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龍”

我就讀的小學叫慈溪縣實驗小學，是當時的幹部子弟學校。而那時，人們卻叫它。

其實，這“一條龍”原本不單單指實驗小學，而是對機關幼兒園、實驗小學和慈溪中學的統稱。實驗小學初建時叫滸山中學（即慈溪中學）附屬小學，連機關幼兒園也曾一度改名為滸山中學附屬幼兒園。那是幹部子弟享受從幼兒園到高中“一條龍”式教育待遇的產物。後來三校分離後，那“一條龍”的雅號就留給了實驗小學。

“一條龍”位於當典弄東麵、勝益大隊的南端，西北毗鄰慈溪中學，南邊隔著竹籬笆的是老當典的舊屋。校舍是在新中國成立前一家著名的當典行裏劃出一部分改建而成的。

校園南麵是一個操場，做操和體育課就在這裏進行。操場東南角挖有一沙坑，用作跳遠和跳高。沙坑周邊，隻要用棍子隨便挖挖，便能挖出幾個舊銅錢來，那是老當典的遺留物。有的男生挖多了會去向女同學獻殷勤，因為舊銅錢可以用作毽子的底盤。我們也常常翻過籬笆進入操場前的大房子。那是一個大倉庫，裏麵黑不溜秋的，堆著許多布滿灰塵和蜘蛛網的破爛。據說那裏時常鬧鬼，所以，每次我們都是壯著膽進去，待哪位搞惡作劇的尖叫一聲便倉皇地逃離。那地方後來成了文教局、文化館、電影隊的辦公地點，再後來是電影公司的辦公場所，前些年建第三實驗小學時才被拆除。操場太小，大型的體育活動就得去慈溪中學的大操場。印象最深的，是在大操場舉辦的篝火晚會。我們圍著火堆唱呀跳呀，做著各種各樣的遊戲。隻有那天晚上，我們才可以很晚入寢。

操場東麵是禮堂，學校大的活動都在禮堂裏舉行，平時則用作餐廳。有幾年，那屋頂會冒出許許多多的長長的蟲子來，吃飯時常“吧嗒吧嗒”往下掉，怪嚇人的。老師說那叫“屋辣”。我在慈溪中學的家裏也發現過這種蟲，至今回想起來還會毛骨悚然。

操場西邊是夥房，離教室很近。上課時常會飄來飯菜的香味，讓大家更覺饑腸轆轆。其實那時也沒什麼好吃的菜肴，每頓飯就一個菜，假如裏麵有幾片肉片、油豆腐或香幹，不少男同學還會藏起來，待餓了再吃。

北邊是教學和生活區。最南一排平房是教室，記憶中是四間大的、兩間小的。那時的班額都不大，我們是第二屆，隻有三十多個學生，比我們高一級的那班，估計不到三十人。一到三屆都是一個班，第四屆開始才有了平行班。中間一排高平房，可能是原來當典的倉庫，那是我們的宿舍和教師辦公室。有一年，走廊頂上出現了一個碩大的黃蜂窩，膽大的同學拿著竹竿去捅，大家都圍著看熱鬧。結果，惱怒的黃蜂們黑壓壓地衝過來，大家拚命地逃，結果還是有許多人被蜇了。我的頭上也被蜇了兩個大包，痛了好幾天哪！事後有人告訴我，遇見這樣的情況應該趴到地上。後排的兩層樓教室是後來建造的，高年級時我們搬到了那裏，我們的教室是在樓上。上課、下課、吃飯、就寢都打同一隻鈴鐺，這麼多年過去了，那“叮當叮當”的鈴聲仍常常在我耳邊響起。

小學生活之所以印象深刻，關鍵還在於寄宿生活。那時，父母們的工作都十分緊張，平日裏很少有精力顧家。除了周邊農村的幾個同學外，從幼兒園開始到小學四年級上半學期，我們都是寄宿生。低年級時，男女生同寢室，後來就分開了。我和比我高一年級的胡一同睡一張“白鴿籠”，我在上鋪，他睡下鋪。一有雷鳴電閃，他一定會卷著被子爬到我的床上，我們一起望著窗外簌簌發抖，當然也挺有新鮮感的。寢室很大，熄燈後，大家還會七嘴八舌地說著白天的新鮮事兒。待窗外偷聽的阿姨大聲訓斥，才會靜下來。我們也常常披著毯子爬到女生宿舍的床底下學老虎或大灰狼叫，她們知道是假的，但還是會有膽小的被嚇得哇哇大叫。

