和“土匪”這樣生猛的詞語聯係起來。

幾年前在奉化中山路一家童裝店碰到“爛鼻頭倌”的外孫女，她竟然也認出了我這個她外公家的老主顧，很是親切。本想問問她外公外婆的事，終於沒能問出口。

老街上的另外三家小店也是各具特色，其中一家最時髦，他們家的櫥窗上展示著用木夾子夾著的各種港台明星的粘貼紙。乍一看花花綠綠的，引得我們駐足觀賞，心想著等攢了零花錢，就把那扮演黃蓉的翁美玲，扮演小龍女的李若彤，還有黃日華、古天樂、曾華倩統統帶回家！

下街頭那家小店平時不太去光顧，但因為就在財來阿姆開司米店的貼隔壁，所以偶爾會進去買包瓜子買顆糖什麼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家的新媳婦，大概當年是村裏頭最俏麗的了。不但長得好看，還很會打扮。時常聽那些姑姑阿姨嬸嬸誇她，麵色真是好，每日紅粉鮮白。也有那悄悄嫉妒的背後說：什麼麵色好，那是粉擦的，還打了腮紅！這些議論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原來除了做戲，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在臉上塗塗抹抹？

最頭上那家小店的老板是我同學的爺爺奶奶，店裏麵特別幹淨，貨物也幹幹淨淨，那些時髦的充滿誘惑的東西都沒有，對小朋友吸引不大，隻是因為離學校近偶爾去買個本子什麼的。老兩口都瘦瘦的，小時候就覺得他們年紀很大了，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九十多歲的老兩口依然精神矍鑠，活成了老街的活神仙。

財來阿姆的開司米店

財來伯伯是爸爸的朋友，住在老街，矮個子，有點口吃，記憶中總是微笑著。那時候，他幾乎每天都要走過後溪坑來我家。大多數時候是找我爸聊天，有時候有了什麼好吃的，也會特意來我家一趟。小時候第一次吃的荔枝，就是財來伯伯帶來的。

其實和我特別有緣分的是財來伯伯的老婆——財來阿姆。財來阿姆在老街開了個開司米店，專門給人搖開司米。她胖胖的，說話有點拖長聲，應該是鄞縣人口音。從四五歲起一直到上學，我幾乎天天混在他們家。他們家牆上貼著各種花花綠綠的大海報，我至今記得，其中有一張是表示“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宋弘。當然我那時並不知道那個人叫宋弘，也不知道那個皇帝是劉秀，隻覺得丞相敢拒絕皇帝做媒，實在是氣派得很。

財來伯伯有兩個兒子，老大文氣，老二武氣。不過，我每天到他們家去，和這兩個哥哥倒沒什麼交集，他們似乎很少在家，我就是一直跟著阿姆。那些五顏六色的開司米最吸引我了，我最好奇的是那個放在窗前的搖的機器。上麵穿好了線，阿姆一來一回地拉動機器，“嗞——嗞——嗞——”響亮而有節奏，我歪著腦袋看著機器下麵，下麵垂著塊鐵板，以防搖出來的開司米卷縮。隻見那塊鐵板不停地搖來晃去，搖出來的開司米就一點一點地長起來。因為每次都有不同顏色不同花紋，我看著看著，幾年都沒有看厭。每次一踏進店門，我就問，今天搖的是什麼顏色啊？那關切的樣子，就像每天搖的都是給我穿的一樣。有時候一連幾天搖的都是灰不溜秋的顏色，我就覺得很失望。開司米是一片片搖出來的，搖了前襟搖後片，然後是手臂，最後再把幾片一一拚著縫起來。這個過程，在我看來也非常神奇。以前隻見過別人織毛衣，那是整件衣服從底下開始織的，一片片地縫起來超出了我當時的想象。

記得阿姆送過一件親手搖的開司米衫給我，那大概是小時候記憶裏最漂亮的一件衣服。那時候穿新衣服的機會少，我又是個舊老二，機會就更少。這件開司米衫不但是新的，還是專門為我做的，並且是獨一無二的。阿姆送的開司米衫是條紋的，紅的、粉的、白的，似乎是漸變的，當然那時候不知道漸變色，一穿，就感覺把七彩雲霞披在了身上。開司米衫的前麵還垂著兩個小絨球，走起路來，兩個球球上躥下跳，覺得自己整個人都活潑了起來。一直到初一，有一回女同學們圍坐在操場上說起自己的漂亮衣服，我想起的還是這件五彩的開司米衫。

