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文革”進入第二年,我們這些孩子都成了“無業遊民”。所有的地方都在如火如荼地“鬧革命”,工宣隊、貧宣隊接管了中學和小學。老師們不是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批鬥,就是學習、改造或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當然也成了失學者,整整兩年不用上學,於是無事生非,整日裏都想著幹些消耗時間、精力、體力的事情。
幾乎所有的文藝作品都成了“大毒草”,還能放映的電影隻剩下《地道戰》《地雷戰》《雞毛信》《小兵張嘎》等和鬼子打仗的故事。孩子們好學,打打殺殺永遠是男孩子的最愛。看得多了,也就無師自通,大大小小都成了“戰士”,整天練習本事,尋找發泄的對手。我很快有了一個小團體,團體成員都是慈溪中學教師的孩子,一共不到十人,我年齡最大也才十二歲,最小的隻有九歲。“亂世出英雄”,憑著年齡、力氣、打彈弓的水平和號召力,這草頭王便非我莫屬。與周邊滸東大隊、勝益大隊和大塘河對麵七房池、牌軒弄那些同齡孩子相比,我們的“戰鬥力”無疑是最弱的,所以隻能積極備戰,力爭智取。我們“戰鬥”目的很明確,就是保衛“家園”,不允許他人侵入慈溪中學這塊領地。
“戰鬥”前的準備工作主要有兩項:
一是練習打彈弓和扔石頭的水平。打彈弓即使不能彈無虛發,也得做到打腦袋而不能打臉蛋,要是把眼睛打瞎可就麻煩了。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訓練,確實是進步神速。彈弓的“子彈”一般有兩種,一是苦楝樹的果子,殺傷力不強也不會真正傷人;二是小石子,大都去公路上撿,挑大小適中且圓形的,除非是惡戰,一般不會用。還有一種是鋼珠,那時是很難搞到的,即使有也不敢輕易用,因為殺傷力太強,會闖大禍。扔石頭,就是要練習扔得遠、扔得準。那時的大塘河還比較寬,至少能扔過岸去才有殺傷力。
第二件事是要尋找幾個藏身之地,以便能攻能退。我們為自己建造和尋找了三個“巢穴”:
第一個是在五愛堂的舞台底下。從西麵的小口進去,裏麵漆黑一片,且迂回曲折、易守難攻。不過裏麵多蛇蟲百腳,黴氣撲鼻,非萬不得已時是不會進去的。我們撤退時進去過幾次,每次都是屏住氣躲到最裏麵,都沒被“敵人”發現。
第二個藏身之地是南十二教室樓上的閣樓。二樓東西兩邊的頂上各有一個入口。找把梯子爬上去後,把梯子拉上閣樓,用彈弓守住兩個入口,便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好堡壘。那閣樓裏有許多雪白的鴿子,常搞得全身是鴿屎。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兩個樓梯,萬一失守才會撤到閣樓上去。記得曾經被逼上閣樓兩次,但從未“淪陷”。倒是在上麵爬來爬去,震落過不少二樓教室天花板的泥灰。好在那時的教室都空著,沒人會追究。
第三個“巢穴”就隱蔽多了。五愛堂裏堆著許多不知道是備戰備荒還是棉花加工五廠裝棉花籽的草包。我們在草包堆裏做了一個十分隱蔽的工事,裏麵有休息室,進口裝了幾道機關。即使有人發現了入口,也會掉入陷阱被倒塌的草包掩埋。
我們的主戰場是慈溪中學,那時叫滸山中學,這是我們的領地。校園中有許多知了和蟋蟀,知了的殼和勇猛善鬥的蟋蟀是我們虎視眈眈的獵物,所以是不允許“外族”侵入搶掠的。雖然門衛王伯很厲害,但那麼大的校園他一個人也很難控製。於是,這“保家衛國”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們肩上。
開始的“敵人”來自東北麵的勝益大隊和東南的滸東大隊。好在那些人都是農家子弟,比較厚道,且大都是“散兵遊勇”。加上那裏也有我的一些同學,必要時就搬出那些同學的大名來,所以他們不會構成太大的威脅。和他們打架大多帶有遊戲色彩,來時黑壓壓的一大片,一旦失利,便作猢猻散,交過幾次手後便和平相處了。
南麵的“敵人”就凶狠多了。他們大都是滸山小學和二小的學生,屬滸山的世居居民。那時還沒有工人橋,和他們隔著大塘河,本無瓜葛。不料一九六七年來了場百年未遇的大旱,河底朝天了好幾個月,於是他們很快就成了我們的新對手。他們人多勢眾、驍勇好鬥,加上為首的比我大好幾歲,也打得一手好彈弓,於是就成了我們最凶險的對手。許多場“戰爭”都打得十分艱苦,但大都還能應付。畢竟是在我們的地盤,他們人生地不熟,而且還有教職員工的幹涉。但他們的進攻沒有規律,我們也不可能時時集合在一起,於是偶有被他們“俘虜”後吃了虧的。為此,除了保留幾個“暗堡”,我們的堡壘開始作“戰略性轉移”。
中學後麵的師範成了我們開辟的第二“戰場”。師範禮堂堆滿了棉花廠的花包,方方正正,每個都有一百多斤重,不知道是誰用那花包做成了一座暗堡。那暗堡就是學電影《地道戰》裏的方法:筆直一口豎井,暗堡口就設在井壁。外人根本發現不了;即使發現了,洞口還有防禦工事,也進不去。我們在那裏活動過好幾次,也沒見築造暗堡的東家光臨過。好幾次,“追兵”們明明看見我們進了禮堂,卻莫名其妙地不見我們的蹤影。他們哪裏知道,我們正在暗堡中竊笑著呢。有一次我和弟弟寡不敵眾,來不及撤回地道,慌亂中躲入一老師家。等他們找來,那老師堅持說沒人來過,他們才悻悻離去。那情景活像是抗戰時期老百姓掩護地下黨一般,很精彩。好在不久旱情結束,我們和他們的戰鬥也基本告一段落。
可惜好景不長,第二年夏天,為了在大操場召開萬人大會,大塘河上搭起了一座便橋,對麵的孩子們又開始恢複了對我們的“騷擾”。咱們畢竟不是他們的對手,長久下去,提心吊膽的也感覺疲憊。有一次遊泳,我遇見了他們的頭領,冤家相遇分外眼紅。陸地上,他比我強多了,所以從來不和他正麵交手,但到了河裏他卻不是我的對手。因為我在水中屏氣的時間比他長得多,把他拖到水底,一會兒他就受不了了。於是兩家握手言和,從此南北再無“戰事”。
其實,我這個人雖然做了個草頭王,但心地還是比較柔軟的,除了用過彈弓和石塊,還真沒有動手打過人。有一個孩子很“凶殘”,曾經用磚頭砸過我“手下”的頭部。有一次我們將其逼到一個死胡同時,卻下不了手。此君後來到我們廠做過小工,和我同班。摔跤打鬥他實在不是我的對手,但還是天天混在一起,成了好朋友。
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學校開始複課,我們的“戰鬥”生涯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從此再無“戰事”。
如今回想起來,少年時那些所謂的“戰鬥”,雖然是孩子們頑皮好勝的表現,但多多少少都是對智慧和膽量的磨煉。或許,這對後來的生活和工作,還是有不少益處的呢!
2010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