寢室裏，每個人都有一格小櫃子放換洗衣服，同學們的衣物都由負責生活的阿姨們洗。夏天洗澡時，男女同學在一起，光著身子排著長長的隊，讓阿姨們一個一個洗。年紀稍大，已經有女同學開始害羞。於是，不知從哪年開始，男女就分開了。

如今，許多家長舍不得讓孩子寄宿。不少家長總是擔心寄宿會影響孩子的健康，淡漠孩子與父母的感情，其實這些擔憂是多餘的。寄宿生活好處很多，最主要的是培養了我們獨立生活和與同學們相處的能力，也避免了被父母嬌生慣養，養成了許多好的生活習慣。比如，我們同學中幾乎沒人挑食，因為在學校，每頓飯就一個菜，根本沒有挑選的餘地。我們對父母也十分孝敬。有一年，我們邀請了各自的爸爸媽媽一起歡度中秋。因為彼此熟悉，氣氛十分活躍。席間，我們說：你們如同大家的爸爸媽媽；而爸爸媽媽們說：我們都是你們的爸爸媽媽。這讓許多人唏噓不已，特別是很早就失去了父母的學敏。

因為是幹部子弟學校，同學們比的最多的是自己的爸爸或媽媽是什麼官，過去的經曆如何輝煌。我爸雖然在“土改”期間參加過革命，但最後隻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媽則是農村小學的教師，所以，在同學們麵前沒啥好炫耀的，且這多多少少令我有些自卑。由於大多數同學的父母是當官的，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大都能準確地叫出同學父親或母親的名字。一旦吵架，“罵”得最凶的就是叫大人的名字。不知道現在的孩子們吵架時，是不是也會叫喚對方家長的名字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當年引以為榮的爸爸媽媽們大都成了“牛鬼蛇神”，那些同學自然也成了“黑五類”，而我們則揚眉吐氣地成了“革命派”。

曾經作為工人代表擔任過母校的校外輔導員

小學畢業證書

小學初期，正逢國家困難時期，但我們的生活卻基本沒受影響。一年級時，兩個班級幾乎有一半的同學得了癩痢頭，而縣裏居然把他們統一送到上海去醫治和療養了幾個月。去過的同學告訴我，他們一長排剃了光頭的孩子在外灘參觀，引來了許多上海人的好奇，有的上來摸摸他們的光頭，結果沾了滿手的藥膏。全國鬧饑荒時，人們吃草根、咽樹皮，我們吃的卻是白米飯和白麵包，午睡後還有牛奶和餅幹當點心。“文革”時在中學“五愛堂”吃那些用野菜和麩皮等做成的“憶苦飯”，那些大同學吃得愁眉苦臉，我卻吃得津津有味，因為我從來沒嘗過這些，偶爾吃吃還真不錯。“文革”開始後，實驗小學被稱為“修正主義樣板學校”，成了打倒“走資派”的重要依據。全縣第一個被打倒的就是當時的文教局副局長，是我們班同學陸軍的父親。他所謂的“罪狀”估計也和這所小學脫不了幹係。

我們的班主任有三位。

第一位是魯老師，好像隻教過我們一個學期或一年，能記住的片段已經不多。

第二位是許玉美老師，她教我們語文。許老師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在大家的眼裏，她就像一位和藹可親的媽媽。在她麵前，我們不會有任何恐懼感和太重的壓力，也不會有半點說謊的勇氣。以至於高年級換了陳老師後，大家會有那麼長時間的不適應。許老師的家和我家很近，過去常常見麵，後來就一直沒見過，據說跟著小兒子阿寶去了美國，但我們還是常常會想起她。

陳文虎老師應該是在我三年級第二學期或四年級時，調入學校擔任我們班主任的，也教我們語文。比起許老師，他就厲害多了。他的課教得靈活，朗誦起課文來抑揚頓挫，十分生動，那神情至今還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裏。他對我們是十分嚴格的，對於學習不好，特別是紀律上犯錯的同學處罰也很嚴厲。其實在嚴厲的外表之下，他是十分富有愛心的。有一次上體育課，我在長時間站立時突然暈厥。等我蘇醒過來，他正背著我在慈中南牆外的小路上疾步行走，那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幕。