阿姆真的對我很好。有一回，她甚至帶著我去看望她的老父親，她自己的兩個兒子一個也沒帶，就隻帶了我。怎麼去的也忘了，反正去一趟不方便。那時候，她的老父親住在寺院裏，專門做各種佛事用的手工藝品。我們去的那天寺院剛好舉行一場很大的佛事，各種紙做的人、馬、車、房子在殿外堆滿了。我親眼看著做得那麼漂亮的東西在熊熊烈火中化為了灰燼，感覺很不可思議。阿姆說，那是燒給天上的人了。

那天晚上，我和阿姆就住在寺院角落的一個房間裏，半夜裏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叫聲，覺得很害怕。後來他們說，那是貓頭鷹的叫聲，寺院後麵就是山，經常有貓頭鷹出沒。

後來，財來伯伯因病去世了。也不知什麼原因，我們家和阿姆漸漸疏遠了。一次跟姐姐說起，她笑而不語。隻是說，你看見了，要叫她的，她小時候對你可好了。我想說，我知道她小時候對我很好，我也沒有忘記。

一次回老家，正好看見胖胖的財來阿姆走出門，我連忙上前叫了一聲。她驚喜地說：“是小佩啊，我都認不出來了……”

趙氏大餅店

大餅店在上街頭和下街頭交界處的後溪坑橋頭邊，財來阿姆開司米店的對麵。

早上，拿了家裏鋁製的淘米籮，出了後門跑過後溪坑，來到大餅店。看趙同學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一起忙得熱火朝天。他爸爸和爺爺在忙著揉麵、做餅，他媽媽和奶奶在做油條、炸油條。店麵前總是圍著那麼三五個人，有的人等著大餅出爐，有的人盼著油條出鍋。

我在大餅店買得最多的當屬油條。他們家的油條特別大，特別脆，通身金黃，十分誘人。說到大，有人恐怕馬上想到如今超市裏兩元一根的大油條，趙家的油條有那麼大嗎？沒有，但超市那種大得呆呆的毫無靈氣的油條與趙家的油條根本沒有可比之處！如今的普通油條與趙家油條也沒什麼可比之處，那頂多是養殖的催熟雞和放山雞的區別。付了兩根油條的錢，我盯著油鍋裏翻滾的油條，覺得它們從一條小小的麵粉變得通體發黃發亮，是一場華美的蛻變。油條蘸醬油過泡飯，是小時候的美味。油條拿到家，我和姐姐一人半根，另一根留給爸媽。我和姐姐蘸醬油時小心翼翼，怕太多了影響口味，後來幹脆把那一半再分成細細的兩半，慢慢地享用。

除了大餅油條，他們家還做糖糕和蔥油大餅。這兩樣都是油鍋裏炸出來的，糖糕甜，外麵酥裏麵軟；蔥油大餅鹹，大小和普通大餅差不多，就是稍微薄了點，兼有蔥油餅的香和油炸餅的酥脆。糖糕一般做得不多，每天賣完就沒有了；蔥油大餅似乎很少做，偶爾看到在做卻苦於沒錢買。可能是很少吃到，我總覺得蔥油大餅最好吃。

寫到這裏，不得不提，在大餅店的對麵是“蔥油大餅”的家。當然此“蔥油大餅”非趙家的蔥油大餅。大餅店斜對麵是叫春雨的女孩的家，方言一喊，可不就是“蔥油”？春雨，本是很美的名字，偏偏被我們叫成了“蔥油大餅”。“蔥油大餅”“蔥油大餅”地叫著，分明是那些吃不到蔥油大餅的饞嘴孩子的意淫。仿佛叫上那麼一聲，香噴噴的蔥油大餅就在眼前了，叫上那麼兩三聲，還真就蔥香飄飄滿嘴流油了。可憐春雨同學，要不是我和她同班讀過書，都不知道她的本名。

每天早上隻要路過大餅店，我都要感到奇怪，這趙同學一家人，天天對著吃不完的美食，居然全家都很瘦。他爺爺高瘦，他奶奶瘦小。他爸爸媽媽瘦得均勻，可用苗條稱之。而這趙同學兩兄妹當時也是同齡人中的袖珍款，巧的是他們兄妹倆名字裏還都有個“小”字。

