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

電影從十九世紀末誕生以來，已有一百多年的輝煌曆史，也一直陪伴著我們的生活。

記憶中，滸山最早的電影場所是位於解放街和北門街交界處的露天電影場。進得門去，偌大的場地上放了許多排長凳，可以隨到隨坐。銀幕用竹竿撐著，有風時，那畫麵上的人物都是變了形的。那時是件奢侈的事。那些年我家就在四房，穿過火弄、跨過大街就是露天電影場，假期裏，一到晚上，我常溜過去看。小時候身無分文，大多是擠在大人堆裏溜進去的，有時也跟著北門頭的孩子們從後麵牆上翻進去，但成功率很低。

慈溪中學大操場和大會堂前的廣場偶爾也會放露天電影。一到那些夜晚，整個小鎮可說是萬人空巷，真懷疑是不是所有的滸山人都擠到廣場上來了。正麵擠不進，銀幕背麵也會擠滿了人，能爬的牆頭、樹上也都是人。畫麵雖然是反的，但也看得心滿意足。

後來，在露天電影場的位置上建起了正式的電影院，大會堂也會放一些重要的電影，看電影的條件就改善了許多。去大會堂看電影往往是學校集體組織的，看的電影大都是革命戰爭片，如《紅岩》《五彩路》等。這些電影教育和熏陶著我們單純的心靈。藝術味較濃的也有，印象最深的是《馬蘭花》《劉三姐》等等。那時一直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那大蘭和小蘭為同一父母所生，相貌和個性差異怎麼會那麼大？劉三姐和地主老財做鬥爭時，居然可以笑盈盈地唱著山歌？還有個講鯉魚精的電影也印象頗深。記得那晚回家後，一整夜都做著鯉魚精的夢。後來在網上找到過那個片子，叫《追魚》，重看老片，卻已經沒了兒時印象中的魅力。

“文革”時期，許多文藝作品被視作“大毒草”，電影行業更是一片荒蕪。隻有漏網的幾部電影，如《地道戰》《小兵張嘎》《雞毛信》《地雷戰》等會被反複放映。以後，又陸續上映了蘇聯、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才使得電影院又顯出了點生機。記得當時社會上有這樣的戲說：羅馬尼亞電影——摟摟抱抱，越南電影——飛機大炮，朝鮮電影——哭哭笑笑，國產電影——新聞簡報……記得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上映時，許多去看電影的人都被告知要多帶幾塊手絹，以便擦眼淚。也許“文革”期間人們已經厭煩了“戰鼓擂、軍號吹”，這樣的片子是最能釋放國人被壓抑的感情的。每當電影放到關鍵處，四周都是抽泣聲，有的女人還大聲哭了出來。當時流傳過一則笑話：某人去看《賣花姑娘》，散場時找不到鞋子，原來是場上的淚水把鞋子衝到前麵去了。國產片中最多的是新聞紀錄片，每場電影前必放。以後才有了一些所謂“高大上”的片子，如《春苗》《金光大道》《青鬆嶺》等等，政治性特強，卻缺少藝術味兒，但在當時也挺吸引人的。許多電影都是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些精彩的台詞幾乎家喻戶曉了。如朝鮮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中“漂亮的臉蛋上能長出糧食來嗎？”“那女子雖然長得胖，但一年能掙六百個工分呢！”都成了大家調侃姑娘的名句。

待《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樣板戲搬上銀幕，這影院就立馬被它們占據了。那些樣板戲都是通宵達旦地在大會堂和電影院放映，廠裏的職工也是按照班次看。深夜班是零點下班，就看下半夜一點以後的那場。我也在下半夜去影院看過電影，發現居然沒人打瞌睡。那可不是單位組織的，更不是可以報銷的啊！那積極性之高真是前所未有，用今人的眼光看，真是匪夷所思。

其實道理很簡單，那是因為文藝作品的缺乏，讓人們饑不擇食。

我在仙居讀書那陣子，文化生活更為枯燥。記得有一陣子，縣裏的電影隊下鄉巡回放映電影《雞毛信》，我和村裏的大人小孩就天天夜裏跑到各個山村去看。山裏的道路崎嶇難行，最遠的村子有十幾裏，我們就打著鬆明做的火把行走，樂此不疲，百看不厭。

“文革”結束，許多電影陸續解禁，缺少文化生活的人們掀起了萬民跑影院的熱潮。最火熱的當數越劇《紅樓夢》了，電影院、大會堂、第二招待所禮堂等場所沒日沒夜地跑片。當時正逢“嚴打”，第二招待所成了“第二看守所”。我剛巧在那裏看管一名被審查的職工，“鑼鼓響，腳底癢”，一有空就鎖上門往禮堂跑。十幾場下來，居然能夠背得出所有唱段了。晚上唱給隔壁管人的兩個姑娘聽，她們都說像呢！

那時文藝界百廢待興，電影是人們最主要的娛樂手段，人們如饑似渴地觀看那些被封存了十多年的電影。小鎮隻有一家電影院，好的電影一票難求。電影公司的職工和車站、肉店的職工一樣，也成了社會上最吃香的行業之一。但凡有好的電影放映，電影院門外總會擠滿等退票的人們。票販子也趁機賣高價，遇見派出所來抓，他們便變通著販賣，如買一張票搭售幾包瓜子。這些人都是很聰明的，我一直認為，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們一定是最早的“弄潮兒”。

一九七八年開始，我被調離車間，擔任了總務，管過不少年工廠裏電影票的采購和發放工作，所以對那段時間的電影業還是比較了解的。每個月下旬，電影公司會發來次月電影的放映計劃。我會抄在黑板上告知全廠職工，讓想看電影的職工來登記，彙總後上報給電影公司。實際得到的票子，數量、場次、座位等都由電影公司安排和搭配。看一下我日記本上一九七九年三月的記錄，就知道那時處理電影票工作量之大了：

三月五日，購《桃花扇》電影票50張。

三月十日，購《阿詩瑪》電影票80張。

三月十五日，購《女理發師》電影票40張。

三月二十日，購《家》電影票70張。

三月二十六日，購《流浪者》電影票100張。

三月二十八日，購《舞台姐妹》電影票80張。

票子的分配是最難的事。一般都是好壞搭配著給職工，大多數時候讓大家抽取，以示公平。也有片子實在乏味或座位極差而賣不完的電影票，那還要去電影院門口退，那是最狼狽的事了。

和電影相關的，有兩件事不會忘記：

一是壞事。有一次我買了電影票，約上幾位小學同學一起去看。座位是在樓上靠後幾排。看到半途，有同學發現坐的椅子是破的，裏麵的海綿都露了出來，“誰這麼缺德？”大家還議論了一番。想不到第二天派出所把我們幾個同學叫去，說我們破壞公共財物。當時，電影公司的兩個負責人都在，不管我們如何申辯，他們一口咬定是我們割破了椅子。那時大有“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的感覺。雖然最後他們也無法處理，但我們無辜地進派出所成為“嫌犯”被冤枉可是最大的侮辱，以後就一直耿耿於懷。

二是好事。那時有位姑娘進入了我的生活圈。一日，邀請了幾位同學征求“戀愛大事”，他們對她都十分讚賞。第二天就選了兩張最佳位置的電影票，約她晚上看電影，次日晚上又繼續看。那兩場電影都是《阿詩瑪》。從此，我就成了阿黑哥。電影還真是大媒人呢！

201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