然而，陳老師的威嚴和認真，換來的卻是“文革”期間的批鬥和折磨。在大環境的影響下，我們這些頭腦發熱、無知的孩子，居然也挖空心思地找碴子、鑽空子，配合學校的造反派，硬生生地把他“打倒”了。令我至今仍內疚的是，其中有一條“罪證”，正是我在課堂上向老師提問所致。那節課講的是毛主席詩詞《清平樂·六盤山》。當陳老師講到“紅旗漫卷西風”時，我提問：這西風是不是指國民黨反動派？老師說：東風和西風都一樣。之後居然被人挖了出來，作為他反革命的罪證之一。不久，陳老師被“放逐”到滸山和坎墩交界的一所農村小學。等我們覺悟過來去找他時，他已經在那裏生活工作了好幾年。平反後，他就要求調回寧波郊外的老家去了。可以想象他當時痛苦的心情，他像父親般教育和關愛我們，卻被我們的無知和那殘酷的政治鬥爭所迫害。2006年是我們小學畢業四十周年，那年中秋，我們十幾位同學相約去寧波莊市看望他。他站在大街上迎接我們，一見麵，居然能一個個叫出我們的名字來，讓大家無不動容。

還有許多老師也是一直不曾忘懷的。如威信甚高的校長韓世爭老師，教我們算術的副校長胡金燦老師，戴著厚厚鏡片整天裏裏外外安排我們生活的總務主任王金釗老師，食堂的小蔣叔叔、老胡伯伯，還有許多教過我們和沒教過我們的老師和阿姨，我都還能清晰地記得他們的音容笑貌。因為喜歡唱歌，印象深的還有教我們音樂的陸慧珍老師。陸老師大約是在我們三年級的時候和江晚霞老師一起師範畢業後分配過來的。陸老師很漂亮，但個子卻比一般的男老師高好多。她一進教室就有一股英氣，和藹又不失威嚴。陸老師後來擔任過市婦聯的主席。那些年我在總工會工作，同是群眾團體，工作上便常有往來，可惜她英年早逝。韓校長也早早地離開了我們，每次看著她在我的成績報告單上蓋的章，都不免傷感。

其實，“一條龍”還真不算是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的溫床，我的小學生活是豐富多彩的。除了文化課，學校也十分注重德、智、體全麵發展。記憶中，我們參加過農村的“雙搶”勞動，參加過大塘河中間塘壩的挖掘。有一次去師範勞動，大家用手捧著豬糞給青菜施肥，結果，手上的豬糞味一個星期也沒散盡。學校還多次組織同學們去施家山、烏山開展軍事遊戲，組織了許多次文藝演出。學校鼓勵我們閱讀課外書，組織我們這些小老師去滸東大隊為農民伯伯文化掃盲。班上還集體養過兔子，放學時，大家就爭先恐後地去拔青草。有一天，一隻小白兔不幸去世，好多女同學都哭了呢！記得有一次晚飯後，老師帶著我們去郊外散步，我們手拉手沿著勝益大隊河邊的小路行走。那河邊有一個水車棚，一頭戴著眼罩的老牛一刻不停地轉著圈，把那河水一格一格地打上水渠。還沒春耕的稻田中鋪著毯子似的紫雲英，有調皮的同學會故意假裝失足滑到田裏，趁勢打上幾個滾，讓老師哭笑不得。我還算是比較聽話的學生，但從來沒有得過“三好學生”的稱號，因為“三好”中總缺少紀律好。

學校的教學也是十分嚴格的，五年內要學完六年的課程，平時的教學便比其他學校緊張得多。好在大家都是寄宿生，便有早自修和晚自修。不像現在的義務教育，那時學校實行嚴格的升學製度，幾乎每屆都有因為考試不及格而降到下一屆的留級生。

許多事情已經淡忘，但有幾件事一直不會忘記：

一次早操課後校領導講話，居然表揚我製止了媽媽的迷信活動，引得全場哄笑。我媽媽也是老師，哪裏會相信迷信啊！一定是張冠李戴了，但我無從解釋，感到委屈極了。上次同學聚會，居然還有同學記得這件事。