那時下街頭還有一家專做米饅頭、水塔糕的點心店。在我的眼裏吸引力就不是很大。雖然米饅頭、水塔糕不難吃，但走進那店裏總覺得有股酸溜溜的餿味，就覺得倒了胃口。更覺得趙同學家的油條蔥油餅糖糕們不但香氣四溢美味誘人，而且特別幹淨。你看，整個老街就他們家的櫃台最高，水泥台麵上還貼著白白的瓷磚呢！

偶爾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別人曬的糖糕，說是難得吃到的美食。一看那圖，我就覺得和小時候吃過的趙同學家的糖糕沒法比，那糖糕帶著黃糖香的甜而不膩的味兒，隻有吃過的人才能回味。

拐腳裁縫的裁縫店

拐腳裁縫瘦長臉，挺高的個子，因為瘸得厲害，看上去矮了三分。拐腳裁縫的店，開在老街的最上頭，繁盛時期有好幾個門麵。那時候拐腳裁縫的兩個女兒已經成年，父女三人加上招收的幾個學徒，一時間裁縫店經營得非常紅火。

最初，拐腳裁縫是沒有店的，沒有店的拐腳裁縫拐著腳十裏八鄉地找活幹。不過因為他手藝好名氣大，一般都是主顧家排著隊等著請他到自己家去做衣服。那些排隊等著裁縫到家的主顧，基本上都攢了至少三五天的活，有時候自己家的活不多，就和鄰居合起來做。請到裁縫來的那天，在家門口擱上一塊門板，作為裁縫的工作台。裁縫這幾天的午餐、點心就由這家人包了。當時並不知道拐腳裁縫住哪兒，天暗下來他就一瘸一拐地回家了，第二天一早又來了。

拐腳裁縫幹活時比較投入，一般不和別人閑聊，所以小時候雖然見他來童家院子裏幹過活，我也並不湊近仔細看他幹活。走進走出看到這麼一個攤子在院子角落裏擺著，遠遠地望見他低頭在那兒剪啊剪縫啊縫，倒是很有一種闊綽的幻覺，身邊的人都要有新衣服穿啦。

拐腳裁縫的名氣可不僅僅是靠他的拐腳得來的。拐腳裁縫做衣服精工細作自不必說，更廣為傳誦的是他的絕活——做衣服不用量。據說隻要讓他看一眼衣服主人，什麼肩寬、胸圍、衣長、袖長就都了然於心。

十六七歲的時候去拐腳裁縫店裏請他做過一件襯衫。那時我是個十足的大胖子，最討厭人家在我身上比畫來比畫去的，哪怕多看我一眼，都覺得是不是自己太胖的緣故。到了拐腳裁縫的店裏，遞上布料，說好款式，我還愣在那裏，心想，傳說不用量或許隻是傳說而已，像我這樣的“特殊體型”應該要量的吧？誰知拐腳裁縫收下布料就低頭忙著自己幹活了，我就隻得知趣地走了。幾天後去拿來一穿，不大不小不長不短剛剛好，從此對拐腳裁縫的技藝再不懷疑。我很喜歡那件襯衫，如今想來，喜歡的很大一個原因是顯瘦。當年似乎還沒有“顯瘦”這個詞語，應該就是裁剪得恰到好處，把渾圓的腰身藏住了。那件淡藍色的襯衫，讀師範時我經常穿。

我從沒見過拐腳裁縫的老婆，倒是和他兩個女兒有過不少接觸。她們倆學得了父親的好手藝，老爺子退休後她們也各自在家或開店幫人家做衣服。

性情溫和的大女兒的手藝不輸她父親。她成家後和我家住在一個牆門內，我叫她嬸嬸。嬸嬸做衣服一絲不苟，但畢竟不敢像她父親那樣驕傲地“目測”，而是老老實實地量肩膀量袖子。某種程度上說拐腳裁縫的絕活算是失傳了。

隨著農村裏做衣服的人越來越少，拐腳裁縫的女兒們靠做裁縫已經難以維持生計，她們不得不收起剪刀尺子做起別的工作。

張老頭的醫療站

老街上從來都不缺醫療站，上街頭的一家醫療站是張老頭開的。張老頭的孫子是我的小學同學，小學四年級時轉學了，從此失去聯係。那時，張老頭的醫療站開在拐腳裁縫的裁縫店旁邊。張老頭戴一副金邊眼鏡，平時孤身一人，但不管是醫療站還是他這個人一直都幹幹淨淨的。張老頭的醫療站開的時間不長，但他一度成為整個村子的話題。張老頭找了個老太婆，二三十年前，老年人結婚是很少的，何況是在農村裏，並且張老頭找的老太婆還是個瞎子。