我在班上年紀最小，也算老實，一般是不和人打架的。可有一次不知怎麼和陸軍打起架來。眼看著我占了上風，情急之中他死命拉我的耳朵，居然拉扯開一截口子，鮮血直流。老師慌忙把我送到醫務室包紮。那天是周六，我下午就回了家。為了免遭父親的打罵，我故意用頭發遮住傷口，並盡量躲著爸媽，到最後也沒被發現。這傷疤現在還在，也算是虛驚一場，假如是現在，學校就要被追責了吧？

那些年，雖然學校裏能吃上比外麵孩子好許多的飯菜，但還是常常有饑餓感。曾經有一次和一位同學爬進學校東北角的儲藏室，偷過幾塊雞蛋餅幹。還有一次，見一位家境較好的同學從家裏帶來不少冰糖，因為嘴饞偷吃了一塊，最後居然被發現了，並被告到家裏。周末回家，膽戰心驚地準備挨爸媽一頓打罵。想不到爸媽批評了幾句後，竟從街上買了一包冰糖來，讓我們兄弟倆吃了個夠。記憶中，那是家裏第一次買冰糖，我也看見了媽在批評時眼角晶亮的淚花。

小學畢業後，我們填寫了中學的誌願。那時的中學都是完中，我填的三個誌願，按序是龍山中學、東山中學，最後才是滸山中學。那時年少氣盛，隻想著能離家遠些，能夠獨立生活。可正當我們憧憬著未來的中學生活時，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的升學願望全都成了泡影。

小學期間的部分成績報告單

開始階段我們還沒離開學校。那時，原本平靜的校園內一片硝煙。社會上公開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班裏的同學分成了兩派：那些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出身，所謂根正苗紅的同學組織了“紅小兵”；參加不了的同學自立門戶，成立了一個“紅色風暴戰鬥隊”。兩個組織沒幹啥好事，隻是幫襯著把陳老師打倒了，還分別走過一段“長征路”。那時，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都開始了“大串聯”，除了去井岡山、延安等革命聖地，大都奔向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見。班上那些“紅小兵”們的目標就是北京，可隻走到上海便打道回府了。我們“紅色風暴戰鬥隊”比較實在，目標是寧波。我們背著行李，腿上打著綁帶，在陸士英老師的帶領下走到了餘姚，再扒上去寧波的火車。車廂裏非常擁擠，連行李架和座位底下也全是人，沒地方站，隻能擠在廁所裏。半途，我因為缺氧，竟然暈了過去。到了寧波後，找到了紅衛兵接待站，被安排在地委黨校的大禮堂，在草包上安營。所謂的“大串聯”，根本沒事可做，每天四處亂竄。當時寧波隻有七條公交車線路，憑著“大串聯”的證明可以免費乘坐。於是我們就整天乘公交，有時候乘到頭也不下車，就來來回回地乘。聽著很無聊，但那年我們還隻是十一二歲的孩子啊！膽子夠大吧？

“串聯”回來，我們還在學校裏混了一段日子。記得曾在一間貯藏室做了個堡壘，每天聚集在裏麵。我們把所有的門窗堵死，進口隻剩一個窗洞，隻有我們這些孩子才進得去。以防萬一，還準備了一根長竹竿防止老師侵入。可惜沒過多久，我們的戰鬥生活就結束了，全體回了家。所有的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我們小學畢業，又上不了中學，在家足足待學了兩年。後來的兩年初中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真正讓我們在“文革”結束後，能在社會上生存和拚搏的，還是那五年小學生涯的文化基礎。

小學時獲得的部分獎狀

實驗小學在經曆了風風雨雨後依然存在，但早已麵目全非，那輝煌的校史上估計早已經把我們遺漏。校名曾改為反修小學、印刷廠五七小學、滸山鎮第三小學，校址遷到滸山小學旁邊，後來恢複實驗小學的校名後，搬到了現在的校址。老校舍後來成了滸山中學，再後來又全部拆除擴建成現在的第三實驗小學。那老校舍的模樣和那裏曾發生過的許多故事，成了我們這些人永遠的記憶，“一條龍”的別稱更是早已被人們遺忘。

1966年6月小學畢業照，後排左起第八位為作者

1973年開始，每年中秋，我們班的部分同學一定會相聚在一起，談得最多的，當然是那些年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和永遠不會忘記的師恩。

2010年6月