張老頭和瞎子老太婆結婚比之前村子裏任何人結婚都讓人好奇，連我這個小孩子都不例外。大人們在河埠頭議論，說這個瞎子老太婆從小就瞎，但是很聰明，把家裏收拾得井井有條。不知什麼時候，張老頭的醫療站關閉了。他和瞎子老太婆一起住在前頭門的月亮灣旁邊，偶爾看見瞎子老太婆從門裏摸索著出來，走到外麵的月亮灣邊洗東西。那熟練的動作和穩穩的腳步讓人懷疑她根本就是看得見的，你絲毫不用擔心她會一不小心踏進沒有任何遮攔的水溝裏去，但她的雙眼確乎是茫然的。透過他們家開著的牆門，我望到院子裏開滿了各種色彩鮮豔的花。

在前頭門月亮灣對麵的牆上，我還看見了用油漆新寫上去的“張宅”兩個字，前麵還有紅色箭頭標識，看著這些，我覺得應該有不少外來的親戚朋友要前來拜訪張老頭或者他的瞎子老太婆。後來每次路過那裏，都沒再見過這二老，不知是搬離了，還是都湊巧關著門。多少年了，倒是那“張宅”兩個字還清清楚楚地在牆上，想來是張老頭重新添過顏色的吧。

我小時候去得最多的醫療站是大舅媽的妹妹開的，我跟著表妹叫她阿姨。阿姨一頭長發，瘦高個兒。生了病，我都去阿姨那兒打針。我高高興興地爬上那把打針的高凳子，拉下一角褲子，阿姨用鑷子夾著棉花球在我皮膚上來回塗抹幾下，然後“噗”地給我打一針。“小佩真乖，一點兒不怕痛。”聽了阿姨的話，逞能的我拉上褲子就往門外走，走下門口的台階，才覺得剛打過針的那邊屁股酸痛得不行，但我強忍著裝作毫不在意，一瘸一拐地回家去。

小時候生了病，不是吃藥片就是打屁股針，大多數孩子因為怕痛都選擇吃藥，而我寧願打針。不是我不怕痛，而是對我來說，吃藥比打針更痛苦，“長痛不如短痛”。

一開始，我生病了，媽媽也給我吃藥。一顆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藥丸，我死活咽不下去。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喝了一大口水，企圖把藥一起咽下去，結果水下去了，藥卡在喉嚨裏，嗆得眼淚出來了也沒有咽下去。幾次折騰下來，藥片表麵變得更加粗糙，外麵的糖衣也沒了，又苦又糙更加難以下咽。沒辦法，媽媽拿來個調羹把藥片用筷子細細地研碎，加點白開水，叫來個幫手，一個抓著我，一個往我口裏灌。我被抓住了手，捏住了鼻子，一調羹“藥水”灌進了一半，噴出了一半。從此，媽媽叫我“細糠喉嚨”。知道可以用打針代替吃藥，對我來說真是一種解脫。

後來，阿姨嫁人了，她的醫療站關閉了。

在老街上開醫療站時間最長的要數舅公了。舅公是表姐的舅公，我也一直這麼叫著。舅公的醫療站在下街頭的最下麵。舅公有八十多歲了吧，麵色紅潤精神矍鑠，沒有一般老年人的老相。舅公識草藥，有幾個管用的自製偏方，別的醫療站會的他也會，看病可謂中西醫結合，這應該也是舅公的醫療站一直得以在老街支撐的重要原因。一直到現在，村裏人有個頭痛腦熱都習慣性地先讓他看看，他說能治就治，他讓到大醫院去就到大醫院去。天冷的時候，有掛鹽水的病人，舅婆會給他衝個熱水袋暖暖，不至於讓原本生病的身體更加寒冷。

當年的白杜是鄉政府所在地，所轄衛生院是比較像模像樣的，但是村裏人總是習慣性地在老街上解決所有生活上的問題，包括看醫生。我想，那是因為老街上的醫療站是有溫度的。

如今，除了一家破敗的小店和舅公的醫療站，老街上幾乎找不出第三家店。坑坑窪窪的石子路不複存在，平整的水泥路掩蓋了一切泥濘。可是，我竟懷念起那些泥濘的日子來，破敗的車轍已然被掩蓋，曆史的印跡會就此消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